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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侍从室的用人之道论文参考文献：
为适应执政、独夫集权的统治需要,于1932年成立了专为他服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因委员长一直由担任,这一机构也被称为侍从室.侍从室不仅可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还直接秉承的意旨办事,权力极大.凡下面需呈报情况、打通环节,最便捷的途径即通过侍从室：而从侍从室离开的人员,也大多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当然,进入侍从室的门槛极高,对侍从室人员的选拔任用有其独到之处.
一、选贤举亲,标准严,亲自挑选
侍从室内部分工明确,构成了一个严密有序的整体.在成立之初便明确了其职责：“在委员长驻留时与军委会办公室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传达,在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以资佐助.”实际上,侍从室的职能比此要宽泛得多.在选拔侍从室人员时并无明确的标准,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愿来选用的.
选择侍从室人员的标准极高,有‘黄、陆、浙”三道门槛之说.第一道槛：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第二道槛：是否为陆军大学出身：第三道槛：籍贯为浙江的可优先考虑.他还会重点考虑候选人在蒋家政权中的服务年限、表现如何、保荐人是谁等.故而,大部分侍从室人员要么是的同乡,要么是他的“孛生”,要么是对他忠贞不二的心腹.通过层层考察选拔,可以找到对自己忠心的“亲人”,将其安排到手握重权的侍从室为己所用.
侍从室的秘书人员,大多数是曾留过学并获得硕士、博士等学位的人.如毛庆祥、汪日章曾留学法国,徐道邻曾留学德国,王尤生曾留学日本,李惟果曾留学美国,俞国华先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后在英国获博士学位等.他们既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懂外语,能翻译英、法、德、日、俄等国的文字.秘书群体文化程度高,体现了用人之道的一个方面：网罗一批有才学、有政治见识的少壮知识分子,委以秘书名义,为他研究各类社会问题,供他施政提供参考.不仅如此,他还网罗国内一批具有宣传、撰文专长的知识分子加入侍从室.因不善文字,而他的对手文字造诣颇高.为弥补自身发文宣传的弱势,十分器重“文胆”陈布雷.陈布雷在侍二处主任的位子上长达十年之久,为草拟了不少文字公告,尤其是抗日战争以后发表的各种演讲宣言等大都出自陈布雷之手.
用人的重要标准是必须对他忠心耿耿. 因侍从室是身边的一个亲信工作部门,是实行日常统治的权力机关,故而“忠诚”与否极为重要.但此“忠诚”是对忠心,他要求侍从室人员竭尽忠诚、坚决服从,其他皆为次要.即使道德败坏、声名狼藉,也可视而不见忽略不计.如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贪财,世人讽刺其为“钩大钱”.1938年,在重庆遭受日军轰炸时,他利用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之便,私吞军费,大发国难财,罔顾重庆人民安危.被揭发后虽一度被严惩,但因其是嫡系,又对忠心耿耿,于是不久后便获得重用.侍一处主任相当于的军事幕僚长,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这一职位更替频率较高,但钱大钧和林蔚在职时间均很长.之所以对钱大钧极为重视, 是因为钱大钧对忠贞不二、竭力尽忠.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他的部属,即使是嫡系亲信也无绝对信任.他常常通过侍从室的情报活动对侍从室可疑人员进行监视和控制.
对候选人经过重重筛选后,还要亲自考察,直到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决定.即使是对参谋、秘书、机要、警卫等基层人员的考核,都要亲自查看审查表、当面谈话考察,从不假手于人.而对于像侍二组、侍四组这种核心幕僚机构人员的甄选,更是慎之又慎,“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二、更新频率高,任期长短大有学问
在侍从室的人事配备和任免上,的手段十分高明.以侍一处、侍二处骨干人员的任免来说,侍一赴更替频繁,主任一职在十年之间七易人选.除钱大钧和林蔚曾两度出任之外,其他人任期一般仅为1-2年,最短的一任任期只有3个月：而侍二处则比较稳定,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十年一贯制”,从未更换,甚至各下属组长的任免这十年之中也变动不大,如侍四组组长陈方、侍五组组长李惟果和侍六组组长唐纵,皆一直担任组长职务.
侍从室内部机构领导职务的更替是大有学问的. 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侍一处主管军事、情报业务,对内联系军委会各部,对外联系各战区发布的军令,是名副其实的军机处,侍一处主任相当于的军事幕僚长.如曾两度担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在离开侍从室之后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林蔚离开侍从室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令部次长.虽然侍一处主任任期短,但在他们离开侍从室后都会安排他们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地位极高.他们通过在侍一处的历练成为的亲信,继而渗透到各机关要害部门.因此,侍一处的主管不但必须是亲信,而且不能有常员,否则就会有人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而就会有被越殂代庖、被人架空的危险.因此,侍一处主任之职更替频繁实为必然.
相比于侍一处领导的更迭频繁,侍二处人员的稳定源于其工作内容的稳定.侍二赴负责政治、党务、秘书业务,工作人员大多为熟悉本部门工作、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踏踏实实搞文字办业务的笔之吏,相对于侍一处的“军事武将”,侍二处的“文弱书生”更易于被控制.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淡泊名利、不拉帮结派,深受的信任.1927年邀请陈布雷留在身边为己服务,当问及应授予陈何种官职时,陈布雷便言：“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再加上文字功夫欠佳,对文人十分敬重.故而,陈布雷担任侍二处主任之职达十余年之久.
因侍二处侍五组人员较少,无法处理高级行政主管人员的管理、任免等繁琐事宜.1940年,陈果夫秉承的旨意建立了侍三处,主要掌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讯、调查等事务.由于侍三处工作内容的稳定性与存在时间较短,主任一直由陈果夫担任,人员变更较少.
统观侍从室的三个处室,除侍一处外,其他二处人员变动不大.因侍从室成立的初衷即为服务,这与清代的军机处、袁世凯的政事堂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要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还要防止其权力过大、越俎代庖,故而对人员的安排十分重视.
三、待遇优厚,纪律严明,恩威并施
众所周知．侍从室是位高权重的中枢机构,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堪比统治国家的“内廷”.作为的心腹部门, 自然深得的照顾”.
首先, 待遇优厚.如侍一组,不论是文职还是军职人员,每月除了工资外,还能领到本人工资数额2/3的津贴,吃住一律由公家免费提供,夜间加班另有夜宵,每两年发给呢料和哔叽料中山装各一套,逢年过节还有额外赏赐.这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是令人极为羡慕的.除此之外,还经常颁发勋章、奖章作为精神奖励.还经常邀请侍从室中、下层职员及其家属参加“恳亲会”、会餐, 蒋氏夫妇亲自与职员亲属中的长辈握手问好,并向在座各位敬酒,最后每人分送一包食品作为礼物.这样做使与会者受宠若惊,日后他们会更加勤勉工作,家属亦甘愿支持亲人在侍从室工作.
因实行的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统治,批阅文件、会见宾客、出席重要会议等工作甚是繁重,这也决定了不可能顾及侍从室的每个成员.为避免顾此失彼,他会在每周安排一次工作晚餐,邀约高层官员或学者、名流、社会贤达共进晚餐,利用吃饭时的交流机会,或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向他们咨询问题,以便为决策提供参考.每一次, 侍从室主任、组长或主办秘书都会应邀参加,以便在这种场合向大家学习.这种西方国家“厨房内阁”式的工作方式,也是抚慰下属、笼络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
其次．因部分职位任职周期较短,侍从室人员一旦外调、离开侍从室,都会帮其提升一两级任用,以示对这些“内廷臣仆”的特殊恩宠.如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后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切、林蔚恬曾任国民政府军令部次长）、张治中（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匐、贺耀祖（后曾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商震（后曾任国民政府参军切, 离开侍从室后都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 将侍从室培养出来的人才安排至党、政、军各界,如同将的耳目安插到国民政府的各个角落,更有利于的统治.
当然,享受重大恩宠必须付出相应代价.侍从室内部纪律严明,经过十余年的改建完善,形成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如规定内部人员不能同外界接触,不能随意发表言论和文章：严格统一着装、佩戴证章（保密人员除夕㈠,上班不可迟到早退、随便请假.与国民政府中其他机构的懒散松垮相比,侍从室纪律严明、作风严谨.如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在早年作为新闻工作者时,名震《商报》 《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社,以“布雷”“畏垒”之名所著的社论文章常见诸各大报纸,笔锋犀利,言辞直击当下时事弊端.白跟随后,作为的撰稿者及发言人,陈布雷完全按照蔣介石的指示行文,也从报纸新闻行业脱身,全心全意服侍.如西安事变之后,命陈布雷撰写《西安半月i西为其正名,即使陈布雷通过亲历者得知了事变的真实经过,最终也还是遵从的意思歪曲了事变,以虚言美化了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与经历.
成立侍从室的目的就是为个人统治服务,这便决定了他必须网罗一大批有才之士为己服务. 在当时战乱频发、贫穷落后的年代,支持重视人才、重用高级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具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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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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