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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是红河州世居主体民族之一.红河哈尼族作家群是新中国文学原野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先后产生了艾扎、诺晗、哥布、艾吉、白茫茫、史军超、马冷莎、陈强、莫独、白波纽、赵官禄、王家彬、张福杰、李雄春、李克山、李勇、朱客伊、陆建辉、白者黑、白金山、曹绍清、曹春玲、普红茹、车明追、李松梅、李哨芸、王银桥、李志刚、张建权、俺斗等一批民族自己的作家诗人, 创作发表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文学作品.这之中,小说创作表现不俗.
小说创作的丰歉与否,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学创作的标尺之一.新时期以来,红河的哈尼族小说创作有起色,有亮点,也有灰色；有,也有低谷,真可谓“峥嵘岁月”.
1978 年艾扎登上文坛,小说作品颇丰.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红河水从这里流过》（1992 年）、《艾扎中篇小说选》（1995 年）、长篇小说《阉谷》 (1996 年）等,计100 万字.小说《金风花》1985 年获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鸟树》1991 年获“一拖杯”全国小小说大赛三等奖.《爱,溢满红河谷》被收入1984 年《中国小说年鉴》,1989 年被台湾新地出版社收入大陆作家作品选集《夜空也有两只眼睛》.
随后,诺晗出版了小说集《蕨蕨路》(1998 年）；白茫茫出版了小说散文集《没有栅栏的地平线》（1995 年）,长篇小说《苍茫的分水岭》（1998 年）；史军超出版长篇小说《翡翠朱雀》《蓝眼》《荷花魂》《女人》,中篇小说《魔鬼阳台》等；莫独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叶棚》.
新世纪以来,红河的哈尼族小说创作进入了低谷,呈现了“青黄不接”、“五荒六月”的状况：老作家创作过了“井喷期”,作品数量锐减,质量平平；新作者凤毛麟角,作品不堪卒读.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这种状况才被一个来自于边疆农村,名叫批娘的哈尼小伙所打破——
批娘,哈尼族,1988 年生于绿春县大山里一个传统的哈尼村寨.高二时发表作品,高中毕业进入社会.近年来,批娘先后在《滇池》《云南日报》《红河文学》等发表了《普杰和他的母亲》《生孩子》《超玛阿波》等小说散文作品.《滇池》在2014 年第9期封面刊出头像,在头条集中推出了其小说作品.第十一届“滇池文学奖”,批娘《批娘作品》（短篇二篇）获“提名奖”.
乡村两个身体带残疾的哈尼男女极其简单地结合了.一个名叫普杰的男孩来到世间.男孩降生的前三个月,有精神障碍的父亲在人们的怂恿下触电身亡.患眼疾的母亲独自抚养着普杰.已寡的母亲成了村里的光棍们蹂躏的对象,发泄的场所.在一个药师的欺骗下,普杰的瞎眼寡母怀孕了.母亲没有被文明地“做人流”,而是在家中服毒自尽.不谙世事的普杰喜欢动物,在为母亲采草药的过程中救下了三只灰头雀并饲养了几个月,他将小鸟带进山放生,他自己也消失在村外,再也没有回来.（《普杰和他的母亲》）
这是一篇描写乡村灾难的悲情小说.乡村的落后、愚昧是导致灾难的罪魁祸首.普杰与小伙伴的隔膜,与狗、鸟的亲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瞎眼母亲意识的挣扎与身体的“被无奈”刻画入木三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悲情是通过一个七八岁的叙事者的视角来完成的.这样悲情的现实事件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眼光里流露出来,表面看轻描淡写,不关痛痒,而实际上冷酷凝练,人情、人世、人性的悲哀力透纸背.
那车和多哲结婚十八年了,足足生了十八年的孩子,几乎每一年半生一个.这些孩子全是“捞鱼的”（女的）,生下来就被“处理掉”了.按照哈尼族的世俗规矩,他们必须要生一个男孩.为了完成这个规矩,实现这个愿望,夫妻俩请了巫师,做了法事,甚至“以寨神的名义重新结婚一次”.当第十一胎的男孩终于来到这个世界,多哲家即将“在人们的面前抬起头来”时,为生孩子已筋疲力尽,身心交瘁的那车却在难产中一命呜呼了.伟大的母亲没有见到孩子的一面,可怜的孩子也没有喝到一口妈妈的乳汁.母子俩在同一时刻一生一死,阴阳相隔.父亲将男孩取名“然哲”,在哈尼语里是子孙满堂,香火旺盛的意思.（《生孩子》）
为了一个“在人们的面前抬起头来”的固有观念（规矩）,夫妻俩就全力以赴,“生命不息生孩子不止”,最终以母亲的生命为代价圆了这个规矩,了这个心愿.但是,这又是一个残缺的、残酷的、乃至于残忍且悲哀的心愿.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尊女卑”不仅是哪一个民族所独有,而是早就沉淀了的“集体无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的外化表达和呈现,在各民族的生活中不同而已.在农耕民族中,生活在云南哀牢山区的哈尼族,由于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的自身需求,一家人的耕耘劳作,香火传承总得有一个“犁田的”来承担.民间有谚语云：“没得婆娘裤裆烂,没得汉子肩膀塌”,表明的是男女对家庭、社会的构成,缺一不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在祭祀活动等民俗文化领域,活动过程必须由男性全程主宰,容不得女性插足.即便是某些需要女性身影在场的昂玛窝（祭祀寨神）等祭祀场合,也是“男扮女装”的女性“影子”出现.生存的极限劳动,文化的单性传承构成了哈尼族重男轻女的客观现实.就算是男女平等“口号”提了六十余年,时代进入了“高铁”的当下,“犁田的”比“捞鱼的”重要的思想观念仍然在乡场上根深蒂固,撼动不易.批娘的小说《生孩子》就是对此观念的企图撼动.
五岁才会讲话的红然,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讲“马头上长了角”,这让父母感到“骇人听闻”.这个颇具怪异的哈尼孩子,才二十来岁就担起了要五六十岁才可以从事的职业——超玛阿波.超玛阿波是哈尼村寨里类似于“宣传员”的角色,身份地位低微,事情却纷纭繁复,完全是一个跑腿又卖嘴的命.红然担任超玛阿波这个职位并不是他的意愿,他也一样对这个职位充满蔑视.在老超玛阿波去世后,村民在实在选不出的时候,就请老者用“看鸡卦”的方式选中了他.选上了超玛阿波是件丢脸的事,家人坚决反对.家里出现了一系列家禽家畜相继死亡的现象,像应证了“一语成谶”一样.红然的父母一怒之下将红然小两口赶出了家门.在村西口的简易篱笆房里自立门户的红然从此无奈担当起了超玛阿波的真正角色.他在按规定收取“超玛税”的过程中受到了蔑视,粘边了寡妇,在忙村务的履职中过河时弄死了供全村祭祀用的狗,只得把自家刚产崽的母狗顶替了祭祀.一系列的失败导致了妻子回娘家,他只好用菜刀抢回了儿子,与儿子和三只还没有睁眼的狗崽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的家庭组建后,红然收“超玛税”不用再操心了——现在交的是钱,可以补贴家用；对儿子、狗崽上了心,心情开始向晴朗的方向变化,乃至于觉得“超玛阿波”这个职务也很有意思了.在乡村,在红然的日子里,好景总是不长,一次不小心的老鼠药意外,竟然撸去了他儿子和三只狗崽的性命.因了这次命运的严酷打击,红然由一个完完整整的男人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酒鬼,最后被一声炸雷劈晕,死于非命,终结了“超玛阿波”这一职位.（《超玛阿波》）
如果说中国的乡村是中国的底层的话,哈尼族村寨的“超玛阿波”就是底层的底层.在当下中国风起云涌的小说书写中,底层作品汗牛充栋,人物形象蔚为大观,批娘的“超玛阿波”形象是个异类.在哈尼族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存在着一个不伦不类的职位——超玛阿波.这个职位上不如咪谷（头人）、莫批（祭师）,下不抵一般村民.这个角色在村社的意义上却必不可少！对外是跑腿“联络官”,对内是“协调人”,“卖声人”,总之是个劳碌命,低,是一个真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这个存续多年,无以上溯的职位已筋疲力竭,夕阳末路了.红然的“民间出现”（看鸡卦产生）和“民间死亡”（遭雷劈）,既是事物的民间延续,又是民间的终结,同时更是时代的终结.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写道：“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哈尼山寨,一个有180 多户哈尼人家的哈尼山寨,一个有10 个姓氏的哈尼山寨,一个曾经孕育出无数个官人、莫批、药师、商人、匠人的哈尼山寨,一个在南高原的哈尼山区赫赫有名的哈尼山寨,怎么就没有了超玛阿波呢？怎么能没有超玛阿波呢？”时代终将向前发展,有的事物“寿终正寝”那才是必然.超玛阿波这个“异类形象”的意义正在于此.
批娘三篇小说的叙事,都是建立在民族性、地方性的民族文化之上的.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是民族的血脉,人们不可须臾离之.由于长时期的运行,文化血脉中浸入了不少的病毒,严重污染了血液,损伤了血管,造成了深刻威胁生命的“血栓”、“脑梗”.如何剔除“血栓”、“脑梗”,化解威胁,还民族一个健壮的体魄,是许多有良知敢担当的作家们的追求.批娘的三篇小说切入的都是这方面的主题.《滇池》在发表小说时以《哈尼族生活的神奇叙事》为题进行了扼要评论.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小说以少数民族生活的所谓“神奇”展开叙事,需要把握好节点.从时展的角度看,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铁时代”,“网络时代”,城镇化、城市化、网络化、信息化早已浸入了人们的机体,席卷并俘虏了大面积的乡村,人们的日常生活几无秘密可言,更遑论“神奇”了.其实,这种所谓的“神奇叙事”,早在上世纪十年代,哈尼族作家艾扎在其长篇小说《阉谷》,中短篇小说集《红河水从这里流过》等篇什中就有过较为精彩的书写了.批娘的这三篇小说在时代背景上显然不是哈尼族过往的历史书写,而是当下社会生活某个侧面的进入.《普杰和他的母亲》在书写人性方面达到了某个新的高点；《生孩子》和《超玛阿波》在呈现民族文化方面有努力（“他的小说中弥漫着淳朴、自信、安详的哈尼族文化气息”——张庆国语）,但挖掘的还不够深,文而不够“化”,甚而有展示题材之嫌.小说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呈现,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看到、感受到“神奇”生活背后人的美好追求.
《生孩子》通篇为“介绍性”叙事,从小说的艺术角度看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故事,少冲突,人物太过于平面,时代背景与人物活动具悖论,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作品的可信度.
从文本阅读的效果看,《超玛阿波》中文句缪误较多.如“母亲除了能摸到马的鬃毛以为”（应为“以外”）、“感觉父亲脸孔上褶裙的皱纹” （应为“面孔上”）、“老婆跟说红然”（应为“老婆跟红然说”）、“红然一步一步地移到脚”（应为“移动脚”）等等即是.细节决定成败,小说的细节一败,作品就“一丑遮百俊”了.
（作者系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万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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