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玠：我的人生和中国同起伏,本文是关于中国发展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与熊玠和我的人生和起伏相关论文范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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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驰江 赵婧夷／整理
1935年7月出生于河南的熊玠祖籍江西,著名国际法学者、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1979年曾参与提供起草《与台湾关系法》的意见书.
主编《大国复兴》《时代》
熊玠第一次回到大陆,是在1979年的夏天——那年1月,“台美断交”,中美建交,率团访美.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杨斯德邀请已加入美国籍的熊玠来大陆讲学——上世纪70年代,台海形势仍然敏感,顾毓秀就因在1973年访问大陆而在台湾受到争议.
讲学结束,临别之前,杨斯德邀请熊玠以美国华侨的身份做政协委员.熊玠用山东话对老乡杨斯德说：“老乡,俺有‘三不做’：第一,美国官俺不做；第二,台湾官俺不做；第三,你们的官俺还是不做.俺一视同仁.”杨斯德听后哈哈大笑.
2015年,拟对美进行他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国事访问.熊玠受某出版社之邀,以主编身份参加编纂《时代》一书,内容是讲述从政经历、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开始,他也犹豫,担心美国人用”有色眼镜“看待.“后来我想,在十八大以后提出的观点,比如中国复兴、弘扬优良的中国文化、要懂得历史,我都非常赞同,于是就同意了.”
2015年8月,也就是访美前一个月,《时代》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上还登了整版广告.
纽约大学的教授每7年有一次长假,短则一学期,长则一整年.今年熊玠刚好休假,干脆应了新加坡出版商之邀,坐下来写一本关于南海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书.自从他撰写了《大国复兴》、主编了《时代》两本书后,海外学术圈对他多有关注.
没有外交系就选择外文系
熊玠出生的1935年,抗战烽烟已起,华北沦陷,熊家是书香门第,父亲熊公哲当时任驻豫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的秘书长,并在河南大学教书.纵然时局已不可为,但父亲对子女们的教育依然非常严格.每逢放假,父亲便让他在家里背《四书五经》.在熊玠眼中,父亲是个非常爱国的人,始终坚持中国文化、中国制度远超西方的观点.
1948年,熊公哲奉命带着全家迁往台湾,熊玠在台湾上了高中.起先他没打算学英文.然而一次英语考试中,他成了3个班里仅有的两名及格者之一,高二下学期,大学联考报名的前一天,熊玠听说高二学生也可以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于是便决定报名试试.考什么专业呢？熊阶想学外交.然而台湾并没有外交系,于是他“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外文系.报了名,熊玠才意识到还有两星期就考试了.
放榜那天,熊玠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徘徊到晚上9点才回去.没想到,一进家门,父母笑盈盈地对他说：“恭喜你考上了！”
就这样,15岁的熊玠踏进了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大门.现在回忆起来,他觉得这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我台大毕业后不久去了美国,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国际法.这些都需要良好的英语基础.”
“如果‘’惹起战争,美国将不干涉”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破冰；1977年,卡特出任美国总统,一年后宣布与中国完成建交谈判；1978年12月,两国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一个月后,中美建交.整个上世纪70年代,作为与大陆和台湾都有密切接触的留美学者,熊玠见证甚至参与了中美关系的极速变化.于他而言,那是常常猝不及防的10年,也是奠定了历史走向的10年.
熊玠回忆：“在《与台湾关系法》起草时,我常常去旁听.有一天,参议院外交安全委员会主席法兰克·邱池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美国要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是为了帮助保护台湾安全；可是万一台湾搞‘’,惹来一场战争的话,美国应该怎么办？”议员们发表意见,最后,邱池以主席身份做总结说,“如果台湾搞‘’,惹起一场战争,美国将不干涉.”熊玠表示,这一细节多年来鲜为人知,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之声高涨,他才把这一细节披露出来.
1979年4月10日,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内法形式生效.一时间,这部由美国单方面制定、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所谓“法律”引起诸多争议.熊玠认为,美国国会坚持了某些条款,“譬如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这一点即是.不过有一点,我认为很值得骄傲.那就是当时我们几个学者与美国国会打交道时,反复强调‘一个中国’.”
“关于‘一个中国’原则,我觉得还要给马英九记上一功,他在任期内坚持并拓展了‘九二共识’,成功推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熟知熊玠的人都知道,他最出名的学生,莫过于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早在上世纪70年代,马英九在纽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时,熊玠与他就有过不少来往,“后来他到哈佛念法学博士,编了份叫《波士顿通讯》的报纸,常常给我打电话讨论台湾和大陆的问题,问文章能不能登,言论正不正确,可不可以这么讲.”
与的“推轮椅之约”
很少人能像熊玠一样,一生中参与如此多的历史时刻.而他认为最激动的一个历史时刻,乃是与的“推轮椅之约”.
1986年,熊玠收到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转来的访问大陆的邀请.但熊玠因突发脑溢血,行程推迟到1987年.7月,他从纽约出发,飞抵北京,随即由火车专列送到了北戴河.
一到北戴河,熊玠就受到的接见,并与进行了单独对话.因抗战时期在重庆住过8年,熊玠能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一见面,我就用四川土话同邓公寒暄.邓公一听就笑着对我说,‘熊教授,你的四川话比我的还土’.我听后,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油然而生.”
与熊玠从天下大事谈起,谈美苏关系、中苏关系,再谈中美关系,一步步缩小到台美关系,两岸关系.“台湾问题不只涉及台湾与大陆,还牵扯美国,所以要找个对三方关系都熟悉的人来谈,我想是因为这样,邓公才找到我.”
四个半小时的交谈,让熊玠对的睿智领略了更多,而最让他感动的是的心胸.“我问他,你搞改革开放,放学生出去留学,如果他们不回来了怎么办？邓公说,100个人里回来5个就够了.这是多么开阔的心胸！如今‘海归’越来越多了,只要中国争气,就不怕学生不回来.”
还说,“1997年香港回归,我94岁,我一定要去香港看看,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去.”
熊玠问：“那我能不能推着您去？”当即说：“你跟我有约了,你1997年推我去香港！”
为赴“97之约”,从1996年开始,熊玠就四处打听去香港讲学的机会,争取到了在岭南学院（现香港岭南大学）做客座教授的职位.许多人劝他去个更有名的大学,熊玠不在乎,因为机会难得,必须把握当时唯一的空缺——他和学校一次性签了3年的合约.就这样,他一边等待与重逢,一边研究香港问题.然而天不遂人愿,在香港回归前去世,熊玠只能独自赴约.“邓公可以‘爽约’,我不能！”
1997年7月1日,熊玠作为贵宾来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观礼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他坐在台下,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流下了眼泪.一转眼,今年已是香港回归20周年.在他看来,今日香港的前途,仍然在设计的“一国两制”的架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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