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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论文参考文献：
关键词：戏曲*与研究；《续曲录》；北平图书馆藏善本戏曲；戏曲史意义
摘 要：作为驰名中外的史学家,学术界极少关注到作为戏曲史家身份的朱希祖.早年的朱希祖未能摆脱视戏曲为小道的短视,但受到民国初年“纯文学”观念影响,也得益于他长期执教的北京大学文学系浓厚的戏曲研究氛围,朱希祖逐渐转变了对戏曲的认识.民国十三年（1924）,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北平书肆购得昇平署档案和戏曲,由此开启了他戏曲研究的序幕.此后他撰写完成了匡补王国维《曲录》的《续曲录》.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朱希祖将自己珍藏的曲本、《续曲录》悉数捐赠给刚合并不久的北平图书馆,极大丰富了此期北图的戏曲藏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朱希祖南下广州、南京任教,戏曲逐渐淡出他的学术视野.但是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戏曲学界的研究动态,提携后学不遗余力.统观朱希祖戏曲研究,他十分看重戏曲在改造社会中的贡献.他与王国维相似的“以史治曲”的学术方法,更是近代戏曲研究范式转折的关捩.
〔中图分类号〕I2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18）-084-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3.012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光绪五年（1879）生,民国三十三年（1944）卒,字逷先、迪先、逖先.戏曲本不是朱希祖的学术研究对象,他早年甚至对戏曲抱以“小道”“末流”的偏见.但是得益于民国十三年（1924）购得昇平署档案和曲本的影响,戏曲日渐成为他学术历程演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驰名中外的史学家,既往学术界将目标集中于朱希祖的史学贡献,对其戏曲*、研究鲜有探讨,戏曲学人仅对其《整理昇平署档案记》一文有所涉猎.这不仅是学术界有关朱希祖研究的憾事,更不利于梳理近代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学术面貌.
一、朱希祖戏曲研究意识的萌生
至朱希祖购得昇平署档案止,中国古典戏曲极少进入到他的学术视野.反倒是囿于长期研治史学的思维惯性,早年的朱希祖对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甚至抱有鄙夷、漠视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从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要略》便可一窥.此书完稿于民国五年（1916）,后由北京大学于民国九年（1920）在内部刊行,此时已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序言中回忆道：
《中国文学史要略》乃余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1}
在《中国文学史要略》中,俗文学高度发达的宋元明清四朝,朱希祖并未给与足够篇幅予以论述.而在具体行文中,本就占篇幅极小的戏曲,朱希祖还对其多有不屑.如他在《第四期宋至明》中讲到：“自宋人为词,间杂俚鄙之语,金元以异族入据中夏,不谙文理.词人乃曲意迁就,间用彼语,雅俗杂陈,而曲乃作.故曲之为文,讬体最卑.”朱希祖论及孔尚任《桃花扇》时,同样认为：“自文人作曲,不谐音律,昆曲既衰.而秦腔、京调、粤讴乘之而起,其曲文等于哇吟蝉唱,有声无词.而淫靡之俗调中于人心,风俗由此而弊.”统观全书,朱希祖蜻蜓点水似地介绍部分戏曲作品,骨子里把戏曲当作乱世之音的倾向尤为明显.不过正如朱希祖所讲,《中国文学史要略》撰写的初衷是讲授“广义文学之沿革与兴废”,而“今则以为文学史必须述文学中之思想及艺术之变迁”.短短四年内朱希祖的文学研究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原因就在于他提及的当时学界“纯文学”观念的广为布施.
清末“纯文学”观念由日本传入我国,此后这一理念在王国维、黄远庸、鲁迅等人的著作中予以广泛传播,而对北京大学文学系“纯文学”观念确立最重要的学者则非陈独秀莫属.民国六年（1917）秋,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开始整顿文学系,他很快就将史学系从文学系中剥离开.陈独秀的此次调整,其学术目的即是强化文学系的“纯文学”研究.化用陈独秀本人言语,所谓的纯文学即指“文学之文,只有诗、词、小说、戏（无韵者）、曲（有韵者,传奇亦在此内）五种”{2}.对于此次整顿,朱希祖后来回忆道：“至六年秋,始于中国文学门内分出一部分教员及国史编撰处一部分编撰员,组织中国史学门.当时文科学长为陈独秀先生,竭力奖励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3}在陈独秀的大力改进下,“纯文学”于此时的北京大学文学系大行其道.受其影响,朱希祖也开始“鼓吹”纯文学,代表作即为《文学论》.《文学论》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上,朱希祖开篇即讲“古今体诗、词曲之有韵文,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之无韵文,皆得称为文学”.他对此前学界包括自己将“词曲为淫艳；戏剧、小说则尤视之如毒蛇猛兽”的看法,予以反思和批驳.他认为戏剧“即不识字者亦能耳濡目染,深入人心”.抱着对“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等问题的探讨,朱希祖改变了以往视戏曲为小道、末流的态度.{4}朱希祖“纯文学”研究理念的确立,即受其在北京大学任教客观条件的驱使,毕竟他在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并受陈独秀直接领导.这更是得益于民国初年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研究的崛起.与朱希祖交往甚密且均留学东瀛的王国维、鲁迅,相继撰写完成《宋元戏曲史》（1915）、《中国小说史略》（1923）,这多少会对他此后关注戏曲有所影响.
朱希祖戏曲研究意识的萌生,除了民国初年“纯文学”观念盛行外还有其自身原因.朱希祖常有感于戏曲对人性、情感的描写.如他夜阅《牡丹亭》便感到“甚恸我情”{5},读至《长生殿·埋玉》一折,朱希祖又“叹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亦不能从心自由,况其他哉”{6}.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朱希祖与许多戏曲史家交往甚密.朱希祖在《元明乐府套数举略·序》中言：“近十余年来,余友朋中撰词曲戏剧史者,首推海宁王静安先生之《曲录》及《宋元戏曲史》等作,其后则有长洲吴君瞿安、番禹许君守白,皆各有撰述,以专门名家称.最近又得二人,一为江都任君二北,一为建德周君志父.”{7}毋庸多言,王国维与朱希祖常年在北京任教,王氏《曲录》此后还诱发了朱希祖《续曲录》的编纂.吴梅于民国六年（1917）至民国十一年（1922）受聘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此时的朱希祖已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两年有余.许之衡则是步吴梅后尘,执鞭北京大学教授曲学.上述三人均与朱希祖过从甚密,这对朱希祖关注曲学起到了潜移默化作用.
二、结缘昇平署——朱希祖戏曲研究的起步
如果说“纯文学”观念盛行于清末民初的北平学界,以及精于曲学的名家多绕朱希祖左右,这使朱希祖逐渐萌生了对戏曲展开研究的想法.那么朱希祖偶然在北平书肆购得昇平署档案和曲本,则是朱希祖对戏曲予以深入探讨的重要契机.朱希祖一向喜爱购买善本珍椠,其事迹在当时的北平*界颇有名气.伦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朱希祖》中记：“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8}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十日,朱希祖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汇记书局购得昇平署档案和戏曲.朱希祖这次购买到的“档案较全,戏曲,惟清廷自制大戏曲亦较全,其他皆为昇平署演习戏曲本,有六七百种,不全者多.第二次售出者,则纯为曲本,亦有数百种惟琉璃厂文友堂所得,亦多不全”{9}.朱希祖此次偶然所得,不仅促使他在日后经常购买曲本并醉心于戏曲研究,更是为学术界开辟出戏曲研究的新领域——清代宫廷戏曲.以这批昇平署档案和戏曲为基础,朱希祖于民国十九年（1930）冬撰写完成《整理昇平署档案记》.
受购得昇平署戏曲和档案的激励,朱希祖开始广为搜罗戏曲剧本.在民国十三年（1924）至民国十五年（1926）朱希祖与张元济的来往书信中,朱希祖常言及自己购买善本戏曲的细节,如：
敝友言京中某将军家原属旗籍,喜戏曲,所藏传奇、杂剧有千数百种,近家中落,房屋田产皆已卖尽,惟此戏曲视如性命,尚未出售,然坐食已空,今后将渐次出售,惟不肯言姓名,旗人尚体面甚于汉人也.前日敝友携来传奇目一纸,共十五种.{10}
不久张元济即回信道：“某旗人所藏传奇,未知曾收得几种,甚为企羡.前示敝处各款购藏,可就所开单内各种,注明价值.”{11}朱希祖在信中提及的十五个剧目依次为：《千金记》《鸳钗记》《玉簪记》《望湖亭》《金印记》《连环记》《全德记》《?楼记》《玉杯记》《古城记》《一江风》《鸳鸯扇》《一庭霜》《荷花荡》《关》.{12}最终在朱、张二人的共同努力下,这批藏于北京某旗人家中的戏曲被朱希祖、王孝慈、郑振铎等人先后购得.朱希祖也曾向张元济抱怨京城曲本昂贵：“京城曲本甚贵,因陶、王两家专购明刊有图传奇,而昆曲家及新文学家亦相竞购曲,然零星偶值相互竞争,故京城以曲本为最易售.”{13}（梁按,“陶”指陶湘,“王”指王立承.）他有时甚至也感到“无力购买”{14},但是这并未阻碍他庋藏戏曲的脚步.整体来看,朱希祖自民国十三年（1924）冬购得昇平署曲本后,在之后六年中,《千金记》《琵琶记》《万花台》,甚至内府钞本《升平宝筏》《忠义璇图》《鼎峙春秋》等善本珍椠,悉数被其收入囊中.与陶湘、王立承关注明代有图的戏曲刊本不同,比起对昇平署档案与戏曲的关注,朱希祖更关注清代内府剧本,上文提及的内府本《连环记》《全德记》皆被朱希祖购得.
朱希祖不仅购买了数量颇丰的善本、孤本戏曲,他还与次女朱倓抄录了许多明清戏曲,今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库便藏有署名“海盐朱希祖”的戏曲钞本数种.《赤松记》《扬州梦》《望湖亭》《鹦鹉洲》《快活三》《双忠记》等剧,过录自原刊本.此外,朱希祖还屡次向好友许之衡、王立承借来善本戏曲抄录.民国十一年秋（1922）吴梅受聘东南大学,南下之前的他举荐许之衡执鞭于北京大学.此时的朱希祖已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长达三年,二人此后结交甚密.《胭脂记》《崖山烈》《白兔记》便是朱希祖过录自许之衡饮流斋本.许之衡的这三种剧目抄录于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至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间,故朱希祖的?录工作当在此之后.王立承酷爱藏曲,特别是明刊有图的戏曲.郑骞言其“偶见其零种《梧桐雨》及某剧,只二册书,竟以银洋七百购之”{15},朱希祖亦言“陶、王两家专购明刊有图传奇”{16}.朱希祖向王立承借来《双鱼记》,此剧为王孝慈“顷得诸厂肆”{17}.纵观朱希祖的戏曲钞本,它们均装于墨绿色书匣内,书衣,半叶9行至16行不等,行20至22字不等,书高28.5×19.6cm.全书正楷抄录,极为工整.不过经朱希祖后人朱乐川与笔者根据字迹辨认,它们虽署名“海盐朱希祖”,但剧中文字绝非朱希祖本人抄录.笔者认为应是朱希祖次女朱倓整理书写.朱倓,字仲娶、仲娴,号菊龄,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1980年.民国十二年（1923）朱倓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专科,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民国十八年（1929）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门.朱希祖曾向朱倓感叹“因余四子中无一人能传家学,无以慰吾老境也”{18},可见他对这位爱女抱了极大期望.朱倓常为父亲誊抄文稿,在《仲娴日记》“民国十七年三月”的条目中,朱倓记下“灯下与家君校雠《鸳鸯棒传奇》半本”“上午校《鸳鸯棒传奇》半册”等内容{19},由此说明《鸳鸯棒传奇》并非朱希祖亲自抄录.再结合朱希祖戏曲钞本的笔迹,这不仅证明署名“朱希祖钞本”的曲本皆出于朱倓手笔,也反映出国图所藏“朱希祖钞本”剧目并非全部.因为《鸳鸯棒传奇》一剧,笔者便查询不到馆藏线索,朱希祖的戏曲钞本当有散佚.
三、朱希祖《续曲录》编纂始末
在*明清善本戏曲的同时,朱希祖也有意对戏曲展开研究,《续曲录》便是代表.宣统元年（1909）王国维《曲录》问世,该书随即成为当时著录元明清戏曲最为完备的目录,是治戏曲者的案头必备书.然而此书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它未能全面反映民国初年戏曲文献的新近发现.胡适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1923）中直言：“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目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20}在为董康《曲目提要》（1928）撰写序言时,胡适再次表达了对修缮《曲录》的期待.就连后来的王国维在致信陈乃乾时也感到该书“甚不完备”“不独遗漏孔多,即作者姓名、事实可考者尚多,后来未能理会此事,故不愿再行刊印”.{21}然而随着静安先生自溺于昆明湖,学界翘首以盼重编《曲录》的工作并未实施.不过,专攻戏曲的马廉、任半塘倒是对辑补《曲录》多有兴趣.马廉在《隅卿杂钞》中屡次提及要对《曲录》予以订补,他也的确做了许多工作,但其书终未刊印流播.{22}倒是民国十五年（1926）秋至第二年春,任半塘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曲录初补》,成为当时匡补《曲录》的代表.朱希祖不仅认为“王静安先生所撰《曲录》颇称博洽,然亦有遗漏谬误者”{23},他还对《曲录初补》多感遗憾与失望：“二北曾著《曲录初补》,补正王氏之遗漏错误者不鲜,然散见杂志、未刊单本,盖尚为未成之书也.”{24}正是基于《曲录》问世以来学术界的颇多争议,朱希祖也加入到了对《曲录》匡补的队伍中.朱希祖曾致信张元济：“可撰《昇平署志》一部补王氏《曲录》,或《昇平署曲目》一部”{25}.张元济回信道：“吾兄倘能摘 要选录成一《昇平署志》稿本,上诸馆中,俾完一作,此于史学、文学,禆益匪浅.”{26}朱希祖原本想借所购昇平署戏曲,分别编纂《曲录》与《昇平署曲目》两部著作.而且实际上,朱希祖更为看重后者：“惟昇平署档案,仅此一份,别无副本,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至递代以及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27}然而朱希祖终因无暇而搁置《昇平署曲目》,不过他还是为后人留下了尚处于稿本形态的《续曲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室所藏朱希祖未刊稿本《续曲录》,书衣墨笔题“续曲录”,索书号为SG3,共78页.全书由淳青阁红丝栏格纸张抄录,书高宽25.7×15.1cm,板框高宽18.0×12.1cm,单黑双鱼尾,四周双边,半页10行,行16至19字不等.正文前有朱希祖所作序：
王静安先生所撰《曲录》,颇称博洽,然亦有遗漏谬误者.兹随所见闻笔录,以补其遗、匡其谬.以见创始者之不易而可贵,后继者藉其成功,事半功倍.土壤之增泰山,细流之益河海,较之不增不益,固有间焉.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海盐朱希祖记.{28}
序后钤“朱希祖”朱文方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据朱希祖所撰目录,全书分补遗、匡谬两部分,补遗又分补目、补说,然而全书实际上由补目、补说、杂志、纠谬四个部分组成.由于朱希祖是将自己平日阅读所得戏曲文献随手登记在册,故《续曲录》的著录欠规范.《补目》之后紧接《补说》,然《补说》和《杂志》之后则有数张空白页,这显然是朱希祖特意留下以备今后随时辑补所用.四部分当中,《补目》的编撰最为充分,其材料除了平日亲阅所得外,更有明清史料笔记中所载稀见剧目.朱希祖在日常浏览明清典籍时十分注意戏曲条目的搜集,如他在阅读俞樾《茶香室丛钞》中便记录了“袁于令《西楼记》”“《绣襦记》为金陵妓院作”“京师戏馆”“内廷戏剧”“目连戏”等字眼.{29}正是基于对戏曲文献的关注,朱希祖在遍阅历史典籍时常能够发现一些新见剧目.统观《续曲录》,朱希祖在周晖《金陵琐事》、朱彝尊《明诗综》、焦循《剧说》、俞樾《茶香室丛钞》、杨恩寿《续词余丛话》等书中,辑录出稀见剧目数种.朱希祖还将《曲录》中未见而《传奇汇考》记载的剧目一一摘出,《续曲录》的补目工作也多得益于《传奇汇考》.《传奇汇考》八卷,不著撰人,民国三年（1914）古今书室影印出版后方为学界多有使用.刊本《传奇汇考》问世于《曲录》（1911）之后,故它收录了许多王国维未曾寓目的剧本.朱希祖在核对了《曲录》之后,将《传奇汇考》所载新见剧目予以摘录,其数量占到了《续曲录》的近四分之一.从著录体例上看,《续曲录》与《曲录》相同,依次记录剧目名称、版本信息.朱希祖还对一些剧目、剧作家及故事情节,予以简明扼要的考辨,这倒是《曲录》不曾有的.
四、化私为公——朱希祖向北平图书馆捐赠善本戏曲事迹考
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北京大学出现匿名传单《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此事一直困扰朱希祖至第二年初.这一事件不仅直接导致朱希祖屡向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请辞史学系主任一职,还间接影响到三年后他决定南下任教中山大学.同样受此影响,从民国二十年（1931）春起,朱希祖将珍藏的善本戏曲、昇平署档案,悉数捐赠给刚刚合并不久的北平图书馆：“因无暇再详细研究,遂将所得档案、戏曲均让归北平图书馆.”{30}除了没有闲暇时间来研究昇平署档案,朱希祖“让归”昇平署档案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之志趣乃偏于明季史事,与此颇不相涉,扃秘籍于私室,杜学者之殷望,甚无谓也”{31}.虽然朱希祖言其是“让归”于北平图书馆,但是据其子朱偰记载,朱希祖实际是将所藏“档案及戏曲廉价转让北平图书馆”{32}.无论是朱希祖赠与还是他收受了北平图书馆一定报酬,这批珍贵曲本终究还是化私为公.根据目前史料文献看,朱希祖是分批向北平图书馆捐赠善本戏曲.其最早者当属《千金记》,此剧前有朱希祖所撰跋语：“《千金记》二册,捐赠北平图书馆,海盐朱希祖,中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五日.”{33}当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赠书人名录》,对这次捐赠也予以了报道.{34}民国二十年（1931）秋江淮武汉水灾泛滥,北平图书馆将原定于“双十节”举办了图书展览会提前至九月十九日.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水灾筹赈图书展览会目录》中,除列出“北平图书馆藏书”外,还专列“海盐朱逖先希祖藏书”,其中即有《玉簪记》《绾春园》,由此可知上述剧目此时尚未归入北平图书馆.{35}不过到了第二年二月,朱希祖已悉数将珍藏的善本戏曲、昇平署档案赠与北平图书馆.{36}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北平图书馆所编《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中,朱希祖捐赠的戏曲得以完整呈现.与郑振铎、傅惜华相比,朱希祖是最早向北平图书馆捐赠善本戏曲的学者,他所赠善本戏曲在北平图书馆的早期戏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平图书馆由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于民国十八年（1929）合并而成.然而自京师图书馆成立之日起,其戏曲编目和入藏情况都不尽如人意.在清末学部的筹办下,京师图书馆于宣统元年（1909）成立.建馆之初,缪荃孙编有《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1912）,此后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1913）、夏曾佑《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1916）、张宗祥《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37}（1921）,亦对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予以编目,但是他们纷纷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排除在外.上述四份目录仅著录了苏轼《东坡乐府》、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汪初《沧江虹月词》三部词集.如果说戏曲没有进入缪荃孙、江瀚、夏曾佑、张宗祥等人的视野,是因为俗文学长期以来受到图书编目者的排挤,那么在力求全面反映馆藏文献的普通古籍编目方面,我们也没有找到戏曲的位置.最早著录京师图书馆普通古籍馆藏情况的苦叶庵钞本《京师图书馆普通本书目》,仅记载了《元曲选》《六十种曲》《四友记》等戏曲书目二十种.{38}此后的《京师图书分馆藏书目》虽列“词曲类”,也仅是著录周密《绝妙好词》、桑世昌《迴文类聚》、郑守廉《考功词》、周济选《周氏词辨》四部词集.{39}由此可见,不仅仅是编目者对戏曲作品漠视,早年京师图书馆内的戏曲*着实令人十分失望.相比之下,北海图书馆却藏有数量可观的戏曲书目.北海图书馆成立于民国十三年（1924）,建立之初名为“北京图书馆”,其地址就选在北海西处,即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民国十七年（1928）北海图书馆承梁启超指导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处在当年提交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处报告》中言：“宋金以来,院本、杂剧及元明清之传奇等,曾经海宁王氏编有《曲录》一书,然尚多遗漏.今特托专家广为蒐补,共得四千五百五十三种,视王录增加七百余种.……先将目录两册呈阅.”{40}十分可惜的是两册《集部词曲类曲本之属初稿》今已不知下落,但由此可知北海图书馆的戏曲藏书十分令人欣喜.民国十八年（1929）,北平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北平图书馆,此后北平图书馆的善本戏曲入藏才渐入佳境.朱希祖向北平图书馆捐赠善本戏曲即发生于新的北平图书馆成立后不久.
朱希祖向北平图书馆捐赠善本戏曲时并未开列书单,我们只能通过剧中的藏书印来辨认原属朱希祖的藏本.笔者遍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与《古本戏曲丛刊》,并在国家图书馆寓目大量剧本,将有朱希祖藏书印的剧目一一析出,共计有24种,细目如下：《琵琶记》、《千金记》、《全德记》、《昇平宝筏》、《鼎峙春秋》、《连环记》、《八义记》（上述剧目收录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丛书》）、《重校玉簪记》、《绾春园》、《翻西厢》、《非非想》、《秋虎丘》、《万花台》、《楚汉春秋》、《一合相》（上述剧目收录于《古本戏曲丛刊》）、《?楼记》、《忠义璇图》、《锦蒲团》、《翡翠园》、《倒鸳鸯》（上述剧目《古本戏曲丛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丛书》皆收录）、《西厢记》、《漪园四种曲》、《古城记》、《玉杯记》.朱希祖向北平图书馆捐赠的善本戏曲,被分别归入善本甲库和善本乙库,甲库17种,乙库7种.{41}这些剧本中,刻本9种,钞本15种,钞本占到了绝大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被朱希祖称之为“内府钞本”的剧目.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三日,朱希祖在写给张元济的书信中曾言及：“《连环记》（康熙内府钞本）、《全德记》（康熙内府钞本）、《綵楼记》（乾隆内府钞本,开化纸）、《玉杯记》（同上,同上）、《古城记》（同上,同上）,以上内府钞本五种.”{42}这些剧目后来均被朱希祖收入囊中.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王芷章《北平图书干藏昇平署曲本目录》中,这五个剧本也被称为“昇平署钞本”.{43}综合看被朱希祖称呼的“内府钞本”,它们均为双线鱼尾,板框高22公分,宽15至17公分不等,半叶十行,行24字左右.抄录纸张为当时最昂贵的开化纸,纸张分有界格和无界格者两种.叶心标有剧名,然并不统一,有于鱼尾上端标剧名、下标目次者,亦有鱼尾下端标剧名、无目次者.总体而言,这批剧目的版式及抄录格式基本统一.今笔者再查《古本戏曲丛刊》所收剧目,王国维、姚华、郑振铎、杜颖陶、吴晓铃、程砚秋,及大兴傅氏、丹徒严氏等人,均藏有与此种剧本的格式、纸张完全一致的剧目.只是有些剧目誊抄颇为潦草,辨识较费目力；有些剧本则为正楷精钞,字迹舒朗.这些剧目的数量,占到了《古本戏曲丛刊》初、二、三集所收戏曲钞本的近八成.由朱希祖的判语看,王国维、姚华等人购买的同样版式的戏曲钞本,也似应归于南府、昇平署钞本.与此同时,在《古本戏曲丛刊》所收南府、昇平署钞本中,《麒麟阁》《幻缘箱》卷首均钤有“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朱文长方印,可知它们属康熙朝怡亲王弘晓的旧物.弘晓,康熙六十一年（1722）生,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字秀亭,号冰玉道人.弘晓是著名的宗室藏书家、诗人,其藏书楼名曰“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在现存的《怡府书目》中,收录有其府所藏多种戏曲文献,如《玉茗堂四种》《粲花斋四种》《笠翁传奇十种》《牡丹亭》《缀白裘》《桃花扇》等.{44}弘晓甚至还刊印过戏曲剧本,吴梅便藏有怡府刻本《牡丹亭》.民国初年,朱希祖、王国维、郑振铎等人得以购得从内府流传出的剧本,是因此时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在内的内廷档案、曲本流出紫禁城.而钤有弘晓藏书印的内府曲本则说明并非到了民国初年,内府曲本才从宫廷流向民间.以八旗王公贵族为媒介,清代宫廷中的戏曲文本长期以来就多向市井民间流传,宫廷演剧持续影响着北京剧坛的发展.
受困于民国时期国内局势的动荡,甲库善本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悉数抵达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初则被台湾当局转运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的库房中,朱希祖的旧藏戏曲也随着甲库藏书颠沛流离.与之相反,善本乙库的藏书皆被留在了北平图书馆.众所周知,《古本戏曲丛刊》是建国后才在郑振铎的直接领导下开始编纂,对于朱希祖旧藏戏曲,《古本戏曲丛刊》在影印时皆说明是藏于北京图书馆.那么就会产生疑问,缘何《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与《古本戏曲丛刊》会收入同一种剧目,难道朱希祖藏有两种版本完全相同的剧目,后来被分别归入善本甲库和善本乙库？其实不然,今笔者调阅《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玉簪记》《翻西厢》《非非想》《翡翠园》《锦蒲团》《忠义璇图》《倒鸳鸯》《?楼记》,发现《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在为上述八种剧目的版本作介绍时,并未写明它们的板框高宽.相较于其它剧目,《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则是详细记载了版本信息.由此可见,未明确记载版本信息并非《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有意而为,而是编委会并不知悉.实际上之所以《古本戏曲丛刊》未著录详备信息,原因在于建国初的北京图书馆并未藏有上述8个剧目,《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本实为北平图书馆所存胶片翻拍而得.据《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编纂缘起》讲：“一九四三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商得中方同意,将本馆寄存善本书摄制成缩微胶卷.拍摄工作由王重民先生经手,赠送北平图书馆的一份胶卷,也由王先生一九四七年归国时携回.”{45}经过胡适、王重民等人的努力,美国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甲库善本胶片被带回了北平图书馆,后人在编纂《古本戏曲丛刊》时才得以获读其中的戏曲部分.朱希祖所藏善本戏曲多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朱希祖向北平图书馆捐赠的这批曲本,极大丰富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戏曲*.他化私为公之举,更是方便了后人的学术研究.相较于郑振铎是在建国之后才将所藏戏曲悉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吴晓铃则是在上世纪末才将所藏曲本悉数赠与首都图书馆,朱希祖是最早将私藏戏曲化为公有者,这显然又具有开后世先河的意义.
五、佳慧学林——朱希祖南下后的戏曲活动
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去世,朱希祖先后受聘广州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南下之前,朱希祖已将*的昇平署档案和各类戏曲捐赠北平图书馆,或存于北平家中、或随身携带的戏曲类书目,早已所剩无几.毕竟与王国维相同,戏曲研究只不过是朱希祖学术研究的偶然为之.然而在南方任教的朱希祖并未完全离开戏曲学界,戏曲学人常有去信,或请赐序、或向其问学,朱希祖也多予以褒奖,提携后学不遗余力.
朱希祖向北平图书馆捐赠昇平署档案一事嘉惠学林,这对当时的北平戏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周明泰、王芷章的宫廷戏曲研究便得益于此.最早使用北平图书馆所藏昇平署档案的学者是周明泰.民国二十二年（1933）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出版,作者在序开篇便讲“去年冬,余得尽观北平图书馆所收海盐朱氏旧藏清昇平署档案五百余册”,短短半年后,周明泰便“随笔移录、略分门类”而成《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46}周明泰还曾因朱希祖“藏曲颇多”,遂以《元明乐府套数举略》（1932）问序于朱希祖.{47}相较于周明泰,王芷章的年少成名更是得益于北平图书馆所藏昇平署档案.王芷章,光绪二十九年生（1903）,1982年卒.民国二十二年（1933）得容庚介绍,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王芷章应聘至北平图书馆任馆员,他也成为较早接触昇平署档案的学者之一.任北平图书馆官员期间,王芷章的学术研究紧紧围绕清代宫廷戏曲,他相继撰写完成《北平图书馆藏昇平署曲本目录》（1936）、《清代伶官传》（1936）、《清昇平署志略》（1937）.在编写学术专著的同时,王芷章常向朱希祖去信.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清昇平署志略》的初稿完成后,王芷章便致信请朱希祖作序.朱希祖得书后,欣慰地写道“此书材料皆取自昇平署档案及戏曲”,并感慨于“因无暇再详细研究,遂将所得档案、戏曲均让归北平图书馆”,《清昇平署志略》“实竟余未成之功,不胜欣慰”.{48}王芷章《清代伶官传》一书的得名亦多受朱希祖的指导.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三日朱希祖致信王芷章：
清代伶官与政局关系极少,可不必以‘清史’为名,称为《清代伶官传》足矣.且限以伶官,有名伶而非官者,是否别做一传？是不如改为《清代名伶传》,或《清代伶人传》,其范围似觉稍广.{49}
对于《清史伶官传》《清代伶官传》《清代伶人传》,朱希祖都为王芷章一一作以辨析,王芷章最终将书定名为《清代伶官传》.对于周明泰、王芷章多关注于昇平署档案并取得极大成就,朱希祖颇为自豪：“秋浦周明泰君之《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及平山王芷章君之《清昇平署志略》,此二书皆取材于是,各成巨著,慰余网罗放佚之初心,补余有志未迨之伟业.”{50}除继续对昇平署戏曲予以持续关注外,此期的朱希祖还撰有《乱弹名词涵义质疑》（1936）一文,专就近代北京乱弹展开讨论.
朱希祖在广州、南京的任教之余也多有购买善本戏曲.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他购得明刻本《杂剧五种》,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一月他购得康熙原刊本《桃花扇》,等等.1962年至1963年间,朱希祖之子朱偰（1907—1968）曾将先父所藏图书予以编目,南京图书馆藏《郦亭藏书目录》,便反映了朱希祖晚年的戏曲*情况.{51}《郦亭藏书目录》,索书号120041,此目录的抄录纸张为南图专用绿色格纸,半叶10行,行25字,按经、史、子、集四分法分类.朱偰记载了两页“戏曲类”书目,共收有《桃花扇》《六幻西厢》等剧目二十三种,其中不乏善本珍椠、明清孤本.1965年,朱偰将先父所藏图书悉数赠予南京图书馆,这批剧本也得以安静地躺在南京图书馆国学馆内.与朱希祖早年的《海盐朱氏癸丑七节迁京书目》没有著录一种戏曲类书目相比{52},中晚年的朱希祖表现出对戏曲的极大热情,这估计也是朱希祖本人始料未及的.
六、余论
朱希祖的戏曲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十三年（1924）至民国二十年（1931）间.统观他的戏曲研究特点,朱希祖对戏曲在改造社会人心方面的贡献尤为称赞.尽管早年朱希祖在《中国文学史要略》中流露出对戏曲的漠视,但他仍旧肯定了戏曲“播之声律,感人尤深,雅俗兼赏,其被尤广”的功能{53}.此时的他也数次有感于《牡丹亭》《长生殿》中对人间情感、家国别离的描写,这与后来他在《文学论》中表达的纯文学“以能感动人之多少为文学良否之标准”是一致的{54}.通过对明清戏曲深入的研读,朱希祖愈发体会到戏曲于改良人心、社会中的作用.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他致信张元济：“现代外国大学大都用小说、戏曲,良以发扬思想、改良社会,小说、戏曲较之诗赋所被者广,收效较大而速,将来吾国亦必风行.”{55}这与陈独秀所言：“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56}实乃异曲同工.在研究方法上,朱希祖“以史治曲”的特点尤为突出.在众多的戏曲题材中,朱希祖对历史剧最为关注.他认为孔尚任《桃花扇》“通于国政,神于史鉴”{57}.对于吴炳《绿牡丹》,朱希祖与朱倓亦认为“当时相温体仁而与复社反对,其撰此书者即詈复社中人也”{58}.关于吴炳《绿牡丹》的创作背景,自陆世仪《复社纪略》起,学界多认为是得首辅温体仁及其弟温育仁之意,而讥讽复社文人张溥、周锺.近代曲家吴梅亦言：“明季党人,以文字为戈铤,亦一奇事.”{59}然笔者认为《绿牡丹》是吴炳早年剧作,且吴炳个人思想趋近于东林党、复社,陆世仪、吴梅之说恐当存疑.只是没想到的是,晚明史研究出身的朱希祖亦对此说持支持态度.朱希祖对昇平署档案的关注与整理,更加体现了其“以史治曲”的主张.他在《整理昇平署档案记》中讲到,昇平署档案和曲本“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至递代,以及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60}.张元济对其以昇平署档案研究清代史学、文学也多有鼓励：“吾兄倘能摘 要选录成一《昇平署志》稿本,上诸馆中,俾完一作,此于史学、文学,禆益匪浅.”{61}“以史治曲”同样也是王国维秉持的戏曲研究理念.以《宋元戏曲史》为代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改变了以往以著录体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片段化表述为呈现形式的面貌；转而以梳理戏曲发展轨迹为研究目标,以重要的戏曲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史治曲”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范式转型的推手之一,王国维、朱希祖等历史学者功不可没.
注释：
①{53}{57}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1920年铅印本.
②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③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
④{54}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期.
⑤⑥{19}{30}{48}{58}朱希祖：《朱希祖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页,第56页,第1455页,第557页,第557页,第1454页.
⑦{47}周明泰：《元明乐府套数举略》,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第1页,第1页.
⑧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82—83页.
⑨{27}{60}朱希祖：《整理昇平署档案记》,《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
⑩{11}{12}{13}{14}{16}{18}{25}{26}{32}{36}{42}{49}{55}{61}朱希祖：《朱希祖书信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60页,第62页,第61—62页,第61页,第61页,第61页,第171页,第54页,第54页,第421页,第421页,第61页,第300页,第54页,第54页.
{15}郑骞：《由诗到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62页.
{17}王孝慈：《双鱼记·跋》,民国朱希祖钞本.
{20}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37页.
{21}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2页.
{22}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在北京度过了其游学的最后八个月时光.他在日记中记“来薰阁送《曲录初补》,隅卿先生物也,即托人抄写.”（2月17日）、“作书报迷阳先生以抄完《曲录初补》事,一岁宿债,得偿其半矣.”（4月19日）可见马廉似的确作有《曲录初补》,青木正儿（即迷阳先生）曾获读.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0、123页.
{23}{28}朱希祖：《续曲录》,民国稿本.
{24}{29}朱希祖：《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文稿》,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七册）第79页,（第二册）第188—190页.
{31}{50}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33}朱希祖：《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千金记四卷·跋》,明唐氏世德堂刻本,《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所收本.
{34}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民国铅印本.
{35}北平图书馆：《馆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5号.《馆讯》还言及朱希祖藏有《祝发记》,然而此剧实归王孝慈藏,因此剧序前钤有“鸣晦庐藏金石书画记”“珠环室藏书记”两枚朱文长方印.
{37}张宗祥《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笔者并未亲阅,今托复旦大学林振岳兄查阅后告知.
{38}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普通本书目》卷二十八,民国苦叶庵钞本.
{39}京师图书馆分馆目录课：《京师图书馆分馆藏目录》集部,民国京师图书馆油印本
{40}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第二年度报告》（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民国铅印本.
{41}朱希祖捐赠的昇平署曲本亦被归入善本甲库,这部分数量较大,殊难统计.
{43}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1934年排印本；王芷章：《北平图书馆藏昇平署曲本目录》,中华印书局1936年铅印本.上述两部著作皆将这批剧本称为“昇平署钞本”.
{44}允祥：《怡府书目》,怡府钞本,收入《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第2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45}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编纂缘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46}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几礼居戏曲丛书》,1933年铅印本.
{51}朱元曙：《朱希祖的郦亭藏书》,《藏书家》（第十三辑）,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61页.
{52}朱希祖：《海盐朱氏癸丑七节迁京书目》,1913年钞本.
{56}陈独秀：《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期.
{59}吴梅：《绿牡丹·跋》,清初金陵两衡堂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曾绍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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