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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论文参考文献：
孙思旺
摘 要：《陋室铭》虽不列于梦得文集传世刻本,但古今学人一向视为刘氏遗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于北山、卞孝萱、吴小如等先生纷纷撰文,断为伪托,遂使其作者问题渐有演为公案之势.今考诸家之说,颇拾宋僧孤山智圆遗绪,以人品文风之好恶臆断真伪,殊不足取.所欲论者有三：其一,传世刘集可以为《陋室铭》提供一系列文本内证；其二,唐人的陋室之咏集中产生于刘禹锡的交游群体；其三,被辨伪者援以为据的唐观音寺界碑实系伪刻,抄撮村言俗语说并不成立.
关键词：《陋室铭》；作者问题；观音寺界碑；文本内证；时代共性
《陋室铭》不见于梦得文集传世刻本,然而古今学人习于讽诵,一向视为刘氏遗篇.1963年,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刊行问世,对涉及此铭的史料、传说之误略有考订.嗣后,于北山先生援据宋初名僧孤山智圆之说,推断此文乃他人窃名之作,非出刘氏之手.1996年,段塔丽先生提出一新观点,认为铭文的真正作者乃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的崔沔,其依据则是《新唐书·崔沔传》沔“尝作《陋室铭》以见志”的相关记载.同年,吴小如先生更藉段文加以申论,认为“今所见《陋室铭》实不类唐人作品”,“如确信其为唐人手笔,则宁信其作者为崔沔,亦不宜属之刘禹锡”①.稍晚,卞孝萱先生的论学长信在《文史知识》刊出,正式确认了他对“伪作说”的赞同立场②.
与上述怀疑论交错出现的,是捍卫刘氏著作权的各种辩护说.譬如,吴汝煜先生以为,《陋室铭》当撰于刘氏分司东都、息肩洛阳之时；王鹤、李晓丽两先生则以为,此文当撰于和州刺史任上,经柳公权书碑后刻石流行.此外,颜春峰、汪少华两先生专就段塔利文提出的崔沔作铭说,逐条加以驳斥③.
以上诸文的具体论述无烦详引,所须注意者有三.其一,有些辨伪结论（比如明人作伪说、元明以前之书虽录全文然未系之刘禹锡说）之所以得出,是因为所见文献资料不广之故.这一点,钱大昕早已藉梁元帝之言提出过批评,今人应当引以为戒④.其二,有些辨伪动机的产生,是基于雅人不能
作者简介：孙思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湖南长沙 410082）.
①以上诸说参见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7128页；于北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正》,《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3期；段塔丽：《〈陋室铭〉作者辨析》,《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②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卞先生此文对个人学术史的回顾略有疏失,1963年《刘禹锡年谱》只是考订了关于《陋室铭》创作背景暨陋室所在地的各种误说,并没有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观点.断之为伪作,实是于北山先生读了《年谱》之后,藉以引发的新论断.到1990年《刘禹锡集》出版时,卞先生校订语也仍只是说“恐非刘文”.这个误忆,又见于卞孝萱《漫谈中唐诗坛》（《白云论坛》第4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③以上诸说参见吴汝煜：《谈刘禹锡的〈陋室铭〉》,《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王鹤、李晓丽：《〈陋室铭〉作者祛疑》,《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颜春峰、汪少华：《〈陋室铭〉的作者不是刘禹锡吗？》,《寻根》1996年第6期.
④钱氏谓：“崔沔尝作《陋室铭》,在刘禹锡之前.李德裕有《秋声赋》,在欧阳公之前.梁元帝《金楼子》有一条云：‘桓谭有《新论》,华谭又有《新论》.扬雄有《太元经》,杨泉又有《太元经》.谈者多误,动形言色.或云桓谭有《新论》,何处复有华谭？扬子有《太元经》,何处复有《太元经》？此皆由不学使之然也.’”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陋室铭》,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395页；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六《杂记篇第十三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24页.
有俗作、高士不能有浅文的认识观念.此种观念之荒谬姑且不论,即就史书对刘禹锡其人、读者对《陋室铭》其文的评价而言,本身便是极具争议的话题.其三,正反双方对某些关键材料的解读相去甚远.比如,所谓刘禹锡撰、柳公权书和州《陋室铭》一事,质疑者以为伪,辩护方以为真,在没有实物碑拓可供甄别的情况下,继续纠结于此等材料,不可能一杜论者之口.
笔者以为,关于《陋室铭》的作者问题,有不可得而论者,有不必得而论者,有可以得而论者.此铭作于何时何地,起因如何,文献不足征,此不可得而论者；铭文格调究竟低俗还是高雅,见仁见智,且与著作权归属无必然关系,此不必得而论者；《陋室铭》一文能否从刘禹锡文集中求得文本内证,能否从刘禹锡所处时代中求得思想共性,此可以得而论者.至于宋初僧人孤山智圆以人品文风之好恶臆断真伪、一开后世乱源智圆：《雪刘禹锡》,《闲居编》卷二十六,《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六套第一册；该文又收入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一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册,第260261页.,新见纂述据疑增惑、割梦得之篇什转赠崔沔,皆为笔者所不取,亦不拟专门置评.
一、唐观音寺界碑当系伪刻,抄撮俗语说不足据
有必要先从卞孝萱先生援引的一方碑刻谈起.这方碑刻,便是湖北应山（今广水市）的唐观音寺界碑碑文收入湖北省应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应山县志》,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618619页..碑文开头四句说：“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卞先生由“盖闻”二字推断道,“这样的话”应当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陋室铭》晚于唐观音寺界碑,其开头四句自然也是抄撮套用村言俗语而来,而这种情况“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不可能出自“著名哲学家刘禹锡的手笔”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问题是,这方碑刻的可靠程度如何呢？
此碑原立于蔡河镇兴旺村观音寺,碑文收入1990年新编《应山县志》.其寺与碑,旧嘉靖县志、康熙县志、同治县志均不载,各种常见金石书也未述及.观碑文内容,除上揭“盖闻”四句附庸风雅外,其余部分尽与田产寺界有关,产业置办者及立碑人均系“净乐”和尚,勒石日期为“大唐贞观四年三月”.笔者通读碑文之后,觉得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对建寺历史的记述不似当时实录,更像后世托古之辞.碑文说：“永阳邑北隅,离城五十里许,有观音寺建自大唐,其庙宇俱系释子净乐创修.”若净乐果有其人的话,其刻石纪事正在唐初,以唐初之人而云建自大唐,辞气颇为不顺.若说此语出自后世人之口,仅仅是在作伪时未能消泯其“追述”痕迹,一切疑点便可释然.
其二,碑文所涉地名古今混杂,或久废不用,或当时未兴.比如,在表地理方位时用来指代应山城的“永阳”一词,便存在名与实的双重淆乱.稽考史籍可知,永阳本是南朝宋、齐、梁三朝旧县,治所在今湖北省安陆市东北六十里吉阳山下；西魏文帝大统（535551）末年,为西魏所并,改名吉阳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废改为应山县,治所迁至应州所治旧应浓山戍城,亦即今广水市区应山县老城.永阳故城与应山新治之间,相去五十里左右,隋炀帝大业（605618）以后更是分属两县管辖永阳县的地理沿革,史料记载颇为含混淆乱,近世学人论及,积误亦自不少.笔者已另撰《湖北永阳故城史料考征》一札,聊作本文注脚..唐初之人去隋不远,对两名、两城的区分当甚熟稔.净乐和尚既欲严标寺界田产以垂永久,又岂会笼统混用而致自乱方位.又如,碑文提及的锅顶寨当系晚起地名.锅顶寨又称锅岭寨、锅底寨,与当地最为险要的兴安寨（又称兴旺寨、兴王寨）相接.古代的方志舆地书在推溯兴安诸寨的起源时,多以为系由宋人防御金元、避难自保而起,其说可信参见《重印信阳州志》卷一《舆地志》“兴安寨”,《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2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8页；《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一六《汝宁府二》“兴安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0553页；《嘉靖应山县志》卷上《关隘》“平康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湖广三》之随州“大洪山”、应山县“天井涧”,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620、3625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德安府“大洪山”、“平康寨”,《顾炎武全集》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27页.对于作为“四十八寨”之中心的兴安寨（当地有四十八寨保兴王的传说）,亦有认为起于元末明初者,比如《嘉靖应山县志》（卷上《关隘》）、《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727页）,皆云“杨平章”立.杨平章即杨璟,曾任朱元璋政权的湖广行省平章..南宋时,有大臣建议对淮南缘边的栅寨民团给予存恤安抚,既可以各收其用,又可以消弭潜在的土匪化、反政府化倾向参见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二八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庚子“侍御史汪澈奏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643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壬寅朔“御史中丞汪澈入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雅书局刊本..这个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施行,若干非法的准军事据点遂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恐怕也是当地寨名大兴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三,净乐和尚的建寺过程过于夸张,考诸史实,与常理甚有不合.据碑文推算,观音寺的建寺拓寺活动,上限为武德元年（618）五月,下限为贞观四年（630）三月,为时不足十二年.然若考虑到武德四年（621）五月以后此地始归唐有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81、1112页.,其实际建设时间当为期更短.具体的建设内容,先是由净乐和尚手创观音寺,继而由观音寺自创金刚寺、焦儿寺、南泉寺、铙钹新寺,并自置了规模甚为可观的田产.这个节奏即使在通都大郡升平年间亦极为惊人,更何况应山乃“楚之穷邑”张耒：《二宋二连君祠堂记》,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4页.,兵燹甫熄,而所谓的净乐和尚又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僧人.
其四,碑文中有与时代不符的避讳字.创业者暨立碑人署名“宏法沙门比丘净乐”,“宏法”当作“弘法”,改“弘”为“宏”是历史上常见的避讳方式.唐代也曾为孝敬皇帝李弘避“弘”字,但那是唐中宗神龙复辟以后的事情.后世避“弘”字较为著名而彻底者,一是宋避太祖、太宗之父赵弘殷之讳,二是清避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之讳.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此碑当出于宋世以后之伪造或宋或清,且待方家更加详考.,其目的实是为圈占无主寺田制造依据,而所谓“宏法沙门比丘净乐”,历史上恐无其人.只因应山之地山寨众多,兵兴则为军屯民堡,治世犹不免土匪盘踞.在战争匪乱的蹂躏下,寺无僧、田无主的情况当甚常见.此时若适有僧众驻锡某寺,又企图将周围的无主地产纳入囊中,最好的办法便是证明它们自古以来便属己有,于是唐碑及碑中之创业僧遂凭空而现明末政治家、应山人杨涟曾记述过一段当地旧闻：“嗣后,僧多不戒于行,甚之有嬲秽大士座前者.一日停午无云,山绝顶上双龙引水,初如两匹练倒下,寺宇及一僧随水空中飞堕山下.”“土人指点……有潭澄泓不测.前白日双龙引水,下洗秽土者,此中物也.”（《杨忠烈公集》卷七《修复高贵山灵境小引》,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清道光十三年刊本,第861863页）据此可知,其一,至少在应山一带,僧人的不良行为并不鲜见；其二,佛寺所遭遇的灭顶“天灾”,从一定程度上讲,可能是对历史上兵匪“人祸”的另类反映..寺碑开头四句,显然是为蛇之吞象寻找理由,也即寺虽不大,但有神灵护持,香火旺盛,故能田多院广一至于斯；然若果真如此,又何必每建一寺必更寺名呢？
至此,我们可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唐观音寺界碑系后世伪刻,“当时”“顺口溜”云云纯属伪命题；并非《陋室铭》抄录了碑中“顺口溜”,而是此碑在作伪之时套用了《陋室铭》所创造的的流行句式.
二、《陋室铭》刘集内证梳理
前文已经谈及,《陋室铭》抄撮当时俗语以成开篇四句之说绝不可信.接下来,我们再从创作习惯的角度,探讨一下此四句的典故来源,以及刘禹锡文集中的类似表述.《铭》文其他部分,亦仿此四句,依次叙说于后.
(一)“在Ａ不在Ｂ”
若将开头四句浓缩还原,便是一种“在Ａ不在Ｂ”式的经典表述.这种表述模式通常用来指明,易见的外在属性与不易见的内在属性之间何者为决定性因素,从而使事物的意义所在与问题的解决途径简明扼要地彰显出来.
譬如,据《左传》记载,鲁宣公三年（前606）,楚庄王“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颇示“偪周取天下”之心,周王特使王孙满应对道：“在德不在鼎.”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一,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年,第367页.又如,《国语》记向戌弭兵之盟,“楚人固请先歃”以争长,晋叔向力主退让,并劝上卿赵武说：“霸王之势,在德不在先歃.”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29430页.又如,《史记》载魏武侯、吴起浮舟中流,武侯夸示魏有山河之固,吴起回应说：“在德不在险.”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6页.其余见于《管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的例证甚多,不必一一枚举.
刘禹锡向以用典严肃著称,他的类似表述显然是从《左传》等书化用而来.传世刘集中的相近例证并不难找,比如,在其连州刺史任上,曾有嗜名书生曹璩因遍干“东诸侯”未果来见,欲“依名山以扬其声,将挂帻于南岳”.刘禹锡棒喝道：“在己不在山.”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刘梦得外集》卷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这条例证与经典原型高度吻合.接下来我们且看稍有变易的另一例.《佛衣铭》云：“佛言不行,佛衣乃争,忽近贵远,古今常情……坏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为宝.”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三十,《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这几句话简言之即“在言不在衣”,只是因涉及高僧遗物、宗教信仰,措辞较为尊重而已.此外,若细加品味的话,上引《佛衣铭》与《陋室铭》的语言风格极为相近.盖因铭之作,本为自警警人,行文宜取平实精炼,利于唇吻,不必故作高深晦涩,使人望而远之.
回过头来再看《陋室铭》起首几句,稍稍变易其体,即山之名“在仙不在高”,水之灵“在龙不在深”,人之馨“在德不在室”.考诸经典,渊源有自；求诸刘集,辙迹相通.
(二)陋室·君子
通常而言,陋室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贫而无力为之,一是俭而无意为之.经典中书及此语,往往是用来衬托君子固穷守约的人格力量.《铭》中之陋室,自然是由经典用法沿袭而来.
卞孝萱先生以为,此典当出于《论语·雍也》,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惟卞先生受王念孙父子影响,必解“陋巷”为陋室,似犹有可商..就颜回的生活境况而言,居室之狭陋不难想见,《雍也》之文的确与此典相合.蒋建波先生则以为,其语源当在《荀子·儒效》,所谓“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蒋建波：《〈陋室铭〉中“陋室”考辨》,《语文学刊》2012年第9期..以上两说俱见卓识.但若对“陋室”二字更作苛求的话,《韩诗外传》的说法不应该忽略：“彼大儒者,虽隐居穷巷陋室,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矣.”屈守元笺疏：《韩诗外传笺疏》卷五,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447页.
因为上揭载籍的权威表述,“穷巷”、“陋室”云云遂演变为反衬君子德行的明谦暗褒之辞.当然,历史上通常与此类褒辞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孔门高弟颜回,或者以颜回为模型抽象出来的命世大儒；《铭》文所说的躬耕南阳时的诸葛亮、草创《太玄》时的扬子云,自然都在陋室君子之俦,只不过后两者是无意为之而已.《铭》文最末一句出自《论语》,仍是呼应开头的“在德不在室”这一点.《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年,第79页.
接下来再看一下传世刘梦得文集中的相近表述.《萋兮吟》云：“穷巷秋风起,先摧兰蕙芳.”从字面上看,简直就是颜回不幸短命早死的翻版.它的政治寓意前修时贤早有叙说,不必赘论.《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云：“言有穷巷士,弱龄颇尚奇.”在交待果毅都尉尹某出身寒微的同时,赞扬了他的坚贞志节.《赠别君素上人》云：“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作者在诗中以穷巷陋室守道君子自比,不苟交游的形象跃然纸上就意境而言,这两句诗几乎可以看作《陋室铭》一文的绝妙缩写..再则,刘禹锡属辞行文每每用及“草玄”一典,譬如《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云：“寂寞草玄徒,长吟下书帏”；《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云：“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应知正草玄”；《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云：“其如草玄客,空宇久寥寥”.以上三首皆是取此典淡泊自守之义《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云：“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653566页）,用来表诗中迁客逐臣之情.凡此种种,皆与《陋室铭》的用典、寄意深相契合《萋兮吟》以下诸篇,分别见《刘梦得文集》卷二、卷一、卷七、卷四、《刘梦得外集》卷六..
传世刘集中也曾言及“陋室”一词,《上杜司徒书》云：“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十四.但就所表实物而言,《书》、《铭》两文中的陋室恐不可等量齐观.前者特指先祖旧居,后者可能更近乎王龟的书斋隐舍笔者在另一文中已经述及,王龟是王起之子,“父职京师,则于永达里建书斋；父镇河中,则于中条山起草堂；父保厘东都,则筑松斋于龙门；父节度山南,则立隐舍于汉阳”.见拙文《〈唐书辑校〉指瑕》,《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是随其宦途所在而设的起居修养之所.
(三)莓苔·青草
莓苔、青草皆是幽静中富于生机之物,文人雅士吟咏及之殊不鲜见.论者或以为“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两句是南方气候写实,“北方干燥,房屋左右前后少见青苔”,由此又推导出浙省文士伪托说等结论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卞说的问题在于,观点B（铭必作于南方)本不成立,由观点B推导出观点C（南方文士伪托）,又需以观点A（铭为伪作）为前提,而观点A本亦不成立；但就字面关系看,B、C却又成为佐证A成立的依据.有关卞先生的具体论述,王鹤、李晓丽两先生有较为详细的针对性分析,参见前揭《〈陋室铭〉作者祛疑》一文..然刘禹锡再游长安玄都观题诗,而云“百亩中庭半是苔”；与裴度、白居易、张籍在长安兴化坊联句,而云“新暑石添苔”；与裴度、白居易在洛阳联句,而云“石径践莓苔”分别见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裴度、刘禹锡、白居易、张籍《宴兴化池亭送白二十二东归联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止欢惬可知因为联句》,《刘梦得文集》卷四,《刘梦得外集》卷二,《刘梦得外集》卷四.末首联句题名参据他本迻录..可见征诸文字,其说并不成立.况且笔者即北人,焉不识苔藓之为物,每逢雨季,墙头檐边阶角树下极易滋生.要之,仅凭上揭两句中的苔痕草色,并不能将北方摒除于可能的创作地点之外.
还是回到本文的关注范围,从创作习惯的角度考察传世刘集中的文本内证.隔帘草色意象的构设,不仅见于《陋室铭》,还见于刘集中的《伤愚溪三首》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十..愚溪,实即柳宗元在永州辟建的“陋室”,刘禹锡在引言中记述道：“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宗元去世三年后,有游僧话及愚溪光景,刘氏悲不自胜,因赋诗三首以“寄恨”.其第一首云：“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所引上句几乎可以看作“草色入帘青”的主客反写,只是借“惟见”二字渲染了“草堂无主”之悲.
其第三首云：“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多.”所引下句与《铭》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句物象略同,但在此诗意境中,空宅荒废已久,野草青苔任其滋蔓,迥不似《铭》中“上阶”、“入帘”之色恬静可喜.
对于莓苔生长蔓延的动态化描述,我们可以从刘氏《和乐天早寒》一诗中,为《陋室铭》找到相近之例.前者云：“雨引苔侵壁,风驱叶拥阶.”“侵壁”、“上阶”两语在意境营造中的趣味几乎全同.试以白居易原诗《早寒》之句——“黄叶聚墙角,青苔围柱根”作比较,其属辞偏好之不同便可分晓分别见《刘梦得外集》卷一；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六,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宋刊本,第672页..
(四)鸿儒·白丁
围绕“鸿儒”、“白丁”两句,论者之疑主要有三：一是措辞明显“瞧不起群众”,与刘禹锡思想作风不符；二是对环境的描述有悖常识,“苔多草长”表明“人迹罕至”,与“谈笑有鸿儒”自相抵牾；三是“缺乏逻辑”,“‘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问题在于,其一,有否上述弊病与此铭是否为伪作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表里关系或因果关系,而历史上从境界品格、创作技巧等方面对刘氏提出尖锐批评者绝不鲜见,倘若依据上揭标准为断的话,传世刘集中的伪作恐怕也要十居二三；其二,前述三疑所指摘的弊病,或是以辞害意,或是以今律古,征诸刘集、唐史,其说并不成立.
先看疑之一.是否瞧得起群众并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富于阶级性、革命性、近代性的是非标准,用它来衡量一千多年前的士大夫官僚,超越了时代限制.况且铭文在这里主要是对理想志趣的表达,而爱民如子在中古时期最多也就是劝课农桑、敦厚风俗而已,并非要与“白丁”培养共同的生活情趣.凡此姑置不论,在传世刘集中亦不乏相似表述.比如,《赠别君素上人》云：“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高僧独至,与“鸿儒”、“白丁”两句意同,只是行为主体变更为宗教人士而已.又如,《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云：“何武劾腐儒,陈蕃礼高士.”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六.诗以何、陈比裴堪,兼有自明本志之意.若据陈蕃独设徐孺子之榻以推,此诗的交游原则实比鸿儒白丁更为严苛.
次看疑之二.论者所设想的矛盾过于夸张,且不说“鸿儒”为数有限,不可能匝地而来,即便野途古道专供车马碾轧、行人践踩,诗人犹有“远芳侵”、“野华沿”、“饶蒺藜”之叹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刘禹锡《令狐相公频示新什早春南望遐想汉中因抒短章以寄诚素》：“野华沿古道,新叶映行宫.”柳宗元《田家》：“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分别见《白氏长庆集》卷十三,第316页；《刘梦得外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柳河东集》卷四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34页..因此,所谓鸿儒造访与苔多草长相矛盾之说,实属无端臆测.我们仍举刘集中的例子以资说明.大和元年（827）白居易为官长安,其洛阳宅第有家人长住,有双鹤翔舞,有故人时时登门问讯,而刘禹锡《鹤叹》云：“一院春草长,三山归路迷.”开成年间（836840）刘禹锡、白居易同居洛阳,每每聚首小饮,刘氏《秋晚病中乐天以诗见问力疾奉酬》云：“肯踏衡门草,唯应是友生.”白氏《乐天以愚相访沽酒致欢因成七言聊以奉答》云：“犹胜独居荒草院,蝉声听尽到寒螀.”以上引诗前首见《刘梦得外集》卷一,后两首见《刘梦得外集》卷四.盖院中有青草莓苔,多系文人故意保留或营造的野趣,论者实不必以鸿儒践踏为忧.
次看疑之三.此说对铭文的剖判,目的性过强,且不无偷换概念之嫌,毕竟用及道教术语、读及佛教经典与崇信二氏之间尚有一定距离.抛开这种瑕疵不论,隋唐时期本以三教合流著称,换言之,儒家与释、道二氏之间的相互包容性甚强.士大夫服食丹药、广接缁侣是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而恃丹术诗文之妙游处各地守候间的僧人道士也所在多有.刘禹锡走的本是儒家仕进之路,故而自述家史则云“家本儒素”,“世为儒而仕”,“世业在逢掖”；宣明本志则云“本业儒素,频登文科”,“儒臣之分,甘老于典坟”；以谦辞自表则云“逢掖之腐儒”；同僚谓之“希儒之徒”则喜云“华衮非贵”依次见刘禹锡：《夔州谢上表》、《子刘子自传》、《游桃源一百韵》、《汝州谢上表》、《苏州谢上表》、《苏州加章服谢宰相状》、《答容州窦中丞书》,载《刘梦得文集》卷十八,《刘梦得外集》卷九,《刘梦得文集》卷一、卷二十、卷十九、卷二十二、卷十四..可是当他谪宦经年、心灰意懒之际,亦不免沉溺“出世间法”以销仕途之忧,“繇是在砚席者多旁行四句之书,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刘禹锡：《送僧元暠南游》,《刘梦得文集》卷七..他对道教的态度,亦大体近是张思齐先生曾对刘禹锡的涉道诗文与涉道交往作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参见张思齐：《从刘禹锡诗看中唐道教的升降变迁》,《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1期..然而,刘禹锡毕竟以“儒素”“艺文”为“本业”,即便在蹭蹬南荒、耽情佛老已甚的情况下,仍汲汲乎以接引儒者为急务譬如,刘禹锡在朗州司马任上,与董侹交往甚密.侹“能言坟典数,旁捃百氏之学”,刘氏曾与之论《易》,序其《武陵集》,又在诗中以扬雄相比况,谓之“寂寞草玄徒”,又因其饱学,以“文儒自袭胶西相”揄扬之.然董侹仕途淹蹇又过于刘,故而奉佛尚道亦不遑多让.董侹而外,又与“绝编生”顾彖相往还.彖“茹经于腹”,“志笃于学”,而家贫地远,“食力于武陵沅水上”,以至“湮灭粪壤”,声名不彰,诚亦盛世遗贤、陋室君子之俦.参见刘禹锡：《故荆南节度推官董府君墓志》、《辨易九六论》、《董氏武陵集纪》、《和董庶中古散调辞赠尹果毅》、《览董评事思归之什因以诗赠》、《绝编生墓表》,《刘梦得外集》卷十,《刘梦得文集》卷十三、卷二十三、卷一、卷四,《刘梦得外集》卷十；卞孝萱：《刘禹锡丛考》,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81182页；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各篇注文.,而对于那些隐在草莽的读书人,仍循循然诱之以科举策名之道参见刘禹锡在连州所作《送曹璩归越中旧隐》、《送周鲁儒赴举》诸诗并序,《刘梦得外集》卷八.；其在仕途通坦之时,更不必说.然则《陋室铭》之待儒佛道,正合乎当时的时代潮流与刘禹锡的生平行事.
(五)案牍·丝竹·素琴
关于“素琴”、“丝竹”、“案牍”三句,论者质疑的焦点在于,刘禹锡作为勤政爱民的好官,在繁治剧之时,如何能有“无案牍之劳形”的逍遥形态？前面既说“可以调素琴”,后面又说“无丝竹之乱耳”,岂非事理不协、自相矛盾之至参见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乔俊杰、马玉山：《〈陋室铭〉疑析》,《修辞学习》2000年第3期；刘大生：《评〈陋室铭〉中的“丝竹之乱”——与乔俊杰、马玉山、蒋民胜先生商榷》,《唯实》2003年第5期；魏连科、赵芳远：《〈陋室铭〉中“无丝竹之乱耳”句献疑》,《邢台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关于丝竹素琴之“矛盾”,卞先生站在《陋室铭》属伪作的立场上,定性为水平问题,认为作伪者文思原本低劣；其余诸先生站在《陋室铭》属佳作的立场上,定性为文本问题,认为其间容有笔误或钞误.比如,乔、马二先生以为当作“有丝竹之乱耳”,刘先生以为当作“无车马之乱耳”,魏、赵二先生以为当作“有丝竹之悦耳”.？凡此诸疑,其弊病略如前条,实际上皆不成立.
官司有繁重闲散之别无庸赘说.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多年,司马即闲散之官.其《送王司马之陕州》云：“案牍来时唯署字,风烟入兴便成章.”元稹任通州司马时亦赋诗云：“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分别见《刘梦得文集》卷六；元稹：《通州》,《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其后,刘氏又出刺连、夔、和、苏等州.刺史总揽一州之政,自非司马可比,其苏州诗云：“云水正一望,簿书来绕身.”又云：“将吏俨成列,簿书纷来萦.”然而,政务繁忙并不代表毫无寄兴之暇,刘禹锡在给令狐楚的和诗中说：“簿书盈几案,要自有高情.”实际上,这也是和者的夫子自道之语.上揭“勤政不得逍遥”之疑事关和州,然而翻检文集可知,刘氏在和州撰写的唱和诗为数并不少,其中不乏“历阳秋色正澄鲜”、“对此独吟还独酌”之句分别见刘禹锡：《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早夏郡中书事》、《和令狐相公春早朝回盐铁使院中作》、《张郎中籍远寄长句开缄之日已及新秋因举目前仰酬高韵》,《刘梦得外集》卷二、卷三、卷六..
问题的关键在于,《铭》文所寄之兴,其实只是对某种生活片段的感悟和欣赏,远不等于作者生活状态的全部.换言之,属辞造境中的陋室之“无”,反衬的恰恰是仕宦生涯中的官场之“有”.正因为平日治公有案牍之劳形,广座应酬有丝竹之乱耳,故而陋室之中的宁静和解脱才值得再三吟唱.
丝竹、素琴之不同,仅在乐器上便能看出端倪,后者一人可办,前者非合奏不得称.唐代诗文中的丝竹管弦之乐,往往基于两种因素出现,一是音乐审美上的特殊偏好,一是高端宴会上的礼俗需求,两种因素之间并无严格界限,但均以较高的经济基础为前提.韩愈诗云：“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又云：“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白居易诗云：“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又云：“浔阳小处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分别见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长安郊游者一首赠孟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卷一,《四部丛刊初编》影元本；白居易：《琵琶引》,《白氏长庆集》卷十二,第291、293页.上流社会竞陈妓乐之俗,据此可见一斑.“浔阳无乐”云云,当属谪人夸诞之辞,之所以丝竹之声绝少,是因为此地华族盛会不能与东西两京、雄州要郡比肩之故.在刘柳元白诸大家中,白居易的群居属性最为明显,他对丝竹管弦合奏之乐的审美偏好,也远非元刘等人可比.不仅述其典于《事类》,赋其事于篇什,而且还择选自家僮妓组建“小乐”以供玩赏典故见《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十八《女乐第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影印宋绍兴刻本.白集中赋及丝竹管弦之诗甚多,不必赘举.小乐之事略见《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六《南园试小乐》：“小园斑驳花初发,新乐铮摐教欲成.红蕚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家生.”（第680页）又见卷七十《醉吟先生传》：“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第1752页）.相形而言,元、刘二人对此类合奏之乐的审美兴趣要冷淡许多.元氏乃深于情者,似乎更惬意于亲密女性抚琴独奏的画境元稹有《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听妻弹别鹤操》等诗,其《莺莺传》中亦有张生听莺莺鼓琴的情节,“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一、《补遗》,卷六,第111、112113、314页..刘氏则长作逐臣,宦位、家资、异性之爱均逊于元白二人,他在音乐上的偏好,与《陋室铭》所说甚合,多藉调琴挥弦以自遣适意.征诸传世刘集,《罢郡归洛阳闲居》云：“数盏酒,月下一张琴.”《昼居池上亭独吟》云：“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秋中暑退赠乐天》云：“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弹.”《早秋雨后寄乐天》云：“簟凉扇恩薄,室静琴思深.”前二首、后二首分别见《刘梦得文集》卷三、《刘梦得外集》卷四.凡此种种,皆属公事之余、应酬之外的生活情趣.
然而,刘禹锡毕竟是有政治追求的士大夫官僚,他的个性之中又深植了乾健不息的豪迈基因,因此,陋室调琴的隐逸情趣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精神按摩,并不意味着他对案牍簿书、丝竹应酬果持鄙薄厌恶之情.即以前揭《罢郡归洛阳闲居》为例,在咏完酒、月下琴之后,刘氏仍以“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收尾,可见他的确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在《昼居池上亭独吟》“法酒”、“清琴”句之后,刘氏又吟叹道：“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后面这两句尤为有趣,一则机息云云绝非写实,这从他临终前犹作《子刘子自传》、为贞元朝士辩解可以看出；二则由此可知,铭文字面与作者本心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论者若以为控缰必不欲马跑,进而据之考求文义史实,恐不免南辕北辙之讥.此系题外话,不赘.
三、陋室题材的时代共性
前文所述,是《陋室铭》与传世刘集在文本上的关联契合,重在从创作个性的角度证其为真.接下来,则试就中晚唐文士对陋室题材的普遍吟唱略加分析,以便从时代共性的角度破除伪作晚出之疑.
由白居易《三谣序》可以推知白氏序云：“偶为三谣,各导其意,亦犹座右、陋室铭之类尔.”见《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九,第1013页.,当时以“陋室铭”为题的文学创作并不鲜见,然而其作者姓字能昭著于篇简者,唯崔沔、刘禹锡二人.崔沔陋室位于洛阳崇政坊,是崔氏宅邸中最不起眼的一部分.据颜真卿记载,唐睿宗“延和、太极之间”（712）,崔沔就故人子张深买宅制居,其建筑布局大略如下：宅之西南为崔氏家庙,宅之中为崔母王氏所居正堂,正堂东为崔沔寡嫂卢氏居所,正堂东北为崔沔两姊归宁时居所,正堂北五步之外,杂用旧椽余料构建瓦房三间,“不崇坛,无赭垩”,崔沔居之.所谓陋室,实指此三间瓦房而言.至于正堂,则“简而不陋”、“净而不华”,加之“六十余年榱栋如故”,其建筑规制洵非下下可知颜真卿：《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颜鲁公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初编》影明本..又据史料记载,崔母王氏（安平郡夫人）卒于开元九年（721）,此后正堂遂空；崔妻王氏（太原郡太夫人）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此后崔沔搬离瓦房,徙居他室；《陋室铭》之撰,在崔沔左散骑常侍任上（约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当时崔沔年位已高,禄秩非轻,其为文之意盖如史传所说,藉以见俭约自持之志而已参见《有唐安平县君赠安平郡夫人王氏墓志》、《有唐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墓志》、《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公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六三号、大历〇六一号、大历〇六〇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031804、1801、17991800页；颜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铭记》..惟此铭文辞不传,今不必深论.
崔、刘之外的同题创作,史无详书,无由征实.但在诗中咏及陋室以表深意者,则不难考见.此类吟咏可藉刘禹锡之言剖判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悲其不遇,无成而亏”；另一种是“悲其不幸,既得而丧”.接下来,笔者谨就两种情况次第说明之.
前引韩愈《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云：“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据前修时贤考证,此诗作于贞元九年（793）“公未筮仕、东野未第时”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11页..在贞元八年（792）的“礼部试”中,韩愈四番应考终于登科,而年长十七岁的孟郊却不幸落第；到了本年,孟郊再应“礼部试”又不中,韩愈则未能通过“吏部试”铨选,开始了三试不成、十年犹布衣的蹭蹬之路.韩、孟皆负当世高才,方其未遇时,藉陋室大儒之典以抒骚怨,实属情理之常.
深得韩愈赏识的鬼才李贺亦有近似表述,其《绿章封事》云：“金家香衖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埋蒿里.”秋为肃杀萧条之象,秋室即陋室.清人王琦《汇解》云：“富贵之家,生前奉养,志意满足,可以无恨.惟穷约之士如扬雄者,陋室萧条,赍志以没,不能不抱恨于地下……盖为士之不遇者悲乎？特借扬雄一人以概其余矣！”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页.而李贺本身便是不遇之尤者,当他元和三年（808）赴长安应“礼部试”之际,有妒才者攻讦道：“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虽有韩愈为之作《讳辩》,终不免失意落第之局.其后李贺谋得奉礼郎小官,在长安任职三年,郁郁不得志,《绿章封事》诗即当作于此时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收入《梦苕盦专著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4、40、48页..
至于因“既得而丧”之悲咏及陋室者,可以元稹等人为例略加剖析.元和十三年（818）,元氏在通州司马任上曾有《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之作,诗云：“是非浑并漆,词讼敢研朱.陋室鸮窥伺,衰形蟒觊觎.”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二,第66页.若由早先的江陵之贬算起,元氏侘傺于谪宦生涯已经八年有余.而在此之前,元氏原本仕途得意,颇能“举职”,只因屡论国之大事有忤执政,又在监察御史任上劾治不法长吏牵连甚广、树敌过多,遂在敷水驿争厅事件中遭遇不公判决,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又量移为通州司马.元氏“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第43314332页.,述及宦情自不能略无愤激怪怨之辞.引诗前两句意谓,整个社会是非不明,自己又焉敢妄持朱笔以定词讼关于“是非浑并漆”一句,周相录先生以为“谓是非齐一,一样对待”（《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说恐不确.“漆”字实取晦暗不明之义,刘禹锡《磨镜篇》云：“流尘翳明镜,岁久看如漆.”《昏镜词》云：“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实可视为元诗本句注脚.；后两句则说,尽管退居陋室,体弱志衰,朝中宿敌仍然如鸮如蟒伺机中伤.
在相同的处境下,白居易、柳宗元亦有类似之作.元和十年（815）夏,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以越职言事触怒当道,被贬江州司马.元和十一年（816）秋,始在庐山构筑草堂,次年春落成,每与凑、满、朗、晦四禅师作方外之游白居易：《草堂记》,《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三,第1069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第4345页..今观白氏集中,赋及草堂之作为数甚夥,其间往往有嗟伤悲愤之辞.譬如,《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有“洗耳”、“净眼”之句,又云：“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又如,《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云：“从兹耳界应清净,免见啾啾毁誉声.”又云：“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以上两首分别见《白氏长庆集》卷七、卷十六,第168、406407页.其中最切题者,莫过于他对草堂内三种物件（朱藤杖、蟠木几、素屏风）的吟咏,所谓“偶为三谣,各导其意,亦犹座右、陋室铭之类尔”白居易：《三谣序》,《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九,第1013页..《三谣》各篇,或悲世路淹阻、才难尽施,或斥高门贵第竞逐奢淫、俭德正气不崇于世,或叹君子势孤、猝遇穷困而无扶助之者,凡此尽同乎陋室君子萧条自处之迹.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同是“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在谪居永州期间,他曾将当地的一条溪水改名为愚溪,并买田置宅,为沼为沚,栖处于其间.愚溪诸物,如丘、泉、沟、池、亭、堂等,皆冠以“愚”名.柳氏又作《愚溪对》、《愚溪诗序》诸文,颇能见其愤世自伤之意两文分别见《柳河东集》卷十四、卷二十四,第223225、407409页..其《夏初雨后寻愚溪》云：“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三,第722723页.此数句实与前引白氏《草堂东壁》诗、刘氏《池亭独吟》诗有同理之妙,它在特定语境中所揭示的,恰恰是与字面义相反的第二义,也即政治上的严重挫败,对于柳氏来说是一个念兹在兹、难以逾越的心结.愚溪亦如草堂、陋室,是一种极富政治意味的符号表征.
上述诸人中,崔沔属于生年不相接的前辈,但他的孙子崔植却是刘禹锡的同辈人,且相互间有宴游交往、联句应酬；李贺属于晚生近二十年的后辈,但他的亡故却早于刘氏之卒逾二十年,文名互知不难想见；至于韩柳元白,皆与刘禹锡有密切关系,其中柳宗元、白居易更是刘氏早、晚年的兰交挚友.
再看刘禹锡的人生轨迹.他早年科举得意,仕途看好,一旦卷入高层政争,遭遇失败,遂被贬斥遐荒二十余年,其“既得而丧”之悲与柳、元、白并同,但蹉跎岁月之漫长则远远过之.而其经济上的拮据,又恐不让于崔沔,一则谪宦蛮陬、官俸有限,二则鳏居甚早、抚养丁口甚多（己子、柳氏遗孤、韦绚等）.因此,即便晚年宦情好转,仍不免有乏金之叹.白居易《酬梦得贫居咏怀见赠》云：“厨冷难留乌止屋,门闲可与雀张罗.病添庄舄吟声苦,贫欠韩康药债多.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五,第908页.刘氏原诗仅存白注所引残句“若有金挥胜二疏”,咏贫之意已瞭然可见.在此番唱和之前数年,刘氏已有类似调侃,《酬乐天闲卧见忆》云：“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刘禹锡：《刘梦得外集》卷四.
由上文所述可知,其一,唐人的陋室之咏或出于仕途坎坷,或出于生活贫困,而这两种因素在刘氏生命中都有极为深刻的体现,从早岁受谴到晚年贫居,刘氏几乎一直面临此类窘迫的创作诱因；其二,传世唐人诗文集中的陋室主题或辞句,至少以鸟瞰式考察来看,几乎全部集中于上揭文学群体,究其根由,一方面,是因为时代背景相同,人生际遇近似,另一方面,除崔沔以外,余者皆是同时代交往甚密的文学巨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切磋或影响.
［责任编辑渭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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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微问题，追求真阅读以《陋室铭》《爱莲说》和《湖心亭看雪》为例
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微”问题,它们也许只是对一个词一句话意思的纠结,也许只是个貌似微不足道、无关痛痒的文本质疑,也许只是课堂上学生的一个“怪&r.
《石门铭》技法探微(一)
石门铭,又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摩崖刻石（图1） 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刻,王远书丹,石工武阿仁凿字 魏碑书,凡28行,满行22字 原刻在陕西褒城（今汉中市褒河区）东北褒斜谷,因修建水库,于1967.
《石门铭》技法探微（五）
□ 党现强第五讲 竖法竖画,是汉字重心平衡的重要笔画 受地球引力影响,自然界中的物体都有向下的倾向性,物理学称作势能 人们观察物体时,会根据生活经验判断其所处境况的稳定性 这样的观察习惯,也同样影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