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宗族的新2019年中国家祠文化天柱论坛会议综述,该文是少数民族有关论文怎么写和天柱和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族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少数民族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在中国家祠文化-天柱论坛上,专家学者们以贵州清水江流域为中心,对祠堂、族谱等宗族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与整理,探讨其传承与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方法、路径及其实践.论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宗族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族研究提供了新案例.
关键词：宗族；祠堂；族谱；清水江流域；西南少数民族
2016年7月8日至9日,由凯里学院和天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家祠文化·天柱论坛”在天柱县召开,来自厦门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哈佛大学、西南大学、上海社科院、暨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吉首大学等国内外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党政部门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相关论文79篇,其中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酌研究论文52篇,占66%.与会代表通过大会主题演讲、小组专题讨论等形式,围绕宗祠及其开发与利用、族谱及其宗族教育、宗族组织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将会议论文及发言综述如下.
一、宗祠与地方社会研究
宗祠,又名祠堂,作为宗族的象征,它既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亦为族中各种大型活动的公共空间.人类学家林耀华曾指出,研究宗族应该首先从祠堂入手,因为“家族的祠堂,原为家族的宗教机关,家族逐渐发展到宗族,祠堂也渐渐地扩张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机关了.
(一)宗祠研究
宗祠作为主题之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查振科博士探讨了中国宗祠文化的社会价值,对当代宗祠文化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代宗祠承担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责任,要建立新型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家族内部人际关系,宗祠内应有与自身传统一脉相承的现代生活内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黄忠彩秘书长讨论了在宗亲文化建设中政府的职能问题,认为要认清宗亲文化的社会功能,注意亲亲文化不是封建文化,政府对宗亲组织、宗亲活动要规范,把握好宗亲文化发展的方向,要以法律和*道德为准绳,对宗亲文化要划底线,对优秀成果要表彰和支持.吉首大学苑婉秋认为,宗祠供设祖先神主牌位,是祖先安灵之所,象征着祖先存在,因此,宗祠也就成为了祭祀祖先的场所.不仅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还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宗祠崇拜也就是一种祖先崇拜,所以宗祠崇拜强化了宗族的认同与凝聚力.浙江工业大学粟丹副教授以祠堂为视角,探讨了如何建设孝道文化.贵州省社科院黄才贵研究员讨论了宗祠文化与侗苗文化的关系.
在地方宗祠研究方面.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对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与地方社会秩序进行研究,认为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刻载着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与人工营林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二者相互作用,使得宗祠文化成为清水江地方文化的标识.在木材流动的“江利”纷争时代,国家对地方的治理依托了宗祠文化进行地方的“儒化”,在宗祠文化的规约下实现林地产权稳定维护了该区域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地方社会精英在“文字八疆”的引领下,以林地契约与地方教育的方式规制了地方社会.使得清水江下游社会宗祠文化在地方有序化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推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认为,宗祠内的祖先牌位、匾额、碑刻、戏台及其相应建筑,是宗族的文化表达形式；在天柱地区,为什么称家祠而不称宗祠或房祠？祠与宗族、房、家之间的关系等提出自己的见解.贵州师范大学徐晓光教授认为,天柱宗祠的特点在于：宗祠文化是汉族文化,由于清水江历史变迁,侗族也有宗祠；宗祠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天柱却有少数民族的和中西台璧的宗祠；在对比北部侗族地区的宗祠与南部侗族地区的鼓楼后,认为两者虽然建筑形式迥异,但其功能与组织形式是相同的.贵州大学马国君教授对清水江流域宗祠概况及其功能进行探讨,认为贵州省清水江流域目前留存历史宗祠多而密集,其尤以天柱、锦屏两县为最；研究这些宗祠历史和社会功能,对于探讨其地方社会发展,挖掘历史传统优秀文化,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吉首大学吴寒婵认为,清水江流域的宗祠建筑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县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修建背景所体现出的是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而宗祠作为家族教育的主要场所,其族规族训都对族人有很大的教育警省意义,直至今天依旧发挥效用.锦屏县史志办张继渊对贵州锦屏宗祠文化进行探讨,通过对贵州锦屏宗祠的修建、遗存状况的初步考察,简略叙述锦屏县境宗祠的兴起、分布、特征及其功能,以及探索当前形势下宗祠文化的抢救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及转型发展的路径.锦屏县学者杨秀源通过对贵州清水江下游宗祠兴起、遗存及保护的考察,剖析这一区域宗祠的功能及其寝变,并就宗祠作为承载祭祖溯源、联宗收族、劝谕教化、宣示文化的平台进行审视.聂振强认为天柱家祠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复合体,主要体现为中原文化、西方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相互融合.清水江家祠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和大文化背景下,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吉首大学向兰丽从国家、地方精英、民众三个方面对清水江中下游流域宗祠文化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宗祠文化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凯里学院姚德扬对清水江下游拜祠祭祀进行初步研究,认为在拜祠祭祀过程中,可以对子孙后代进行道德教化,培养他们的*、秩序意识,心怀感恩,不忘宗族之源,从而增强宗族的凝聚力.此外,罗国惠讨论了天柱县宗祠文化的特色,吴厚征对天柱宗祠文化的内涵与社会功能进行了讨论,姚敦屏对天柱宗祠文化保护与弘扬进行了思考,龙厚奎对天柱宗祠文化走进职校课堂进行了有益探讨,罗福松讨论了宗祠文化传承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刘才洲对天柱宗祠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思路.
在宗祠个案研究方面.吉首大学武佩以湘西州永顺县列夕村董氏家族为例,对宗祠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讨论,认为宗祠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孝思,而且对于族人人格的养成、家族内部凝聚力的形成甚至地方社会的稳定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吉首大学戴宇以贵州省册亨县八达村为例,探讨了宗祠文化的地方化与社会功能,认为宗祠是族群延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在汉族社会人们通过修建祠堂、在祠堂中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来表现血缘关系的传承,对于自我的认同,从而加强自身文化的认同；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没有专门修建祠堂,但是通过其他方式依然存在宗祠文化,同时对于村中族群的生存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凯里学院管庆鹏以天柱县高酿三褰《罗氏宗祠记》为例,对天柱地区罗氏源流、修谱、建祠、维修、春冬祭祀等宗族活动以及天柱地区罗氏祠堂供奉始祖之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高酿三寨罗氏宗祠在某种程度上比罗氏其它宗祠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有成为天柱周边地区各房认同对象的趋势.贵州大学王勤美博士以锦屏县新化所村阂氏家族为中心,将家族发展历史置于区域历史脉络之下,以清至民国不同时期的祠堂活动为主线,讨论以祠堂为代表的空间物象如何成为家族权力的象征,并以此彰显村落地方文化秩序和政治格局.天柱县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蒋家林以天柱三门塘刘氏宗祠为例,对宗祠建筑特征与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了思考,认为刘氏宗祠的设计具有中西文化风格,这种风格根源于明清时期开始对本地区具体实施统治、祖先来源于中原、设计建造者文化底蕴、刘氏家族经济文化深厚的完美结合,暗含了从小家到国家、民族之间交往融合同化的现象.此外,刘慧桥以高酿镶家祠为例,探讨了天柱家祠文化的社会作用.周崇蕤、周道洪对天柱雷寨周氏宗祠进行考察分析.
(二)祠堂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在文化产业化的背景下,宗祠的开发与利用也成为与会人员讨论的话题.宜春学院蔡宇安博士通过对祠堂文化建设历程的梳理,认为将祠堂文化产业化运作是传承和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并提出祠堂文化产业化不应局限于资源型文化产业的“文化+旅游”模式,而应该引八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科技”模式.吉首大学吴合显博士通过对祠堂文化发展历程的梳理,认为将祠堂文化进行产业化运作是传承和保护这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同时,祠堂文化产业化不能局限于传统资源型文化产业的“文化十旅游”模式,而是要引入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科技”模式.上海后世博研究中心唐纪伟认为,祠堂文化涵盖有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以及宗谱家乘、行派世系、祖训家规、传记事略等广泛领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要充分发挥宗祠文化的当代价值作用.吉首大学李子怡认为,要客观认识宗祠的价值功能及其现实意义,凝练其经验和价值,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
而清水江流域宗祠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得到了多角度的建议.厦门大学黄顺力教授认为,宗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如何将宗祠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继而再转化为旅游经济资源,以让宗祠文化遗产“活起来”值得思考,只有精心打造民族文化、宗祠文化两张名片,才能讲好“天柱故事”.凯里学院曾梦宇教授认为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拥有着以宗祠文化为主,以木商文化、民俗文化为辅的诸多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设计以“踏浪历史、踏浪文化、踏浪清水江”为主题的“踏浪清江”宗祠文化主题旅游,可以成为利用历史资源服务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凯里学院麻勇恒博士认为丰足的宗祠文化,是天柱县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条件.从旅游业发展的态势来看,通过周期性地举办“宗祠文化节”等模式可望实现天柱县厚重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并激活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进而促进天柱县旅游市场的倍增式增长.凯里学院杨子奇副教授从非遗的视角,讨论清水江宗祠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宗祠文化,如何在当下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文章分析了当前清水江宗祠文化的保护现状,并就保护途径和利用价值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中南民族大学张丽珍以天柱三门塘为例,对民族特色旅游文化本真性进行简要探讨,意在寻找本真性文化和旅游产业化开发的结合点,促进民族特色旅游产业的发展.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吴文定教授以清水江流域为例,探讨了祠堂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开发利用.重庆市轩辕文化研究会谢超讨论了做好祠堂文化阵地建设,促进天柱旅游创新发展.天柱学者袁显荣对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的保护及如何使其适应新形势发展做了有益的思考,天柱县政协游浩波对天柱县如何打造中国宗祠文化园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二、族谱与地方社会研究
新史学先驱梁启超先生曾大声疾呼,“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可见族谱研究之重要. （一）族谱研究 族谱对宗族的发展和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并成为宗族的宪章,因此,对族谱的研究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热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志茗研究员对上海图书馆藏《武进青山门赵氏支谱》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尽管只是一种普通家谱,但特点明显,不仅能够考订赵凤昌身世,而且保存了其他足资挖掘的材料,也相当可贵,应该合理开发利用.贵州师范大学胡安徽博士以（黔南）《陈氏族谱》收载的《龙井河水碾记》为例,对族谱中的经济史进行研究,认为《龙井河水碾记》是一则难得的贵州水碾资料,它不仅记载了贵州水碾的类型和特点,而且述及了水碾的工作效率与经济效益,还彰显了龙井河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暨南大学黄忠鑫博士对婺源族谱所载清代旅粤商人传记进行系统搜集和整理,分析了外贸刺激下的行业格局、商业风险与利益网络,面对无数诱惑,规范商人的社会生活与行为,也对由商从政的案例进行探讨,形成一幅微商在广州经营活动的全景图景.
凯里学院副教授罗康智博士对家祠文化中的族规进行研究,通过对族规的制定特点、发布途径、族规审理与执行及其现实意义等几方面阐述,深化对家祠文化研究,认为族规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或许可以成为今后探讨和谐社区建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秦秀强研究员、贵州师范学院龙宇晓教授以天柱侗族家谱为中心,讨论了侗族民间家谱特征及其价值,认为在编纂形式、内容与修谱年代方面,侗族家谱有别于汉族家谱,如攀援汉族华胄,体例较为简略,首修年代较晚；八谱的宗亲由于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有的是侗族,有的是苗族,也就是说同一部谱中包含有侗族和苗族的宗亲人口.这些特征揭示了侗族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心理,体现了其间所具的凝聚民族间相互认同并共同认同国家的大团结精神.凯里学院姜明副教授通过对明代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族谱中传记的类别和内容的梳理与分析,考察了这地区士绅阶层乃至以宗族为单位的民众群体在建构祖先传说、讲述先贤故事,区分杰出人才类别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演变轨迹和文化转型的模式与方法.贵州理工学院刘秋美副教授运用从黔东南收集到的族谱,总结出族谱内容来自于族人真实的生活,介绍族人的生活经验、居住方式及其价值取向,认为族谱的教育价值体现在道德教育和对当今社会的教化作用.凯里学院谢景连博士认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出现的宗族组织是区域社会变迁背景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宗族组织的出现,不仅突显其功能性的一面,而且蕴涵的文化意义对区域社会的重组和再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以地湖插花地社区为研究对象,以故事传说与宗族谱系建构为切八点,试图对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宗族组织的文化意义进行阐释.凯里学院刘先荣以天柱县为例,认为谱牒作为与历史、方志互为表里的历史典籍,不仅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对各个宗族和氏族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纪录和传承作用.从中可以观测出人们随着时间流逝在经济生活、政治变迁、文化生活、生态变化等方面的状态和记忆.文章着重从家谱中家训的传导来论述民间家谱中家训或是族训对人们生活生产的影响和约束.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沈广彩、欧阳大霖对清水江流域谱牒的文献价值进行讨论,认为清水江流域诸多家族均有家谱,这些家谱引文告以教育子弟,主纂者及历代文人撰写的序跋可弥补方志之缺, 些谱牒中收录大量图录对于研究区域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少文献还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先进思想,值得关注.
凯里学院吴才茂副教授以贞节与贤能为题,对族谱所见黔东南少数民族妇女的守节与传记书写进行探讨,认为清代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族谱编修,体现了儒家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就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八谱方式而言,与内地汉族并无差异,均是为人妇者方能人谱,作为女儿,除贞女外,一般并无八谱之权利.而对于贞洁烈妇传记的书写,与内地汉族亦无质的区别．均是赞颂与提倡守节之妇女,体现了少数民族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尤值注意者,清代中期以降,“贤能”女性的篇幅和数量逐渐增多,反映了在黔东南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更为社会所重者,已由贞节转向了对能力要求.凯里学院龙泽江副研究员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苗侗地区家族八景的文化意义进行阐释,认为清代乾隆以降,贵州清水江下游儒家文教的推行,培养了苗族侗族知识精英群体,家族八景在此背景下产生.家族八景是社会变迁的标志,是宗族文化认同的体现,其中寄托着宗族士绅的人生理想.家族八景蕴含着民间风水习俗与宗教信仰,是宗族认同的家园象征.家族八景强化了宗族历史记忆,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另外,天柱县文物局杨仁炯对天柱县碑刻中的族谱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石碑族谱与其所处人文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苗族侗族的人伦道德禁忌和为人处世的*底线.田尚培认为家训是谱牒文化中的灵魂.凯里学院杨学军对天柱十甲杨的《杨氏族谱》进行了介绍.潘银梅利用天柱湳头上房《潘氏族谱》叙述了湳头潘氏的源流.
(二)宗族教育研究
人才辈出,科甲蝉联是宗族兴衰荣辱的关键,人才培养是宗族是否能够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各宗族非常重视宗族教育.上海大学陈勇教授考察苏南义庄家族教育近代转型的时代背景,认为近代苏南义庄普遍重视家族教育,通过自办庄塾,助束修之资；在清末废除科举、兴学堂至民国时期,义庄是如何顺应时代变化,扩大助读、施教范围,接受新学制,更新教育内容,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同时,从家族教育的社会化嬗变、家族教育目的和内容的近代转化、家族教育组织机制的近代变革、家族教育逐步被纳八地方教育管理体系等方面阐释了近代转型的主要表现.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认为教育是少数民族宗祠建立的文化基础,探讨了少数民族宗祠的教育载体与教育活动的关系,分析了清水江流域宗祠教育活动,阐释了少数民族宗祠文化的时代变迁及其教育价值的当代诉求.西南大学李军博士以福建邵武南部村落为中心,对清代以降闽北的家族教育及其近代转向进行探讨,认为清代以降,闻北地区的家族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并出现了近代转向.族学并不是单纯的教育事业,它与宗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 种宗族组织形式.族学近代转向体现了宗族面对晚清学制革新、科举废除局面作出的积极应对,其实质是宗族的近代变迁,是宗族适应力和延续性的外在表现之一.邵武南部村落的家族教育历史跨越清代、民国,且相关的宗谱、碑刻史料和遗迹保存较好.这为我们研究清代以来的闽北家族教育的近代转向提供了 个不锚的个案.安徽师范大学康健博士以理学、商业与宗族为题,对祁门韩楚二溪汪氏进行研究,认为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八子俊公支裔,为当地著姓望族.宋代以降,该宗族理学兴盛,经商风气盛行,乃至形成商贾世家.该宗族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理学名贤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是官府与民间社会互动的结果.宣统年间台修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表现出来近代新式教育形式,男女平权观念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特征,集中体现了该宗族积极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凯里学院李萍对清代以降族谱中所见家庭教育进行了讨论,认为教育作为宗族社会的价值核心观念之一,在地方社会历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为国家培养人才,更为宗族权力地位的上升与巩固打下了坚厚的基础.在天柱地区,无论是从传统教育中的蒙学教育、择业教育还是新式教育,都可看出天柱地区人民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家庭教育的强烈追求,从中可以感受到重视人才的深厚思想观念.贵州大学栾成斌博士认为,明清伴随西南区域的改土归流,为寻求文化认同进而达到国家认同的路径,十分注重宗祠在内的基层文化设施如社学、义学等建设,边疆民众出于各种考量也往往主动认同.需要指出的是,民众基于自发的文化认同进而国家认同所实现的向心力,远比明清基于功利性统治策略而构建的强制认同,其生命力与影响力更为久远.
三、宗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研究
(一)宗族组织的建构研究
在清水江流域宗族组织建构方面.凯里学院李斌教授以清水江下游地坌村现存的碑刻和多次编修的《彭氏家谱》为史料,探讨了彭氏宗族组织的建构历程.认为彭氏家族在迁移与定居地坌的过程中,通过祠堂修建、族谱编纂、族产置办和祭祀仪式逐渐开始了宗族化运动.对这一宗族构建过程的细节分析也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士绅阶层的努力,这也从另 个侧面反映了清水江流域宗族建构的类型,从而力图揭示少数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建构历程.贵州大学张泽宇以厦寨罗氏宗族为例,探讨了明清时期清水江地区的宗族建构与社会变迁.认为清水江地区被纳入王朝国家体系之后,地方社会在通过科举获得国家所赋予的政治资源,逐渐建构起以宋明理学为模式的宗族组织,并以此为平台在乡村社会中推广儒家礼仪以重建乡里秩序.在此过程中,国家进入到了地方社会之内,而士绅与宗族也成为了匡家架构下基层权力的重要延伸与补充.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欧阳大霖副教授认为,清水江中下游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酲存诸多宗祠,各家族之间保存了较多的古本家谱,同时还有聚族而居的村落、固定的家族墓地,是该区域少数民族民众家族意识得以彰显的主要载体,更是各家族实行内部管理的重要依据.凯里学院刘月红以移民角度为切八点,以清水江下游地区的族谱为原始材料,从族谱中的人群源流进行初步分析移民八黔路径与类型,并试图通过群体的迁移来解释清水江下游地区出现宗祠的原因,以及宗祠修建对清水江下游地区的意义.贵州大学林芊教授对锦屏县文斗上下寨姜氏三大房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在文斗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姜氏没有建立自己的祠堂,这与同在清水江流域的其他村寨凡村皆有宗庙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反差.原因何在？值得认真思考.三明学院余达忠教授以“酸汤苗”为个案,认为由于苗疆的开发和汉文化的辐射,湘黔桂边区已经演化成以汉、苗、侗族群为主体,众多少数族群犬牙交锚杂居混处的多族群区域.清水江流域的宗族,是由江右地区迁徙到清水江下游区域的汉族移民直接推动而形成的,酸汤苗其实是汉族人群进入清水江流域后,在族群互动中形成的新族群.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使这 区域的文化由氏族部落文化向封建宗族文化过渡.清水江流域宗族文化的兴起和兴盛,本质上是这一区域在近代时期走向国家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历程.
在湘西宗族研究方面.吉首大学刘慧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历史过程比较和地方文献整理等方法,对永顺县列夕乡的家族迁移史进行了访问调查、了解列夕五大外来姓氏是如何在列夕发展的.吉首大学罗琳以董柳躔墓志铭为例,试图分析其中的家族观念,从而窥探民国时期家族制度对人的行为与思维的影响.吉首大学张琴诗以列夕董氏碑林董柳躔遗训为例,探寻宗族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分析它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吉首大学崔雅春、黄萍华以列夕地区为例,讨论了家族势力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各大家族之间存在婚配关系,故有亲缘关系,彼此往来密切,家族之间也会产生摩擦与碰撞,家族势力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有多方面的影响.
(二)宗族组织与社会秩序研究
在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方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王宗勋研究员以清水江下游锦屏县魁胆侗寨为考察对象,从法律、族规与款规款约的互渗及作用的角度,探讨国家意识和汉族宗族文化进八侗族地区以后,国家法律、宗族族规与当地传统习惯法——款规款约的互相渗透、互相揉杂及对当地社会秩序维护的作用问题,为民族地区宗族研究和社会管理提供个案参考.凯里学院高扬以明理、息讼、睦族为题,对明清以降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宗族解决纠纷问题进行初探,认为明清以降,清水江流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区域管理机制,出现了“国法”与“民法”、“法情”与“人情”相互交融、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又相互依赖的独特的原生态文化现象.宗族作为解决纠纷的首要承担者,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苗族“贾理”、侗族“款”这样的民间习惯法加之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思维,宗族在处理纠纷、解决日常事务中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凯里学院蒲涛博士认为,家族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中国基督教以及家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对清水江上游“黑苗”基督教群体家族与教会的考察,发现黑苗基督教会是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家族是他们传承信仰的载体,教会的组织逻辑也体现了传统家族的运作逻辑,教会与家族形成一种互相嵌八的关系,成为维系基督教在“黑苗”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风水是宗族考虑的重要事项.怀化学院姜又春博士以生活在怀化辰溪县罗子山一带的七姓瑶作为考察对象,主要以七姓瑶之一的《蒲氏族谱》为中心,探讨蒲姓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与社会整合的文化关联；七姓瑶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以“得风藏气”为目标,强调方位,重视女性先祖的风水记载,尤其注重风水权属的记载；风水表征着七姓瑶的社会整合,龙脉即为父系祭祀群体的血缘象征,是宗族内部团结的文化符号；不同时期风水地的“统台”与宗族的“分一合”模式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对风水地的祭祀成为各房支族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力量.凯里学院李鹏飞以碑刻资料为主,辅以契约文书、族谱等其他材料,论述了清水江下游苗侗等族人民的风水信仰,在水口、后龙、龙脉、阴地等阳宅、阴宅风水方面的一些理论与具体实践.
另外,除上述比较集中主题之外,本次会议还讨论了宗族对婚姻、民俗、信仰方面的影响.例如凯里学院刘宗碧教授对中国古代婚姻演变与姓氏源流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我国以汉族为中心有自己独特的姓氏文化,文章从中国古代婚姻演变的视角,考证并分析了我国姓氏发展的源流,解答了历史上姓氏形成的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婚姻制度、姓氏命名以及宗祠文化等提供了新思路.凯里学院刘兴禄教授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是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它本身又是重要的民俗事象.宗族是多个在地域上相邻或不相邻的家族按谱系确认一个共同始祖的血缘组织,由祖庙、祖坟和宗谱（民间所谓总谱）维系.近世中国,家族和宗族很难区分,常常混用.一般而言,家族是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宗族是家族的联合体.家族职能分对内和对外两种.所有内外职能,都通过一系列的民俗事象表现出来.家族关系由血缘关系与姻缘关系构成.家族成员集体参与的民俗活动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与家族成员相关的人生礼仪、家族救助活动和家族祭祀.中山大学博士生王健以流动与不动为题,对18世纪以来柳霁的祖坟散葬现象进行探讨,认为清水江流域今存一种独特的祖坟空间布局——散葬,通过对传说和族谱的田野解读,该现象可能一方面与空间上的风水信仰相关,另一方面与历史上的人群流动引发的地杈宣示相关.也就是说,在清水江流域,不动的（散葬的）祖坟背后有着一段流动的历史.贵州大学戴泽军从证据角度,讨论了清水江文书的功能与作用.
四、结语
20世纪以来,宗族研究已经取得突出成绩,新史料、新方法、新观点不断涌现,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华南学派”,开创了宗族研究的新模式.但宗族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存在“南强北弱”、研究汉族多而少数民族少等现象,这些现象制约了我们对整个宗族研究的理解与把握.常建华在总结近年来宗族研究成果时,认为宗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明清宗族研究,但“以往的宗族研究主要集中在闽粤与江南,现在的研究遍及华中、华北地区.“就空间来说,宋以后宗族的研究北方较南方薄弱,而南方华中较华南和华东薄弱；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不同区域和类型宗族的比较研究”.在谈到少数民族宗族研究时,只提到了鄂西、湘西土家族以及广西仫佬族和瑶族.三篇综述均未提及贵州或者黔东南相关的苗族、侗族宗族.
自21世纪以来,随着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出版,清水江流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之,数十项以清水江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其中尤以中山大学、贵州大学、凯里学院三家单位共同中标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为标志,清水江流域研究渐次成为显学.此次会议也展现了凯里学院清水江历史文化研究团队在宗族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族研究提供了新案例,同时,我们凯里学院也力图为区域性的“清水江学”走出贵州、走向全国和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限于水平和篇幅,我们在作综述时,难免挂一漏万,不妥或不当之处定有不少,敬祈作者见谅、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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