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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相关论文如何写 与新时期游荡者叙事小说美学特征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美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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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谋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关键词:游荡者叙事小说;分裂主体;边缘寻找;漫游性

摘 要:新时期的文学书写中有一条由隐到显的游荡者叙事线索,这些以游荡者为主要叙事对象的小说可归纳为“游荡者叙事小说”.游荡者叙事小说的叙事主体置身于与秩序对立的民间,在获取自由叙事立场的同时,往往在对立的价值观中纠结、分裂.主体分裂促成了他们对新主体性的寻找,这一寻找集中在与民间呼应的边缘世界,“边缘寻找”是游荡者叙事小说的核心动力.游荡者叙事小说的整体风格呈现为一种漫游性,这种漫游性一方面表现为不具备逻辑清晰的线索,总体结构散漫随意,另一方面表现为文本的感性化或心理化.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14-06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1.018

“游荡者”(flaneur)是源于19世纪巴黎并迅即遍布全球的一类现代城市人群形象,他们厌恶资产阶级城市工业与制度文化对个体的压抑,追求审美,张扬感性,以“游荡”为形式,在日益工业化与理性化的都市中探索艺术化的生存方式,与城市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模棱两可,而又相互映照与折射的暧昧关系.?譹?訛其出现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过程性现象.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冻、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游”取代“居”成了当代生活的常态,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也逐渐出现了游荡者的身影.这些形象最先以“盲流”的外观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到了徐星、刘毅然、陈建功等人的笔下则出现了与现代都市相联系的游荡者,80年代中后期,王朔也加入了塑造这类形象的队伍,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形象开始在90年代密集出现于新生代小说中,之后,卫慧、棉棉等以及80后作家们也大量书写着这类形象,在新时期文学书写中形成了一条游荡者叙事的线索.

游荡者叙事小说,是以游荡者为主要叙事对象的小说.游荡者叙事小说的主人公、叙述者乃至作者本身在价值立场、叙事理念、审美趣味等方面都明显有别于主流叙事.在声势日隆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游荡者叙事小说的主人公们却终日游荡于城市的褶皱中,与消费文化虚与委蛇,追求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却又陷身于商业化的泥淖……主体精神状态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审美表达的变化,本文试图从叙事主体、叙事策略及文本风格等方面分析新时期涌现的这种游荡者叙事小说给文学所带来的新变.

一、叙事主体:民间立场与分裂主体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借助对本雅明著作的描述塑造了一个“漫游的崇高偶像”,他有着强大的、统一的人格,能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反讽和超脱的态度,并经由其在城市中的游目四顾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由此成为了“现代生活的英雄”.?譺?訛当代中国新时期的游荡者与这一舶来的游荡者典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新时期开始于思想解放与新一轮的启蒙运动,“人”被重新发现,“主体”问题被大加讨论并掀起了一股热潮,从李泽厚、刘再复到第三代诗人,乃至新生代作家们,都纠结于后时代个体的主体性问题,并由此将对主体性的认识导入了一种流动的、未定的、充满怀疑主义气息的状态.这一变动不居与面目可疑的主体性在游荡者叙事中直接导致了叙事主体的民间立场及其人格分裂.

“民间”是与“秩序”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拒绝“威严、盛大、高级和唯一”?譻?訛,在代表权势的秩序与体制的边缘存在,以自由与独立为标榜,不谋求主流的肯定.在著名的“断裂问卷”中,后者则被具体化为一系列文学体制,如作协、《收获》《小说月报》与茅盾文学奖等.在新生代作家们看来,“作协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机构”(邱华栋),“代表政府管理作家”(韩东),茅盾文学奖“具有钦定的价值”(沈东子),是“政府部门在有关方面有意嘉奖某些写东西的人”(鲁羊),期刊和选刊有时候甚至是“作为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存在”(林舟),“破坏了文学进程”(黄梵),因此它们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体制对真正的文学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反而束缚了写作.?譼?訛专注于游荡者叙事的作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过进入公职单位,再主动离职的经历,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辞职写作这种不再担负社会责任,只对自我与艺术负责的方式坚持其“文学的初衷”(韩东).可见,“民间立场”?譽?訛是一种“反对者”的精神姿态,是保持自我与建构主体精神的一种行为,它反对偶像崇拜,而强调个人精神和自我反省精神.他们对体制的抗拒源于他们对总体性哲学的怀疑与不信任及对自由思想与文学的向往与追求.“我们身边的事情才是可以把握,才是真实的.凡是大的东西我们都觉得这里面有阴谋,其他东西进去了.”?譾?訛启蒙理性及其所承诺的真切完整的世界破碎了,知识理性成为了他们质疑完整性、总体性的武器.其价值的出发点由民族、国家变成了个人,对个人性、对个体主体性的强调是他们远离体制的出发点,同时其关注的目光也转向了“身边的事情”.

但作家们并不因为撤离体制折返民间而获得一种自足的、完满的主体性,相反,他们在自由而又自在、孤高而又孤立的民间瞻前顾后、处处掣肘、举步维艰.这一情状在新时期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时的体制外游离者们一般都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批判虚伪,反感妥协,以“玩世不恭”的对抗性姿态力图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但又无往而不触碰到规范的严酷与反叛的软弱,继而陷入一种无可如何的迷茫.《鬈毛》中主人公卢森的反抗较有代表性.卢森千方百计想挣够八十块钱还给父母以拒绝规范、确证自我,但几经周折后发现,脱离规范与教育的前提是自己要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与父母、与社会妥协.“我”意识到“中国还是老爷子们的天下”,但“我还是当不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死皮赖脸的混蛋”,因为“我还持着一颗失去甘美的/种子——一粒苦味的核”.怎么办?“明儿再说吧”.

游荡者小说的叙述者们正是在这种对立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中纠结,从而呈现为一种主体分裂的状态.王朔小说中的叙述者们以其反规则的姿态洋溢着“自由”与“个性”的光辉,这对“反封建”的女主人公们充满了吸引力,但故事的结果往往是女主人公们以其“纯情”最终感动游荡者,使其“浪子回头”,重新进入社会规范,典型的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种始于反抗、终于回归的模式正是源于主体的摇摆不定.韩东,朱文等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叙述者们则进而由分裂而弥散,主体不再有一个凝聚性的内核,而变成了一个游魂般的存在飘荡于城市的街道,目迷于城市的五光十色,但又心系着主体缺席后留下的空白,典型的如朱文小说中无处不在的那个“小丁”,他怀疑一切现实中的稳定性,无聊、孤独、绝望,但同时又宿命般地向往一种诗意的、充盈的生命形式,于是,不得已以游荡作为一种消极的替代,而主体则在游荡中趋于一种蒸发般的弥散.“个体化的过程虽然是力量与个性完整性的成长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丧失与他人的原始统一性,与他人的逐步分离的过程.这一分离可能造成个体的孤寂与凄凉,并将由此造成强烈的焦虑与不安.”?譿?訛随着1990年代都市空间的扩张,随着金钱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强大冲击,由众多持小我诉求的个体形成的以反抗为标榜的团体也随之瓦解,剩下的只是无人关注的原子式个体独自承担随之而来的寂寞与自我迷失.游荡者叙事中叙事主体的分裂与弥散正体现了追寻主体过程的纷杂与无果所带来的无所归依心理.

二、叙事策略:以边缘寻找作为叙事动力

叙事动力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核心元素,如侦探小说中的悬念、成长小说中的认知发展等就是这种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任何小说都存在这种驱动力,在其驱使下,情节的发展最终甚至可以与作家本身的意图相左.

如果将新时期的游荡者叙事作一粗略概括,可以发现,其叙事的核心动力在于“边缘寻找”.寻找的对象是自我,是生命的意义,对应着主体的分裂与弥散,而边缘,则代表了一种与民间立场相呼应的价值取向.

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对主体的讨论并没有澄清对主体的认识,反而将问题引向了复杂化.80年代前期,个体是一个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抽象的个人,是“一代人”,但这一集体化的主体形象在80年代中后期即遭到新生代诗人的围攻而溃散,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性丧失,个人的自在性进一步成为一个哲学存在问题被显现出来.原有价值的坍塌引发了不可遏制的追寻.“主体即使在死亡以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在场的,只是不再作为我们与世界和自己关系秩序上的一个没有矛盾的、而是在自身内部就已经散了架的成规.”?讀?訛旧的主体性崩解了,但它曾经占据的位置却留有印迹,这一印迹使个体对主体性缺失所带来的空洞无着感更为明显,也加剧了个体对新的主体性追寻的焦灼,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变得无价值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讁?訛因此,新时期以来的游荡实际上起源于对主体的寻找,并因而成为了游荡者叙事的内在动力.

纵观80年代以来的游荡者叙事,从《鬈毛》《无主题变奏》到《像卫慧那样疯狂》《啦啦啦》,主人公无不缺乏一种确定的信念并因此或焦灼,或空虚,或无聊,而其行为的目的也始终在于寻找一种能让其心安理得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这种寻找并且往往是在城市空间的边缘及生产性的都市生活以外展开.李冯的《我的朋友曾见》是一个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文本.小说中的曾见“熟悉这个城市各处隐秘的角落.他一度定期地去孤儿院看望孤儿,给那些被无情遗弃的孩子们分发糖果.”“从*、小偷、暴发户、吸毒者到大学里德高望重的教授,他像是什么人都认识,”“他似乎写过诗、钻研过哲学,可能还在一家报社干过专职或的摄影记者,背着一架变焦相机出入过江边的船民区,拍摄过了火车货站的搬运工.期间他穿插着又在朋友的广告公司呆过,并独自开过了餐厅与倒腾过股票.”当我认识他时,他正在狂热地探究宗教,修习过正宗的密宗,通读了佛教最重要的几部经典,并每周定期上基督教堂,为是否存在永恒的绝对的真理而苦恼.但不久,他不再去教堂,他失踪了.“我”无意中在电台中听到曾见打过去的电话:“我迷路了,我在街上搞不清方向了.”沉湎于世俗生活的“我”由此担心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一件赝品”,“我”开始寻访曾见,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一次,“我”忍不住也将电话打进电台“*低语”,但主持人却用兴高采烈热情高涨的语调背诵起我引出话头的《神曲》,“这热情奔放的声音,将把我一直包围下去.”文中描述的曾见与“我”都是精神家园的寻觅者,从慈善、审美到信仰领域——它们都处于经济发展主流的边缘——曾见都作了广泛的搜检,但交织着诱惑与陷阱的“街上”,还是以其水银泻地的渗透性,掩盖了诗歌、哲学与信仰的光芒.曾见的执著唤起了我对自身平面化生活的质疑,“我”也开始进行曾见曾经进行过的寻找,但即使是“*低语”这样代表着个人与私密的领地都被象征着现代化速度与方向的“热情奔放的声音”占领,我的努力被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彻底消解了.小说中,对曾见及“我”的叙述都围绕着于边缘处寻找意义展开,曾见之所以值得叙述,就因为他对寻找的执著,小说叙述了他的寻找轨迹及其不知所终的结局,而“我”也受到了曾见的影响,展开了自己的寻找,“寻找”在全文中有着结构核心的地位.王朔《动物凶猛》中对英雄气概与身体快感的寻找,朱文“小丁”系列对“有点意思了”的片断的寻找,刁斗《游戏法》对“生机勃勃”的玩法的寻找,邱华栋《环境戏剧人》对“龙天米”的寻找等,也无不具备这种动力源泉与组织结构功能.

从游荡者叙事的主题分类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游荡者们的“寻找”与“边缘”在叙事中的结构性功能.游荡者叙事大致可分为“返回”的困境、“我们的身体”及都市景观的意义重构三大类.刁斗的《回家》、韩东的《新版黄山游》、楚尘的《往樱驼村去或者到相反的方向》等属于第一类,主人公们在城市生活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自然与历史,他们期待着能以反身背离的姿态在中世纪式的生活方式中发现生活的充盈.朱文的《我爱美元》、韩东的《障碍》、棉棉的《糖》等属于第二类,主人公们在生命的意义遍寻不获后将探索的向度转向了身体,企图在身体的还原及对性与爱的拷问中寻找生命的价值.邱华栋的《天使的洁白》、艾伟的《绕城三圈》、朱文的《街上的人们》等属于第三类,主人公们试图在喧嚣都市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以审美主义的生活态度重新发现与构建个人化生活的意义.总之,正是游荡者们于被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主流社会所忽略的边缘世界?輥?輮?訛对意义的不懈寻找为游荡者叙事提供了动力.

三、文本风格:漫游性

需要指出的是,神圣世界解体之后的世俗社会再也无法建立起一种恒定与统一的价值标准,游荡者们的这种寻找注定是一种无望的、焦灼的但又随心所欲、缺乏明确目的的寻找,与之相应,游荡者叙事总体上也体现为情节松散、感觉细腻甚至荒诞奇特,但又内在紧张焦灼的美学风格,这一风格与传统小说注重在某种确定的价值理念下以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展开来震撼读者迥然不同.可以“漫游性”来概括游荡者叙事的总体风格.

“漫游性”最早是张英进在论及上海新感觉派时译介的一个概念,它与“游荡者”源于同一词根,用以表征与都市游荡相关的主体特征,其核心在于“不断追求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表现在文本上,则体现为一种“强调感知过程,调动诸多情感”的写作风格.?輥?輯?訛这里以这一概念来概括当代中国游荡者叙事的总体风格,既有张英进所强调的方面,又与“漫游”一词在中文中所表征的“散漫”“无所用心”及“内心化”等元素有关.

游荡者叙事的漫游性表现在结构上即往往都不具备逻辑清晰的线索,总体结构显得散漫而随意.以边缘寻找为叙事驱力的游荡者叙事一般都将主人公某一阶段以游荡为主要方式的生活作为描写对象,游荡者生活的无目的性导致了游荡者叙事的散漫.从陈建功的《鬈毛》、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到王朔的《动物凶猛》,再到韩东的《三人行》、朱文的《尽情狂欢》、邱华栋的《天使的洁白》,乃至卫慧的《水中的处女》、棉棉的《糖》,无不以主人公随意游荡的轨迹为线索铺陈叙事,从中,我们通常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起承转合、环环相扣而又详略得当、扣人心弦的故事,小说的主体部分大都是游荡者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片断而零碎.以《三人行》为例,小说以东平、刘松、小夏三人的游荡活动为主要叙述对象,他们三个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找寻与发现能够暂时激动人心的游戏方式,以避免“他们走着,由于失去了下一步具体的目标而感到疲惫”的情况出现.为此,他们买了几把仿真,在街道上与居室中进行了几场大战,在买衣服的名义下逛街并与人搭讪,打车时故意丢下一个朋友让他追赶,弄死并埋葬了一只猫,最后为一个兴之所至的想法半夜跑入校园并砸开了一扇门.如果说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主人公们无所事事下的无聊举动,他们以没事找事来填充那种无所事事的虚无.这时,叙事的方向就不再有确定的逻辑指向,它完全取决于游荡者的游荡行为本身.

但这并不是说游荡者叙事就成了流水账式的记录,恰恰相反,游荡内在的寻找动力使游荡者主人公的所见所感都趋向于在细节中发现与认同价值,这些体现了价值与意义的细节就成了整个叙事的纽结.因此,与散漫随意的结构相适应,游荡者叙事一般都有场景化的特点,在散漫的叙事中突出某一场景或细节,以传达主人公与叙述者对个体与生活的思考.仍以《三人行》为例,在对东平们这一小团体无聊之举的叙述中,有一个细节被特别突出,当东平们提着装在袋里的猫尸穿行于大年初一商场中的柜台与人流中时,东平少有地流泪了:“这是商场,这是买卖,这是活人,还不止一个,可在它们的中间有一只死猫!一想到此处东平就悲从心起,眼泪紧接着就盛满了眼眶.”这种突兀的流泪细节被叙述者从外部环境到人物心理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与突出.“他已记不清自己何时为人这种动物流过眼泪了.可这一回是为猫所流的,这么一想他就觉得不那么不好意思了.为人流泪也许是令人尴尬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呀,因此他知道不值,这样的结论已经非常接近绝对真理了.可不为人流泪该为谁流呢——如果眼泪毕竟是要流的.那么就为一只猫吧,或者一只冻僵而无法飞行的小鸟.”与其说东平的流泪是为了猫的死亡,不如说是为了他对自身处境的洞悉:熙来攘往的人群穿行于商品与商品秩序之中,喜气洋洋、徘徊观望,但却无人关注真正的、关乎生死的价值,“我”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反讽,它触及到了“我”的敏感神经——对价值问题以“兴高采烈”的方式所作的搁置,但它在“商场”与“买卖”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只能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延宕这一问题,由是而对自身的不合时宜“悲从心起”,并对“人这种动物”彻底失望.但东平马上将这种“悲”转换成了“幸福与乐趣”,“很多年了,这是东平第一次感到了那种电击般的震撼与事后的酸软,他的微妙的幸福和乐趣是那样的具体.”这一刻,流泪使他充实,这种充实感瞬即掩盖了使之流泪的原因本身,而专注于对“流泪”的生理性享受.这时,无聊已经被加上了括号,悬搁了起来,游荡者主体凭借对无聊的体察与审视从无聊中纵身一跃,跳出了无聊,无聊不再是一种包围主体的境遇式环境,而变成了一个主体享受的对象.对无聊的这种享受最终以一种自贱的形式导致了一种与现实的虚与委蛇.令人绝望的无聊与对无聊的令人绝望的戏弄,这才是《三人行》通过上述细节要反映的价值匮乏时代游荡者们的生存境遇.同样,类似有象征意味或审美内蕴的细节与场景在几乎所有的游荡者叙事中都存在并被强调,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孤独的小丁坐在酒吧中“满是烟头烫痕的木桌边”,在服务小姐们激烈的“四川云阳口音”的争论中无声地重复着张大嘴巴的动作;《关于九零年的月亮》中,主人公在置身于公路、灯光、房屋之外,月亮、星光、天空之中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归宿感;《闯入者》中拾垃圾的老人向吕安展示他收集的香水瓶……游荡者叙事正是在对这些有意味的场景的强调中体现了其思想力量与审美追求.

漫游性的另一个表现可称为感性化或者心理化,即文本不以故事见长,而是在叙述与描写的进程中掺入主人公大量的思想、情感与心理反应,展现主人公超常感觉中的外部世界与日常生活,进而折射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尽情狂欢》的表层故事是“我”应朋友召赴约未果,但文本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描写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游荡的主人公由触目所及的事物所引发的联想, “我想”“我感到”的心理片断频繁地打破了流畅的叙事进程.这些引发“想”与“感到”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两类:各怀私心的人群、的投射对象.前者引发的是他撕开日常生活面具的快感,这种交织着洞察后的快乐与无聊的情绪,渗透在他对车流、公交站候车的人群与往来人流等的注视中;后者触发了其于游荡中联想与虚构,这构成了他无望生活中的方式,朋友被劁的可能、同车的女人、路边的等都引发了他涉及(一种方式)的联想.生活的无聊刺激了小丁对朋友可能被劁这一处境的参与热情,其中的“刺激”与“味”对他产生了“可贵”的吸引力,同样,也正是这种对平庸的日常生活实现越界的成为了他希望与偶遇的女人有一场意外的动机.基于同样的理由,小丁甚至轻易谅解了以“大家都需要为自己找点不过分的乐趣”为由而无端唾了他一口的路人.可见,游荡中关乎与“乐趣”的联想与想象才是《尽情狂欢》真正要表达的内容,经由这种想象,文本切入到了生存价值的层面,暗示着一种对生活意义的强烈怀疑.同样,从《鬈毛》到《像卫慧那样疯狂》,都可以发现游荡者叙事的这种心理化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导致了游荡者叙事中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同构的形态.如果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游荡者叙事的这种心理化特点:游荡原本就是“一种通过或者归因于游荡者希望与相信他将能够发现其存在的真实的行动(doing).”?游荡行为本身内在地就包含着一种寻找的意图,游荡者在城市里四处游走,以发现能吸引他注意的事物,他以之充实其不完整的身份,满足他不满意的经历,以一种生命感来替换可能的丧失感.这一意图本身的指向就决定了其主人公游荡中的感性化与心理化倾向,并进而决定了其文本形态.

总之,游荡是以一种“柏油路上研究花草”的姿态对抗城市化、工业化的集中性与规范化的行为,它是对体制化的一种反动,是对公认价值的一种否弃,是对自由的实践与对存在的勘测,因此,游荡是个人化的一种实现形式.游荡者叙事则是这种个人化在文本上的体现,它是流动的、散漫的,但它又是集中的、专注的,它延续了对主体问题的思考,又提供了消费时代新的审美范式.对游荡者叙事小说的美学研究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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