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杜甫《八阵图》文学解读和历史验证综合,本文是关于历史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八阵图》和杜甫和再读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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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八阵图》一诗末句“遗恨失吞吴”向来解读甚多,大致可分为文学研究和历史分析两类.文学研究多以此诗咏史之性质,重视对基本史实的了解,分别考证仇注四说之正误,抑或新论.历史分析重史料发掘及史料间联系,于此诗而言常关注《隆中对》及东征前后事.立足于前人相关研究,通过梳理刘备、诸葛亮对《隆中对》的政治实践和东征前后诸葛亮战略构想的转变,并结合杜诗诸葛亮形象特点及渊源,仇注四说之解读,“旧说”最为近似.
关键词：《八阵图》诸葛亮《隆中对》历史验证
杜诗《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亦有少数版本为“名高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为诗人于夔州时所作.诗成至今,对其文意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以末句“遗恨失吞吴”为甚.
如今观之,这些研究主要分两类.一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分析字词之义,一则以历史学方法分析诗句所涉事件之相关史料,推论作者咏史所指.
一、《八阵图》文学研究述评
(一)仇注四说
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评此诗：“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跌挫耳.”[[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五,1278-1279页,中华书局,1999年.]仇氏虽未就“遗恨失吞吴”具体所指给出详细解释,然其下文总述了前人于此问题的不同观点：
今按下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之说也.[同注2.]
其中东坡一说,按《东坡志林》,乃是东坡借子美托梦为辞,讽前人故弄玄虚,书生意气,论诗意本自明,以吴蜀相依不当有相图之意为解.今学者多有认为此说同朱注大意相近,或将其归为一说,[夏松凉：《杜诗鉴赏》,4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或言一说最为准确,另一说稍次之.[吴小如：《略论杜诗的用事——读杜臆札》,《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6期.]然朱鹤龄于此不以为然,其注曰：
按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东坡之说殊非.[[唐]杜甫著,[清]朱鹤龄注：《杜工部诗集》卷十二,33页,哈佛大学影印本.]
可见,朱氏认为其与东坡说之别在于此“恨”为武侯对己之遗恨还是对蜀有吞吴之意之愤恨.
所谓《杜臆》一说,详见于其附篇《管天笔记外编》：
曹操东下,吴不能支,势必援豫州以自助.鲁肃首倡此议,……到底孙、刘宜合不宜分,而肃之识见远出周瑜、吕蒙之上.……遗恨失吞吴,肃与孔明可谓金兰之契矣！孙仲谋因借荆之后蜀势日强,遂以一短訾之,则其识浅耳.故论吴诸臣,当以肃为首.统论三国,则以孔明为首,肃即次之.[[明]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上,卷一《读武侯全书》,民国四明丛书影印本.]
王嗣奭亦是认为孔明不赞成出师东吴,“孙、刘宜合不宜分”与东坡说“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颇有近似之处.可推想王氏于东征一事持否定态度,但却将两国交战的过错更多置于孙权.至于“遗恨”具体所指,未具言,仇注将此论与朱注比而同之,似可商榷.
（二）《读杜心解》、《杜诗镜铨》之说
仇注四说之外,浦起龙《读杜心解》于此之论饶有意味,其文先引《蜀志》（先主传）、《法正传》介绍了事件背景并推测武侯态度,后曰：
说是诗者,言人人殊.大率皆以吞吴失计之恨,与武侯失于谏止之恨,坐煞武侯心上着解,抛却“石不转”三字,致全诗走作.岂知“遗恨”从“石不转”生出耶？盖阵图正当控扼东吴之口,故假石以寄其惋惜,云此石不为江水所转,天若欲为千载留遗此恨迹耳.如此才是咏阵图之诗,彼纷纷推测者,皆不免脱母.[[清]浦起龙：《读杜心解》,829页,中华书局,1978年.]
浦氏从诗名“八阵图”和全诗唯一描绘八阵图形象的“江流石不转”句出发,认为“吞吴失计”即旧说、东坡说和“失于谏止”即朱注说均有其误,论此“遗恨”更多为诗人见到八阵图后对诸葛亮一生尤其是其壮志未酬的感慨和惋惜,将众人自然所领会的武侯之“恨”解作子美之“恨”,似独成一家之言.至于“失吞吴”何所指,未具言.
萧涤非先生认为浦氏一说最为独到,并补论言：
关于“失吞吴”,历来解说不一,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把“失”解作丧失,也就是说以未得吞吴为恨；一派把“失”解作过失,也就是说以失策于吞吴为恨,第一派的说法较直截了当.浦注：“说是诗者,……皆不免脱母.”此说最通过.诸葛亮的联吴,其实是一种吞吴的手段,并不是他的目的.[萧涤非：《杜甫诗选注》,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这样解释虽又将浦氏的切入点拉回了历史背景及人物情感分析,但还是有历史见识的.诸葛亮作《隆中对》,以恢复汉室为终极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联吴必然是吞吴的手段.另有周锡韛先生兼及语义和历史研究,认为仇注四说均有未合.以武侯吞吴之目的,言其英灵所以保留八阵图的遗迹,绝不是承认“吞吴之失策”,而是未能吞吴甚至是未能得天下之遗憾.[周锡韛：《说杜三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5期.]此亦为一家之言,与浦氏可谓所见略同.然,即便在当时武侯于所谓国家战略的吞吴一策不存遗恨,就说明其“遗恨”一定是未能吞吴吗？于战略实施之中的某一具体措施,如刘备东征败归,可否心存遗恨呢？这也应为合理的推测.
还有较为折中的说法,杨伦笺注之《杜诗镜铨》中有言：
先主征吴败绩,还至鱼复,孔明叹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不至倾危矣.”诗意谓吴蜀唇齿之国,本不应相图,乃孔明不能谏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亦以先主崩至夔州,故感及之.一说,刘逴曰：“孔明以盖世之才,创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不能用其阵法,致此石徒留千古遗恨耳.”如此说两句,似较融洽.[[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十二,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很明显,杨氏一说融合了东坡说、朱注说和刘氏说三派观点,无明显的评价和倾向性.
(三)近代以来之研究
近代以来研究此问题的学者更多,且多是明确提出对仇注四说中某一说的支持和论证.如傅庚生先生认为,此诗应解为吞吴之失是汉业未复的重要转折,武侯对此事遗恨最深,其灵气聚于八阵图阵.傅氏认为东坡一说最为准确,并以诗家用字之法的文学分析逐一驳斥了其他几说.[傅庚生：《杜诗析疑》,193-19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前所引夏松凉先生之《杜诗鉴赏》,将东坡说和朱注说归为一派并赞同之,认为征吴既非孔明之意,亦非战略所指.[同注4.]
纵观上述各论,可见对《八阵图》一诗之文学研究特点有二：其一,结论基本在仇注四说的框架之内,重在考证和论证各说之正误,唯视角和方法有异；其二,出于对本诗咏史性质之考虑,多数论断还是重视对基本史实的了解并以之为据.
诚然,“遗恨失吞吴”究竟何所指,仇注四说基本可以概括其各种可能性,亦可见有新论者,这种现象是积极的.然而,于此诗所述历史事件,众家虽重史实,也受限于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对所涉史料似还欠缺深入分析.
二、从历史验证中看“遗恨失吞吴”
史家论及此句,常以历史分析《隆中对》及东征前后事为视角.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鉴于诸葛亮在古今艺术塑造和历史研究两个领域均有特定的地位,众家论及此时,不免有所混淆.田余庆先生对此曾言,《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了先验的色彩,在思想上神话了诸葛亮.历史学家无须干预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创造和再创造,但在研究问题时,要尽量以具体的历史分析来代替习惯的赞语.[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163-185页,中华书局,2012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田氏赞同朱注一说,并强调其论断仅是以历史事实分析而得,不一定为子美本意.其核心观点在于：其一,诸葛亮政治地位是于刘备托孤之后方获显著提升,之前刘备由荆入蜀,又出蜀东征,其中均无诸葛亮的实际作用；其二,如《法正传》所述,推测诸葛亮就东征一事持反对意见,甚至论及在关羽失荆州后,因客观条件所限,诸葛亮便已放弃了《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设想.[同注14.]
《法正传》的记载常见于众家论证,被广泛认同为表明诸葛亮反对东征一事较为可靠的证据.其相关原文如下：
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第七》,713页,中华书局,1999年.]
这段文字可见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诸葛亮与法正在为人行政上有分歧之处,但诸葛亮对法正的智谋还是认可甚至是赞叹的；第二,刘备东征孙吴一事受到了较多反对,但其决心是很大的,未听劝谏.史无明文记载诸葛亮的具体态度,但如《赵云传》中则有赵云谏止之言；第三,刘备东征是以替关羽复仇为名的；第四,战败后,诸葛亮感叹唯法正可劝刘备放弃东征计划,对此裴注举例相证：“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言法正有能力劝止刘备出征东吴,一是考虑到法正其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本就“纵横威福”；更重要的是刘备对其十分倚重,可“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不亚于诸葛亮.其传载有人进言诸葛亮让灭其威风,亮“知先主雅爱信正”,因而亦无可奈何.方诗铭先生论及此问题时,将前述事实三、四合并分析,他首先认为关羽失荆州且亡命另有隐情,是内（刘表原有势力）外（曹魏、孙吴）矛盾激化的结果,而其中更有刘备的责任,因而判断刘备出征东吴所用之名仅是故作姿态.如法孝直在,可顺刘备心意,斥关羽之失且述东征条件所不备,则刘备即能名正言顺放弃出师.[方诗铭：《方诗铭论三国人物》,235-2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关羽失荆州,缘起其主动出师,后临曹、孙两面之敌且失于援军,终至败亡.考虑到其何以有出师之策及失援之实,言荆州之败另有隐情,是合理的推测.然具体由谁来承担责任,刘备、诸葛亮有无责任,尚可商榷.
将此问题姑且搁置,面对刘备出征且败归的客观事实,其中刘备、诸葛亮的态度究竟如何？这背后,是《隆中对》现实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诸葛亮《隆中对》核心之论有三：跨有荆益、结好孙权、天下有变.以刘备的进取之路来看,从取刘表,再由荆入蜀,他的确是将《隆中对》作为基本国策的.在立足于益州之后,《先主传》中一段论述值得品味：
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658页,中华书局,1999年.]
方诗铭先生以此为据,认为刘备已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有取凉州的战略所图,从而放弃了《隆中对》的规划,根本无心东进.[同注17.]刘备图谋凉州之地,应为可信.法正为其规划进兵汉中时,也涉及此略,且得到了刘备的首肯：
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举众往讨,则必可克.……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第七》,712页,中华书局,1999年.]
然,刘备有凉州之战略是否代表其放弃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呢？情况似乎并不如表面所见.刘备言“须得凉州”之时,“跨有荆益”已为既定事实,本无所谓坚持抑或放弃.孙权因感受到蒙骗,愤而出兵,而刘备的反应十分迅速,亦出兵与之对峙,可见,刘备是不愿意将荆州拱手出让的,所谓“当以荆州相与”必为托词.面对曹操进军汉中的突发情况,其选择是“与权连和”,双方分荆州东西而治,结果显而易见,刘备仍然保住了“跨有荆益”的事实,同时也继续执行着“结好孙权”的战略.可想而知,若无曹军进汉中一事,刘备为“跨有荆益”是不惜与孙权诉诸武力的.现有了这一特殊情况,那么即便作出让步,也要结好孙权以先解决汉中的威胁.
那么,既然刘备如此重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诸葛亮的政治地位真如田余庆先生所论直至刘备托孤才得到提升吗？《诸葛亮传》中有两条关于其主要负责工作的记述.一为刘备取得荆州江南三郡之时：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680页,中华书局,1999年.]
一为刘备进取益州占领成都之时：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681页,中华书局,1999年.]
对此,清人何焯评：“当先主时,但寄以萧何之任.”[[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七,462页,中华书局,1987年.]田氏认为将诸葛亮比之萧何言过其实,实则确有可议之处.第一,诸葛亮受命所治之地,在当时均为刘备力量的核心地区.于荆之时,益州尚属刘璋,虽有法正等人相迎,能否功成尚有不期；于益之时,主要力量已入蜀.第二,诸葛亮所领之职,主要为治经济、补军需,即是在外刘备按《隆中对》四处进取,在内诸葛亮负责内政事务,提供稳定保障,已似丞相之职.如此观之,其责不可谓不重也.所谓“寄以萧何之任”,应是公允的评价.
以上述之分析为基础再观《隆中对》,其整体架构以“跨有荆益”为基本条件,其次方为结好孙权.关羽失荆州,蜀汉“跨有荆益”的既定事实遭到了破坏,于刘备始终坚持执行《隆中对》方略而言,必然不能接受.然荆州之地本为刘备借于孙权,为有出师之正当理由,只好假借替关羽复仇之名,行维护“跨有荆益”之实.
再观前文所引《法正传》之记述,诸葛亮在叹法正若在则可制刘备东行之后,还有一句“就复东行”,衬托出于东征一事刘备的决绝.为什么面对“群臣多谏”的情况刘备可以全然不顾？考虑到史无明文诸葛亮参与谏止的情况,以诸葛亮丞相之位,又是《隆中对》这一国策的制定者,如有相谏,必见于史.而东征恰好与《隆中对》之“跨有荆益”是契合的,可推想,诸葛亮甚有可能不仅没有劝谏,反而是支持东征的,这样才会产生即使法正复活相劝,刘备也可能“就复东行”的情形.此外,原文于诸葛亮叹言之前,明确提到诸葛亮与法正“好尚不同”、亮“奇正智术”的事实,前文已述,法正是主张战略北移的,为刘备策划了进军汉中以图雍凉的方略,与《隆中对》明确相异.那么诸葛亮之叹法正,是否也有认为法正若在,会谏先主北进而非东进之意味呢？日后诸葛亮执掌蜀汉政权,全然无东进之计,而以北伐贯彻始终,是否也有此叹之影响？东征已然失败,诸葛亮当然要总结其中教训,其所叹之言及语气亦必然于东征持否定态度,若以此论东征事前武侯之态度,似有只见其表而未探其实之嫌了.
因此,诸葛亮真正放弃《隆中对》的战略规划,极有可能并不在关羽失荆州之后,而是在东征失败之后.武侯总结败军的教训,反思《隆中对》于当时客观情况下的可行性,于之后的政治实践中调整了战略方向,田余庆先生认为蜀汉巴蜀偏霸之业是不得已而为之,仍不失为高论.苏洵在《权书》项籍篇中言：“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宋]苏洵：《权书》,71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若将“弃荆州而就西蜀”解作东征之后战略方向的调整,“先图所守”解作治蜀之业,那么,更可知诸葛亮之“遗恨失吞吴”,便是因夷陵之战后永失吞吴之机和再无吞吴之略而“遗恨”了.《隆中对》第一步便没有完成,甚至无法完成,致被迫放弃,岂能不叹,岂能不“遗恨”呢？纵观仇注四说,旧说与此最为近似.
三、杜诗中诸葛亮形象及其渊源
就《八阵图》一诗而言,文学鉴赏与历史验证两种方式有其共性,也有相异的结论.究竟子美之本意何如,不妨再尝试转换视角,杜甫于诸葛亮的态度是怎样的,杜诗中诸葛亮形象有何特点,剖析这些问题,可能于该诗有所启发.
陈翔华先生在其专著中曾总结到,中晚唐以后,咏怀诸葛亮的诗篇开始明显增多,而杜甫正是作此类诗数量最多的诗人.[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83-8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杜甫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于其诗中不遗余力地赞颂之,将孔明塑造成忠贞的楷模和智慧的化身.可以说,杜甫是诸葛亮形象走向完美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杜甫曾在成都、奉节（夔州）两地居住近十年,这段时间中,虽然生活漂泊不定,却也经常寻访古迹,尤其钟爱武侯祠庙一类纪念孔明的场所,其咏怀孔明的诗歌亦基本创作于此时.杜甫为何要将诸葛亮形象一再拔高直至完美呢,必不仅为艺术塑造.有论之,其一为杜甫感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经历,心生景仰；其二为杜甫赞赏诸葛亮之才能,面对国家分崩离析的现实,希望有贤能如亮者能够拯救唐王室于危难之中；其三为杜甫以诸葛亮为己代言,他羡慕备、亮君臣之间鱼水一般的真情,以完美化的形象和故事表现自身对于有明君相识的渴求,反衬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符丽平：《杜甫对诸葛亮形象的完美化及原因》,《襄樊学院学报》,2012年4期.]这些看法是合理的.杜甫咏诸葛亮,是建立在他日常生活、寻访所见所闻,对国家命运的判断和忧虑,以及对三国尤其是蜀汉历史的反思评价基础之上的,对于咏史类诗,杜甫既是诗人,更是史家.萧涤非先生曾言：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这类咏史诗,也有其特点.这就是密切联系现实,密切联系自身.因而,在这类咏史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看出诗人自己的形象.[萧涤非：《杜甫研究》,385页,齐鲁书社,1980年.]
所以,对孔明形象的完美化,实质是对自身命运的憧憬,杜甫对诸葛亮是有着同理心的.“运移汉祚终难复”,不仅是说诸葛亮于汉室国运,明知其不可为而仍旧为之；“长使英雄泪满襟”,也不仅是后世英杰为之惋惜,背后都充盈着杜甫的将心比心,他是深切理解那段历史以及诸葛亮的行为和心情的.亮之叹,即是子美之叹；亮之“遗恨”,亦是子美之“遗恨”.如是,仅就《八阵图》一诗而言,历史验证的结论可能更为真实.
《管天笔记外编》中还有精彩论述：
子美诗谓孔明伯仲伊、吕,固属卓识尤奇者,又有诗云：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夫古来合称之人,如稷契、周召等甚多,皆同时并列；即伊、吕异世,亦以商周踵接,功业相当.今吕、葛相去千余年,而功之所就悬殊,乃比而同之,岂不骇人？盖论其品也.
故如子美真是孔明知己,识在宋儒之上,……再访子美草堂,则有丞相专祠列于草堂之左,……余谓二公神交有年,今作比邻,九泉之下定当相视而笑,亦应以“葛杜”称之.[同注7.]
杜甫咏孔明,右仲则以“葛杜”合颂之,“神交”、“比邻”之语虽俏,其识见实属端本且超众也.
四、结语
上文以文学解读、历史验证和杜诗中诸葛亮形象及其渊源三个方面探讨了“遗恨失吞吴”所指.文学研究的结论较为繁杂,历史研究则支持仇注“旧说”一论.对杜诗中诸葛亮形象及其渊源的讨论,立足于杜甫个人生活经历和他对诸葛亮的特殊情感,发现杜甫既是诗人,更是史家；且于诸葛亮有着深刻的同理心.其《八阵图》的措辞和深意,既有作诗之考虑,也是深刻理解那段历史的结果.
因此,对杜诗中诸葛亮形象及其渊源的讨论,可以看作文学解读和历史验证综合研究的桥梁.三者综合,我们认为,仇注四说中“旧说”一论最为可靠.
成文之中偶读《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辨说》[汪少华：《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辨说》,《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2期.]和《“遗恨失吞吴”之东坡说质疑》[王欣悦：《“遗恨失吞吴”之东坡说质疑》,《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3期.]二文,均从《管锥篇》所论“遗恨”之词义出发,分析杜诗用词风格,及全部杜诗中出现的八处“遗恨”所指,得出了赞同旧说的结论.窃以为,虽方法不同,其解与历史验证却合,《八阵图》文学鉴赏与历史验证综合研究更添一辅证.
作者简介：郭的非,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汉唐考古、三国文化,电话：15210122532,通信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陈列研究部,邮箱：sunshine016@sina.cn.
RereadingthePoemBaZhenTubyDuFu:AComprehensiveAnalysisIncludingLiteraryInterpretationandHistoryVerification
GuoDifei
(ChengduWuhouShrine,Chengdu,Sichuan610041)
ABSTRACT：TherearemanyinterpretationsofthelastverseofthepoemBaZhenTu,whichcanberoughlydividedintotwocategories:literaryresearchandhistoricalanalysis.Literaryresearcheostlyfocusonthehistory-intonednatureofthepoem,payattentiontotheunderstandingofbasichistoricalfacts,andexaminethecorrectnessofthefourstatemententionedbyQiuZhao’ao,orputforwardnewexplanations.Historicalanalysisoftenattachesimportancetothediscoveryofhistoricaldataandthelinksbetweenhistoricalmaterials,andaorthispoem,oftenfocusingonLongZhongDui(LongzhongPlan)andhistoricaleventswhichoccurredbeforeandaftertheeastwardexpedition.Basedonthepreviousstudies,thisarticlecombsthepoliticalpracticeofLongZhongDuibyLiuBeiandZhugeLiangaswellasthetranormationofZhugeLiang´sstrategicplanbeforeandaftertheeastwardexpedition.Then,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andoriginsoftheimageofZhugeLianginDuFu´spoems,thisarticleachievesanewangletointerprettheverse.
KEYWORDS：BaZhenTu;ZhugeLiang;LongZhongDui(LongzhongPlan);history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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