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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读契诃夫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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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瑞典人把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侨居法国的俄国作家蒲宁.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珀·霍尔斯富尔姆在《授奖词》中这样评价蒲宁:“在他的信仰中仍保留着一点:他对俄国土地的热爱.在这些中篇小说里,他几乎从未用过这样绝妙的手笔来描绘他那奇异的农村.他这样做,似乎为的是保存自己,使自己在看到一切丑恶和虚伪之后还能再次自由地呼吸.”⑴ 这位权威人士的评述,不仅是对这位俄国流亡作家小说作品的艺术性给予称道,更像是对天才作家的艺术思想给予深深的理解和认同.

喜欢俄罗斯文学的读者们知道,蒲宁是俄国作家中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出版的回忆录《契诃夫》中,写了一句提醒世人要好好理解契诃夫的话,即:“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真正认识契诃夫” ⑵ .时间的河流,又穿越了60 多个春秋,直到今天,作为契诃夫的朋友,蒲宁留给世人的这句话,仍留有“尘埃未落定”的遗憾,蒲宁不但是契诃夫的朋友,还是他文学精神的传承者.比契诃夫小十岁的蒲宁,后来凭借他的“俄罗斯乡土诗意”的文学作品征服了万千读者,征服了世界,这其中不能排除契诃夫文学作品对他的巨大滋养效能.我们知道,契诃夫是蒲宁的文学前辈,其文学成就早于大于蒲宁.作为同时代的两位大作家,尽管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对人生的认识,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可他们的文学风格却大相径庭,文学成就亦各有千秋,在他们先后离世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多世纪后,他们的文学作品,仍在各不相同的角度影响着当今的生活,他们的文学精神仍在漫长人生隧道里,烛照着当世人的心灵.

世人在欣赏其文学作品、汲取其文学精神的同时,对两位俄罗斯作家作品的评价也有很大不同.蒲宁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具有世界公论的、成就令人瞩目的大作家,与蒲宁相比,他的朋友契诃夫的文学作品,尽管在世间常出不衰,各种翻译版本遍布世界,研读者汗牛充栋,效仿者如英国作家伍尔夫、曼斯菲尔德,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直到201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等,都曾自觉地以契诃夫为先师,向契氏摹学其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皆成了世界级的著名作家,可见,契诃夫的影响何等巨大.

当年,契氏的文学成就一路飘红,他当时曾宣称自己小说的生命期是七年,经过时间和读者的考验,其小说不但没有受到冷遇,却在当今世界仍保留着庞大的读者群,这点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他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成了世界文学的经典,其人文思想和艺术价值,仍在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规范、精神理念.其实,诚如蒲宁先生所言,当今的人们并没有对契诃夫小说的社会及人生内涵做到真正认识、真正理解,这不能不令我深思,那么,要想真正地理解和认识契诃夫,简单的路径只有一条,就是重读他的小说作品.今年7月15 日,是契诃夫逝世110 周年,在此时重读契诃夫的小说,重识契诃夫的文学思想,创新理解其作品所饱含的人文精神,似有别样的意义.

概括起来说,世人对契诃夫小说作品思想内涵的认同,集中在国人对契诃夫小说的评价上,为数不少的人偏重对其小说艺术性的理解,却忽略了对这位作家以其艺术技巧包装思想的深层人文精神的评价.在当代中国百年文学史中,对契氏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数量较大,但对其读解的文字却少有创新和突破.

我国文学评论界对契诃夫艺术思想的定位,没有跟上时展的步伐,相反其结论却是定型的、凝固的、甚至是僵化的.这必然会影响国家教育部编选契诃夫小说作品入选教材的类别和品质,教材中收入其讽喻性风格的短篇小说篇幅较多,如《变色龙》、《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等,皆以“讽刺性”之概括,而固化了其丰富性,皆以“幽默性”之特点,而遮隐了其敏感性,皆以“辛辣性”之特色,而否定其温暖性,皆以“简洁性”之风格,而弱化其深厚性,由此,就造化了一种中国式的误读,好像契氏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除了“幽默与讽刺”外,就极少有其他文学价值了,好像契诃夫也没有资格同那些著述长卷的、重量级的大作家相比了,俄罗斯本国的比不得普希金、托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外国的比不得莎士比亚、卢梭、歌德、泰戈尔、卡夫卡等.

我在大量阅读契诃夫的小说后,得出一个结论:一位享誉世界的大作家,仅靠幽默与讽刺一种风格,欲想立足浩瀚星河的名家之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如若把其作品仅概括为“简洁”作为标识,并加以赏之,那么这就等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学大师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就不以“单薄”为伍,“薄”是所有经典作家均排斥的,文学作品只有超越了“薄”,才能生发出真正的文学性,文学性不是“简洁”的代名词.

我们知道,没有深广的艺术含量,没有厚重的文学思想,没有暖化人生的积极作用,任何人枉费心机,也无法将自己的浅薄之作变为宝石,更不可能把自己镶嵌在文学的王冠上.多年来,我在持续不断地阅读契诃夫的小说作品后,认定其小说的艺术性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在他向读者讲述的不同层面的各类故事中,在他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在他挖掘的多意项主题中,我深为契诃夫的艺术构思、人文思绪所折服.

大作家契诃夫创造了众多小说人物形象,人文参阅价值极其深刻,其小说不在于仅仅讲故事,而在于他把平凡人物,同广深社会生活相融联,并赋予其深层的人性之美,让人物命运撞击读者心灵,以此来升华文学之大美,这是契氏小说迄今饱藏恒久魅力的关键.

我读短篇小说《哀伤》,被这冷艳而悲惨的故事打动了.看似很小的故事,却涵盖了镟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不凡的一生,写出了小人物的“大”人生,这是自然情境同人物心境完美融合的典范杰作.人生中良性发展的机会本来就不多,有人甚至一生偶遇一两次,或终生与这类机遇失之交臂,人们在遭遇不可逆转的悲剧时,必然想重振精神,重走人生,然而,时间之舟已把他载至暮年,来日无多,一切已来不及了——难道这样饱含哲理的人生是小意境么?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哀伤”是不可小视的大人生.

大师这支“冷静”的笔,写活了老镟匠的精神走向,其浓彩深描,让读者心灵为之震颤,产生了与小说人物同来承受命运苦难的共鸣.作家捕捉主人公情绪的瞬间变化,沿着“职业、沉重、悔悟”的精神线索“掘”下去,老镟匠的悲剧,即在无意间形成了.看上去这故事并不完美,却恰恰成全了小说的艺术之美,其创作技巧抵达了无人企及的高度.作家契诃夫实现了深掘人生,解构命运“真”与“痛”的超大目标,其小说贵在让读者参悟人物精神巨痛的同时,又冷静地葆有暖色:即将落山的太阳仍是温暖的.

1894 年,作家契诃夫写完了最富诗意的中篇小说《黑修士》,小说的主人公柯甫陵,是位年轻的哲学家,由于过度思虑,过度劳累,患了忧郁症,他总觉得有个黑衣教士向自己走来,与自己进行心灵及精神的对话,甚至他还为自己指点迷津,称柯甫陵是天才,于是他便觉得自己非凡夫俗子,进而确信自己,是以拯救人类为己任而存在世间的超人,他最后的崇高目标,是让自己走向了虚无的毁灭.

柯甫陵坚信自己是上帝选中的人,是天才,他想“为永恒的真理服务,站在那些提前几千年使人类进入上帝之国的人们中间,也就是站在使人类避免几千年斗争、犯罪、痛苦的人们中间,为思想献出一切,包括青春、精力、健康等,为公众的幸福不惜一死,这是多么崇高、多么幸福的命运啊!.”⑶当他这些脱离实际的崇高,与平庸冷漠现实发生强烈冲突时,社会就必然“导演”了柯甫陵的一场人生悲剧,他先是待守田园,后又自毁了爱情和生活.

这篇小说发表前的1893 年12 月,契诃夫写给朋友苏沃林的信说这个故事“描写一个害了自大狂的年轻人”⑷,1894 年1 月契氏再给这位出版人朋友写信强调:“《黑修士》是我在冷静地思考、摒除任何忧郁思想的情况下写作的.”⑸显然,作家对这个形象的刻画塑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严肃认真的,因此可以认定,这个人物形象必然蕴含着作家要表达的丰富内涵,他力求告诉我们,人的精神不能陷入荒芜,而培育人精神成长的是人和社会,人生如果离开这两者,就必然堕入俗人生之套路,成为行尸走肉.

人的精神更需要塑造,《黑修士》是契诃夫第一次在作品中涉及超自然的领域,是其独具深度的作品之一.前苏联时代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安·屠尔科夫写到:“《黑修士》这部中篇小说可以说是大胆地把复杂的问题‘诉诸公判’的范例.”⑹ 他还说:“我们看到的是:契诃夫在《黑修士》中为艺术家捍卫了一种权利:广泛地和有诗意地‘提出问题’ 的权利.”⑺ 作家不能像政治家、哲学家,在那里给人家讲大道理,契诃夫是靠柯甫陵这样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看法的.

契诃夫通过柯甫陵的故事,告诉人们:无良好精神做支撑的生活,人与动物就没了区别,那是活着,而非生活,这如同星月在宇宙间没有运行轨迹,丧失了创造,丧失了闪亮瞬间,丧失了乐于甘苦,生活于他而言,即等于关闭了所有灵光闪耀的门,这种人生如漫漫长夜,如紧锁自由的铁窗,若不去全力冲破,必然被湮没.

契诃夫找到了“黑修士”柯甫陵这个虚而又实、性格扭曲的人物,即等于找到了“这一个”的最佳支点,其艺术效果是“形象大于思维”的.这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具思想深度的小说之一,它可同《第六病室》相媲美,*生活如火眼金睛、黑白分明、一语破的.大师创造的这个典型人物,其艺术性和精神含量,可久供后来者思考

契诃夫1895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三年》,写一个年轻商人拉普捷夫对生活、爱情的三年感受,故事的第一个内涵似乎在告诉人们:被沉闷而灰暗的气氛笼罩的生活,必须走开,必须离去,人不是动物,不能圈养,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必须冲破物质的牢笼.故事的第二个内涵似乎在说:生活和爱情是两码事,没有爱情,生活亦可进行下去,而葆有爱情,却不可能来自单方,对渴望爱情的人而言,受伤最深的是不能被爱的心灵.

青春过后,失却的爱情是可以重拾的吗?契诃夫的这篇小说似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生活把拉普捷夫、尤丽雅两人捆绑在同一条船上,面对平淡、琐碎的生活,他们首先要学会适应、学会互助、学会相融,要让这样的努力持续下去,也许他们还能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爱情……然而,小说没给读者这么完美的结论,拉普捷夫对尤丽雅的爱是真心的、真诚的,而作为妻子的尤丽雅,内心深处却缺少对丈夫的爱,她是现实生活的维护者,却不能成为爱的拥有者和所有者,就她的生命而言,这确实是一种残酷的存在.在平庸漫长的日常生活中,维持无爱的夫妻关系,无论是对单方有爱的拉普捷夫,还是对心中无爱的尤丽雅来说,都是走向极端的折磨,其悲剧的辐射点,在于双方内心爱情的真挚程度,当这种情感被漫长的岁月吞噬殆尽,他们爱情的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足够的延伸时,其生命就已走到了终点——这向善精神的泯灭,无疑是人生的最大悲剧了.

拉普捷夫是作家契诃夫创造的对现实生活持有反叛精神的艺术形象,同时,他还是被平庸生活不断改变、不断淹没的人,他从拥有新生活、新思想气息,到走向传统、走向平庸,遂变为旧生活的维持者,这个角色的巨大转变,是精神落差的超本质巨变,是社会对人生的毁灭性打击,等到这场最后的悲剧将闭幕时,一个新的时代就可能随之到来了.

评论家安·屠尔科夫认为,小说《三年》的构思,从开始就是独特的,他说:“小说描写的中心是:整个俄国现实和俄国历史中发生的真正困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悲剧性的转折如何曲折地反映在人的遭遇之中,反映在生活最隐私的方面.” ⑻这篇被作家契诃夫自称为“取材于莫斯科生活的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一个设问:陷入庸杂日常生活的拉普捷夫,算不算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了呢?当我们把整部作品读完,结论自然得出:这个忙碌了半生的中年人,拥有家庭,拥有生活,拥有工作,却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这是他精神世界的重大缺失.在故事结尾,拉普捷夫和妻子“视察”到皮亚特尼茨基街后,情绪被那里衣衫褴褛的老人,陈旧的房子及“被人抛弃的景象”所困扰,精神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幻灭和沉沦,至此他才认识到自己人生的盲目、茫然,他正面临着和自己的肉体一样的命运,直至衰亡、消逝.于是,这位丈夫哀惋地对妻子说:“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仿佛我们生活已经完结,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过一种灰色的半死半生的生活了”⑼ .在这对夫妇窃窃私语中,我们就已悟懂了这个故事的真正涵义:无爱而平庸的生活,即使波澜不惊地活下去,亦是难以挽回的人生悲剧.

1895 年4 月20 日,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对这篇小说给予积极评价,他写道:“拉普捷夫是在我们生活中随处都可以遇见的活生生的、可以触摸到的典型.他是黑暗王国的直接遗产,是它的合乎逻辑的后果.”⑽ 作家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挖掘,投入大量心血、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写得完整透彻,其艺术价值超群,人物内涵丰富,让后来者望尘莫及.

契诃夫另一名篇《渴睡》,容量可当长篇看,这不是虚夸推崇,其精妙处在于巧用小女孩保姆瓦尔卡渴望睡觉的“主体情绪”,顺向引出其精神走势,重点烘托出现实世界的冷酷,家庭贫困,命运孤苦,同孩子期盼美好的主观情绪形成强烈冲突,让读者看清了贫困生活,对孩子纯净心灵的绞杀过程.

作家围绕着瓦尔卡生理上欲睡不能的困惑,用悲悯的文字寻找其精神跌落的必然性,小女孩被困境挤压的悲剧之源,即现实中不允许她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自由,而当其肉体难承重压时,精神和命运的悲剧,即在遂不及防中降临了……瓦尔卡担心自己真睡着了,会被主人殴打,便强制自己不睡觉,相反摇篮中主人家的娃娃却睡得极香极甜,这对困乏难耐的十三岁女孩而言是不能逾越的诱惑,于是作家描述了孩子凄美的幻想:“她看见乌云在天空互相追逐,跟孩子一样地啼哭.可是后来起风了,云散了,瓦尔卡就看见一条宽阔的大路,满是稀泥;沿了大路,一串串的货车伸展出去,背上背着行囊的人们在路上慢慢走,阴影摇摇闪闪;大路两旁,隔着阴森森的冷雾可以看见树林.忽然那些背着行囊、带着阴影的人倒在烂泥地上.‘这是为什么?’瓦尔卡问,‘睡觉,睡觉!’他们回答她.他们睡熟了,睡得好香,乌鸦和喜鹊坐在电线上,像娃娃一样地啼哭,极力要叫醒他们.”这并非直观写女孩的感觉,而是借助奇特想象来增厚那无以摆脱的渴望,小说营造的气氛集中在“疲劳”上,集中在难以遏制的“渴睡”上,这为瓦尔卡怪罪摇篮里的娃娃埋下了“伏笔”,这动态推进式的描写像层层“剥笋”,直到女孩精神崩溃、悲凉情致无以伦比时,作品艺术感染力即刻顿增百倍,小说也随之闪闪发光了.

这类看似“无故事”的小说,支撑全篇的是情绪回环与延伸,契诃夫恰是这类创作的圣手,其字里行间彰显着短篇巨匠的才华:云能哭,乌鸦、喜鹊的叫也如“娃娃的啼”,这种极致氛围把这篇小说推向……人们靠想象来放飞精神,当自身的企求难以实现时,就必然用想象去收获渴望,让倍受煎熬的精神或释放或升华,它饱含了特定环境中的宏大精神世界,即袖珍文字里藏真金,小人生解构大世界——这是契诃夫小说的魅力,只有大师能为之.

契诃夫发掘人物形象的价值,不在于他仅仅讲故事,而在于他赋予人物极深的艺术内涵,把平凡人物命运的“光点”亮给读者——这是其小说作品一百多年来依然能征服读者的奥秘所在.

一位优秀作家,具有思想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的兼容要素,这点在契诃夫小说作品中显现得尤为充分,小说是他表达人生看法、发掘人文精神的最佳“器皿”,其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多悲喜交加,饱尝人间冷暖,包纳人生百态,其性格或忧郁、或猥琐、或明媚,其命运或悲悯、或温暖、或消亡,其生命走势,皆反映了人类进程中的复杂性、丰富性、广深性,这些看似小说里的生活经验,仍能给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借鉴、思考.

1893 年,32 岁的契诃夫,写了篇不太引人注意的短篇小说,这就是发表在1894 年2月6 日《俄罗斯新闻》上的《洛希尔的提琴》,这篇仅8000 余字的小说,写了七十岁的老棺材匠亚科甫(青铜)在妻子玛尔法病死后,拉着小提琴反思自己人生的故事:逝去的时光不再来,失去的爱妻不再有,尝到生活的孤独和悲苦后,他在自己的琴声中,反悟早年对妻子麻木不仁、对平庸生活的消极度日、以及对命运失误的后悔彻悟——许多铭心刻骨的“悔”,常在美好逝去后才被渐渐悟出来,这同多数人的“悟”相同,但作为人物艺术形象,典型人物的“这一个”——亚科甫的亮点就不同常人了,在温惋琴声(特定时刻的情感)中感化的却是自己,还有来自内心的幡然醒悟:世事沧桑、半生庸碌,曾拥有爱,却不珍惜,如今斯人已去,自身已老,逝去的一切不可能再重来——这是藏在人物背后的人生哲理.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契诃夫抓住了亚科甫的三种情绪变化来写:其一、五十年的夫妻生活平静如水,对妻子的爱他没感觉,意识里认定“生活就该是这样”;其二、失去妻子玛尔法后,他再拉小提琴的时候,心中升起异样的变化,即对妻子的忏悔;其三、从对犹太人洛希尔的烦,到由琴声引出他对失却爱的深思与反悟,遂变为对其产生怜爱,直到最后把宝贝般的小提琴赠给洛希尔.老棺材匠亚科甫灵魂深处的转变,是伴着撕心裂肺的“阵痛”走完全程的,这从烦到悔、从悟到爱的转换,使本篇小说的艺术性达到“点铁成金”的理想效果,进而推演了这段爱痛交加的人生故事,实现了由悲悯到忏悔的“无情节冲突”式的悲剧效应,于是木讷的亚科甫,终于“悟”来了自己人生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觉醒,他在“河畔柳下沉思追悔”的描述,是全篇,他悔当年没借助身边的河来捕鱼、拉琴、运货、养鹅赚钱,他悔“生活白白过去,没有一点好处,没有一点欢乐”.

作家结合亚科甫的悔,写出六个呐喊式的“为什么”,把其内心的“痛”推上极致,犹如刀噬心扉,呜咽低泣,声泪俱下,感人至深,大师是这样写他的痛与悔的:

前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望,往后看呢,什么也没有,只有种种损失,而且是可怕的损失,简直叫人浑身发凉.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好好生活,避免这些损失呢?请问,为什么人们把桦树林和松树林砍掉?为什么牧场白白荒芜?为什么人们老是做些恰恰不该做的事?为什么亚科甫这一辈子老是骂人,发脾气,捏着拳头要打人,欺辱自己的妻子呢?请问,刚才有什么必要吓唬那个犹太人,侮辱他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妨碍彼此的生活呢?要知道,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多可怕的损失呀!要是没有憎恨和恶意,人们之间就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了.

这是老人冰冷的心田溶解的第一滴雨露,这是老人幽暗世界射进的第一缕阳光,这种冷与暖的转换,让我们伴着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反思与诘问,产生了心灵的共鸣,进而反悟人生,善待人生.

接着,契诃夫写了亚科甫的“三次拉琴”与“两次落泪”,这是让他在悟中感受痛,在痛中感受醒的过程:第一次是夜间,他恍惚看到逝妻玛尔法“像口渴的鸟儿”在眼前晃动,辗转难眠,几次操琴而鸣,似为失却的爱而低泣.第二次是他病后感到自己人生大限将至,从诊所回家后“一看到提琴,他的心就揪紧,他舍不得死了”——出于对生命的留恋,才有这样的悔:“他一面想他那白白糟塌掉、充满损失的一生,一面拉那把提琴”,他把心里的痛“拉”出来,流泪成了他悔悟的释放……第三次是洛希尔请他去婚礼上拉琴,他因病重不能去,就“又拉提琴,眼泪从他眼眶里迸出来,滴在提琴上”,这曾经冷酷麻木的汉子,其眼泪也能非凡地一“迸”,预示他的人生绝唱将到来,神甫来听他临终忏悔,他居然想到了“玛尔法不幸的脸色和犹太人被狗咬的绝叫”,而后他做出了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决定,将自己的提琴送给曾看不起的穷人洛希尔——这是亚科甫生命最美丽、最温暖的绝唱.

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的虚构,完全是以真实为基础的,他的文章能产生立体镜的效果.他遣词造句像是信手拈来,他像印象派画家一样,能通过挥动画笔,取得最佳效果” ⑾.这“赠琴化善”的细节,是大师的神来之笔,它点亮了老棺材匠此前不曾见到的人性向善的精神旅程,促成了人物形象的完美统一,于是乎老亚科甫的形象,亦完成了由外向内、由物质向精神的升华——人生明于思悟,人生醒于感恩……文学铸造美丽,文学更能化腐朽为神奇.

契诃夫的著名短篇小说《宝贝儿》,也是托翁最激赏契氏的“十佳小说杰作”之一.这篇小说灵光耀眼、大师笔法突显、尽展契氏风格,其高妙处在于抓住了女主人公精神“突变”、命运“陡转”的情态走势,恰到好处地写出了由“喜剧”到“悲剧”的全程转换,格调忧伤而不失温润,成功塑造了“悲喜终归皆向善”的典型人物奥莲卡,这个多情善感的老板娘形象,是契氏小说家族中的一块耀眼夺目的瑰宝.

年轻女人奥莲卡命运不幸,上苍让她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嫁给三个男人,他们是剧场经理库金,木材场经理瓦西里,军队兽医斯米尔宁.命运让爱她的人和她爱的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或离开或再归来,客观上充当了她精神的毁灭者和重塑者.奥莲卡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原本是简单充实的,因为她的心中有爱,便对属于自己的男人倍加珍视,当丈夫们离去时,她的世界崩塌了,在失去两位丈夫的长久伤痛中,她的爱在兽医斯米尔宁的怀中刚刚醒来,兽医又随军队开拔离她而去,爱再次出现真空,她无法活下去了,她“简直是孤苦伶仃了”,此时作家以同情怜悯的情怀写道:“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事物,也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事物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作家情绪舒缓,心怀温馨暖意,其笔触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既对奥莲卡奇妙变幻的生活感到无奈,又让人们感到这时的作家就“含泪”站在奥莲卡身边,对女主人公执着于爱的多变人生、波折命运饱含同情理解.在作家看来,追求情爱*无可厚非,这是普通女人渴望幸福的正常心路历程,当生物之爱和精神之爱相依相融时,绚丽温暖的人生即已启航——这是契诃夫创造典型人物奥莲卡的精神支点和哲学依据.

契诃夫技法娴熟,仅用四个表现方法,就将奥莲卡活灵活现地立了起来:一、着重挖掘奥莲卡的精神世界——有爱人就能平静幸福地生活,没爱人生活就孤苦,心中就充满渴求;二、着重描摹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突出写了女主人公不同的婚后生活,其形象自然而美丽,失去丈夫后遭遇打击,精神萎靡,其形象失落而粗陋;三、着重刻画普通女人的善良、情爱、母爱——写得细致入微,催人泪下;四、追着奥莲卡的感觉,贴着心灵写其精神情感的深层变化——把人物的乐与忧,同生活变换融为一体,让暖意的文字引导 读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成为其精神世界里最亲近的感受者.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奥莲卡每每为自己的爱情而感到幸福的时候,打击她的重磅炸弹也正是爱,第一个丈夫库金客死外乡,第二个丈夫瓦西里突然殒命,这等轮番“轰炸”,命运逆转,让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魂”,让她堕入了冷僻无爱的荒原,痛失情爱的残酷现实,让她变成人见人怜的寡妇,她对生活丧失了信心,她的“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奥莲卡是热爱生活的人,她须臾不能离开爱人,有丈夫的爱,她的日子就过得兴致勃勃,失去丈夫的爱,她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即生满杂草、一片荒芜.作家借助奥莲卡的故事,提请人们重审生与爱、得与失的精神含金量,告慰我们:有爱情作护佑,既使岁月平平,亦是完美人生,反之,在单桨孤舟的海域里,谁也不可能走得更远.

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我们可以在普希金的诗词中感觉到诗人的,同样,我们也可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感觉到作者的,其中有几篇是美妙绝伦的”. ⑿托翁的美评,没有廉价的夸张,大师契诃夫的短篇杰作的确有金子般迷人的艺术魅力.

1892 年11 月,契诃夫的著名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发表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此前的1890 年7 月至10 月间,29 岁的年轻作家契诃夫,凭着顽强毅力、超人信心,探访了俄罗斯人间活地狱——萨哈林岛,他在岛上,对众多苦役犯深入调查,发放上万张调查表,采访数百名苦役犯,这为他日后写出这篇带有“主义观点”,抨击俄国社会容忍冷漠和邪恶的现实形态的小说,奠定了厚重的思想基础.这篇小说是纯粹意义上的不可多得的“大说”,其思想性已经完全超越了其艺术性,它最明显的特点是“短而深、奇而沉”,即以如此短小的篇幅,承载了深厚的社会主题:“是清醒地活着,还是庸俗地活着” 的这类大问题.

在精神病院昏暗的魔窟中,精神病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渴望精神和思想的交流,由于没有适合自己的交流对象,就同疯子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原法院民事执行官,下简称格)很谈得来,这个举动被外人视为非正常,长此以往之后,人们就认定拉京医生也疯了,他在懵懂中被众人强行关进病室,被当作“病人”遭受,把个好端端的医生强扭成“病瓜”,这是非颠倒的逆转过程,颇具喜剧效果,读者初读时原被这“奇遇”式的讽喻效果弄得忍俊不禁、笑从心底流溢而出.

往后再接下来读,这份意外的“喜剧感”,却在突然间消失了,从视觉到心理感觉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像泡在蒸腾热澡堂里大汗淋漓的人,又猛地被抛进了冷水池,高强度刺激,让人身心惊悸,浑然无措!这个故事和人物命运的“陡转”,让读者和小说的人物皆陷入了“双意向尴尬”的氛围中,读者再无法松弛地笑了,在情绪转换尚未适应的同时,脑神经的“弦”又忽然为拉京的命运畸变而绷紧了,原本处于“统治”地位的医生,瞬间在人字塔顶端跌下来,遂被院方当作精神病患者,拉京由原来自由飞翔的苍鹰,一夜间变成笼中的“病鸟”,这种反差来得太过大太迅猛,故事内外一阵哗然、一片瞠目!不管是作家和他的人物,还是读者和这个故事,都浑然坠入黯然的气氛中,书外书里鸦雀无声,此刻,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谁也没有笑的了,好像自己的灵魂,皆被浸泡在彻骨的冷水中了.

作家为医生的悲苦而生同情,读者为医生遭遇蹂躏而感骇然,医生的苦难与悲哀,群人的愚昧与无知,即是拉京命运突变的大背景,这就构成了那个昏聩的沙俄时代,既是爿害良知的无情黑洞,又像吞噬人生不见血的巨大魔网,这张阴森的网,就罩在这令人窒息的精神病院头上,形成一种高压绞杀力,这让我们想到了群狼围捕孤鹿的危险,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泥沼,面对不可抗拒的黑暗,民众的良知或逃匿、或消散,已别无选择……这是来自心底的悲鸣,这是无以表达的大悲痛,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作家契诃夫的深刻,在《第六病室》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点表现在他重点刻画的三个人物上:医生拉京、疯法官格罗莫夫、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他们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人生走势.

首先是恐惧型人生:代表是疯法官格罗莫夫,格是拉京被认定为“疯”的直接诱因,格是拉京思想相近的“知音”同路人,其行为的前置对拉京后来走向“病态”,有不可避免的导向作用,格爱思考导致了其精神饱受困扰,他愿把外界不利的所有事都与自己联系起来,他相信“美好的时代会来”,但他眼前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与其内心的理想世界矛盾极大,面对过多的思虑他无法找到答案.于是,格罗莫夫长期处于忧虑、烦躁、恐惧中,压力过大,导致其精神崩溃——成了铁笼子里的真正病人,他是那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

第二是帮凶型人生:米哈伊尔是拉京生活中的朋友,但在对人生对社会理解上,他却不能真正与医生有“共识”,他的一些“善举”,如他甘愿充当拉京释放思想的“倾听者”,当周围的人认为拉京露出“病态”征兆时,他主动邀请拉京去外地旅行“调养”,还在此期间还借去了拉京500 卢布当赌资,造成了去职后的拉京生活陷入了贫困.他代表众多人的“好意”,来劝医生入院治疗,这是通往死亡和毁灭的路,他由关爱朋友变成了刺杀朋友的“刀子”.表面看,米哈伊尔的话语、行为颇具人情味,实际上他是医生毁灭的重要外部因素,直到后来他逐步转化为当下社会制度的帮凶.

第三是被围剿型人生:正常的医生拉京常去与病人格罗莫夫交流思想,格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他“似一部供人查考的活字典”,而拉京则是“薪金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且是“最喜爱的是历史和哲学著作”的人,两个爱读书、又都是多有“内存”的人,走到一起自然会有许多话题,这种超出常人的交流,被视为非正常,被视为“疯”的证明,当医生被劝在家病养时候,他对自身处境是清醒的:“我根本没生什么病,无非是落在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拉京说的“魔圈”,就是周围的人(尼基达、霍包托夫、总务长、医士)或社会制度,当这些人和社会拉上手,就形成了合围的态势,拉京变成山中的动物,如一只孤独的公鹿,他周围的众人皆变成了冷酷的猎手,被“围猎”的圈在不断缩小,这圈内的猎物就是拉京,此刻他的悲剧命运已不可逆转了.当一个正常人被强大的社会视为“病人”的时候,他就得为这个社会所驯服,或依附而活,或成为工具,或成为毁灭者.

此前,拉京与米哈依尔就生活与社会的问题,说过的一段话,能*医生的思想脉络,我把它称为作家契诃夫或拉京的“智慧牢笼论”:

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好像关在一个牢笼里,逃不出去似的.确实,他从不存在成为有生命的东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种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要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对他说不清,或者说些荒唐的话.他敲门,门却不开.后来,死神来找他了,这也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因此,犹如在监狱里的人们被共同的不幸联系着,由于聚在一起而感到轻松些一样,在生活里只有喜爱分析和归纳的人们凑在一起,交流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借此消磨时间的时候,人才能不觉得自己被关在牢笼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从这睿智的话中,可以看出拉京是清醒着的,然而,他却不能打开这扇牢笼的门,只得被这无情的牢笼所吞噬——这即是拉京医生遭围剿的苦难命运,他的朋友米哈依尔劝他入院疗病,他心知肚明地说:“……我正在走向灭亡,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在这里,作家契诃夫让读者们看到了躲在苦难背后的东西.

从作家塑造的几个人物看,米哈伊尔是个衬托人物,但其作用却不可低估,他的“杀伤力”,仅次于靠拳头实行“统治”的看护人尼基达、疗病医士霍包托夫,作家推出这个“配角”人物,其真正目的在于告诉读者:米哈伊尔是拉京走向精神死亡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因素,告诫读者,携带毒素的“朋友”成为帮凶,对人类社会进步危害更大.

契诃夫愤怒地抨击沙皇时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当时的俄国知识界对《第六病室》所反映的“新倾向”皆给予积极热情的评价.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艾尔捷尔,批评家斯卡比切甫斯基、名画家列宾等都激赏其精彩、深刻,这些评价尤显突出的是列宾,他在1893 年4 月写给契诃夫的信中极力赞赏这部小说:“ 简直是令人费解,从这个内容朴素、简单、甚至完全是枯燥的故事中怎么竟会出现人类的如此不容反驳的、深刻而又重大的思想.”⒀.我国著名学者、俄国文学翻译家朱逸森先生认为,《第六病室》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它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他认定“契诃夫将‘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⒁.

契诃夫在鞭挞看守人尼基达这类恶势力人物丑行的同时,更注重在不幸的格罗莫夫、米哈伊尔、拉京的身上,挖掘其精神沉沦的痛苦依据,他们的“疯”,即反映了现实社会给他们施于的巨大压力.今天,在我们看来,使拉京医生精神崩溃的,实质上是来自社会内外两种压力,那个社会粉碎了人们内心的人性善良,摧毁人们的精神世界,把人类的良知异化,甚至把是非观念黑白颠倒,故而才会擅自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视为异类和疯子,那个社会竟然支持被愚化了的“公众”,而让这些公众变成一件件工具、一根根钉子、一颗颗牙齿,然后再由他们来咬碎“魔圈”内的拉京医生——这个“魔圈”,实则是绞杀良知的魔窟.容不得思想,容不得交流的社会,最希望百姓是愚人、群氓,这样统治起来就得心应手.面对沙俄统治的社会,那些力争、自由、科学、思想的人,就只有消亡或牺牲,或者只剩下疯掉最后一条路了.后来成为沙俄掘墓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列宁,当年读完这篇小说后写道:“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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