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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毓秀论文参考文献：
地处滇中腹地的玉溪北城镇大营社区是我的祖籍,先父马应宗就出生在这里,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回族穆斯林聚居村落,素以交通便利、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经济繁荣而负盛名.既往,因先父早年离乡、亲戚不多,我与大营的联系也不多.曾数次随父母回过大营,对立于村口那道历经沧桑的石牌坊、村中那所门口蹲着两只石狮的百年老宅、那座距我祖屋很近的清真古寺、那所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育才小学,以及那条从村边流过的龙姆箐河记忆尤深.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些印象几乎就是我对大营的整个记忆.近几年来,因工作关系我与大营的联系多了起来,但对大营,我仍是既熟悉又陌生.说陌生,那是因为对大营的历史,以及它所深藏的人文背景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知之甚少.
2013年,我有幸应邀参加了《大营社区志》的编撰研讨会,由此让我近距离地接触了我原来不甚了解的家乡历史,感受到了大营历史发展的脉动.承蒙志书编委会及原大营党总支书记、现任玉溪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大营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主任马彦哈只错爱,邀我作一序.思考之余,欣然捉笔,记下点点感悟,是以为序.
大营, 旧称龙门.大营的回族先民当如云南许多地方的回族先民一样,多为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作为“回回探马赤军”等蒙元军队之主力,或是随军的知识分子、工匠等入滇,先军屯、再民屯,渐于长期的迁徙中以穆斯林族群或群体落籍于大营.特别要提及的是,作为外来的穆斯林群体,之所以能在以后短短的百余年间迅速认同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并演化、认同于同一民族共同体,除伊斯兰教起到重大的促成与维系作用外,关键在于,回族的先民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变革与发展的大势,整体性、快速地融入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中,并与之相协调、相适应,从而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广阔空间,可谓“顺势者兴”；还在于回族的先民们能够自觉地加强与原住居民、不同人文群体的交融,从而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人文条件与丰厚资源,可谓“融合者昌”.正如林松教授在《马联元经学世家》序中指出的：“在赛典赤·赡思丁开发云南、全面奠定坚实基础的云南省,穆斯林群体在与周边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的大环境中,同样兴旺繁荣,受惠获益,共同建设中华祖国.”可见,“顺势”与“融合”加速了大营穆斯林群体对回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也加速了大营回族的形成.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回族的先民们经历了军事征战、屯田建设、随地入籍的历史性变迁,也即经历了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演进.直至明初云南回族族群的形成,标志着回族文化共同体,以及回族对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的初步完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他们对云南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边疆的稳固、开化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数百年来,作为云南回族群体一部分的一代又一代的大营回族人与共同生活在这块沃土上的各民族兄弟一起续接着不断的历史变迁,共同繁衍生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一同融入改革开放大潮,同呼吸、共命运,手拉手、心连心.至今,大营回族人民与当地汉、彝、白等各族人民或交错或毗邻而居,婚丧嫁娶、亲谊敦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堪称楷模.
我认为,顺应时代的变迁与发展,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不断增进与各民族兄弟之间的交融,维护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并在其中不断促进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大营,乃至中国回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所在！以史为鉴,回顾总结这些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在《文化与教育》一书中指出：“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长时期,可说是中国人接触吸收阿拉伯回教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步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步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步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步各自经历了六七百年的长时间,而始完成中华民族吸收外来异文化之大业.”中国回族的形成与发展,伊斯兰教起到了关键性的纽带与维系作用,即因教而族,因而回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回族对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二元文化认同”的成果,是回族与这两个文明之间不断相互选择的结果,也是回族作为载体不断促进这两个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简言之,回族文化是回族对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二元文化认同”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就决定了回族文化包含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属性、基本内涵和发展走向,并于形成和发展之初,就在中、阿文化交流,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军工、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认为中国回族,历史性地成为了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间人文深度对话以及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信使和承载者之一,也是伊斯兰教持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的主要载体和推动者之一.中国回族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其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和发展,以及对伊斯兰教持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发展的历史担当和责任,及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对于回族来说,如果没有这一历史担当和责任及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就很难形成并维系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其自元末明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成就的地位与定势也很难得到维系,数百年的持续性发展更难以得到保障.
回顾总结历史, 大营的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实充分印证了这一客观事实.大营长达数百年的持续发展,是与大营回族高度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吸收,并高度重视具有鲜明特点的回族文化的持续性的繁荣发展分不开的,也是与其高度重视伊斯兰教文化的繁荣发展的优良传统息息相关的.正确对待和处理回族的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使其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和交融,并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一路伴随了大营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在大营,持续性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回儒对话”,即：伊斯兰教文化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是历史上不争的客观事实.如此,也才有了大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才涌现了一批批的社会各界的卓越人才,而大营的伊斯兰教也才可能英才辈出,他们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伊斯兰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金少萍教授在《历史上云南回族教育的发展》中指出：“云南回族素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既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习,同时适应环境,积极学习汉文化,历朝历代不乏其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涌现了一大批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卓越的成就和丰硕的著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述,赛典赤·赡思丁治滇期间,“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极大推动了云南同中原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政府的这一文化教育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大营的回族先民们能够以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的勇气来增进与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交融,使他们一代代有如蒙尘化雨、文风蔚然,几度崇文重教、文化昌明,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各界英才辈出,促成了大营崇尚知识、尊师重教、珍视科举,以及竞相出仕的文化传统和人文气息.明末清初,大营文化教育承先启后者之一马明阳及其所创建的“北山书院”,清乾隆《新兴州志》述其“授徒英才,莫不及门”.
张佐在其《云南的科举家族》中统计,“元、明、清三朝,地处边疆的云南,虽然科甲远远不如江南、中原那样鼎盛,但仍有8400多人考中了文举人,967人（元代5人,明代264人,清代698人）考中了文进士”,又于《云南明清两代文进士的地区分布及原因》中指出：“玉溪市的红塔区,明清时期属于新兴州的地盘.新兴州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10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2人中进士.”而本《大营社区志》所列,大营明清时期计出进士、举人30余人,其中进士就有马行云（回族）、马明阳（回族）、马元翰（回族）、管灏（汉族）、马瑛（回族）、马邦曜（回族）、马椿龄（回族）等７人.如是,即占新兴州明清两代所出进士的一半以上；若假以当今云南省人口、行政村（社区）等相关数据类比,现约6000人的大营社区所出进士数比例之高,令人惊叹！可谓“文献名村”.
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指出：“自明末清初以来,伊斯兰教大师,代有名世者.然求其著书立说,能特立于著述之林者,以吾人今日所知,则仅王岱舆、马文炳（马注）、刘智、马复初、马致本（马联元）五人而已.五人中,滇省独得其三.”又指出：“金陵值水陆交通之凑,易得风气之先,岱舆、介廉（刘智）出之于金陵,固不足异.至于滇南,交通闭塞,距中原远,而伊斯兰教大师之出乃盛,此真系滇省回教之光辉,滇南穆斯林应特别珍重而光大之.”而其“滇省独得其三”中,大营“其三”有二：马复初、马致本（马联元）.
马复初虽生于云南太和（今大理市）,曾先后于云南临安（今建水县）、大营设帐讲学,然著作等身、学子云集、经堂教育盛极一时,其成就大师者在于大营,并葬于大营；马联元则生于大营,出于经学世家,其后人也多为云南著名经师.二位大师学贯中西、涉猎诸学、“以儒诠经”,并先后首倡和践行“中阿并授”、“经书两用”,将云南,乃至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推向了一个全新时代,成就了伊斯兰教教育在云南的本土化、民族化；同时,也使云南伊斯兰经堂教育源于西北而高于西北,并奠定了云南学派与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鼎立之势；又使薪传于云南学派,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文艺复兴”的“回儒对话”迅速复兴、重获新生！
对此, 中国回族学会会长高发元教授在《马联元经学世家·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中阿并授’的经堂教育,即新式的经堂教育,将念经和读书结合起来,将学习教门与学习科技知识结合起来,培养了既有教门又有谋生本领的劳动者,还造就了马坚、纳忠、纳训等一批经书两通、学贯中阿、独树一帜、享誉海内外的杰出人才.”由是,白寿彝先生赞誉：“大营的地位和历史影响绝不逊色于沙甸和纳家营.”
今观云南回族及伊斯兰教发展现状,有令人骄傲、催人奋进的一面,但也有一些现象和问题令人担忧.关乎民族和宗教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应当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民族大学杨桂萍教授在《马德新思想研究》一书中,对马德新（马复初）的一生给予了积极、中肯、客观的历史评价,认为他集伊斯兰教正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中庸之道于一身,坚持“务实的民族观、理性的宗教观、宽容的文化观”,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了稳健、理性、务实的卓越风范；他积极为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互认同寻求理论依据,以化解民族仇恨、营建和谐民族关系,以及谋求宽松的政治环境、社会安定和民族发展为目标,积极寻求回族及伊斯兰教与主体民族、主流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并以伊斯兰教的思想道德引导广大民众提升知识文化素养、顺主和平、追求良善；他既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民族和宗教的极端与偏激,同时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并倡导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宽容.这些积极的主张及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值得我们后人深思与吸取.
杨桂萍教授“三观”的研究及其内含思想的广泛传扬,将有助于和谐民族关系、和谐宗教关系的构建.并对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关系的构建具有普世价值！马彦哈只嘱托我一定要在此序中谈谈对“三观”的理解.为此,我曾向杨桂萍教授请教,并提出增加“持续的发展观”的建议,即当前应当坚持和积极倡导、弘扬的“四观”：“务实的民族观、理性的宗教观、宽容的文化观、持续的发展观”.
坚持“ 务实的民族观” 主要在于： 要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正确认识民族、民族与宗教、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关联；要充分肯定和弘扬回族的优良传统,并正视本民族的不足与差距,打破自我封闭,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来进一步增进民族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兄弟民族一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进而促进本民族、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宗教事业的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增强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回族穆斯林群众对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祖国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要牢固树立“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理念,脚踏实地践行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为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努力将云南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实现“中国梦”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坚持“理性的宗教观”主要在于：要树立正确的宗教观,高举爱国爱教旗帜,依据法律、政策和教规教义,在繁荣发展伊斯兰教文化事业中,注意妥善调处宗教事务所涉及的各种公共关系,维护和促进国家、社会及民族、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在宗教事务及相关的各公共事务中,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要积极倡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和平、中正、中道思想及仁义礼智信、忠孝恕的价值观,提升对现存问题或现象的思考、认识,以及明辨是非、行为的控制能力,妥善调处教内教外的矛盾纠纷,避免偏执、反对极端、抵御渗透,努力构建和谐宗教关系,谋求“两世吉庆”.要进一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推动和促进宗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团结和动员广大回族穆斯林及伊斯兰教界人士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坚持“宽容的文化观”主要在于：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积极奉行“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当求之”“学习从摇篮直至坟墓”的经训,在广大的回族穆斯林群众及伊斯兰教界人士中积极倡导、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并在民族、宗教内部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努力将回族塑造成为一个读书的民族、学习型的民族.如此,我们的民族、宗教文化的繁荣发展才有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精神,构建民族精神文化家园需要宗教文化的繁荣发展,也需要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要如先辈们一样,进一步加强与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交融,取长补短、吸取营养,从而丰富和繁荣发展回族与伊斯兰教文化.回族文化是多元的,其载体和表现也是多样和丰富的,除伊斯兰教文化外,还体现在政治、经济、习俗、教育、文艺、医药、体育、诗歌、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回族与伊斯兰教文化的繁荣发展既是民族与宗教文化的协调发展,更是各门类文化的“百花齐放”.否则,民族精神的塑造就会缺失必需的营养,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就难于构建,这个民族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张力.我们需要伊斯兰教文化的经学大师,更需要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作家、画家、歌唱家等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只有这样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繁荣发展才有美好的前景和广阔的天地.宽厚、容忍和忍耐是每个回族穆斯林应有的一种美德,非凡的气度和宽广的胸怀是每个回族穆斯林应有的一种高贵品质和境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要正确处理民族与宗教文化的关系,继承和发扬回族和伊斯兰教的优秀文化传统,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事,我们就多做、做好,反之,凡不利于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事我们就坚决不做.坚持“宽容的文化观”并不等于放弃原则,对于影响国家安全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境外敌对势力以及“三股势力”的文化渗透,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给予坚决抵制和反对.坚持“宽容的文化观”,要求我们将回族和伊斯兰教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构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幅射中心的国家战略联系起来,努力将云南伊斯兰教文化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民间外交的黄金纽带,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伊斯兰教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主要在于：要深刻认识民族和宗教的发展规律,把握民族、宗教事业的发展方向,以人为本、文化先行、教育为基,不断推进民族、宗教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民族、宗教与时俱进,并在可持续发展中充分体现民族与宗教的时代性.文化的文“化”人、教“化”人、德“化”人,是繁荣和发展回族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内在动力和终极目标,要像回族的先辈们一样既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又要进一步营造与中外的各民族、各宗教先进文化的交融、兼收并蓄,共同营造繁荣发展的环境和氛围；公益慈善事业是民族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窗口,因此要注意弘扬回族和伊斯兰教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大力促进公益和慈善事业,这将有助于提升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整体形象,增强与各民族、各宗教和睦相处的亲和力,进一步促进民族宗教关系和谐,进一步维护和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的国民教育对于任何民族、任何公民,也包括任何宗教信徒的素质教育、生产方式改善、生活品质提升、民族宗教的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传统经堂教育与国家国民教育的关系,既要高度重视宗教文化教育,更要高度重视国民教育；通过国民教育、经堂教育等各种途径,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并努力提升广大云南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回族穆斯林群众的整体素质.应当渐进地对传统的经堂教育进行自我改良,使之与回族穆斯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密切结合起来,在保持宗教教育传统性的同时,也要引入先进的文化教育内容和方式,以此切实解决好“谁办、教谁、教什么”,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现实的发展是解决民族宗教现存问题的“总钥匙”,也是民族宗教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回族穆斯林群众应当主动融入当代国家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事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努力夯实民族宗教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为云南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谱写“中国梦”云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 赵芳）
作者简介
马开能,回族,1962年生,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大营人,现任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兼任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云南回族学会副会长、云南郑和研究会副会长及在编的《云南大百科全书·宗教分卷》《云南省志·宗教志（1978－2013）》编委会副主任、主编.
云南大学历史系1979级、党校党政专业1990级（函授本科班）及云南大学2012级EMBA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和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3年8月参加工作,曾先后就职于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期间,曾挂职巍山县委副书记,并多次参加省委工作队驻村工作等.
近几年先后在有关重要内参及主流媒体公开发表《将食品安全工作提升为国家治理的几点思考》《关于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西藏、新疆稳定和发展的几点思考》《拙议西部大开发与构建“西进东出”大格局》《拙议“实边”与西部大开发》《桥头堡建设与创新云南宗教工作》《关于伊斯兰教协会和经学院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等政论文章.2003年与人合著出版《云南伊斯兰教》专著,2005年内部出版《古城情怀—马开能巍山挂职文选》,2015年公开出版40余万字文集《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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