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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用杨仆先罪之
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东越王骆馀善面对汉帝国不断升级的军事威胁,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封手下大将驺力为“吞汉将军”,命他主动出击.“吞汉将军”果然厉害,一出马就连克白沙、武林、梅岭,汉帝国在当地驻军统帅张成、刘齿被打得措手不及,连连退缩.初战得胜使得东越王格外得意,觉得大汉朝也不过如此,便自称起“武帝”,欲与汉朝平起平坐.大汉的武帝得到消息后极为震怒,立斩了两个畏战不前的统帅,然后调兵遣将,志在一举荡平东越王国.可在新统帅的人选问题上,楼船将军杨朴虽说是最佳人选,但此公平定南越国后颇有些居功自傲,武帝一时犯了难,如何才能节制这位不太听话的将军,促使其重新老实听话地为皇家拼死当差呢？武帝雄才大略,岂能为这点小事难倒,重用杨仆之前,他先下了一道敕责杨仆之诏：
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陿,非有斩将搴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使建德、吕嘉得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将军不念其勤劳,而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是四过也.问君蜀刀价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资治通鉴》 卷二十,汉武帝元鼎六年）
译作白话为：将军之前军功不过攻克石门（今广东广州西北）、寻陿 （今广东清远东）,却没能斩将夺旗,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去年攻击南越国番禺城 （今广州番禺区） 时,将军把坟里死人刨出来凑杀敌数,为一过.南越王赵建德、宰相吕嘉因将军行动拖延才得以向东越求援,为二过.将军不体恤长年征战在外的士卒,反借乘驿车视察要塞之便,顺道回老家,带着金银公印,并将印信的绣带显露出来,炫耀乡里,为三过.还以道路险恶为借口,逾期不归,为四过.朕问你蜀郡 （今成都）刀价几何,将军竟假装不知,欺君罔上,为五过！
诏书中五个“过”字可谓意味深长：往重处说,可理解为“罪过”,往轻处说,又可以解释成“过失”.若是罪过,五罪并罚,足够杨仆到天牢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若只是过失,处置大抵不过罚薪、降职、挨顿臭骂而已.蹊跷的是,五过在身的杨仆,非但没受丝毫惩罚,新近还被武帝封为“将梁侯”！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言：“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如此清清楚楚固然好,可法家辛苦地定刑名、布法纪,为的主要还不是什么社会“公道”,而是帝王家一姓能够独占江山.独占江山谈何“公道”,就连儒家都羞羞答答地承认“天下无生而贵者也”,但为了维护一姓家业,又不得不强辩道：“以立诸侯,象贤也.”（《礼记·郊特牲》） 译成白话即：子继父位,只因儿子拥有老子那样的贤德.德之于法,虽然模糊许多,却也同样摆在明面儿上,天下象贤的多了,偏偏让此一“子”接班掌权,明面儿上的东西忽悠不过来,只好再烦劳阴阳家们搬出个玄之又玄的“天命”.这样一来,所谓刑法、礼教便成了自上而下锁在臣民奴仆身上的桎梏,帝王则在“天命”的光环中,拥有了摆脱礼教刑法约束的神一般恩威莫测的魔力.
借着这股魔力附体,汉武帝才能不顾法纪、不依常规,随心所欲地把手下臣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杨仆的过失他早就知晓,视而不见也无妨,照样拜将封侯,这是“恩”；待杨仆恃功自傲时,再将这些过失一件件翻出来,依法该罚却又悬着不罚,这是“威”.“过”存得越多,“威”便越大,“恩”也就显得愈深.倘使汉武帝也受清清楚楚的“刑法礼教”制约,没了上承“天命”的莫测“恩威”,只怕朝堂上个个清白,皇帝一定当得既无趣也不稳当.故而,凡当皇帝的,大抵都会学汉武帝般运用那魔性的权术,枉法越礼,搞得人人自危.
当朝堂上站着的都是些身负皇恩又戴罪未罚之人,皇帝摆弄起来便格外容易.果然,将梁侯杨仆接过汉武帝的诏书后,惶恐不安地回复道：“愿尽死赎罪.”（《资治通鉴》 卷二十,汉武帝元鼎六年）
上欲陵死战
天汉二年 （公元前99年）,向匈奴发动攻击的李陵兵团被匈奴单于挛鞮且鞮侯集结的八万大军困在鞮汗山谷中 （今蒙古西南部诺颜博格多山）,矢尽粮绝,士卒损伤大半,李陵眼见突围无望,命残军四散逃命,自己长叹一声：“无面目报陛下！”便降了匈奴单于.战况报至长安,史家记载：“上欲陵死战,后闻陵降,上怒甚.”（《资治通鉴》卷二十一,汉武帝天汉二年）
李陵乃飞将军李广之孙,善于骑射,又能爱人下士,汉武帝命他做骑都尉,统率五千力可扼虎、箭无虚发的荆楚勇士.出身将门又得君王赏识,急于立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所以,当武帝派李陵护卫辎重以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时,李陵叩请汉武帝允准他带手下五千勇士自当一队,独立出击.汉武帝有些为难,因为已无马匹配给,李陵立刻掷下豪言：“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听罢李陵的豪言壮语,汉武帝的反应十分奇怪,先是“壮而许之”；尔后,本该接应李陵的强弩都尉路博德摆老资格,故意迁延不至,汉武帝却怀疑李陵胆怯,与路博德串通避战,不顾九月匈奴马肥,怒诏李陵即刻出发,寻机歼敌；再后,李陵孤军出塞三十日至东浚稽山 （今蒙古境内阿尔泰山）,并派麾下骑兵陈步乐还报武帝,言李陵必率将士死战,汉武帝听后“甚悦,拜步乐为郎”.为等区区五千步兵破敌立功的消息,汉武帝乍惊乍喜,居然有些沉不住气了！其实,汉武帝所以急切,只因他等的并非捷报,而是李陵军团全军阵亡,李陵本人杀身成仁的消息！
汉武帝何许人也,一听以步抗骑的壮语,便知李陵必死.文帝时,晁错曾上书比较汉、匈军力长短,以为匈奴骑兵的优势有三,即：“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一旦将他们诱至平地,摆开堂堂之阵,队形散漫的匈奴骑兵靠着兽皮甲胄、木头盾牌,根本敌不过装备有强弓长、坚甲利刃且阵形严整的大汉步骑军团.年轻的汉武帝 （时年二十四岁） 于元光二年 （公元前133年） 在马邑（今山西朔州） 布下三十万大军,意图将匈奴主力诱入包围圈后一举歼灭之,遵循的就是这种扬长避短的战略思路.
然而,当时的匈奴单于挛鞮军臣未到马邑,看着漫山牛羊无人牧守,就起了疑心,实情暴露后,受惊的十万匈奴骑兵打马扬鞭,迅速逃走,汉军伏兵追之弗及,只能望尘兴叹.事实证明,匈奴骑兵的高速、机动性足使汉军优势难于发挥,若想打败匈奴,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须先有品质优良的战马,再练精于骑射的战士,战略思路不再以静制动,而要以动制动,如匈奴骑兵般展开大兵团野战游击.
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派李广利远征大宛,打了两年仗,劳民伤财,损兵十余万,为了几十匹汗血种马,武帝虽难卸任性之责,但良种战马确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因素,无异于二十世纪一战时的机、二战时的坦克.因而,仅派步兵攻击匈奴,即便铜墙铁壁、箭矢如雨,人家不羞败走,四蹄狂奔,汉军就是跑断两条腿也追不上；如若陷入劣势,引弓之族从四面八方驱马疾行,一哄而上,汉军是逃都没地儿逃.这个道理,武帝心知肚明.如果说武帝希望通过牺牲李陵兵团,制造出一批捐躯赴国难的烈士形象,以强化百姓、士卒抗击匈奴的战斗意志,这种壮士断腕式的政治考量未尝没有些道理.然而,经过霍去病六次出塞、卫青七次出塞对匈奴发动的致命攻击,到李陵出征之时,战争天平已明显偏向大汉朝,以前对于匈奴是“抗”,现在成了“驱”.在实在没必要用“苦肉计”的形势下,武帝为何一定要置李陵于死地？
或许,正如柏杨先生所言：“刘彻本来希望用李陵的性命,作为他上的荣耀.”这个在皇位上稳坐了四十二个年头的老皇帝,无论内忧外患,都被他强力克服,武帝已然修到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境界,似乎不再需要考虑什么形势.武帝要李陵阵前殉国,李陵就得乖乖地死掉,国家就是武帝本人,满足武帝的虚荣心就是国家的第一要务.
偏偏到了关键时刻,李陵没随他那位脏腑刚烈、气性巨大的爷爷,非但没有引刀自尽,反而屈身投降.老天给武帝开了个玩笑,不是臣子的坚强,倒是臣子的软弱,一巴掌打在自以为是的君王脸上.气急败坏的武帝四处发泄,宫了司马迁,吓死了陈步乐,可皇权再大,也改变不了既成事实,武帝上那颗璀璨的明珠,啪地一声掉落在地,摔得粉碎.
替罪狼江充
汉武帝晚年提拔了新人江充,这家伙绝非善类,征和二年 （公元前91年） 的“巫蛊案”中,他冲锋在前,伪造证据,酷刑逼供,大兴冤狱,从首都长安到各郡、各封国,受株连者前后数万人被杀.江充身上背满了孽债,即便有武帝这座大靠山,想得善终也是难上加难,终是被太子刘据假诏斩了,也算恶有恶报.
可江充若泉下有灵,怕还是会生出其他的委屈,因为次年武帝读罢田千秋为太子刘据鸣冤的奏章,似有悔悟,立刻下令诛杀江充满门,仿佛武帝只是为身边宵小所误,因“巫蛊之案”引发的“戾太子之变”全得由他江充一人负责！作为武帝意志的坚定执行者,最终却被武帝化作一只替罪羊—— 或者说替罪狼才更合适,江充自然委屈得很.
不可否认,江充是将“巫蛊案”转化成“戾太子之变”的重要推手,但巫蛊成灾的局面却非一个走卒使然,根子还在武帝身上.这个六十出头的老人,早已谙熟权力魔杖的应用之妙,人间杀光了明目张胆的对手,倒使这位一生喜与人斗的君王倍感无聊起来.好在武帝还拥有古今中西一切国王共有的“福利”,即：“国王的身边永远都少不了有一大群人,他们专门使消遣紧接着公事而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国王的闲暇,好向国王提供欢乐和游戏.” （［法］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武帝身边的这一大群人由妃子、、太监、弄臣组成,他们终日围在武帝周围,极尽能事地为他排遣无聊.
当武帝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时,就像个情窦初开的少男沉迷欲乐,不愿自拔.当然,这快乐仅停留在生理层面,权力游戏玩了几十年,早使武帝泯灭了对人间真情哪怕一丁点的信任,他只是表面昏聩,皮囊里却是一腔冷血.武帝眼里主动接近权力的人,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的清流名士都不可相信,更何况身边这群卿卿我我的玩伴,不过都是些暂时可心的流氓无赖罢了,不必记什么情分,厌倦了就抛在一边,厌恶了就推出去杀掉.
武帝晚年好神仙,宫中人自然也喜欢和聚集在京城中的术士巫师们搞在一起,后宫争宠战争因此带上了神秘主义色彩,几乎每间房内都埋着施了法术的小木人,或用来祭拜,或用来攻击仇家.那些在武帝面前无限温婉的娇容一转面就显形为恶毒的夜叉,相互忌妒、诟骂,然后互相告发,指控对方以巫蛊之术诅咒陛下.调查时自然一挖一个准,武帝厌了,管你说得清、说不清,拖出去杀、杀、杀,几百人瞬间成了刀下鬼.
武帝掌权以来杀人如锄草,从来不以为意.但这次却不同,某日小憩时他梦见数千小木人手持棍棒向他攻来,猛然惊醒,一缕前所未有的恐惧袭上心头,精神长久不宁.对武帝而言,战胜内心恐惧的方法,就是在人间制造出更大的恐怖,聪明的江充完全领会圣上心意,他明白是非曲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杀,杀得越多,武帝就越觉得安全,他江充的功劳也越大.这便是江充卑鄙残暴之处,一个人在权力游戏中如此泯灭天良,死有余辜.
太子刘据手刃江充时,骂道：“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调拨父子关系”这个罪名没安错,原籍赵国的江充在执行武帝命令时确实夹带了自己的私货,表面是无方向的滥杀,实则利用武帝的年老多疑,暗暗将杀戮的矛头指向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如果江充不伤及无辜,一开始就直奔太子、皇后而去,戴着这个罪名被诛,反倒不那么死有余辜了,因为他是在自卫.
江充早年在景帝刘启之子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封国 （赵国）中任水衡都尉,不知何事得罪了赵国太子刘丹,逃亡到京城并向武帝告发刘丹的“阴事”,刘丹因此被废,这便是刘据所指的“前乱乃国王父子”.告密的江充因“容貌魁岸,被服轻靡”,被武帝法眼相中,封他为“直指绣衣使者”,专门督察皇亲国戚与亲近臣僚们的不法行为.
对于这个专门得罪权贵的活儿,江充干得格外认真,检举弹劾,无所避讳.有一次,太子刘据的信使犯过被江充逮个正着,刘据私下派人向他求情,纡尊降贵地说了很多好话,江充不听,公事公办,武帝大悦,太子却很不爽,两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因而,眼见着圣上年事已高,终日为太子即位后自己暗淡前景烦恐不安的江充才会借“巫蛊案”与决战.从江充任“直指绣衣使者”的表现看,俨然刚正不阿的耿直之臣,这令人不禁联想当年他告发刘丹,未必如太子刘据安所云：纯粹陷害赵敬肃王父子.西汉封国中的王爷们大多无德,其子弟为恶一方也是常事,所以若刘丹不首先挑事,一个管水利的官员岂能主动找封国太子的茬？而且依江充在京城处事的风格,得罪刘丹再容易不过.
在明哲保身、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们看来,江充身上有着一股戾气,不过换个角度,这股戾气更像是年轻人身上才有的冲劲,只是江充身上的冲劲须加上“不顾一切”的定语才更为贴切.武帝晚年起用新人,看中的未尝不是这股冲劲,不然怎么对付得了朝中、宫内与他周旋到老的那群超级滑头？
当然,武帝之为武帝,更为看重江充的,可能还是他身上这股子冲劲前面的“不顾一切”.滑头固然可恨,刚正亦不可爱,前者毫无原则,就像泥鳅般难于捉牢,后者又太有原则,硬钉子一颗,有时连皇帝的路都挡.而人一旦“不顾一切”了,也就容易失去原则,这样的冲劲才是戾气,怀着这样的戾气,才是可以成为帝王任意驱使的鹰犬.
于江充而言,真是成也武帝,败也武帝,唯有这样不同寻常的皇帝,才可能破格起用无甚背景的新人,任其无所避讳地举劾权贵；但也唯有这样谙熟帝王权谋的君主,才能够利用、放纵他的“不顾一切”,让他身上那点可贵的冲劲最终化为可怕的戾气,将他整个人变为一条良知丧尽的恶犬.
可惜,武帝毕竟不是神,也有失算的时候,他没想到这条恶犬竟在险恶的宫廷政治环境中继续不顾一切地变种为恶狼,转过头来反咬了主子一口！江充最终作为一条替罪狼,搭上了自己死有余辜的性命,还累及无辜的一家老小.
（选自《书屋》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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