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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视角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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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南方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 FlanneryO´Connor,1925-1964,以下简称“奥康纳”)英年早逝,仅存有2部长篇小说和31篇短篇小说,却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奖”“欧·亨利奖”“全国天主教图书奖”及“全国图书奖”等荣誉,被公誉为继福克纳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奥康纳生于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少时就读于教会学校,后进入佐治亚女子学院,毕业后前往衣阿华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语写作,自此专职于小说创作.二十五岁时(1950)不幸患上红斑狼疮,与母亲住在米利奇维尔附近的安达卢西亚农场上,大部分作品于此期间完成.国外学者对奥康纳小说的研究起步早,涉及范围广泛,并呈现阶段性深入的特征;我国学界对奥康纳小说的译介和研究较晚,涉及作品主题、艺术特征等方面,并呈多视角、跨学科的趋势.

身为南方作家,同时主张作家“要谦卑地面对事实本身”[-】,奥康纳不可能完全回避美国20世纪前期迅速进展的黑人民权运动,但她的作品始终缺少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在写作态度上,缺乏对白人与黑人间种族对立和冲突的立场分明的表示;在篇章结构上,黑人虽在作品中频繁出现,却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在人物塑造上,刻画普通黑人时多展现其自私、冷漠、暴力和惰性的一面.一些国外评论家认为奥康纳缺乏对种族问题的关注,甚至认为其具有倾向,将之定性为作家.亦有评论家认为在奥康纳小说中,“(先前我们)以种族、性别、阶级或地域经历诸如此类的字眼来描述的人类经历的片断,实则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来看”[z】,即更为看重人类整体的罪性与救赎,“作为黑人只是南方社会另一种成为无处容身者的方式”[,】.国内研究则多认为奥康纳是被误解的非作家,应将种族问题置于宗教关怀下进行审视.

本文采用“整体细读”①的方法,对《天竺葵》和《审判日》两篇小说进行叙事分析,并将其放入相关作品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得出奥康纳小说中的种族观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前期小说多关注白人的内心困境,黑人或成为追忆中白人确证自身的他者,或成为北方工业文明入侵南方的隐喻;后期小说则将黑人与白人平等置于被困境地,指出人类的罪性与信仰救赎.

一、《天竺葵》的叙述视角与白人精神围困

奥康纳临终前于病榻完成的《审判日》是对她最早发表的《天竺葵》的故事改写,但具有相似情节的两个版本映射其种族态度的转变.《天竺葵》主要讲述南方农场主老达德利出于对纽约的向往和女儿尽义务的要求,来到北方与女儿女婿同住,但城市的时髦和肮脏令他难以忍受,并怀念从前与黑人雷比的快活日子.老达德利想与隔壁黑人搭讪,遭到女儿阻止后反斥责她与黑人为邻,并在偶遇黑人时认为他在嘲笑自己;老人一直以窗外邻家的天竺葵作为南方家乡的象征,但今天它从六楼掉下去摔碎了,同时老人得到花盆主人禁止窥探的警告.《天竺葵》涉及种族问题的情节主要在老达德利回忆与黑人雷比在南方家乡的日子和现实中与北方黑人的接触这两个事件中.在此先对故事整体进行叙事分析,再着重把握奥康纳此时的种族立场.

全文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即全知叙述者选择限制自己的观察范围,仅揭示老达德利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采用戏剧式(摄像式)视角,客观记录其言行,并穿插使用“内聚焦”手法,通过老达德利的视角来观察故事世界.②由于读者仅能洞悉老达德利的内心世界,并借用其视角感知周围环境,更易对他产生同情和认同.如小说开头:

( la)老达德利蜷缩在那把与他身体形状渐渐浑然一体的椅子里,向窗外望去,( 2a)十五英尺外是另一扇窗子,窗框的红砖已经熏黑了.( lb)他在等待那株天竺葵.(2b)每天早晨十点左右,他们会把它搬出来,下午五点半再拿进去.(2c)在老家,卡森太太的窗前也有一株天竺葵.( 2d)家乡有很多天竺葵,更好看的天竺葵.(3a)我们的才是千真万确的天竺葵,老达德利心想,( 3b)才不是这种淡粉色的玩意儿呢,上面还系着绿色的纸蝴蝶结.(1A)他们要放在窗台上的那株天竺葵让他想起了老家的格力斯比男孩……( lc)他女儿进来了.“你不想出去走走吗?”她问道.( ld)她看上去很焦躁.③

(la-d)采用故事外全知叙述者的摄像式视角,即客观记录老达德利和他女儿的言行,但对老达德利进行刻画时更多采用了: (1A)故事外全知叙述者的“选择性全知”,即将他的内心活动作为聚焦对象; ( 2a-d)全知叙述与人物视角相混合,难以区分叙述者的客观叙述和人物的内在感知; (3a-b)人物有限视角,即叙述者通过老达德利的眼光来聚焦,因而天竺葵呈现为反讽性的装饰品.由于全知性叙述者仅揭示老达德利的内心活动,加之以他的视角对周围环境进行感知,而对女儿的内心活动一无所知,读者会更倾向于同情老达德利,将其视为在异乡的精神受困者.而文中也用全知叙述者的评论直接体现作者立场,“他困在一个黑鬼叫你‘老家伙’的地方.他不要被困住”(16).由此可知,全文意在揭示南方人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下,丧失精神家园,遭遇精神围困的处境.这一精神危机以具体事实表述出来时,则体现出奥康纳的种族观念.

首先来看老达德利原有的南方精神家园.小说通过老达德利的两次回忆叙述了他与黑人雷比在老家的快活日子.第一次是在感受到女儿因需对自己尽义务而焦躁后,回忆与雷比的四件往事:①每个星期三,他和雷比都乘平底船去河上抓鱼.但雷比只是了解河、知道鱼群下落,而老达德利负责抓鱼,“要想抓住这些鱼,非得是条汉子才行”(4),并以全知叙述和人物视角相混合的方法,对黑人雷比进行描述,“这就是雷比.他偷鸡摸狗时比黄鼠狼还要狡猾,可他知道鱼在哪”(4).由此可见,知道鱼在哪不过是一种狡猾,而抓鱼的人却是条汉子.老达德利靠捕鱼分工在黑人雷比那里获得自我确证.②雷比在白天听老达德利讲他的经历.但这是因为晚上男人们要聆听女人们在客厅里的牢骚,老达德利的诉说只能在白天说给雷比听,而雷比“喜欢听,喜欢听者达德利讲他待过的亚特兰大的事,听他讲部件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4),很难说“喜欢”不带有老人的视角.老达德利在对黑人的讲述中确证着自己的经历丰富、知识广博.③雷比不喜欢打负鼠,但达德利总会让他去.当达德利“笑呵呵”地以偷鸡或打负鼠暗中强迫雷比接受后者时,他通过知道如何与黑人打交道,并在智力上取胜来确证自己.④老达德利向雷比讲机械原理,雷比“总是惊叹于他装的技艺”(5).他通过技艺获得黑人的仰慕来确证自我.同样,由于女儿差遣他去办事而引发的第二次回忆中,老达德利通过能够支使矫健的黑人去跑腿,在想象中塑造着年轻时英姿勃发的自己来获得精神归属.可见,黑人在白人追忆精神家园时作为白人确证自我的他者出现,由此白人构想出过去辉煌的自我形象和秩序井然的南方天堂.

再来看老达德利是如何丧失精神家园、遭遇精神围困的.工业化城市的住房拥挤、难以乘用现代交通工具、与亲人的话语隔阂,以及不再能够从黑人那里获得优越感.老达德利以过去与南方黑人打交道的经验来构想城市中的北方黑人,并试图将其加于真实的黑人之上.在女儿家第一次遇到黑人邻居,老达德利幻想“他们或许可以去打猎”(8),“也许我能让他相信,他是喜欢捕笪的”(9),并以老家黑人雷比的妻子露蒂仕喜欢腰带和执意配眼镜的行为,来打量城市中的黑人妇女.当这种身份幻想被打破、老达德利不得不面对自己难以掌控的黑人地位上升这一现实时,他只能暴怒, “你的家教可不是和那些自以为和你一样的黑鬼门挨门住着,而你竟然认为我要跟那样的人搅和在一起!你竟然认为我会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你疯了啊”(10).老达德利最严重的精神围困在于和邻家黑人的真实接触中,文中穿插以老人的视角对北方黑人进行感知, “黑鬼绷着嘴角,好像要忍住笑”“这个黑人问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黑鬼的开怀大笑,又像是白人的哧哧冷笑”(14).读者由前后文中可以看出,黑人只是路过,看到老达德利摔了台阶而给予帮助,“笑”是叙述者借用老人的视角进行的事实上和感知上的不可靠叙述.但由于读者在前文中对老人内心世界有所洞悉并产生同情,此时会更为关注老人因身处陌生城市而产生的幻觉,关注老人在北方工业文明中被围困的精神状态.当黑人每一级台阶都等老达德利上来,向老人解释和的构成,并拍拍他的背的时候,原来老达德利对黑人雷比所做的事在这里全部反转过来,老人再也无法从黑人他者中获得自我确证,从而将南方白人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中所遭遇的精神危机推向.

奥康纳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8篇短篇小说中④,有3篇涉及种族问题. 《理发师》中,白人瑞伯以理性的态度打算推选黑人达曼当政,但得到白人理发师和经理人的嘲笑和驳斥,更为可悲的是,理发师的黑人佣工乔治也同意白人霍克森当政,拥有知识和理性的白人瑞伯遭遇精神围困; 《火车》中,列车上远离南方家乡的白人海茨,想象黑人列车员是过去家中黑人佣工凯西的儿子,并向其寻求确认,而列车员回复以自己是芝加哥人,海茨因此彻底丧失故乡而坠入虚空.由3篇小说共同涉及的主题可以看出,此时作家更为关注南方白人在北方工业文明入侵中的精神围困,而黑人或是追忆中白人主体确证自我的他者,或是现实中加重白人精神痛苦的原因.

二、《审判日》的叙述视角与人类罪性救赎

《审判日》讲述了南方白人坦纳住在女儿北方的家中,并在女儿女婿的谈话后决心逃走.女婿对坦纳加以嘲笑,而女儿抱着负责任的心理接他到纽约家中,但不肯费力将其葬于南方家乡.坦纳回忆在家乡时混血黑人莱福医生购买自己土地后的驱逐行径,以及与家中黑人柯尔曼的往事.坦纳想与邻居黑人交朋友,但遭到黑人愤怒的拒绝.在女儿走后,坦纳开始实施逃走计划,在现实和幻想的交替中迈入死亡.《审判日》中涉及种族问题的情节主要在坦纳被购买土地的混血黑人莱福医生驱逐,坦纳与南方黑人柯尔曼的往事,坦纳与邻居黑人的对话,以及坦纳在走向死亡(回乡)中的现实与意识活动.同样,先对故事整体进行叙事分析,再着重考察奥康纳此时的种族观.

全文主要使用全知叙述模式,叙述者对各人物的内必均可*,并穿插部分议论.除了结尾处坦纳走向死亡的进程中交织着现实事件和意识流动外,文中较少借用坦纳的视角来感知世界.由于全知叙述者对白人坦纳的内心活动叙述有限,前文中又缺乏借用人物视角进行感知的内容,读者便拉开与坦纳的情感距离,更为客观地对其境遇进行审视而非同情或认同.同时,叙述者多使用摄像式外视角,并对各人物内心均可*,使得众人物与坦纳一样处于被审视的位置,“滑稽可笑以及被困是他们共同的命运”⑤.由此可见,相较于《天竺葵》集中关注南方白人的精神围困问题, 《审判日》中作者思考的是整个人类的罪性及救赎.通过对文本中具体化的现实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此时作者的种族观念.

首先来看南方白人坦纳与混血黑人福莱医生间的冲突. 《天竺葵》中老达德利来到纽约的原因,一半是女儿要求尽义务的强迫,一半却是自己对城市有所向往.而《审判日》中坦纳来北方的原因则是女儿将土地卖给了福莱医生,坦纳在南方家乡无处可归.但对于二人的土地纠纷这一事件,叙述者主要采用戏剧性外视角进行客观叙述,加之读者并未对坦纳认知更多而产生同情,因此对其遭遇缺少情感投入.同时,福莱医生在这里的种族身份具有模糊性,一则他是“混血黑人,还有印笫安人和白人血统”(305),有部分白人血统已经暗示种族间的界限被打破;二则福莱医生与女儿一同出现,喻其同为致使坦纳丧失南方家园的力量;三则“对黑鬼们来说,他就是一切——药剂师、殡葬人、日常事务顾问、房地产经纪人”(305),暗指福莱医生已在南方本土拥有了基础.可见,作者塑造福莱医生这一形象并非强调固有种族秩序的打破对白人造成的精神围困,而是强调北方工业势力己然侵入南方本土,旧有家园不复存在.如果说《天竺葵》中老达德利因身处北方而被围困,保留了现实中美好南方家乡的可能, 《审判日》中则通过坦纳被赶出家乡,揭示现实中再无精神家园可寻.

其次来看坦纳与黑人柯尔曼的往事.这一情节直接对应《天竺葵》中老达德利与黑人雷比的往事.但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奥康纳的种族观在此发生转变.一是女儿回到坦纳的家里时,全知叙述者对柯尔曼的样貌做了描绘:

( la)那个老黑人蜷缩在坦纳床脚的草垫子上睡着了,皮包骨头,浑身恶臭,骨头的排列尚且模模糊糊有人的形状.( 2a)柯尔曼年轻时像一头熊,如今他老了,看起来像只猴子.( 2b)而坦纳截然相反,他年轻的时候看着像只猴子,等越来越老了,看上去像一头熊了.( 304)

(la)处难以分辨叙述者是暂时借用女儿的视角还是仅进行客观叙述, (2a-b)处则是全知叙述者插入的评论.但对柯尔曼和坦纳均以低于人的动物相喻,可见其被困的处境是等同的.而被困的境遇主要源于他们都离开了精神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人,柯尔曼离开非洲大陆,“他们与黑暗非洲之间相隔的时光还不算太为久远”(307),而坦纳因为福莱医生和女儿的逼迫而离开南方故土.二是在女儿嘲笑柯尔曼,并质问“这到底是谁的棚屋”时,坦纳回应以“他和我一起盖的”,即以共同劳动作为资产所有的划分标准,肯定黑人对南方的建设贡献.三是在坦纳回忆对柯尔曼进行征服的行动中,叙述者同样采用戏剧式外视角,并且以二人一样使用刀子来增加相似性,以至于坦纳看到柯尔曼“刹那间感觉像是看见了自己在底片上的形象”(309).而柯尔曼之所以归附于坦纳,主要因为他会做眼镜(拥有知识),而非天生的种族差异意识.可见, 《天竺葵》中被用来确认白人自我形象的黑人他者,在此拥有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并在习性、劳动和被困境遇方面与白人等同.

再来看白人坦纳与邻居黑人的关系.这一情节是对《天竺葵》中老达德利与黑人邻居交往事件的改写.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天竺葵》中对邻居黑人的描写是通过老达德利的视角进行的,而《审判日》则是通过戏剧式外视角进行的,这使得黑人与白人被赋予同等的主体性,因而坦纳与黑人间的交往具有主体间性.当坦纳用“传教士”这一称吁将自己对黑人的认知经验强加于邻居黑人时,邻居黑人能够用“我不是传教士!我是演员”( 317)进行回驳;二是《天竺葵》中用北方黑人地位上升的现实,表达种族秩序的打破对南方白人造成的精神侵袭.老达德利误以为自己被黑人嘲笑是导致其情感崩溃的直接诱因.而《审判日》中,导致二人对话失败的原因并非种族秩序的解体,而是邻居黑人对上帝的否定,“我不是什么传教士!我都不是基督徒.我不信这些废话.从来没有耶稣,也没有上帝”,并从坦纳的回答“你还不是黑人呢”“我还不是白人呢”( 318).可知,以女儿为代表的北方白人和以邻居黑人为代表的北方黑人构成了世俗整体,对坦纳造成精神侵袭的根源在于整体世俗对宗教信仰的抛弃.

最后再来看坦纳走向死亡(也即在幻想中归乡)的现实和意识活动.这一情节之前,叙述者主要采用外视角进行叙述,而此部分大量使用选择式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造成一种现实与幻象交替的意识流效果.现实中坦纳双腿丧失知觉,悬在楼梯扶手的杆子上,幻象中坦纳在棺材里被列车运往家乡,此时棺材倾斜了;现实中邻居黑人和他的女人观察着坦纳,幻象中坦纳在对柯尔曼和胡腾叫嚷审判日的到来.在走向死亡的现实和回乡的幻象中,以南万白人坦纳和黑人柯尔曼为代表的流离失所、丧失家园的人,以北方女儿和邻居黑人为代表的精神空虚、信仰匮乏的人,同样被围困在物质的世俗生活中,缺少获救的可能.可见,奥康纳在此不仅关注白人的精神围困问题,更为关注的是人类在世俗生活中的整体被困境遇,关注人类的精神虚无和信仰救赎.

奥康纳同时期发表的小说中⑥,关涉种族问题的共有4篇,且均与黑人地位上升这一现实联系密切.《持久的寒意》讲述阿斯伯里因生病回到妈妈福克斯太太居住的小镇上,妈妈想让他接受布劳克医生的救治,但阿斯伯里执意拒绝,并以自己病入膏肓而要求见妈妈不喜欢的神父和农场黑人.这同 《天竺葵》的主题相似,同样讲述一个白人(在这里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精神围困的问题,并通过阿斯伯里回忆与黑人相处的经历,描绘了黑人的狡诈、麻木和冷酷(他们知道喝生牛奶会生病,但却没有告诉阿斯伯里,文中暗示他的生病源于此),以及现实中黑人只关心自己利益 (是否得到烟)而对病人漠不关心.但与黑人并置的是世俗中精神虚无的母亲和只能从肉体进行生物分析的布劳克医生,自以为能够代替上帝行使救赎权力的狂妄的神父,以及嘲弄一切的虚假艺术家阿斯伯里自己.可见作者于此想暗示人类罪性的几种类型,并非表达种族秩序混乱对白人的精神压迫.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不能够接受黑人地位上升侵袭到白人生活的母亲,在公交车上受到黑人妈妈的鄙夷.由于文章开头以儿子朱里安的视角看待母亲,所以失去以往幸福生活的白人母亲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同情,反因固守等级秩序而招致反感.朱里安对母亲的守旧思想产生报复的心理,因而主动与黑人搭讪、嘲笑母亲与黑人妈妈戴同样的帽子.而黑人妈妈也被刻画为傲慢无礼的形象.在这里,作家以反讽手法书写朱里安母亲的可笑行径,但也没有同情知晓世道的朱里安或曾受歧视的黑人母亲,约翰·梅认为,“朱利安和黑人妇女显然是由于两人都易怒和缺乏耐心而产生某种联系,至于黑人妇女的态度更易于理解事实绝不会削弱他们之间的默契关系”[一】,奥康纳对黑人和白人持同一态度,并认为世俗之罪具有普遍性.《天启》中特平太太在内心暗自感谢耶稣让自己不是白渣、黑鬼和丑八怪,并和候诊的白人妇女谈论黑人的现况,而一个听到谈话的丑姑娘用书砸了她并对她进行咒骂.特平太太回家后将这件事讲给黑人女佣听,而得到她们的阿谀奉承.同样,作家对白人的自大与黑人的谄媚均给予批判,并在结尾处展现特平太太看到的幻象, “桥上一大群灵魂挤挤攘攘,要往天堂去.成群的白渣,他们有生以来第一回干干净净的.还有一串串穿着白袍的黑鬼,一队队怪人和疯子,大声地嚷嚷,像青蛙似的蹦蹦跳跳.在队伍最后的那伙人,她立刻就认了出来,是她和克劳德这样的人”[s】,让众生在天启后获得救赎的可能.可见,此一时期作家关注的是人类的罪性和信仰救赎问题.三、宗教意识、“道成肉身”与种族立场

奥康纳生活的南方地区素有“墨经地带”之称,天主教势力强大,福音派教义和预言书的影响形成这一地区精神文化的最显著特点[s】,而少时父亲的去世和青年身染疾病使其更为关注罪性与救赎等宗教问题.应该说,奥康纳的小说均是在宗教的总体意识下对世俗生活进行审视和观照,她曾明确宣称: “我从基督教正统的立场来观察事物.这意味着对我来说,生活的意义集中在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上面,我是在世界与救赎的关系上面来看待世界的.,,[,】并形成了“自然环境与精神地理的对照——领域的崩塌——人物的顿悟”【s]的创作结构.奥康纳关注世俗生活中各种人的普遍罪性,从基督教神学意义上讲,罪是指人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人囿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拒绝上帝的恩典,主要表现为自爱、自负等,自奥古斯丁时代起,把自我封闭在远离上帝的世俗世界中就被理解为罪的核心【,】.因而实质上内心虚无的人会遭遇外来暴力的侵袭,并摧毁世俗世界的虚伪价值,以使他们认识到生存和灵魂的本质,并在顿悟中重新蒙受圣恩.因此,奥康纳反对事实的现实主义,即描写实际的社会运动和刻画典型的人物形象,而认为小说属于作家对终极现实的看法,即穿透表面进入深层的神秘体验之中.由于奥康纳秉持宗教意识,关注人的罪性和救赎间题,因而在二战后享乐主义盛行的美国成为为数不多的严肃写作的知识分子之一,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⑦.

奥康纳同样是一位受过专业写作训练的作家,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使得其不能用小说来证明信仰的真理, “不能为了抽象真理的利益来移动或塑造真实”“他的媒介是具体的.他最终将认识到,小说只有处于自己的局限之内才能够超越这些局限”【m】.奥康纳曾把自己的创作称为“基督教现实主义”“终极真实便是道成肉身,当前的现实是道成肉身”[¨】.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的教义,在系统神学中属于基督论的范畴,指上帝之道成为了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的肉身;上帝之道在耶稣基督中,具现在他的言语与作为中,在耶稣受圣灵感孕而生、关于爱道的宣讲、受死、复活、升天以及再来、审判的应许中.【他]由此可见,将超越现实的神秘体验以具体的生活事件呈现出来,将圣恩降临的启示以真实肉身的遭遇表达出来,既是文学的、也是宗教的要求.人既要在信仰中得到精神的救赎,也要在尘世中彼此相爱,“这就是救赎的秘密,我们在尘世获救依据的是我们的彼此相爱,在彼此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由于“道成肉身”的写作态度和宗教意识,使得南方地域中的种族问题进入奥康纳的小说创作;而作为一名超越现实的基督教作家,她又拒绝对现实进行表层模仿,转而诉诸宗教关怀来观审世俗中的被困人群.

首先来考察在奥康纳早期的创作中,现实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就种族问题而言,在奥康纳出生和成长的南方地区,虽于1862年己颁布《奴隶解放宣言》,法律上获得自由的黑人在现实中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加之20世纪20年代三K党势力的重新抬头,使得白人优越论得到最大限度的散布,“白人维持这种局面的继续存在,维护黑人地带白人特权的存在”[¨】.影响奥康纳的另一文化传统是南方“重农主义者”的思想,他们缅怀南方的过去,弘扬田园诗般的农业生活,认为现代工业文明会腐蚀人的灵魂, “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白人男性主体身份,将无产者、黑人和妇女视为他者而加以边缘化”【”].奥康纳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天竺葵》中,老达德利以黑人雷比作为他者以确立自我过去的辉煌形象,以及从南方到北方后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可以看出白人优越论和重农主义思想对她的影响.因此,虽然奥康纳自始至终以宗教视域审视现实生活,在小说中关注的是老达德利在世俗的精神围困,但作品中所含纳的现实,以及较多使用老达德利的视角进行叙述的手法,反映出此时作家囿于南方白人的精神遭遇与救赎可能的问题,潜在地接受了南方传统的观点.应该说,无论是从奥康纳所接受的天主教信仰中人人平等的思想、高等教育中开明知识分子的素养来看,还是从她的作品中未曾有过对黑人的直接攻击或诋毁来看,奥康纳本质上绝不是一名者.但南方思想的浓厚氛围,加之在此时期作家未曾有意地反思文化中存有的种族偏见,因而这一价段的奥康纳在种族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再来审视奥康纳写作时期的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在历史和文学的互动中发现作家思想转变的必然性.随着黑人斗争运动的发展,40年代后黑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在奥康纳的家乡佐治亚州,种族隔离的制度被取缔,白人初选制被宣布为不合法,黑人的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并体现于与白人交往的日常生活中.奥康纳捕捉到这一社会现象,并将其写入作品,部分黑人经济、政治地位提升后与白人平起平坐,甚至瞧不上贫穷的白人,抑或对白人怀有敌意和复仇心理.但奥康纳并非借此贬低黑人,反而因为黑人运动的发展、社会地位的上升,引起她对种族问题的意识,并将黑人与白人一同置于世俗的罪性中进行审视,如后期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白人朱里安与黑人妇女同样具有易怒的罪性, 《审判日》中的白人坦纳与黑人柯尔曼一样流离失所.将黑人的世俗罪性和精神围困纳入小说,表明此时的奥康纳突破了早期仅仅关注白人精神遭遇的局限性,进入至人性救赎这一深层次的问题探讨中.

最后来考察奥康纳创作转变的阶段性.如前所述,奥康纳在前期小说中仅仅关注白人的精神围困,而在后期写作中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救赎,但等于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作家始终以宗教意识进行写作,并将其诉诸具体现实中.在对奥康纳短篇小说的分析中,笔者发现在前期和后期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表现为对白人的精神围困境遇进行现实描写,而对黑人则赋予一种象征性的救赎启示.这表明作家在过渡期中有意地进行种族问题的表达,力图突破早期创作视域的局限,但将黑人进行象征化书写而非在现实中进行表现,反映其思想观念和表达方式尚不成熟.奥康纳20世纪50年的小说被收入至小说集《好人难寻》中,其中《人造黑人》和《流离失所的人》集中反映种族问题,而以前者更为典型.《人造黑人》讲述自认为是年轻人理想的导师的白人黑德先生,为了让外孙知道乡下比城里好,决定带从未进过城的尼尔森见识一下城市.祖孙遇见的第一个黑人通过尼尔森三次不带的描述(“一个男人”“一个胖男人”“一个老人”),暗示的可笑与肤浅.第二次遇到黑人是在祖孙迷路的黑人居住区,黑德先生不愿向黑人问路,尼尔森则在向一位黑人妇女问路时突然萌发性冲动.黑德先生为了让外孙得到一个教训,趁他睡熟后躲藏起来,并在尼尔森因惊慌而闯祸并可能招致后,矢口否认与他的亲属关系.风波过后,黑德先生感受到尼尔森不依不饶的愤怒,感到自己因对责任和亲情的背叛而失却救赎.人造黑人是一尊坐像,出现在二人遭遇创伤后, “他们站在那里像人造黑人望过去,好像面对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一个纪念他人胜利的纪念碑,在他们共同失败后让他们聚拢在一起.他们都感到它像一个怜悯之举消解了两人之间的隔阂.黑德先生以前不知道怜悯是什么,因为他太好了,不需要被怜悯……在男孩的目光中,他看到了一种对于认同的强烈渴望”【M].由此,“人造黑人”在这里具有强烈的宗教象征意义,代表着人因原罪而遭受的创伤,以及从创伤处得到的圣恩与救赎.在这种普世精神上,黑人和白人的创伤经历和恩典救赎是一致的,世俗中的人在得到启示后相互去爱也是一致的,所以结尾处相互伤害的祖孙彼此宽恕.但显然,祖孙进城遭受创伤而让原始罪性显露出来是现实中的行为,而黑人所具有的是神启式的象征意义,且文末也仅涉及祖孙的和解而非黑人和白人在尘世的和解.由此可见,此时的奥康纳认识到仅是关注白人精神围困问题的局限,表现出整体俗世的创伤显现和圣恩救赎的意识,但在反映黑人的精神遭遇,以及对普世思想进行表达的手法上尚有不足.这些在奥康纳后期的小说中,通过戏剧式外视角并减少评论,以及将黑人和白人同样置于世俗中进行审视,来传达全体人类的罪性、审判和救赎的思想.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奥康纳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天竺葵》和最后一篇小说《审判日》进行叙事学解读,并将其置于与同时期小说的互文性和社会历史运动的互动性中进行审视.概括来说,奥康纳一贯秉持宗教立场和终极关怀从事写作,并将对罪性和救赎等问题的思考以具体的现实描写出来,形成独特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我们从其小说中可以解读出作家的种族立场.奥康纳早期的卟说多使用选择性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仅关注南方白人被围困的精神境遇,黑人虽频繁出现,但或是以南方黑人为代表,成为南方白人确证自我辉煌形象的他者,或是以北方黑人为代表,成为北方工业文明入侵南方精神家园的集中体现.这反映出此时期的作家潜存有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并因缺乏对种族问题的反思而具有局限性.随着黑人运动的发展和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奥康纳开始关注黑人问题并对旧有视域进行反思,从而将黑人的流离失所、被困和救赎一同纳入思考中,但缺少成熟的现实性手法,仅从宗教象征意义上进行表达.后期的创作中,奥康纳多使用摄像式外视角,将黑人和白人同样置于世俗的罪性中进行审视,并在普世人性的高度进行信仰救赎的探讨.奥康纳秉持的宗教立场使得现实中的黑人运动、立场分明的言论或种族平等的画面难以出现在小说里,但从具体化了的宗教关怀中,我们仍能看出奥康纳所具有的基督教的平等精神,以及作家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成长.

上文汇总,上文是关于奥康纳和弗兰纳里和《天竺葵》方面的视角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视角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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