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文学和中国,该文是日本相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跟日本战争文学和中国和战争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日本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明治时期诞生的日本帝国主义自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败,
在这五十一年间一直战火硝烟弥漫.而在日本文坛,一些与战争密切关系的作家及其创作构成了日本战
争文学的历史.在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作家在无法实现“反战和平”的时代,被组成笔部队直接加入到
战争协力的国策中去.笔部队等征用作家们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大量炮制的战争文学多数俱为日军侵略
战争摇旗呐喊之作,鲜有具备文学价值的佳作.根据自身的战争（战时）体验捕捉战争的真相,在此基
础之上站在尊重人类的立场剖析战争的非人性的战争文学只能在战争结束以后,当人们普遍获得表现自
由、思想自由的权利以后才能够出现.
【关键词】日本战争文学笔部队征用作家战争协力作品
【中图分类号】I106【文章编号】1003-4048（2016）04-0074-07
【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6/j.cnki.rbyj.2016.04.010
【作者简介】黑古一夫,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译者简介】侯冬梅,曲阜师范大学日语系讲师,文学博士（日照276826）.
一、从明治维新到日军侵华——战争文学的历史
众所周知,日本为了攫取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和大清国发生了冲突,导致了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的爆发.国木田独步参加了这场战争,并在杂志《国民新闻》上发表了“爱弟通信”.因此,国木田独步的“爱弟通信”（《国民新闻》1894年10月21日~1895年3月12日,单行本1908年12月）成了日本“战争文学”源头.在以小说家为人所知以前,国木田哲夫（独步）是《国民新闻》的随军记者,乘着军舰千代田,将威海卫海战等中日两国作战的战况以通信的形式寄到《国民新闻》,“弟弟呀”是每篇通信的开头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刚刚迈出了作为近代化国家的第一步.日本却对在近代化方面落后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大清国动起了侵略的野心,致使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国木田独步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报道,他的笔触始终根据自己的所见,按照事实描写战争.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媒体人和作家们经历过太多“战争”.他们虽然亲眼目睹了明治10年末期发生的自由民权运动,观望了自由民权运动中民众和明治国家之间的权利较量,而对于“战争”、“和平”的思想却缺少充分的认知.国木田独步的“爱弟通信”也不例外.
“自由竞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理念.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欧美列强受“自由竞争”理念支配,展开了争夺亚洲殖民地的角逐.亚洲殖民地争夺战把“迟到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绑上了战车.如：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出兵西伯利亚（1918~1922）、制造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1931）、发动中日战争（1937~1945）、太平洋战争（1941~1945）等.日本直到1945年8月15日才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终战.在这期间,日本从未停下发动侵略战争的脚步.屈指算来,从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败的51年间,明治时期诞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战火硝烟弥漫.
基于上述事实,当我们纵观日本近代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说日本的近代文学和“战争”（战争文学）是共同发展的.日俄战争的从军将校樱井忠温的《旅顺实战纪》（一名《肉弹》1906）,水野广德的《这一战》（1911）,这些“体验记”般的长篇均取材于日俄战争.此外,泉镜花的《海城发电》（1896）取材于甲午中日战争.以此为开端,因为担心出征日俄战争的弟弟,浪漫主义代表女性歌人与谢野晶子创作了诗歌《你不要死》（1904）；作家田山花袋创作了《一个士兵》（1908）、《一个被杀的士兵》（1917）；工人文学作家新井纪一的《愤怒的高村中士》（1921）；艺术派中别具一格的芥川龙之介创作了《将军》（1921）；还有黑岛传治,他根据出兵西伯利亚的体验创作了《盘旋的乌鸦》（1927）.可以说,日本的战争文学中作品颇多.紧随其后还出现了石川达三描写中日战争的《活着的士兵》（1938）,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1938）等“士兵三部曲”,林芙美子的《战线》（1938）等.再接下来就是在进入太平洋战争以后,丹羽文雄的《海战》（1942）以及井伏鱒二的《花街》（1943）等,战争文学作品不胜枚举.
尽管如此,纳进私小说范畴的自然主义文学和以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艺术派为中心的近代文学史观如此定位“日俄战争和战争文学”：
战争虽然是老百姓的重大事件,却不是促使大文学产生的重要原因.从精神上武装国民精神,摸清战争的实际态势,思考战争的真正意义,文学如果这样做,就会被敌视、被疏远.因此,战争文学会成为一时的流行之物,能够让人反复阅读的优秀作品还是屈指可数的.
日俄战争催生了很多战争文学,其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湮灭了,即便湮灭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话虽如此,森鸥外、田山花袋的创作还是被人记起.还有樱井忠温、水野广德这两位军人的创作,也是这场战争中具有里程牌意义的作品.但是,日本最终没有诞生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文学作品,实在是憾事一桩[1].
濑沼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到：“关于第三次反战和平文学,我这里无暇顾及.但是,当我们思考战争和文学关系的时候,正是因为战争文学才让文学的近代意义更加显露无遗.”但是,濑沼在这里没有提及的所谓“第三次反战和平文学”,指的是持有“反战和平思想”的基督徒内村鑑三,他因为没有对明治天皇的真笔署名致最高敬礼而受到非难,造成了“第一高等中学不敬事件”.这次事件所暴露出的事实就是：在绝对天皇制下是没有表达“反战和平思想”之自由的.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家”之代表人物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的《平民新闻》（周刊,1903年11月15日创刊）屡次被禁,两人多次被宪兵拘留、在狱.濑沼没有提及“反战和平文学”,因为这些文学的出版发行被严格控制.
正如前文所述,明治维新让日本实现了社会的近代化,开始走向了“主义国家”的道路.然而,与此同时,“绝对天皇制”也被成功炮制.与明治政府完备近代国家“主义的制度”比肩并行的还有一些其他不可忽视的补充法律条文.严禁批判天皇制和政权（藩阀政治）的《谗谤律》（1895·明治五）、《新闻报纸发行条目》（1895·明治五）、《出版条例（改正）》（1895·明治五）、《新闻条例》（1888·明治二十）等相继发布,限制表达、出版的自由和思想自由.近代文学史家和战争文学评论家对国家在明治时期严格限制表达出版自由的事实缺乏基本的认知.这样的认知缺陷不仅仅存在于濑沼茂树一人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文列举的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败北为止出现的战争文学作品,尽管当时表限制达自由与思想自由,但还是都钻了法律的空子而得以面世.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作品是在上述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得以成功发表的.日本在1925（大正14）年发布了《治安维持法》,此法屡经修改,极为严格.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的战争文学,无不是在《治安维持法》严格取缔的情势下进行创作.当我们评价、分析、考察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可忽视这些作品创作的外部环境.历来的战争文学论、战争文学史观对这一点的考量似乎还不够.
继续论述的话,需提及明治时期日本发动对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亚洲“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忘记以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象征着的“亚洲（中国）蔑视”偏见.除了工人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源流的少数派以外,“反战和平”思想的战争文学没有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所暴露出的亚洲（中国、朝鲜）蔑视,在他的名篇“脱亚论”（1885）的结论中可见端倪：“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此观点贯穿福泽谕吉的一生,从未改变.此类亚洲蔑视的观点在他初期的言说中也随处可见：
支那是亚细亚一大国,地广人多,（中略）原本支那的故事、往古陶虞时代历经四千余年,重仁义五常,人情笃厚,其名亦高.文明开化落后,风俗渐衰,德不修,知不研.唯我独尊,不知世间,独倚高枕.暴君污吏随意欺压百姓,恶政难逃天罚.天保十二年,与英吉利国发生不和,仅一战就战败求和,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五地开港.无畏无知之民,无端开设兵站,弱兵败了再战、战了再败,遂成近日之姿态,其样可怜[2].
福泽谕吉的“亚洲（中国、朝鲜）蔑视”在日本人中间广为人知.在泉镜花的《海城发电》中,“支那人”一词反复出现,“支那人”是对中国人的蔑称.在明治20年代末,日本对中国人的差别对待已经变成了“正常”的事情.
二、笔部队征用作家
上文中描述了日本大肆限制表达自由、思想自由,日本社会全体酝酿着亚洲（中国、朝鲜）蔑视思想,落后于欧美列强的日本帝国主义（绝对天皇制国家）以此为背景,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丝毫不掩饰对朝鲜、中国大陆的“侵略”企图.日俄战争后的1910年,吞并了已经殖民地化了的朝鲜.日本随后开始把手伸向中国大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向全世界宣布侵略中国的宣言.到了这个时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延续了明治时期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所奉行的“反战和平”论.而无产阶级文学相继遭到镇压,此事说明了打着建立“傀儡政权”旗号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从根本上思考如何彻底侵略中国.
在这样的时代,“文学”是无法得以稳妥发展的.神经敏锐的芥川龙之介在感受到“漠然的不安”后,最终自杀.芥川之死诉说着昭和时代初期让拥有“正常感性”的作家感到难捱.1933（昭和8）年2月20日,受官宪检举被捕入狱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在严刑拷打下遭到虐杀.这次事件宣告了“黑暗年代＝战争年代”的到来.
结果,作家无法实现“反战和平”论,却走向了“战争协力”道路.日本政府（军部）在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7月7日）后的7月11日、13日分别向经济界等社会各界发出战争协力的要求.7月11日召见新闻通信社的代表,7月13日召见杂志社的代表,并举行恳谈会（要求战争协力）.《新闻》（后来改名《每日新闻》）接受政府战争协力的要求,8月3日将吉川英治、木村毅任命为“特派员”,分别派往天津和上海.稍后,《朝日新闻》将杉山平助派往上海.作家以新闻报纸、杂志社的“特派员”身份从军,紧随其后的是“笔部队”的集结和派遣.至此,日本的近代文学和日本帝国主义（绝对主义天皇制国家、军国主义国家）携手走进“破灭”的不归路.杂志社特派员的派遣阵容强大,《公论》的林房雄、尾崎士郎、石川达三,《日本评论》的榊山润,《文艺春秋》的岸田国士和小林秀雄,《改造》的诗人三好达治等均作为特派员被派往前线.最终,林房雄的《上海战线》（《公论》1937年12月）、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公论》1937年12月）、榊山润的《到炮火连天的上海去》（《日本评论》1937年12月）、岸田国士的《北支物语》（《文艺春秋》1937年12月）等作品问世,在期待通过对外战争来打开世界经济危机困境的日本国民当中极受欢迎.
这些战争协力作家的“战争协力”成果让当局（权利、军部）十分悦心.在1938年8月22日,当局找到文坛的掌门人菊池宽,并要求他“战争协力”.菊池宽召集到了尾崎士郎、横光利一、小岛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冈铁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乔二等人,在征得这些作家的同意后,决定派遣笔部队.由菊池宽召集到的这些作家之所以无法拒绝当局的战争协力要求,当然是因为当局掌握着绝对的权利.然而,同年3月份,《公论》的特派员石川达三在南京攻略战结束后到了南京,他将从将士们那里听来的南京攻略战内容写进了《活着的士兵》（《公论》3月号）.《活着的士兵》马上被禁止发售了,石川达三和负责的编集们因具有违反新闻报纸法的嫌疑被告上法庭.最终,石川达三被判禁锢四个月、缓期三年.“石川达三事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作家.
火野苇平因《粪尿谈》（《文学会议》2号1937年6月）获得第6届芥川奖,他的《麦与士兵》（《改造》1938年8月号）大获好评.基于作家从军体验创作的这些作品能够成为驱使国民投入战争的工具,从而意义重大.板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中评论了时代状况和作家战争协力的关系：
在天皇制国家日本,非常时期这个词是最近才出现的,然而,很早以前国民已经被警告过.而且,非常时期的氛围逐年变浓,最终发生了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和九·一八事变时期有所不同,事件中暗藏着深不可测的重大意义早已让人预知,令人毛骨悚然.当时有热热闹闹地为出征队伍送行的习惯,饯别的军歌嘹亮,响彻云霄,如今却是一派紧张气氛.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特有的爱国心被挑拨苏醒,随着时局的重大变化,最终演变成真格的战争气氛,很快就弥漫到社会全体.文艺界也决定参与国策,这是理所当然的.文艺界参与国策一时间成为文艺评论的一大论题,也是因为历来的文艺家们在传统中持有超越社会的一面.而且,文艺思想的统治就不用再说了,军队当局新发起一个方针,意欲把文艺家的力量投放到国策中去.政治和文艺在多重意义上结合,这种倾向,确实成为强化文艺社会地位的一大要因[3].
当时的社会和文学界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况？作为同时代的人,板垣直子确实一语中的.作家作为新闻报纸和杂志社的特派员开始传达“战争＝中日战争”的状态,直接导致笔部队的集结和派遣.前文中集结的笔部队成员中,除了横光利一想到华北方面去,其余的11人和新加入的川口松太郎、浅野晃、岸田国士、滝井孝作、中谷孝雄、深田久弥、佐藤惣之助、富泽有为男、林芙美子、杉山平助、浜本浩等共22人,分为陆军班和海军班参加汉口攻略战（武汉作战）,9月11日至14日从羽田机场和福冈机场乘飞机出发.据战争文学研究科的高崎隆治讲,笔部队在各个方面受到“将校待遇”,宛如“大名旅行”.
笔部队跟随日军从上海到武汉的长江沿岸一带,用时约一个月,大约10月中旬回日本.回国后,他们开始发表战地报告和随军散文.文章主要发表在《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文艺读物》、《妇人公论》、《雄弁》、《新潮》、《若草》、《文艺》、《富士》、《新女苑》等杂志上.笔部队发表的文章全部都“战意高昂”,主张“日本或战争的正当性”,全然没有批判当局.
读了这些文章,让人感受到作家的“战争协力”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此处还有需要明确标注的地方,动员参加到笔部队的作家当中,大部分是像菊池宽、吉川英治、吉屋信子等当时声名在外的大众作家.当然,除了林房雄等部分转向作家以外,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们主张“反对战争”,几乎都没有接受战争协力的要求,也没有创作为战争摇旗呐喊的文章,这也是此处必须明确得一点.同时这也是研究者考虑“战时下文学”时不可忽略的“要素和事实”.
因为中日战争期间,笔部队的战争协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所以,在1938年3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的基础上发布了《国民征用令》（1939年7月）.1941年10月,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当局开始“征用作家”.《国民征用令》中写到：“强制动员国民和殖民地居民,让他们从事除兵营以外的工作.”被《国民征用令》征用的作家颇多.马来西亚、新加坡陆军班有井伏鳟二、小栗虫太郎、海音寺潮五郎、北川冬彦等16人.缅甸有榊山润、高见顺、清水几太郎等9人.爪哇、婆罗洲有阿部知二、大宅壮一、武田麟太郎等9人.菲律宾有石坂洋次郎、尾崎士郎、火野苇平、三木清等12人.此外还有派往海军的石川达三、坪田让治、丹羽文雄、村上元三、山冈莊八等27人.按照“报道班员”的任命书,他们在职位上服务最短5个月,时间长的可达3年.
对作家的征用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末期.征用作家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值得一看的仅有丹羽文雄的《海战》（1942）、井伏鳟二的《花街》（1943）、武田麟太郎的《爪哇更纱》（1944）,其他的大多数作品只能归于“从军记”之类.杰出的战争文学作品还需等到战后时期.另外,在1941年10月“征用作家”发生前后,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事件.1940年,以动员国家各阶层各领域参加到战争中去为目的,成立了大政翼赞会（长·岸田国士）；1942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除了被逮捕入狱的宫本显治等无产阶级作家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加入到了全面协力战争的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
三、《活着的士兵》和《麦与士兵》
自“汉口攻略战＝武汉作战”派遣了笔部队以后,作家的战争协力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其间从未间断.在中国战线取材、同时又描绘出战争本质的作品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和火野苇平《麦与士兵》（以及《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的“士兵三部曲”）最为出色.虽然,把中国作为舞台的战争小说还有上田广的《黄尘》（1938）、日比野士郎的《吴淞会战》（1939）、栋田博的《分队长手记》（1939）等作品.描写整体战争的、全景式刻画战争中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的作品中,还没有哪部作品能超越《活着的士兵》和《麦与士兵》.
例如,在《活着的士兵》中,九·一八事变以来毫不掩藏侵略中国大陆野心的日军的行径概括为“三光作战＝烧光、杀光、抢光”,里面有几处描写“三光作战”的场景：
近藤一等兵把换到左手,右手从腰里拔出,怡然自得地骑在*女人的身上.那女人紧闭眼睛.他从上面往下低头看了一小会儿,看着看着,狂暴的感情再次涌上心头,说不清它是激愤还是,只是感到内心深处升腾起一股冲动.
他什么也没说,使尽平生力气,把右手的刺进女人的下部.雪白的肉体像要弹起来似地突然抖动一下.她两只手握住痛苦地着[4].
此处登场的一等兵近藤是医科大学毕业生,是在研究室里工作的人.考虑到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想见战争让人类陷入了何等疯狂之境.再引用一个场面看看这些疯狂之徒的作为：
“片山师父,你今天也砍了人啦？”翻译官问道.
“砍了,我跟你有什么两样？”
“砍了几个？”
“我也没有数,大概有五六个吧！”从军和尚满不在乎地答道.
那是三小时以前的事,片山玄澄跟扫荡残敌的部队一起进入古里村.左手手脖子上挂着佛珠,右手握着工兵用的铁锹,他声嘶力竭地高喊着,和士兵们一起,从这条胡同到那条胡同追赶逃跑的敌兵.（中略）
“混蛋！……”从军和尚沙哑着声音,拿起铁锹朝敌兵砍去.敌兵脑袋冒着鲜血倒下了[5].
从军僧人不是士兵,是专门为死亡的士兵做超度的佛教徒.可是从军僧片冈玄澄却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杀人不眨眼.南京攻略战结束大概一周后,石川达三在南京城里就南京战况采访将校和士兵.南京攻略战中“暴行”肆虐,在平日里让人无法想象.石川达三在作品中描写和表达这样的“事实和见闻”.然而,日本当局担心日本兵在中国战场上的残暴行为被国内的国民知晓.因为发表《活着的士兵》,《公论》在1938年3月遭到发禁处分.这件事就足以证明当时日本整体的战争色彩.
当局彻底监视对“战争和行径”的表现和刻画.火野苇平在1938年8月发表了《麦与士兵》,3个月后发表了《土与士兵》（《文艺春秋》1938年11月）,和《活着的士兵》发表在同一年度的这两部作品,描写日军残虐的场面均被删除.被删除部分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复原.这两部作品中被删除的全是“杀害俘虏”的场景：
在破屋茬子里有三个支那兵被绑在一起,就像串佛珠一般.四五个日本兵把他们拉到了卫兵所前面.（中略）前面好像做好了行刑的准备,割了麦子腾出了一块空地,挖了一条横沟,把被捆着的支那兵拉到沟前,让他们坐着.曹长走到背后,抽出,大喝一声砍下去,脑袋就像球一样滚下去,鲜血喷了出来.三个支那兵就这样被一个个杀死了.
三十六个人全部被杀死了吗？想到这里我不禁黯然,胸中突然感到怒浪翻滚.像要呕吐,差点儿晕倒.刚想赶紧离开这儿,突然有意识到那里有些不对劲.死尸动了一下.走过去一看,在一堆尸体下面,一个血头血脸半死的支那兵在蠕动.他好像听到了脚步声,极其艰难地拿出全部的勇气抬起头看着我.他那痛苦的表情让我不寒而栗.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又看看自己的胸,毫无疑问他想让我再射他一.我没有犹豫,急忙对准那濒死的支那兵扣动了扳机.支那兵不动了.山崎小队长跑了过来,问我为什么浪费这样没有意义的.也许他想说为什么做这样残暴的事情,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那里[6].
大家都说只要有战争就肯定有残暴行为.但是,考虑到日本侵略中国大陆是为了攫取权益,再参考1911年11月批准的《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条约》（海牙陆战协定）中“俘虏”条款,就能明白日军在中日战争中杀害俘虏的非人道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容许此类行为发生的社会中,源于明治时期福泽谕吉蔑视亚洲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高度认可.
如今,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有人说是“捏造”.保守派政治家和文学家持有这样的论调,即便有大屠杀也没有中国所讲的“虐杀30万”那么多,顶多也就2万到3万人左右.可是,即便不参考《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中配有照片的将校们的“百人斩杀竞争”报道,也不参考在南京攻略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南京攻略记》（1965）,仅仅就阅读上文引用的《活着的士兵》中残杀无辜老百姓、《麦与士兵》中斩杀俘虏的场景,就能够知道“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承认南京大屠杀才是正常的、自然的反映,问题的根本之处不在于数目的大小和多少.
无论如何,《活着的士兵》遭到了发禁处分,《麦与士兵》、《土与士兵》在删除关键部分后才得以出版.这样的事实,全都在于作品内容被限定只能体现当局（政府、军部）之意.如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就会招来祸端.《活着的士兵》所引起的笔祸让石川达三禁锢四个月、缓期三年.此后,石川达三为了“挽回名誉”,为了守护刚刚诞生了小生命的家庭,再次以《公论》特派员的身份加入了笔部队,和笔部队的作家一起参加了武汉作战（汉口攻略战）.在体验武汉作战的基础上发表了《武汉作战》（1939年1月）,这是一部和《活着的士兵》全然不同的作品.《武汉作战》和《活着的士兵》最大的不同处在于这部作品完全无视日军的残虐行径,仅仅描写日本将士的“劳苦”和日军的“善行”.
石川达三在芥川奖获奖作品《苍氓》中确立了遵从“现实主义”、“事实”的表现手法.《活着的士兵》笔祸事件是由石川达三创作小说的方法引起.现实主义的方法必然会让他产生“反战、厌战”思想.《武汉作战》中这样的思想全然不见了,成了一部迎合时流之作.石川达三此时的选择有着复杂背景.
火野苇平在世时,田中艸太郎曾对他进行采访.田中艸太郎的《火野苇平论》中记录了火野苇平在创作《麦与士兵》时当局下达的种种限制令：
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
二、不能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
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
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
五、不能透露部队的编制和部队的名称；
六、不能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7].
这样限制令并不是专门下达给石川达三的,其他作家也必须遵守.小说就不用讲了,从军记、随笔等所有战争文学都必须遵守这个限制令.从这个意义上看,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和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在战争文学中大放异彩.
四、结语
上面所论是日本战争文学尤其是“15年战争”的概观.根据自身的战争（战时）体验捕捉战争的真相,在此基础之上站在尊重人类的立场剖析战争的非人性的战争文学只能在战争结束以后,当人们普遍获得表现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利以后才能够出现.以中国大陆为舞台背景的战争文学尚有武田泰淳的《审判》（1947）、驹田信二的《逃跑》（1948）、小岛信夫的《燕京大学部队》（1949）、堀田善卫的《时间》（1955）、五味川纯平的《作人的条件》（第1部～第6部1956~1960）、伊藤桂一的《萤火虫之河》（1961）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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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磊）
WarLiteratureofJapanwithChina
KurokoKazuo
Abstract:TheJapaneseImperiali,emergedinMeijiPeriod,hadbeenimmersedinthecloudofbattlefieldoke
for51years,fromtheFirstSino-JapaneseWarin1894tothedefeatofthePacificWarin1945.WhileinJapanese
LiteratureArena,somewriterswhoarecloselyrelatedtowarsandtheirliteratureworkshandformedthehistoryof
theJapanesewarliterature.Afterthelaunchofwarofaggressionagainstchina,theJapanesewriterswereorganized
as“PenForces”anddirectlyjoinedthenationalpolicyof“Warcollaboration”,sointhisperiod“Anti-war
Peace”wasimpossible.The“PenForces”recruitedwriterstomass-producelotsofworks,whichinnaturewere
worksofflag-wingandslogan-shouting,andtheworkswithliteraturevalueswereveryrare.Basedonthepersonal
experiences,thenon-humanwarliterature,whichstoodonthesideofrespectinghumanitoanalyzewar,couldonly
appearinthepost-warperiodwhenpeople’srightsofExpressingFreedomandThinkingFreedomwerecommonly
guaranteed.
Keywords:Japan；WarLiterature；PenForces；Recruitedwriters；Worksofwarcollabo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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