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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的国忧家难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陈宝箴在清末维新自救运动中表现卓出,从太平军兴到其逝世,近半个世纪的事功与文章,写出他作为时代先行者的卓越识见和气度胸襟.在改革中,他眼界开阔,英毅敢为；在与沈葆桢、张之洞、谭继洵等人的相处中,他据理而为,不卑不亢；在改革思想上,他力主切合实际,经世致用.这种心地无私的道德品质与深重的忧患意识,造就了陈氏一门20世纪文化贵族与学术精英的品格.
关键词：陈宝箴；事功；道德；国忧家难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5-0090-05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廿二日,一代名臣陈宝箴在江西老家猝然长逝.就在一年半前,他与儿子陈三立因“滥保匪人,招奸引邪,有负委任”的罪名,同被革职,“永不叙用”,并回籍待罪反省.具体所指,则认定陈氏父子与“逆党”康梁有关涉.面对这一罪名,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及其孙陈寅恪始终不能释怀,因而陈三立在其“崝庐诗”中不仅沉痛悲悼,而且意有辩白；陈寅恪亦在其论著中有所阐发.倘寻绎陈宝箴最终待罪之渊源,我们可以从陈宝箴一生的事功、道德和文章说起.
一、末世俊才
年青时期陈宝箴以抗击太平天国而名闻东南,后入曾国藩幕,被曾氏称赞为“海内奇士”.第二次战争期间,陈宝箴亲眼目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强盗行径,愤慨万端,以此更加发奋图强,以挽救国家民族于艰危涂炭之中.他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英毅敢为；赈饥民,肃强豪,献奇策,虏洪福瑱、平定贵州苗乱,立下赫赫军功.陈三立称他“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行,敦笃宏大,本末灿然”[1]849.在地方任职期间,陈宝箴输通黄河故道,使河不为灾；凿通沱江,使湘西航运得以畅通；建迁善所,收容教养有劣迹者,令其改过自新；兴建学校,广聘通儒,培养学子熟读经典,操习世务,以改变世风.在行政管理方面,陈宝箴也能真正做到法下所属,复废起堕,量才为用,各尽其能,由此奸豪亦多敛迹.在刑狱方面,他饬吏清讼,锐意为治,对坏人坏事决不姑息,“尤务联以情,手书规讽,至诚相感发.发审吏明良,断狱累功绩必擢用,用必宜其才,以故人争自励,几无留狱”.[1]851可以说,无论任何职、在何处任职,陈宝箴皆能振刷精神,勤勉图强,大力推行善政,造福百姓.吏治娴熟而又秉公执法,措置得当,陈宝箴能够称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循吏”.
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奏荐举陈宝箴,言其“才长干济,学识深通,久在湖南防营,深明兵事”[2]441；同年十一月,时任湖南巡抚的卞宝第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亦谈及陈宝箴,说“右铭饶有才识,而淡于荣利”[3]303；张之洞更亲切地称陈宝箴为“湘省之福星”,“鄙人之德邻”[3]348.这些评价说明陈宝箴的才干已为世人共睹熟知,有识见的封疆大吏不约而同地想要罗致重用这位品才兼优的拯世干才.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官复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向光绪帝保举陈宝箴,“……臣正在巡抚任内,见其学问优长,识量超卓,深器重之”,“该员才大而性刚,往往爱惜羽毛,有不轻寄人篱下之概,所如稍不合,辄置荣辱于度外.而其秉性忠直,感恩图报之心,固未尝一日忘也.” [4]467-470才干优长且品性忠直,正可为朝廷重用,王文韶对陈宝箴的认识和了解可谓精到.爱惜羽毛,以醇儒情怀平治天下,也正是陈宝箴一生秉持的道德原则.
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与艰危时局,陈宝箴深察默识,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改革图存求富求强的观点和主张.洋务运动从坚船利炮的层面学习西方,并未能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北洋舰队一挫于中法马尾海战,再挫于中日甲午之战,二三十年苦心孤诣的成果最终付之东流,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因此,如何使中国从根本上强大起来,使华夏民族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陈宝箴苦苦思索的现实问题.
陈宝箴与湘阴人郭嵩焘素来相厚,郭氏对陈宝箴外交新政思想的影响可谓深远.郭嵩焘曾先后出任英、法大使,在睁眼看世界后,他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在不丧失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政治、交通、制度以至文化理念,“循习西方政教”,从根本上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国家.这种思想使郭嵩焘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陈宝箴与郭嵩焘的交往,始于光绪元年（1875）任职湖南辰、永、沅三州靖道后.郭嵩焘此时因倡言洋务而“负海内重谤”,独陈宝箴推许郭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同声相求,惺惺相惜,这也反映了陈氏的务实视野与超前眼光.[1]921
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议成,陈宝箴闻知后反应激烈：
……马关定约和议成,府君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陈利害得失,言甚痛.……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邪？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 [1]852
陈宝箴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态度,乃是基于理性的一种判断：既然已经深知中国不堪一战,御前大臣就应力争劝阻,而不应以磨棱两可的暧昧态度误导人主以“面子”为重,孤注一掷,从而导致一败涂地、割地赔款的结局.陈宝箴所愤恨李鸿章的,即是李作为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而不能于事前据理力争,分析利害,谏阻最高统治者盲目草率做出应战决定.
二、湘省新政
甲午战后,国人大受刺激,举国上下新政以求富强渐成风气,陈宝箴任职湖南巡抚,即时将新政理念加以贯彻执行,董吏治、辟利原,改变士风士习,开放民智,公开军政与官权.在具体开展方面,他学习西方制度办法开设了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公司、轮舟公司等实业实体；并设置保卫局加以维护；开办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课吏馆等,以进行文化观念的启蒙与解放；还选取优秀学生准备去日本留洋学习……这种改革的气魄与决心,使原属保守的内地湖南省成为全国改革新政的龙头与焦点,陈宝箴也因此成为维新改革在地方上最有绩效的代表人物.
陈宝箴父子在湖南省的这一系列善政,是希望保守的湖南也变得像沿海沿江省份一样,能够开埠、通铁路、通电线、办学堂,并聘用西师来开矿、修铁路……这颇能见出陈宝箴父子发展湖南的长远眼光,以及其卓出的魄力与决心.《行状》中说：
……是年（1895）八月,诏授湖南巡抚.府君故官湖南久,习知其利病,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为士民所信爱,尤与其缙绅先生相慕向.平居尝语人曰：“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故闻得湖南,独窃喜.而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亦皆喜.[1]852
任职湖南巡抚,就一个有才干有前途的士大夫来说,本非为上上签,而陈宝箴则“窃喜”,这与他立志更始天下、发奋图强之心始终一贯.“营一隅而为天下倡”,无事不可为,凡事皆能有可为,陈宝箴一心为国,绝不弃绝任何求富强图生存机会,其以天下苍生为念、以国家民族生存发展为念的胸襟抱负,令人敬叹.
陈宝箴为朝廷天下忠贞悃恳,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与那些为高亢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主宰的保守主义者全然不同,陈宝箴以理性与事实为依据,以先进的西方文明作为借鉴对象,“其为治规划远大,务程功于切近,视国家之急逾其私”,“方深观三代教育理人之原,颇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里者,放行其法” [1]855-858.巡抚湖南期间,孤心苦诣,试图通过一己之努力,揭开中国求强求富的新篇章.然而一夕政变,却使数年来心血悉数被废,功败于垂成际,令人扼腕.在《行状》中,陈三立不可避免地述及父子二人最终被罪的来龙去脉与深层根由：
……湖南之治称天下,而谣诼首祸亦始此.先是府君既锐兴庶务,竞自强,类为湘人耳目所未习,不便者遂附会构煽,疑谤渐兴.其士大夫复各挟党挤排,假名义相胜,寻复有周汉事.……后复以学堂教习与主事康有为有连,愈益造作蜚语,怪幻不可究诘,徒以上意方向用府君,噤不得发.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烽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第在其列,诏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1]854-855
政敌的嫉妒、中伤、诽谤、“造作蜚语”,以及慈禧太后的偏听偏信,再加上被诬为“康党”的指陈……对这些打击与陷害,以陈宝箴的个性而言,他都可以置之不睬；然唯独对于去官后将一切善政取消,则是对陈宝箴精神上的致命摧残.这些苦心孤诣的成果毁于一旦,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极其深远的：它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斗争的无情与非理性；它表明了中国社会进入文明的艰难与曲折；它深刻地揭示了有识之士试图改变现状力挽狂澜而终于功亏一溃的现实……也许这才真正是使陈氏父子永生无法释怀的遗憾.
三、醇儒品性
从任职湘省的事功以及对政治局势发展的预见能力,可以见出陈宝箴是一个一心为公、能够振兴大业、力挽狂澜的循吏能臣；而陈宝箴思想上的端正刚直与道德上的追求至善,则是他为诸人敬服且为陈三立痛悼伤怀更为重要的原因.
从品性上来说,陈宝箴端严刚直,胸怀磊落,他以卓出才干为上司朝廷所推重,但又绝不露才扬己,更不阿附权贵,结党营私.太平军兴时期,他参与席宝田军,调解席与当时江西巡抚沈葆桢的矛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卒使二公尽释前嫌,卒成大功.任职湖北布政使期间,陈宝箴再次面临顶头上司关系龃龉、互为矛盾的尴尬局面：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巡抚谭继洵个性不合.照理来说,面对这样的上司关系,做下属的陈宝箴定会进退两难,左支右绌,但事实并非如此.陈宝箴秉持公心,勤勉做事,并不在两位大佬面前首鼠两端,或结党营私,而始终秉公处之,丝毫不以个人得失为较.对具体事务的措置,陈宝箴则依现实情形据理力争,也往往能够得到二公的支持与首肯,这也正是张、谭这两位晚清重臣之所以爱敬并器重陈宝箴的主要原因.此事颇能体现陈宝箴一心为公、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同时亦可见出张、谭二公的渊衷雅度.
陈宝箴是一个实践理性的改革者,他主张稳健推行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而反对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冒进主义,这也就决定了他与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天壤之别.陈宝箴力辩康有为变法思想之荒谬,请毁其所著书曰《孔子改制考》.并上奏光绪帝,力陈部分变法条目之不合时宜,指出任命资历浅且无实际行政经验的四章京入值军机,此举措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应由年富力强的封疆大吏如张之洞者预为“总大政,备顾问”,方可做到周全无失.他反对过早对士民开放言论,当时中国民智、民学并未开启,贸然开放,只能导致舆论横流、毁坏纲常而致乱天下.[3]365-373这是一个持重的改革者对变法提出的最为切实的担心和忧虑,而历史最终也证明了陈宝箴的焦虑并非杞人忧天：康有为偏激且带有政治预谋的变法言论终为历史所淘汰；面对现实变数种种,四章京全无对策,终于导致光绪政治崩盘,酿成政变之祸；言路开放后舆论汹汹,伴随着报章杂志这些新式媒介的迅速传布,满清政权结束了它的历史,艰危交迫的中国进入了又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
历代以来,“党人”便是打击政敌最为有力最深重的罪名.陈宝箴本人全无意于政治倾轧,却为政治斗争所左右而被指为“康党”,并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之名被罪,其冤屈之深郁,乃为最终“一夕卒”的极大精神压力.陈宝箴的遭遇在当时来说,也许仅仅被当成晚清政治重新洗牌的一个牺牲品；然而对于陈氏一门来说,其冲击力和对后代的影响可就远远不止于此了.因此,还这位忠直刚正的士大夫一个清白,也是陈三立及其后世子孙耿耿于怀的一件大事.
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渊流之所在矣.[5]149
陈寅恪怀着沉痛的感情,以深刻的笔力辨析了当时维新变法思想有“不同之二源”,不应笼统将陈氏之新政与康氏变法混为一谈：陈氏新政乃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与康有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绝然不同,故朱一新驳斥康氏“公羊春秋”之说,陈氏父子深以为然,此可明见陈氏父子在戊戌变法之前即与康氏有着思想上的分歧.这也就是说,陈氏父子既不曾与“康党”趣味相投,更没有为政敌所指斥的“谋乱”之心,甚至陈宝箴还曾上疏朝廷,反对改革过于激进,反对康有为言论的“悖谬”,对康有为的学说“抉其隐微,斥为异说,伤理害道,甚至比之于言伪而辨行僻而坚两观行诛之少正卯,并请将所著书自行销毁” [6]2230.陈氏父子既然已认定变革乃当务之急,故一切皆以国家的求生存图发展为依凭,“故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湘报、学堂所不合,必遏其渐,董理更张之即,亦不欲动阿俗议,示不广乖任事心.” [1]855陈宝箴曾荐举“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陈三立曾聘任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此亦可见出其理性实践的改革家本色.——然而陈氏父子最终却竟因“康党”而被罪！此一段公案,乃为晚清变革之际士大夫国忧家难之集中体现.
四、忧心孔疚
接到朝廷严谴的谕令,陈宝箴并没有表现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他原本于名利之心就极为淡泊,故于仕途去就也就不会有太多纠结；他既已勉力为湘省开风气、谋发展,于公于私光明磊落,心地坦然,则于万象更新之际绝无憾恨,虽中途迫退,然仍希冀后来者能继其先声,以讫功成.因此,陈宝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朝廷的处置,与新授湖南巡抚俞廉三进行了工作上的交接,并上奏一折[7]861,平静归乡.皮锡瑞在其《师伏堂日记》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在欧阳中鹄家见到陈宝箴的情形：“适右帅至,得一见.彼天君泰然,一无激词,得大臣度.” [8]140
回到南昌,陈宝箴在西山下筑室“崝庐”,以为余年静养之所.陈三立曾撰《崝庐记》描述了陈宝箴退居后的生活状态：
吾父既大乐其山水云物,岁时常留崝庐不忍去,益环屋为女墙,杂植梅竹、桃杏、菊、牡丹、芍药、鸡冠、红踯躅之属.又辟小坎种荷,蓄翛鱼.有鹤二,犬猫各二,驴一.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霭,空翠蓊然扑几榻,须胥帷帐衣履,皆掩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馀亏蔽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1]858-859
这种陶醉于田园生活的态度,足可见出陈宝箴心地磊落的君子胸襟以及淡泊名利的情怀.在崝庐,陈宝箴遗世观化,与造物者游,由此获得了远离尘嚣的安谧与宁静.悲天悯人,乐天知命,出处恬然,夷然自安,这些极高的人生境界在陈宝箴退居西山的暮年生活中达到了浑融统一.虽仍会时时忆起湖南新政功败于垂成,但总的来说,陈宝箴所秉持的,乃是“务在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光风霁月,坦荡磊落,道所并行不悖,不为物议摧折.然而陈宝箴身上更为可贵的,是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之所以勇于任事而不择毁誉祸福,乃在于列强逼视的艰危中国亟待拯救,传统士大夫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高度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在陈宝箴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它似乎成为一种家风传承,成就了义宁陈氏的家族文化品格.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悍然对八国下达宣战诏书,中国政治局势迅速恶化.陈三立闻知后,忧心如焚,六月十三日曾写信给梁鼎芬：
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演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
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1]1187-1188
此时梁氏为张之洞极为倚重之幕僚,散原此举,或冀梁氏为张之洞进言,以做出适当的对策以防时局进一步恶化.但不论结局如何,其为国家民族兴废存亡之忧心却始终如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散原于北平绝粒而亡,则是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文化道德原则.
由上可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与精神.这一精神境界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两宋之际理学家的出处行藏.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著中,曾指出偏于“外王”取向的两宋理学家同时也具有“内圣”的追求：“‘内圣’之学确是他们的精神源泉,至少他们是如此这般深信不疑的.他们不但持此为安身立命之所在,而且也相信这一精神源泉足以涤荡他们的胸襟,不断改善他们做人做事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内圣’之学的宗教品格是很明显的.” [9]866陈氏父子对“道”与“行”的追求,正是以理性践行了这一最高的人生道德追求,它对道义与文化的主动承担意识,成就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最高品格.
从陈三立的“崝庐诗”中,我们所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陈三立对陈宝箴的父子情深和深沉伤悼,更有诗人对国忧家难的回望与反思.“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10]355,这是历史学家汪荣祖评价郭嵩焘及其所处时代的话语,用在陈宝箴父子身上,同样合适.
注 释：
[1] 陈三立著,李开军点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 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 中国历史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朱批奏折》（第六辑）,中华书局,1996年.
[5]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 （清）刘坤一著,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
[7] 汪叔子、张会求：《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5年.
[8] （清）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9]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年.
[10] [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赵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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