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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平义（有人将其贬译为“民粹主义”）三大思潮席卷西方国家,这给中国带来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整个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当前,西方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标志着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遇到重大挫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英国脱欧、美国政治和社会严重分裂,当下正是中国主导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时刻,中国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实现“再全球化”和“再现代性”.
“二战”结束后,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话语是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西方国家则制造了“冷战”话语体系.随着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全球话语体系进入了西方制造的“普世价值”话语体系.按照西方的文明等级论,这个新殖义话语体系通过其“人权话语分支体系”,暗示在文明等级上中国对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不配拥有主权.
一
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平义三大思潮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新全球化,这对中国是个机遇.中国应该用天下主义的胸怀,主动进取,改变西方国家争夺霸权的全球竞争逻辑,通过“一带一路”创造一个人类共赢的新全球化.旧全球化是非人性的、霸道的,而新全球化需要崭新的理念、行动和成果,是普遍人性的、合作共赢的,是一个文化多样、政治包容、求同存异的命运共同体.以普遍的平义把大家聚在一起,使各国、各民族、各教派、各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西方新自由主义控制的媒体和学界精英对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三大思潮进行大批判,而中国思想界不能被其误导,要摆脱西方学界和媒体全球化叙事话语的束缚.在研究西方平义思潮时,要防止国内媒体和学界有人公然指出或暗示我们党的“人民中心”和“爱国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在旧全球化中,资本和生产链条的全球分布让世界各地的劳资结构、政商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全面转型,引发了世界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在旧全球化机制和旧世界秩序下,资本、资源、信息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不仅没有让世界更和平、人类更团结,反而让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就连西方文明的大本营旧欧洲也分崩离析.这导致被奉为圣明的西方理论、道路和模式在全球治理方面也无能为力.把“平义”贬译为“民粹主义”掩盖了旧全球化下不断加剧的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权利问题.“平义”与“精英主义”的对抗是普通民众的思想觉醒,是其试图摆脱资本精英集团通过媒体、学校和政治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控制.旧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正如《帝国》这本书所描绘的——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帝国的权力结构是由国家、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美国在帝国权力的最顶端,跨国公司属于第二层,处于权力第三层的非政府组织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工具和走卒.除了国家这一历史悠久的权力主体之外,还出现了以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等新的权力主体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诸侯”.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意味着政府需要向各权力主体寻求合作,以期在商业、金融、技术、资本乃至舆论层面获得支持.进入全球化后,以跨国公司、政治家、媒体、文化名人、学界和技术精英为代表的全球精英获得了比普通民众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被边缘化和底层化,民众与精英沟通的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越来越庞大的底层化群众成了失业者和贫民,大批量的移民、难民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例如在英国伦敦,来自南亚的移民已经动摇和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认同.
二
要在理论上区分西方媒体和政客制造的“国际社会”“国际趋势”和“国际思潮”与中国建立代表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的“天下时势”在本质上的区别.旧秩序时代,国内总是有人把西方所代表的当代霸权话语体系当成中国的赶超目标,从学界到业界,都在努力与西方旧秩序“接轨”,放弃了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自主的战略选择和道路选择.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标志着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旧秩序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中国理论界应该标举“天理”和人文的旗帜,把握时势,与时俱进,不忘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去改造理论、创造历史,推动全球化向公正、平等和人道的方向发展.中国建设“一带一路”,不是同化蛮夷戎狄之地,而是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文化的重新学习,重塑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提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理论命题,需要用一种全新的外交战略、天下视野、世界体系和国家理论去思考和探索.要跳出西方中心的线性的、一元的和“普世性”的现代性叙事话语,摆脱封闭的、狭隘的、排他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但是,跳出西方线性的现代性叙事并不是用东方中心主义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不是用新的二元对立叙事去打破西方旧的二元对立叙事.
欧洲人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本身就是一种二元架构,是一种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等级结构,成为国际秩序中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的标准.“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理念意味着突破“中心—边缘”模式,推动全球化向一个更公正、更合理和更平等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主要投资者,但“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优先,更不是中国第一.“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去库存和淘汰过剩产能的地方.中国绝不是将他国作为能源基地和商品销售地,而是以为他国建立工业体系和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重要目标.例如,由于自本世纪初被卷入阿富汗战争,巴基斯坦经济增长过去十年长期在3%上下浮动.巴基斯坦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专家预期,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开建和部分项目的运营,2016年至2017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十年来将首次突破5%,达到 5.2%.巴基斯坦将出现一个人口庞大的中产阶级,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根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每日邮报》总编辑巴布尔在“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对笔者说,“一带一路”不应该过于专注在经济问题上.事实上,美国给巴基斯坦的钱可能比中国要多20倍.但是,美国在巴基斯坦很不得人心.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友谊不单单是依靠经济建立起来的.如果中方在“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上过分专注于经济发展,未来可能会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造成伤害.中国在投资建设“一带一路”时,要关注与当地人民的友谊,不要只在乎客户.客户不是朋友,不应把“一带一路”上的所有东西都商业化.
三
今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说,“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从被动地与旧世界接轨转向主动布局一个新世界.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可以统筹规划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这是古代中国人天下观的全新实践.一个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家国天下”“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多元一体”,以及伊斯兰的“中道”“中和”等东方智慧,摒弃西方落伍的二元对立和“文明冲突”的世界观.东方智慧在国与国关系上奉行“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以德为邻”“以和为贵”“世界一家”.到目前为止,正式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有不少国家是伊斯兰国家.“一带一路”让中国人的视野突破了自战争以来仅在中西二元比较中看问题的狭窄思想方法.在“一带一路”上,不再是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更多的将是中华文化与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以及印度教世界的对话.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概念相比,更具丰富性,不同于同质性平等观,其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异质性平等观念.
以西方政治理论为指导思想、垄断资本为经济基础、线性的“普世价值”为终极理想和同质性文化对平民的思想操控为特征的旧全球化无法适应即将到来的以多元政治、异质文化为特征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中东北非不断的战乱和难民潮表明旧世界秩序、旧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是要建设一个让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样一个共同发展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成为东西方国家和人民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一带一路”倡议应该真正成为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在此之上建立以“一带一路”为抓手的全球治理机制,形成一个新世界秩序.这意味中国理论界要去探索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平等的发展道路,去思考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现代性与全球化的问题.这将成为中国理论工作者思考和规划“一带一路”时所肩负的人类历史使命.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要利用“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去构思一个东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公正、公平的世界新秩序.
四
2017年年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就已经阐明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框架来看当今世界以及当前西方世界的各种社会思潮.
每年大约有1000名商界、银行界、政治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精英聚集到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这些人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的共同信念,这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国际记者.属于达沃斯文化的人不到世界人口的1%,甚至少于0.1%.亨廷顿指出,CNN估计有五千多万观众,即不到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达沃斯文化人的数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重合.达沃斯论坛长期以来是西方资本集团的代言人,代表着经合组织集团的资本,而资本的本性是排他性最大化.
但是,在达沃斯的讲话不是迎合经合组织集团,而是着眼于21世纪全世界73亿人的福祉.中国的未来不是跟达沃斯所代表的精英集团合作,而是跟天下所有人合作.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是中国自主的发声.他在演讲中高声说道“天下为公”,这表明中国谋求的全球化不是代表20国集团,而是代表着天下所有国家人民的共同呼声.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球发展失衡,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特别是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在扩大,这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然有七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总书记在西方精英集团的论坛上,毫不含糊地高举人体性的大旗,批评西方国家对资本逻辑的偏好.
特朗普上台和和英国脱欧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已经无法反映世界的变化.但是,目前还缺乏一个既为各国广泛认可又能保证和平、繁荣、安全和公平的世界秩序.美国已经穷于应付,无法再承担世界领袖的角色,而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依靠欧亚大陆,发挥出自身强大的整合能力.
在达沃斯讲话中强调,“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他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把“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达沃斯讲话对未来世界经济的美好愿景秩序化.新自由主义不仅分裂了中东国家,更严重分裂了美国社会.这个制度无法整合美国这个社会,更不用说整个世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不可能通过人类分裂实现.而拉美许多国家已经陷在这个泥潭里走不出来了.指出,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
没有为了迎合达沃斯的西方精英集团在讲话中去批评所谓的“民粹主义”.他说,“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讲话体现了中国的人民性根本原则,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人民奋斗的结果,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团结,就会失去发展后劲,中国社会就会严重分化,社会就会动荡.特朗普上台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对中国是冷静剂和历史机遇.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更坚信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就不再会发生走弯路的危险,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中国加入西方资本主义集团,“一带一路”就会失去世界人民的支持,世界就会出大问题,导致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发生曲折.
（本文是中国外文局重点课题“中国梦、中国道路的对外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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