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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红色的葡萄酒浆,倾入晶莹剔透的水晶杯,总能营造出西洋式的浪漫典雅.葡萄,在植物学分类上属于葡萄科、葡萄属.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数千个可以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品种,但可以酿制上好葡萄酒的品种只有五十种左右,它们基本上都是“欧洲种”葡萄的后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葡萄驯化和葡萄酒酿制起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后来因为战争和移民等因素初传埃及,后传至希腊、罗马,罗马人又把它传到了高卢（法国）及莱茵河流域.葡萄和葡萄酒,几乎与整个西方早期文明史如影随形.
在古埃及,古王国时期（ 公元前2686 ～前2181 年）有二十九座坟墓和一座神庙的壁画上描绘了酿造葡萄酒的场景,其中涉及了葡萄酒酿造的十二个环节,后世酿造葡萄酒的标准程序,此时已具雏形.
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古希腊就有了园艺作物“以葡萄和橄榄树尤为重要”的记录.葡萄酒不但是古希腊的大宗出口商品,也是宗教仪式不可缺少的一种物品.据统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中提到葡萄藤或葡萄的地方至少有三十几处,描写葡萄酒或甜酒的地方更是多达数百处.
古罗马政治家加图著的《农业志》记载,罗马共和国后期亚平宁半岛的农业经济是以“生产佳酒且产量丰富的葡萄园居第一”.
代表着纯正地中海文化特征的葡萄酒,也出现在中国古诗中.源于西方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在历史上和中国有着悠久渊源.
“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其中的“蒲桃”指的就是葡萄,也作“葡陶”“蒲萄”.
张骞出使西域,曾至大宛国（首都在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阿斯哈巴特城）.《史记·大宛列传》云：“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在地理上与古代伊朗（中国文献称之为安息）比较接近的西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技术,盛产葡萄和葡萄酒.
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了距今约2500 年前的一株葡萄标本,它属于圆果紫葡萄的植株,其实物为全长1.15米、每节长11 厘米、扁宽2.3 厘米的葡萄藤.近年,新疆苏贝希墓葬考古也发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 ～前221 年）的葡萄籽,专家认为,最晚在那个时候,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已经传到了西域.
1975 年,在新疆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发掘出了西汉时期的酿酒器具一套,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的压榨葡萄的工具.1985 年,在吐鲁番火焰山公社以北哈拉和卓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在死者木棺的底部出土了许多古代葡萄藤.如前所述,史学巨著《史记》大量记载了西域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的史实,而前、后《汉书》有关西域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记载也很丰富.《后汉书·西域传》云：“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伊吾即今哈密.东汉王逸的《荔枝赋》描写道：“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魏土送西山之杏.”这里的“昆山”就是西域昆仑山,说明这里在东汉时期已经把蒲桃（葡萄）当作重要的贡品上贡.
中国也有本土的野生葡萄.《诗经》里提到的“萸”,就是某种葡萄属植物.由此可知,自商朝起,我们的先人就已经知道采集和加工、食用各种野生葡萄,可能也有少量的将野生葡萄酿成酒的情况,但并不是普遍现象.一般认为,内地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带过来的.虽然从那时起,内地就有葡萄种植的零星记录,不过一直到后汉三国时期,葡萄和葡萄酒在内地仍然是稀罕物.据说,有个叫孟佗的人贿赂了宦官张让（东汉桓帝、灵帝时的宦官,“十常侍”之一）一壶葡萄美酒,便得到了凉州刺史的大官.当时鲜食的葡萄也是稀罕物,宫里人如果能得到皇帝赏赐的葡萄,那简直就是无上的荣光,“转饷亲戚,以为奇珍,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
公元640 年,唐太宗派名将侯君集率兵平定了高昌（高昌古城在今新疆吐鲁番附近）.高昌是西域传统的葡萄酒产地之一,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命令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葡萄和葡萄酒.在当地的许多唐代遗址里,发现了成排的陶制大缸和大瓮,大缸外用10 厘米厚的胶泥裹护着.这些大缸看来是用来酿造葡萄酒的,大瓮则是用于贮藏葡萄酒的.此外,唐太宗还从高昌引种了一个著名的葡萄品种——马乳葡萄,并尝试自酿葡萄酒：“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自从马乳葡萄种进了唐宫禁苑,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呈爆发性的发展趋势.
盛唐时期,葡萄美酒盛行,这就有了王翰的那首著名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当时,文人学士相聚在一起,一边畅饮葡萄美酒,一边写诗作文、议论经史,成为一种时尚.李白以“斗酒诗百篇”而被誉为“诗仙”.给李白催诗的酒到底是什么酒,大概很难考证,或许就是葡萄酒.李白在好几首诗词中,都吟诵了葡萄或者葡萄酒,如“忆我初来时,蒲萄开景风”“匈奴系颈数应尽,明年应入蒲萄宫”“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等等.据统计,在流传下来的唐诗中,有关葡萄、葡萄酒的就有五六十首,作者包括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元稹、刘禹锡、岑参、孟郊等.
另外,从工艺史的角度来看,唐代的葡萄纹图案非常丰富,锦缎、壁画、铜镜等载体上都经常能看到葡萄纹图案.由葡萄、牡丹、莲花、石榴等花果组合构成的卷草图案,也称“唐草”,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图案纹样之一.这些在唐诗里也有反映,如岑参的《胡歌》里有“葡萄宫锦醉缠头”；施肩吾的《古曲五首》里有“朝织蒲桃绫”；李端的《胡腾歌》里有“葡萄长带一边垂”；曹松的《白角簟》里有“蒲桃锦是*底”等.
到了元朝,关于葡萄酒的记载稍微多了一些.《马可·波罗游记》第105 章“涿州大城”中描述说,从北京西南的涿州出发向西走,“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地方志《析津志辑佚》也载,大都物产有葡萄,而且明确地说是马乳葡萄,“有如马乳者进上而紫,小核”.大都西北的昌平也有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的酿造.但总的来说,元代还谈不上盛行葡萄酒文化.
明代葡萄品目较多,文献记载中有“水晶葡萄”“紫葡萄”“绿葡萄”“琐琐葡萄”（一种产自新疆、果粒只有胡椒大小的葡萄）等葡萄品种,而且这些葡萄的产地不仅限于中原,南方一些地区也栽培了适合当地条件的品种,但似乎并没有普遍用于酿酒,而主要用于鲜食、制糖和做醋.《本草纲目》介绍葡萄的功用,主要在于它的治疗效果,比如说,儿童常食琐琐葡萄,可免生痘.清代,葡萄酒也是稀罕物.乾隆皇帝曾经问蒋友仁（法国传教士,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者之一）喜不喜欢喝中国的酒,蒋友仁回答说不习惯,遇有节庆日,他们会喝从欧洲老家运来的葡萄酒,平时,则是自己种点葡萄,自己酿酒喝.19 世纪末,也就是葡萄酒因唐朝的灭亡而衰落一千年后,葡萄酒文化又迎来了它在中国的复兴,我国出现了新型葡萄酒生产企业,开启了中国葡萄酒的近代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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