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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记忆类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与舌尖上的记忆相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舌尖上的记忆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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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的时候,狂生郦食其向刘邦献策:夺取荥阳,以占据秦代修建的国家级粮食储备库——敖仓,为日后扭转局势击败项羽准备条件.在进言中,郦食其说了这样的话:“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后来,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这句话浓缩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确,对于“民”来说,满足食欲是件天大的事儿.不解决“吃”的问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那是1947年的10月,母亲生下了婚后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儿.当时国共两军在东北战场正打得硝烟四起不可开交.双方一百多万兵员每天消耗的粮食多从当地征缴.这样一来,老百姓手中的存粮日见减少,以至以糠菜充饥.母亲吃糠咽菜,自然没有奶水,只好将家里仅存的一点儿高粱米泡软后用擀面杖碾成粉末状,熬成面糊糊喂孩子吃.孩子吃下后不消化,形成肠梗阻,憋得脸色铁青日夜啼哭.最后,我这个姐姐是在母亲的怀里断气儿的.她在这个世界上仅存活了三个月.

这件事儿,在父母的内心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东北“土改”后,粮食生产形势刚有好转,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东北是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基地,前方所需粮食多从东北调运,致使老百姓的粮囤米缸始终不是很充实.老家那地方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土质很肥沃,盛产大豆、高粱和苞米.除此之外,还种植一些谷子、糜子和绿豆、红小豆之类的杂粮.不知为什么,小麦种得很少,水稻更是难得一见.由于这个缘故,童年的记忆里就是上顿高粱米,下顿小米饭,吃得最多的当属苞米磨出的大子、小子和苞米面.夏秋季节,铁锅锅底炖上豆角土豆,锅帮贴上苞米面大饼子,一锅出来是一顿不错的饭食.尤其苞米面大饼上的那层煳嘎巴儿,香脆可口,别有风味.夏锄季节,农家活累,伙食也要“硬”一点儿.于是,家家泡大黄米,磨黄米面,烙黏饼子,蒸“苏耗子”.黏饼子和“苏耗子”均以红小豆做馅,有条件的人家还在馅里放点糖.“苏耗子”因以苏子叶包裹且外形像耗子而得名.连叶子一起吃下去会有一股清香弥散口齿之间.

同属黏食系列的还有两种食品,一种叫豆面卷子,一种叫黏豆包.这两种食品现在也很常见,尤其黏豆包,已与“猪肉炖粉条子”“小鸡炖蘑菇”“酸菜汆白肉血肠”一起成为东北农村的标志性食品.

老家还有一种称为“饸饹”的食品,我们叫它“馇子”,用和好的苞米面和高粱米面做食材,在漏床上用力挤压,挤出的面条由于没有筋性,也就两三厘米长,直接漏入开水锅中,煮熟后捞出来,加卤食用.这种饸饹好吃不好吃,关键在于卤的品质.

童年最期盼的是过年,因为过年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比如饺子、馒头,还有一些带馅儿的面食.当然,最让人垂涎的是杀猪菜.乡下的风俗,杀年猪是一个亲友聚会交流和共享美食的机会.一般情况下,猪被宰杀后,主人留下一角肉和一个猪头,以备过年和过二月二,其余四分之三的猪肉和肠肚等下水便在当天被亲友们毫不客气地吞入腹中.

在老家,我见面得称爷爷的就有十几位.一进入腊月,几乎天天早上都能听到猪被宰杀前绝望的嚎叫.我隔三差五便有机会吃年猪.肥肥的白肉片子咬一口嘴角流油,感觉很香很解馋.除了肥肉,血肠蘸蒜酱的味道也让人回味无穷.每年的腊月,都是让我翘首企盼的季节,也是让我的肠胃得到极大满足的季节.

1958 年,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报纸上天天报道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今天说这里小麦亩产已超过4000斤,明天又说那里早稻亩产已闯过万斤大关.受粮食“大增产”“大丰收”的鼓舞,全国农村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一向省吃俭用的庄稼人被告知: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老家那地方也办起了公共食堂,但没挺几天便“黄”摊了,因为并不充裕的食品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那年秋后,庄稼上场后,村里按上级要求组织村民“深翻地”,说是可以增产粮食.结果第二年凡是“深翻”过的地块全都减了产.1959年放暑假时,父亲从林业局回来搬家.母亲带着两个弟弟随父亲走了,把我留在了姥姥家.做这样的安排,原因在于父亲所在的林场小学刚刚设立,开学后最高只有三年级,而我得上四年级.父母的意思,让我在姥姥家把小学念完,然后再直接转入设在黄泥河的林业局中学.

由于上一年在“大跃进”的氛围下各地各级普遍虚报了粮食产量,国家按虚报的产量征收了“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留用的口粮大幅减少.刚上秋,新粮没下来之前,有些人家已经揭不开锅了.放学回到姥姥家,六舅母带我到收获后的地里捡拾遗落的已经枯萎的白菜叶和甜菜叶.我以为是喂猪,其实是喂人.后来政府倡导的“瓜菜代”,即是以瓜菜代替粮食的应急举措.这样的日子勉强维持了一年,1960年四年级毕业后,姥姥拍板做了决定:把孩子送回去吧!学习耽误一年就耽误一年吧!孩子正是长个儿的时候,饿坏了咱家可担待不起.

于是,六舅领我坐大火车,在黄泥河换上小火车,在塔西站下车,又步行12里地,来到了父亲所在的塔西林场.从塔西站到塔西林场这12里地其实也铺了铁轨,由于是支线,只通运材车,不通客运车,人员进出全得靠步行.

塔西林场原称第五国营林场,建在一条山沟里,沟底有一条自北向南流淌的小河.河西,是场部办公室、商店、卫生所、单身宿舍及食堂等;河东,靠近东山根儿是一排排的简易家属房.我家在一排家属房的尽东头.林场地处深山老林,周边没有人烟,看不到六畜走动,听不到鸡鸣犬吠.白天安静,夜晚寂静.只有大风天,疾风掠过山林的树梢,发出阵阵呼啸,令人有种恐怖的感觉.不知什么时候,运输木材的小火车来了,吼叫两声,把一列车的木材拖出山外,这才让人意识到这里同外界还有一丝联系.

初来乍到的新奇过后,我很快发现,林场的伙食连乡下都不如.口粮是有供应标准的,多一斤都不卖.父亲是一线工人,属重体力工种,每月享受当时最高标准:55斤.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属于吃闲饭的,每月定量只有27斤半.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事实上的粮食大减产,我们每月还被不容分说地“节约”半斤.更要命的是,副食品供应也大幅“缩水”,就连过冬的冬储菜也实行限量供应.饥饿的威胁日益显露与迫近,有人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开小片荒,以备来年播种可以充饥的粮豆与菜蔬.父亲原来在老家干过农活,对种地并不陌生,只是干活的家什不应手.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把镐头,还有一把尖镐.于是,我们父子俩在我家房东的一片甸子上展开了垦荒作业:先伐掉甸子上的灌木,再挖出灌木的树根,然后刨除地表的草皮,最后把草皮下的黑土翻上来,打成垄.我当时因无法接续五年级的课程而休学在家,刚好给父亲帮了一点忙.

落雪后,饥饿的袭击还是无情地降临到我家.除了上山干活的父亲,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尽量不吃干饭,每天三顿饭无尽无休地喝稀粥,喝苞米面和高粱米面熬成的面糊糊.我那时真是个“吃货”,一顿饭居然能喝三大碗面糊糊.虽然暂时有了“饱”的感觉,可两泡尿后“饿”的感觉依然如故,有时甚至连觉都睡不着.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知是什么人带的头儿,人们开始三五成群地上山采野菜,采集那些埋在积雪下面已经干枯的野菜,什么大叶芹、小叶芹、白花菜……凡是可以填充肚子的,统统采回家,浸泡、煮熟、剁碎,然后掺到苞米面或高粱米面当中,做成主食摆上餐桌.谈不上好吃,也谈不上不好吃,更谈不上有啥营养,反正它让你暂时摆脱了饥饿的折磨.后来有人私下传授经验,说榆树皮也是可以吃的,而且口感不错.我以前吃过榆树钱,甜甜的,但对榆树皮还真没尝过.那天,大概是星期天,父亲领我上山扒榆树皮.根据别人介绍的经验,我们选择了一棵比较“年轻”的榆树,铲掉老皮取出中间的嫩皮,然后带回家.现在想,那棵榆树肯定为我家奉献了“年轻”的生命.

母亲将那些榆树皮切成小块,用铁锅烘干,上磨磨成粉末状,然后掺点苞米面蒸干粮.这种干粮并无异味儿,只是有种柔滑的感觉.后来又听人说,橡子树上结的橡子也是能吃的.可惜时值隆冬,早已过了橡子的采集季节.第二年,我特意尝了尝烤橡子的味道,感觉就一个字:涩.再后来,我家养了一头猪,我曾上山捡橡子做猪食.看猪贪吃不舍的样子,我想对猪来说,橡子大概算是高级食品了.不久,林场内有人开始偷偷摸摸地兜售高价食品,比如饼干、糖果之类,不过,能买得起的职工毕竟不多.

那年10月,母亲给我们添了个小妹妹.高兴之余,缺少奶水的母亲也新添了一层忧愁,那就是如何养活这个脆弱的小生命.我猜想,在父母的心头,十多年前姐姐不幸夭折的阴云并未消散.迫不得已,父亲决定到乡下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花钱淘换点粮食.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决定,因为按当时政策,粮食属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私自购买和销售均属违法行为,一旦被人查获,粮食被没收自不必说,人被抓进去关几天也并非不可能.再说了,交完公粮后,有些生产队每个人仅留下360 斤“皮粮”,维持自身生存都有困难,哪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出售?

父亲主张带我再到姥姥家看看,看看能不能从个人手里偷偷买点粮食带回来.母亲表示反对,她说孩子刚从姥姥家回来,那边的情况他六舅都说了,去了还不是白跑一趟.

母亲主张到敦化官地那股程家试试运气.原来,当年有一户程家从老屯迁出,最终落户在官地.按母亲的说法,这户本家搬家时还是爷爷出的车.父亲当然知道这户本家,他参加工作后,由于手头儿一直不太宽裕,既没主动联系,也没登门拜访.现在有困难了找上门去,这让他有点难为情.我赞同母亲的意见,行与不行总得试试再说.于是,数九隆冬,我陪父亲踏上了寻亲之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求助之旅.乘小火车南下黄泥河,再乘大火车东进敦化,然后坐大客车北上官地,下车后一边走一边打听,终于找到了东仁和大队的腰会屯.巧得很,进屯后向路边的一户人家打听程家的住处,主人说他家就姓程,叫程久荣,后来我管他叫老叔.老叔的两个哥哥程久德和程久林也住在屯里,我后来分别叫大爷和五大爷.老叔把我们领到了五大爷家,五大爷家房子宽敞些,条件也好一些.

五大爷一家很热情,把我们让到炕上,然后给父亲和我每人沏了一杯白糖水.父亲和五大爷先唠了唠上辈人的事儿,然后不得不切入正题,说家里粮食不够吃,想买点粮带回去.五大爷说,到自己家还说什么买呀!我们三家凑凑,你们爷俩能背多少背多少.至此,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五大爷是个爽快人,立马通知大爷和老叔两家给备点粮食,并让家人于第二天早上去磨房磨面.为了避免路上粮食被查扣,五大爷告诉父亲,回去不用坐车,直接走回去也没多远,也就八十多里地.后来看地图,我们坐车去腰会走的是条U 形路线,塔西与腰会的直线距离确实并不太远.

第三天早晨,父亲和我尽己所能背上三家凑上来的粮食上路了.这些粮食里有白面,有子,还有一袋没有加工的苞米粒.五大爷还给我们带了几个馒头,说让路上吃.那年,父亲36 岁,可谓年富力强,而我只有12岁.我们背负着近百斤的粮食,一路向北,顶风踏雪,翻山越岭,越走背上的粮食越沉重.都说“远道没轻载”,这回我可有了切身的体会.一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到家时,已是晚上点钟了.

母亲见我们父子俩满载而归,自然满心欢喜.她立马生火做饭,煮了我们背回来的半盆苞米粒儿作为犒劳.在那样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那近百斤粮食的“分量”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掂量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家与腰会那股本家再未断过联系.

转过年,也即1961 年春,受尽饥饿煎熬的林场职工自发地投入到生产自救当中,下班后和星期天,几乎家家都在小片荒上忙活.父亲在房东头那几分生荒地种了土豆、豆角等蔬菜,还种了点苞米和黄豆.由于是生地,草长得比苗还快,还高,收获的成果并不如意.母亲聪明,她发现采伐后烧枝丫留下的灰堆两三年内都不长草,便将灰堆下面的土翻上来种瓜,每个灰堆种两三埯,有西葫芦,有倭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便上山掐掐尖,打打杈,免得瓜秧由着性子疯长.母亲后来的“工作”便是上山摘瓜,自家吃不了便送人.秋后,捡回家的倭瓜堆了一大堆.1963年上冻前,职工家属往新场址秃顶子搬迁,每家配给一辆运输木材的平板儿车用于搬家.别人家用不了,我们家不够用,原因在于需要运走的倭瓜太多了.为此,一趟趟往平板车上倒腾倭瓜的父亲发了脾气,说种了这么多倭瓜,谁吃得了!母亲顶了他一句,说你忘了大前年挨饿的时候了.父亲便不再作声.那两年冬天,我家的饭桌上几乎顿顿都能看到倭瓜.这瓜由于种在灰堆上,等于上了钾肥,所以很“面”.

家搬到秃顶子之后,林场成立了家属委员会,母亲以她的能力和口碑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出任家属委员会主任.家属委员会除了调解邻里和家庭纠纷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一百多号职工家属上山开荒种地,以补充国家主副食供应之不足.这个做法,据说是大庆油田首创的,后来在东北林区普遍推广,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秃顶子林场家属生产队的农副业生产搞得生气勃勃富有成果,成为黄泥河林业局的先进典型.母亲多次到局里参加表彰会,领回来不少诸如暖水瓶、大镜子之类的奖品.由于她在这个岗位上待了二十多年,林场上下都称她为“老主任”.直到父亲退休,我家搬到黄泥河她才卸任.

那些年,母亲堪称“里里外外一把手”,既要做饭洗衣操持家务,又要上山种地干农活,这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不过,有付出必有回报,这就是让我们摆脱了饥饿的纠缠.1959 年至1961 年这场大饥荒后来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东北地广人稀,尚未听说有人被饿死的消息,而关内人口稠密,饿死人的事儿并不鲜见.有人统计死了一千多万人,有人测算死了三千多万人.不过,的统计数据表明,那三年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962 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当着的面将这场饥荒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台下的各级干部先是一愣,接着爆发出长达五分钟的热烈掌声.

1963年,我由林场小学考入黄泥河林业局职工子弟中学,粮食定量增至35斤,每月交9元钱的伙食费,平均每天3毛钱,舌尖上的味道依然是寡淡的.

1968年9月我们这批在“”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被“红司令”指示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插队的地方是敦化县的额穆公社靠山四队.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商品粮供应延续一年,吃的仍是中学生标准.生产队待我们不错,分给集体户一块大田,一块菜地.大田种了点苞米,用以“啃青”;还种了点黄豆,用以换豆油.集体户里男生轮流挑水,女生轮流做饭.由于厨艺水平参差不齐,做出的饭菜味道自然各具“特色”.好在并没有饿着.1970 年3 月,我走进森林部队,伙食标准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总体看,那是一个“短缺经济”年代,所有“进口”食品全部短缺,只好用票证来限制.从粮证、粮票到肉票、鱼票、蛋票、糖票以至豆制品票可谓五花八门,就是过节想喝一瓶优质白酒,也得凭票购买.我到北京出差,见北京副食商店的咸鱼不要票,便拎了一条回来.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几年工夫,粮食产量便实现了跨越式增长.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中国人的餐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细粮”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丰富,乃至后来放开市场,票证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向缺吃少穿的中国人终于迈进了温饱的门槛.

现如今,只要你有钱,你可以吃到天南地北的任何稀罕食品,舌尖上的感觉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滋润.不过,随着“毒大米”“”“地沟油”等事件的相继,人们刚刚修复的神经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轰击.

曾到乡下朋友家做客,主人真诚地说:吃吧!放心地吃吧!我这些东西都是留给自己家吃的,没上化肥,没洒农药,纯属绿色食品.我不由暗想,那些上了化肥,洒了农药的东西都去哪儿了?还不是辗转着进了我们每个人的肠胃.中国人每个人都在努力自保却漠视他人的利益,甚至有意坑害别人以谋取一己私利.我们能否尽量规避这种“互坑”的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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