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政策从政府主管到地域自治,本文是日本文化方面论文如何怎么撰写与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化政策和地域自治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日本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日本文化政策的沿革
先回顾一下日本战后国家的文化政策.
在1964年举行的奥运会以后,日本文部省于1966年设立了文化局.两年以后,该局与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整合,设立了文化厅.在美术馆方面,1952年设立国立近代美术馆,1959年设立国立西洋美术馆.1977年,国立新美术馆开馆.在舞台艺术方面,1966年,国立剧场在三宅坂建成.接着,国立文乐剧场、新国立剧场、国立冲绳剧场分别于1984年、1997年、2004年开业.为使国立剧场更好地管理运营,日本设立了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以支援艺术活动.
在立法方面,日本于2001年颁布实施《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于2012年颁布实施进一步激发剧场、音乐厅活力的《剧场法》.
历年来,日本文化厅的预算虽然总量不大,但整体是有增加的.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文化厅负责制定文化政策,其他省、厅也在着手制定.外务省在1972年设立了国际交流基金,开展文化国际交流事业.原自治省（其后是总务省）也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经济产业省则对文化内容产业的培育与振兴投入力量,并确定了以海外输出为目标发展动画片及游戏等的产业振兴策略.
日本整个国家开始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上投入力量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自治体文化行政在各地广泛实行.学者野田邦宏在2014年时曾说过,从自治体革新运动中,文化行政开始兴起.70年代以后,日本相继设立了文化科与文化室,并将其从教育委员会分离.该科室从社会教育行政部门转移出来,说明政府已经开始理解培育市民文化的必要性.在这一时期,“行政的文化化”这一词汇也就相应产生了.野田认为,这是“将传统的官僚组织文化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文化运动”.
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自治体的财政状况有了好转.其结果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都在积极推动文化设施建设.有许多设施经过规划构想、基本设计、建筑施工,再到实际开馆,基本要到90年代.据日本艺能实演家团体协议会（艺团协）的《艺能白皮书2001》发布, 日本1959年有42个表演场馆,1960-1969年是237个,1970-1979年是377个,1980-1989年是525个,1990-1999增加到591个,其中85%是70年代以后建造的.这些场馆是在泡沫经济时期规划的,但泡沫经济破灭后,仍然被建成.可是,这些建筑物虽然漂亮,但维护运营费用却很少.这一苦恼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
处在上述情况,日本开始认真思考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最早出现的机构是1992年成立的文化经济学会（日本）.1998年,艺术管理学会设立,该学会致力于“艺术经营管理”的研究,开始研究文化艺术与社会是怎样的关系.
2007年,日本文化政策学会成立.该学会的宗旨就是要求根据国家及历史文化开辟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使大家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具有共识.帝塚山大学名誉教授、在该学会初期担任代会长的中山几郎为此还专门写了专著《分权时代的自治体文化政策——对单一政策到综合政策的评价》,阐明自治体从文化行政转为制定战略性的文化政策的重要性.这本书论述精到,是日本研究文化政策人士的必读书籍.
与此同时,日本美术馆经营管理学会、文化资源学会、日本音乐艺术经营管理学会等学术团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对文化研究政策很有积极性的学者从哲学、历史学、法学、行政学、经济学、财政学、经营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出发,对文艺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写了论文与书籍 ,积累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对“地域自治”的分析
研究日本文化政策,应抓住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政府主管”,第二个是“地域自治”.据新日本同志社大学新川达郎说,以前所谓“政府主管”,意味着以地方自治体中心进行地域经营.相对来说,“地域自治”则是注重形成由住民、非营利组织、事业推动者、专家、自治体职员及地方政治家等组成的网络,由此在政策制定及实施上施加影响力.这就是说,文化建设从“政府主管”转到了“地域自治”.虽然此前自治体在地域政策的决定与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目前的工作却是要立足于与住民等各方面的分工协作上.
对于这种新产生的地域的统领能力,新川达郎指出：这是为地方发展、激发地方活力而产生的新的管理秩序,体现了地域共同治理的特点.我们正生活在政府体系再造的时代,一边被时代潮流冲击,一边也在精彩的时代中饶有趣味地生活.
当时,日本还在各地文化设施中引进了“指定管理者制度”.该制度既有赞成,也有反对的.不过,无论如何这是形成地域统领力的重要一环.该制度是由2003年6月在国会修订地方一部地方自治法时决定引入的,经过三年过渡,在2006年真正实施.在旧地方自治法中,能够管理自治体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团体,只限于自治体的直接管理、公共团体或者是给自治体出资二分之一以上的法人（如文化振兴财团）,对民间机构（企业、非营利组织）是关闭的.从垄断性管理到引入包括设施使用许可权委任的新制度,这就意味着文化设施已经对民间实行门户开放.
对于苦于财政困难的自治体来说,该制度的引入,好像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减少经费支出,但这仅仅是“指定管理者制度”实施初期的现状,其实只是削减经费及经费的合理化使用并不是该制度的目标.这是日本进入21世纪以后对地域文化设施实现共同管理的一个契机,同时,这在客观上也可以发现并培育地域经营的优秀人才.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就被要求有这样的觉悟,就是不能仅被动地享受及海外的文化艺术,而是用自己的力量发掘所在地域的文化资源,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样的探索成了产生新的文化艺术的原动力.文化设施是联接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等方方面面的人的纽带,并使他们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而人际交往的网络的形成,也是形成地域统领力的基础.
地域文化设施的政策主体、作用与条件
那么,日本推进地域文化政策的主体是谁呢？
第一主体是“自治体”.日本的博物馆、文化会馆等大多数是由自治体的公共资金建设运营的.第二是市民.这包括有志于地方振兴的个人与市民团体与“非营利组织”（NPO）.有时,其中也有关心地域文化政策的活动家与民间企业.有些文化设施就是由他们集资建造的.第三,是艺术家或者艺术专业集团.有一些文化设施就是艺术家自己筹资建设,并主导文化设施的运营.他们不是被动地受到保护,而是对文化政策提出意见与建议,担任文化设施的管理与运营.很明显,制定与实施地域文化政策的主体有三个,那就是：自治体、市民、艺术家与专业集团.
再者,地域文化设施不可缺少的作用是什么呢？检视日本全国各地的文化政策,可以发现地域文化设施依次有三个作用,即：“传承、普及、创造”“合作交流”“协同行动”.地域文化设施并不能限于做从及欧美文化输入文化的载体,而是应该传承与普及地域文化,并有时还要求有自己的创造.每个地域都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关键是要有心去发掘.此外,建设这样的文化设施,还需要有助于人们的交流或者官与民的协作.
那么,文化设施为地域发挥作用需要具备哪些必要条件呢？日本学者松本茂章根据调研,认为有以下三点：
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优秀的人才.吸引人的文化设施往往有常驻的独特的文化艺术人才.这些人对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很大热情与深刻理解,一心为了提升地域文化品位踏踏实实地工作.这当中有组织协调人才如自治体职员、经纪人等,也有艺术天分高的人才.他们在日本通常被称为“文化政策性人才”.
条件之二,就是不问、民间的广泛的资金筹集.近年,日本有不少从各个方面成功筹集资金的例子.其中不仅有来自自治体的公共资金,也有来自民间的募捐.资金来源有限,那就难免发生危机.资金的筹集往往取决于各级机构负责人的意志,如负责人有更替,就会导致预算削减.因此,资金调集缺少多样性是有危险的.
条件之三,是实现场馆的自主管理.剧场管理的成功案例可以表明,不是上意下达,而是在自由的氛围中管理运营剧场.人们平等地进行讨论,加强横向交流,通过新的组织架构进行管理.剧场的自主管理,有助于决策,增进人们的合作.
总之,从以上的视角分析地域文化设施的管理运营,有助于摆脱剧场管理运营的主体不清晰、作用暧昧、必要的条件不具备等困境.
《剧场法》的制定及意义
在研讨日本文化政策的时候,有必要重点研究在2012年6月,由日本第180次国会会议制定的《关于激发剧场、音乐厅的活力的法律》（通称《剧场法》）.在该法的“前文”中,从第一条到第九条是总则,从第十条到第十六条是实施细则.
《剧场法》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其关于地域政策的条文很突出.例如：“前文”指出：“剧场、音乐厅等是继承、创造及传播文化的场所.”人们集中在这些地方,心里充满感动与希望,所以,有助于培育人的创造性,形成人们共同生活的纽带.而且,“所有的国民都能够在此找到温情与自豪感,让心灵生活丰富.在此意义上,剧场、音乐厅等为构建有活力的社会有着很大作用.”这就强调了有活力的社会与文化设施建设的关联性.由于剧场、音乐厅等人人都能共同参与并找到共鸣,因此,它们可以作为“新的广场”,通过地域共同体的创造与再生促进地域发展.
《剧场法》第一条指出,该法的制定是将“创造精神世界丰富的国民生活、有活力的地域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为目的”.创造有活力的地域社会是《剧场法》制定的目的之一.在第二条中,该法对剧场、音乐厅等事业的发展,列举了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都是为了维护与强化地域社会的纽带,助力“共生社会”的实现.“共生社会”的实现,就是建设剧场与音乐厅等的目的.
《剧场法》中明确提出的“新的广场”一词意义重大.在文化场馆中,会有文化艺术节目的展出与演出,而这些有场馆的地域社会的协作及联动,有助于“新的广场”的形成.为此,不论是专家还是普通国民,都对《剧场法》的制定与推出欢欣鼓舞.
日本静冈艺术大学教授片山泰辅认为《剧场法》有四个特征：第一,是推动“设施”到“机构”的转变.剧场及音乐厅不仅是建筑物,也是拥有专门职员的管理机构.第二,剧场及音乐厅包括为开展有关文化艺术活动的设施、与设施运营有关的工作体制,同时,还要策划并演出具有创意、有见地的文艺活动,提供给公众鉴赏.正因如此,具有创意与见识的人才应该是必备的.该条说明《剧场法》具有分权的特征.在第四条中指出：“通过自主性、主导性的决策,在提升艺术实演水平上努力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第十六条中指出:文部科学大臣可以确定有助于事业发展的工作指针.但具体如何实施,最终应该是由建设与运营文化设施者（自治体及民间非营利团体、民间企业等）决定.
第三,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保障.《剧场法》在强调“人才的培养与保障”的第十三条中写到：“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要培养与确保一支由制作人、技术人员、经营管理者及对推进剧场、音乐厅事业发展具备必要的专业能力者的队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经营者”.从剧场及音乐厅的经营管理来看,培养制作人是时代的需要.
片山认为,政府宏观指导是《剧场法》的特征.《剧场法》没有具体指出剧场及音乐厅的建设者与运营者具体做什么,国家只制定大政方针,这意味着管理上的宽松.不过片山担心的是,目前还存在着不知如何办事的建设者与运营者,而且为数不少；虽然有些地方公共体或者说民间团队配备了主体性强的专门职员,对剧场、音乐厅的管理比较出色,但毕竟是少数.这是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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