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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遭遇不少磨难和险情,其中疾病侵袭,为了做手术,全身麻醉便经历过10次.若无现达医术和医生们妙手,恐怕早已撒手人寰.
我大部分人生是在领导的新社会度过的,比较幸福.比之上一代,大部分人处在贫穷落后,受外敌欺凌剥削的旧中国,他们的境遇比我们这辈要差.
先父奋斗一生,很有成就,不幸晚年遭逢,受林彪等“”反动路线迫害,抱憾病殁.错误地定格为“国民党与斗争的继续”,凡旧社会时,曾与国民党有所接触的人,都易被造反派列为对象.
先父作为旧中国最有成就的机械工程师,曾被旧政府资源委员会（相当于国家重工业部）聘为无薪酬的专门委员,并参加出国考察团.因此,1943年要他先到重庆青木关训练团,作出国前的短期受训.他从未出过国,很是高兴.
这时因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受挫,海船损失多,便开始攻打湖南、广西,以期打通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新中公司祁阳厂正在湖南和广西交通线上,即将沦陷.父亲只得放弃出国,去抢救工厂.
未料到,1943年在青木关短期受训一事,竟成为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他审查的重点.
我的命运也有些类似.1944 年,日寇侵入贵州,浙大停课,全校准备从遵义逃难北迁到四川.浙大学生每天目睹军队经遵义紧急南行赴贵州抗日前线,爆发浙大学生自发慰问过境军队的活动,先是组织“浙大学生战时服务队”,后又仿当年浙大在宜山曾组成战地服务团,去慰问广西昆仑关战役的将士.
此时我正是高年级学生,之前已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自然要积极组织此项劳军工作,被同学们和浙大校长竺可桢选派任“浙大学生战地服务团”团长.
该团由浙大一至四年级男女同学共59人组成,赴黔桂湘边区国民党部队（司令官汤恩伯）驻地——贵州省贵阳市青岩和惠水县慰问军队,兼作当地民众的抗日宣传和服务工作,时间为两个多月.后因战局稳定,我率领同学们返校复课,全团解散（组团之事详见《竺可桢日记》）.
未料到,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追究此事,将我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人民队伍,成为对象,长达约5年.
我已于1965年10月从一汽调入二汽筹备处,负责二汽产品开发选用国产新材料和开辟材料供应货源的技术工作,并在业已调属二汽的长春汽车研究所任副所长,协助张庆梓同志.但因遭遇,1967年全国造反派夺权,汽车研究所脱离二汽.
这时我在长春,率二汽材料口（即材料战线之意）人员借一汽工程大楼几间办公室工作.当时一汽已在造反派控制之下,由解放军“红九连”支左掌握局面.“红九连”是林彪领导的连队,中卖力贯彻林彪的路线.
二汽虽已在十堰基地立足,但由于很多工作仍需要一汽支援,所以二汽若干单位的筹建人员都在长春.二汽凡在长春的单位和人员,运动也属“红九连”支左管理.
材料口造反派负责运动政审的个别人,竟将“浙大学生战地服务团”团名篡改为“汤恩伯战地服务团”,并在一汽墙上张贴大字报,称我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随即我就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被斗争,要交代问题.
我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尽管一再被训斥,应“坦白从宽”,勿“抗拒从严”,但我也只能选择“从严”一途.造反派已判定我为一名反革命分子,并且已开除我的党籍,我对人生已不存在奢望.又因多月反复被斗,无行动自由,不许与任何人偶语,失去一切人格尊严,其实生不如死,但我确信不可自杀.
从被第一天被搜去裤带,以防我自尽时,我就声明,我不会自杀.此后5年,我坚守这一诺言,不会如此了此一生,尽管我对余生已无想象余地.我自忖,虽被认为是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但未必达到死刑程度,我想象抗拒从严的结果,无非充军到边远荒漠劳动种田,那我客观上仍可产出农产品,有益于人民和国家.我若自杀,毁灭一个劳动力,此途并不可取.
如若贪图从宽处理,自认参加了国民党,势必又要被迫捏造介绍人是谁,其他国民党员有谁,会更加困难.若那时再改正,说实话没有参加国民党,则必被当做“翻供”,会遭受更严重的斗争.
何况那位篡改浙大战地服务团团名为汤恩伯团的人,在夜审个别训话中,对我声称参加华社.华社成立时要求,1947年转变为拥护,坚决反对蒋政权.解放后,经社员决定,认为华社已完成历史任务,便自行解散.
初期经长罗瑞卿为首的审查小组查明性质,对华社有了结论.华社早期社员中有南方局派来的地下党员李晨（李振铭）和王家宠,他们均可证明我的历史和立场.但审我的造反立即训斥我说,罗瑞卿已经查明是反动分子,李晨和王家宠在中已查明是国民党特务.
经过那夜的诱供,我便明白,对我的一张网,不仅要逼我承认是国民党员,还有更大罪名在后面.国民党员身份,仅仅是一个突破口,那晚的个别审问正是一次诱供.
我只能接受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命运,却不能承认国民党员身份.不可瞎供,扩大案情,株连无辜,进一步搞乱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损失.
对父亲的国民党一案,我真觉得事情不妙,因为听说在青木关受训的人要求加入国民党.但我知道父亲对国民党并不抱希望,也不一定会参加.我只怪自己与父亲见面机会少,中学和大学都离家远去外地上学,到英国留学更是远离故土.而父亲又忙于事业,我们父子很少在一起.解放后,更是不大有机会见面.偶然相遇,也从不交流政治思想.
我很懊悔为什么不问问他,当年青木关受训时有没有被要求参加国民党？甚至我也不曾就此问题问过母亲.我们父子见面,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工程技术,却从未探讨过政治信仰和灵魂问题.
因此,我在被审被斗近百次,被问到“父亲是否参加过国民党”时,我总是回答“不知道”.对此,每回都被训斥为“不老实”,或者说“你很重视政治,怎能不知道呢？”
父亲在旧社会虽然不能说对有所认识,但他不满国民党蒋政权.1947年蒋军方要新中公司将一批卡车外覆钢板改成装甲车,当时父亲已在中农公司任职,不管新中公司业务,但他能接受劝告,以反对军方索贿,新中公司不可行贿而制止交易.
1948年上海国民党特务拘捕了3名中农公司技术员,他告诉王家宠,“公司内某人是上海市社会局派来的,你要小心”.解放多年后,王家宠告诉我,此人其实是“白皮红心”的员,当时王自然不能将此实情告诉他.
父亲殁后,组织上为他平反,我才知道他在青木关受训时巧妙地拒绝了参加国民党.他利用当时的身份,去找资源委员会实际负责人钱昌照,表示训练团要他参加国民党,但他只知技术报国,并不想参加党派.钱说,你可以不参加.于是,父亲幸而逃脱这一关.父亲去世后,一机部找到钱昌照.当时钱响应党的号召,已从国外回归祖国,任参事.钱昌照证明了确有父亲不愿入国民党,经他允许之事,与父亲的交代相符.因此,在组织的努力下,疑点得到解决.
正值党与国家拨乱反正,各部门厂矿等组织写单位历史.父亲从学生毕业后,受“五卅惨案”刺激,发起创办新中公司,从此成为一个企业家,走上制造内燃机和其他机械之路,并兼营钢结构和建设铁路桥梁.
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父亲参与领导民营机械工业内迁和经历新中公司5次被日本侵略者破坏,最后全部损毁,部分职工被日军屠杀殉难.但他仍不灰心,继续努力重建工厂.后被新中公司董事会派任官僚资本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又与美国顾问争中国人的权利,最终迎来领导下的新中国.
从此,父亲被留用成为新中国国营企事业的技术干部,直至74岁逝世.父亲从清光绪年出生（1897年）,在民国早年（1920年7月）大学毕业以前是学生,在美商洋行任工程师近6年,并于1926年8月脱离慎昌洋行,创办民族企业新中公司.他因父早逝,家庭负责重,以微薄的薪水节余投入不多股金,但一直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0 年后,1946 年父亲转入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任总经理.因与实际掌权的美国顾问争中国人的领导权,被董事会贬职为公司所属吴淞总厂（今上海柴油机厂）厂长（不受美国顾问控制）.1949年上海解放,被新中国政府留用为一级工程师,前后共计23年.
在旧中国,以父亲为主要负责人创办了三家工厂（新中动力机厂、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又经办浙赣、粤汉、湘桂铁路多座最大桥梁,并领导上海民营机械工厂在抗日战争中内迁.
解放后,父亲参与并在技术上领导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建设.他在沈阳矿山机器厂和北京一机部起重运输研究所任技术领导人.此外,他热心教育,培养技术人才.至今,他在太原主办的技术学校已成为太原重型机械学院,是拥有学生规模达万人以上的大型高校,他仍被尊称为第一任校长.
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特刊中,在《科技群英》专栏里,他被尊称为“中国汽车之父”,显然有些过奖.但他为我国自制汽车作出过重要贡献,足以载入民族工业史册.
（2017年1月25日写于十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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