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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和党人碑后的朋党政治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主题:党政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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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中论政

北宋熙宁新政,拉开了变法派与保守派旷日持久的的党争,党争发展到最后,终于闹出了一个“元祐党人碑”事件.这个党人碑竖立于宋徽宗崇宁朝,不过它的苗头,在宋哲宗绍圣年间已经冒了出来.“绍圣”是哲宗皇帝亲政后宣布改元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具有宣示政治路线的含义:绍,意为绍述、继承;圣,指宋哲宗的父亲宋神宗.以“绍圣”为年号,意味着亲政的皇帝向中外宣告:他将接过神宗未竟的变法事业,推行新政.

在此之前,宋哲宗的年号为“元祐”,此时皇帝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太后是同情保守派的人,因此重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斥逐章惇、蔡确、吕惠卿等变法派,罢废新法,恢复旧政,史称“元祐更化”.

但元祐八年(1093),亲保守派的高太后病逝,已经长大成人的宋哲宗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非常不满父亲生前厉行的变法受到贬抑,决意绍述父志,恢复神宗朝的新政,遂宣布改元“绍圣”.那些被放逐到地方的变法派官员纷纷被召回朝廷,重新起用.

绍圣初年,被贬湖州的章惇被哲宗起用为宰相.回汴京途中,经过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当地官员都来拜谒,明州(今江苏宁波)通判陈瓘时在山阳,也“随众谒之”.章惇“素闻瓘名,独请登舟,共载而行,访以当世之务”.二人在江上小舟中展开一场关于施政之道的对话.

章惇向陈瓘请教:先生对今后政事有什么建议.

陈瓘说:“请以所乘舟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则可行矣.”陈瓘以乘舟为喻:我们乘坐这艘小舟,如果都坐在左侧,或者都坐在右侧,那非常容易导致翻船落水.同样道理,治国理政,也不可执于一端,而应当调和左右,中道而行.

章惇听后,“默然未答”.陈瓘只好主动问他:“上方虚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问将欲施行之序,以何事为先,何事为后?”

章惇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说起来,也难怪章惇对司马光极为不满.想当初,元祐初年,朝廷的施政、用人标准发生大逆转,台谏官朱光庭、刘挚、王岩叟等人无数次上章弹劾变法派领袖:“论奸邪,则指蔡确、章惇、韩缜为之先;论忠贤,则以司马光、范纯仁、韩维为之先”,要求皇帝与太后“特奋睿断,罢去蔡确、章惇、韩缜柄任,别进忠贤以辅圣治”.

司马光执政之后,大举罢停新法,恢复旧法,包括以民间“无有不言免役之害”为由,废除货币化的免役法(募役法),复行中世纪式的差役法.章惇不服,跟司马光一再辩论:“臣看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况此免役之法,利害相杂.臣今所言,非谓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须是曲尽人情,使纤悉备具,则推行之后,各有条理,更无骚扰.”

必须承认,章惇的意见显然比司马光“一刀切”的做法更加务实.连保守派中的开明之士都不赞同司马光的搞法,如时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书说:“自罢差役,至今近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

给事中范纯仁也跟司马光商量:恢复差役之法“且缓议,先行于一州,候见其利害可否,渐推之一路,庶民不骚扰而法可久行”.司马光执意不听,范纯仁只能长叹说:“是又一王介甫矣!”称司马光跟王安石一样都是不可救药的老顽固.

翰林学士苏轼也跟司马光争辩过免役、差役之利弊,苏轼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各有利害,但如今民众已习惯了免役法,若骤然又改为差役法,未必乐意.但司马光不管那么多,坚持要全面恢复差役法.二人争执不下,苏轼“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大骂司马光的脾气跟牛一样犟.

因为与司马光存在严重分歧,又受到台谏官交章弹劾,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知枢密院事章惇被罢职,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之后,又相继徒知扬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湖州.

元祐四年(1089),得势的保守派台谏官梁焘、刘安世等又借“车盖亭诗案”迫害已经被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蔡确.梁焘等人在弹劾蔡确时,还抄录一份王安石与蔡确的亲党名单,进呈御览:“臣等窃谓确本出王安石之门,相继秉政,垂二十年,群小趋附,深根固蒂,谨以两人亲党开具于后.”名单上的人包括章惇、曾布、蔡京、蔡卞、舒亶、吕惠卿、张璪等变法派.保守派又将这份名单“榜之朝堂”,以儆效尤.

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宰相范纯仁因为替蔡确辩护,也受到保守派攻击,并被罢相.四年后,即元祐八年(1093),才起复为相.

将政敌列入“黑名单”,元祐党人居然是始作俑者.他们却想不到,风水轮流转,只过了数年,又轮到章惇等变法派上台执政.

回想往事,章惇对元祐党人的做派必是极其厌恶,所以才会脱口而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

但陈瓘马上提醒他:“相公误矣,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将失天下之望矣.”司马光尽废新法、斥逐新党的政策,如同乘舟之人全都坐在舟的右边,固然使舟势有右倾之危,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全坐到舟的左边,却是欲平舟势而不可得,只不过使舟势倾倒向另一边,还是有倾覆的危险.

章惇盯着陈瓘,厉色说:“(司马)光辅母后,独宰政柄,不务纂绍先烈,肆意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

陈瓘说:“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遽以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则误国益甚矣.”随后向章惇详述熙宁至元丰、元祐政事之得失,阐明施政须承认现状、不偏不倚之道,“辞辩渊源,议论劲正”.

章惇虽然坚持认为陈瓘之说迕逆己意,却也颇为佩服他的见识,“遂有兼取元祐之语,留瓘共饭而别”,表示他会考虑兼用元祐之政、元祐之人,并挽留陈瓘一起吃饭.到京后,章惇又将陈瓘召回朝廷,任命为太学博士.

然而,章惇执政还是未能平衡左右,取中道而行,而是以司马光的偏执之道还施元祐党人之身.依附变法派的台谏开始交章抨击元祐之时的执政官与台谏官,如右正言张商英上书称:“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左正言上官均上书称:“吕大防、苏辙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

很快,这些受到严厉弹劾的元祐朝保守派相续被贬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被夺回谥诰赠典,并毁掉神道碑.章惇又首建“元祐党籍”,将所谓的“元祐党人”共计七十三人的名字一一榜书于朝堂.

连持论公允的范纯仁也被章惇指控为“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范纯仁提出辞职,宋哲宗说:“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章惇却说:“不肯留,即党也.”

元祐前期的派系倾扎,在绍圣初年又重演了一回,只不过保守派与变法派调换了位置.

陈瓘在江上小舟中对章惇苦口婆心、殷殷相劝的一席话,看来是白说了.

邓洵武献图

宋哲宗亲政不过七年,便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病逝.哲宗无子嗣,皇太后向氏(宋神宗皇后)、知枢密院曾布欲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为嗣君,章惇反对:“端王轻佻,不可君于下.”言未毕,曾布叱之:“章悖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向太后又说:“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章惇这才沉默不语.

于是端王赵佶继位登基,是为宋徽宗.徽宗即位之初,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又宣布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这也是一个具有宣示政治路线意义的年号,“建中”二字,含有“调和左右”之意,显示新皇帝将致力于消弥元丰、元祐的党争,实行中道之政,以让国家获得安宁.一批原来被章惇斥逐的元祐党人获得复叙,吕大防、刘挚、韩维、司马光、吕公著等已经去世的元祐党人追复官职.

然而,当时的士大夫却是抑制不住党同伐异的惯性.看到又“变天”了的台谏官率先对宰相章惇发起弹劾,章惇自己也“上表乞罢政”,不过宋徽宗暂时没有允许.还记得当年那位跟章惇在舟中论政的陈瓘吗?他也受不了章惇执政之时的霸道与,上书参与弹劾:“臣伏见左仆射章惇独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国误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丛归一身”;“设使(章)惇未肯求退,则在陛下似亦难处.今(章)惇自请,则不过许之而已,复何所疑哉?”

元符三年九月,章惇被罢去相位,出知越州,随后又降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但谏官任伯雨仍不想就此放过章惇,又上书说:“自哲宗皇帝疾势弥留,中外汹惧,惇怀异议,咸不加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帘前公肆异议,逆天咈人,轻乱名分,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骄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仅乞外补.伏愿早正两观之诛,或从矜容,乞投海外.”致使章惇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不过,其时由保守派的韩忠彦与变法派的曾布共同执政,“党祸稍解”,正当这个时候,朝廷却发生了两件影响时局的事情,一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同情元祐党人、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向太后去世了,这意味着保守派的力量受到削弱.

二是同年十一月,一个叫做邓洵武的起居注官(邓正好与陈瓘同龄)给宋徽宗献了一幅《爱莫助之图》.此图绘的是自宋神宗朝以来的新、旧党任职统计表,列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约有一百余人;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这个图的意思是说:陛下,这几十年来,朝廷的重要位置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

邓洵武又进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韩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韩琦尝论其非;今韩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鼓动宋徽宗起用变法派,继承父兄之志.邓洵武的父亲邓绾,原也是变法阵营中的一员干将,如果徽宗有意绍述,他邓洵武自然也可发扬父志.

在这幅《爱莫助之图》上,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邓洵武将保守派(旧党)名单列于右边,将变法派(新党)名单列于左边.这应是无意之为,但我们运用政治学光谱的知识,马上便会发现,这个左、右之分,居然完全符合今日国际社会对于左派、的界定(当然这是巧合).

我以前写过一则短文介绍过北宋党争的左、右分派,让我再概括一遍:新党力主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改革方案获神宗赏识而成为执政官.而旧党则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只是不赞同激进的变革,就如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振乏绝,抑兼并”.意思是说,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贫富悬殊.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如苏辙认为:“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分化,乃天经地义,你王安石凭什么打着救济贫民的旗号剥夺富民的财产?所以小苏痛骂王氏:“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

新党又主张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熙宁变法中的“市易法”,乃是国家设市易司于城市,通过“贵买贱卖”的方式控制市场、干预物价,同时也向商户发放二分息的贷款;“均输法”是设立国营贸易公司,运用财政收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青苗法”则是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放贷收息;蔡京当国时提出的“丰亨豫大”之说,更是试图以加大消费刺激经济、制造繁荣.

新党这些经济政策受到旧党的猛烈批评,因为旧党坚持认为,国不与民争利,不应与商人发生角色错位,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用同情旧党的南宋学者叶适的话来说,“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显然,旧党更加赞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

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一样,旧党更强调道德秩序,也更愿意服从道德的约束,他们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击新党.新党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无可挑剔,但他看起来就跟近代的左翼自由派一样不太关心个人品德,因为在他的阵营中,确实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舒亶、吕惠卿、邓绾、曾布.邓绾早年在京城跑官要官,“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可见此人脸皮之厚、羞耻感之薄.

更能体现宋朝新党之左派色彩者,是他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之时,曾力推“国家福利”,《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泽园.”居养院是福利养老院,安济坊是福利医院,漏泽园是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老都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的福利制度并非蔡京首创,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当蔡相罢相之后,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

北宋的所谓旧党、新党,实际上就是宋朝士大夫基于政见之不同而分成出来的一左一右两个政治派别.士大夫归属于保守派,或是归属于变法派,取决于其政治主张,而跟私人的门生、交游、亲戚、血缘并无无必然的关系,像韩维与韩缜,王安礼与王安石,曾巩与曾布都是亲兄弟,却因政见有别而分属保守派与变法派;另一方面,不少分属新旧党的士大夫,在朝堂上是争执不休的政敌,但私下里却是很好的朋友,比如王安石与司马光,章惇与苏轼(后期二人关系恶化).

不管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在争取君主的支持.哪一派的政治主张获得君主采纳,即成为“国是”,并由这一派执政.一旦“国是”变更,则这一派下野,换另一派上台.熙宁—元丰年间,“国是”为变法,新党执政;元祐年间,“国是”为更化,即恢复旧法,旧党执政,新党下野;绍圣年间,“国是”为绍述,即接续变法,新党执政,旧党下野.

这样的政治派系分化,跟其他王朝出现的朋党其实很不一样.像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党”,都是基于私人关系、私人利益形成的政治集团,并未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毋宁说,北宋形成的朋党,跟近代政党已经有几分接近了.

这并不是我的想象,治史大家柳诒徵先生早已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讫北宋被灭于金始已……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

不过,我不认为宋朝政党政治的发育终结于北宋灭亡,而是自我毁灭于宋徽宗朝的“元祐党人碑”.

崇宁树碑

邓洵武所献《爱莫助之图》对宋徽宗的触动非常大.或者说,皇帝本来就存有绍述父志之心,邓洵武的进言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宋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非常明显,这又是一个明确宣示政治路线的年号:崇,尊崇也;宁,即熙宁.改元崇宁,自然是向中外宣布,皇帝将追崇熙宁变法的道路,绍述父兄力推的新政.“天下晓然知其意矣”.

从政治内涵来说,“崇宁”差不多便是“绍圣”的翻版吧.绍圣年间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又在崇宁年间重演了一遍,只是皇帝从宋哲宗换成了宋徽宗,宰相从章惇换成了蔡京,而且打击的范围更广,打击的力度更大.讲述这个过程令人乏味,却不能不说.

崇宁元年(1102)五月,有臣僚上书首倡置立“元祐党籍”:“今奸党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议法者,有行法者,有为之唱者,有从而和者.罪有轻重,情有浅深,使有司条析,区别行遣,使各当其罪.”宋徽宗随即下诏,将苏辙、黄庭坚、范纯礼、范纯粹、陈瓘、程颐等五十七人编入“元祐党籍”,放逐在地方,不得回京:“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

八月,又诏,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轼、范纯仁”等二十名元祐党人,其“子弟并不得与在京差遣”.

九月,宋徽宗御批付中书省,补充“元祐党籍”名单,并御笔亲书文彦博、司马光等“元祐奸党”共计一百一十九人的姓名,命人勒刻于石碑之上,竖立在京师端礼门,“以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这是第一次立“元祐党人碑”.

崇宁二年(1103)四月,下诏焚毁苏轼、苏辙、范祖禹、范镇等人的作品.陈瓘等多位党人被“除名勒停,编管”,流放到边远地方.

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人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同月,下诏将端礼门“元祐党人碑”上的奸党名单抄发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这是第二次立“元祐党人碑”.

十二月,皇帝又诏:“应臣僚姓名与奸党等人相同者,并令改名.”

崇宁三年(1104),尚书省行文,规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

六月,宋徽宗下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元祐籍.”于是“元祐奸党人”扩充至三百零九人,皇帝新书“奸党”名单,“刻石朝堂”;宰相蔡京亲书名单副本,发送天下州县,刻石立碑.这是第三次立“元祐党人碑”.当初首建“元祐党籍”的前宰相章惇,攻击元祐党人的张商英、上官均,也都被归入“元祐奸党”,真是讽刺得很.

值得一说的是,崇宁二年各地政府在刻“元祐党人碑”时,遭受到零星的反对.在长安,碑工安民被召来刻碑,安民推辞:“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司马光),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安民请求:“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同意碑末免刻安民之名.按惯例,工匠必须在他们制作的产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示对产品质量负责,这叫做“物勒工名”,但碑工安民坚决不肯在党人碑末留名,因为他明白,刻这块碑是一个脏活,是对他手艺与人格的羞辱,日后名誉必会被这块碑损害.

九江的碑工李仲宁,因为“刻字甚工”,也被江州太守召来镌刻“元祐党人碑”,李仲宁以前曾受惠于苏轼与黄庭坚,也坚决不肯刻碑:“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江州太守很是佩服李仲宁的气节,称赞道:“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并且“馈以酒,而从其请”.

可见宋徽宗与蔡京立“元祐党人碑”之举有多不得人心.

很快到了崇宁五年(1106),正月,有“彗星出西方”.在古代,这被认为是“星变”、“灾异”,是上天对大宋统治者表示不满的警告.宋徽宗心里疑惧,诏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阙失”.中书侍郎刘逵趁机上书,劝皇帝“碎元祐党碑”,解除党人禁籍,“悉罢蔡京所造”.

宋徽宗这才下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人,合既迁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

当时蔡京权势极大,皇帝居然只敢命人在深夜里偷偷毁去立于朝堂之上的“元祐党人碑”,还交待卫士:“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来吵.”翌日,蔡京见到石碑被毁,厉声说:“石可毁,名不可灭!”徽宗只好又下诏:“今虽仆碑,而党籍却仍旧.”但未久,朝廷又不得不解除元祐党籍,陆续恢复元祐党人的官职.

“元祐党人碑”就如一场见不得人的闹剧,悄悄地收场了.

元祐党人之籍,始见于宋哲宗绍圣年间,为宰相章惇所建,“黑名单”上的人有七十三名;到宋徽宗崇宁朝,蔡京当国,将所有反对他的人一古脑列入元祐党籍,“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颁行天下”,“其中愚智混淆,不可分别,至于前日诋訾元祐之政者,亦获厕名矣”,正好应了老话所说:“一切历史事变,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但深究起来,“元祐党人碑”的祸根,其实却来自元祐党人自己,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得势之时率先将政敌列成“黑名单”,“榜之朝堂”,开启了“潘朵拉的”.当时,清醒的范纯仁已经预感到:如此党同伐异,今后“吾辈将不免矣”.果然让他不幸言中了.宋人后来对此有深切反省:“元祐党人,……祸根实基于元祐嫉恶太甚焉”,“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元丰党人与元祐党人也好,变法派与保守派也好,双方因为政见有异乃至对立,相互在语言上激切攻击对手,尚可以说是政党政治出现之初难以避免的现象.英国刚刚形成托利党和辉格党对峙之时,两党也是在议会上相互攻讦、互拨脏水,事实上,这两个党派的名称就来自双方的对骂:“托利”(Tory)一词源于爱尔兰语,本意为“匪徒”;而“辉格”(Whig)一词源于苏格兰语,原指“马贼”.

一派上台执政,另一派被罢黜,“一朝宰相一朝臣”,也是近代政党轮替的常见景象,不足为怪.然而,得势的一派将失势的另一派列入“黑名单”,打成“罪人”,甚至将他们的名字刻上石碑,公布于天下,禁止他们逗留京师,限制他们的子孙从政,毫无疑问已经突破了政治底线,败坏了政治风气.

从这个角度回顾北宋后期的朋党政治蜕变轨迹,真的让我们既深感痛心,又深为惋惜.只有一点尚可聊以慰藉:北宋末期尽管党争惨烈,但对失势的一方终究只是斥逐、限制从政,并没有大开杀戒,宋朝的政治文明底色毕竟尚有存留.

简而言之,此文为一篇关于党人碑和朋党政治和朋党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党政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党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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