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和我国城市去工业化,该文是财政论文范文与工业化和土地财政和城市相关论文范文.
财政论文参考文献：
赵 祥 谭 锐
摘 要：随着收入规模的持续扩张,土地财政的经济后果早已不限于财政体制本身,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的演进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土地财政通过推高城市房价,容易导致大城市过度服务化和小城市产业空心化,从而引发城市的“去工业化”现象,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利.为了减轻土地财政对城市产业结构的扭曲,缓解城市“去工业化”对产业结构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要利用系统思维创新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第一,推进各级地方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二,建立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第三,建立完善房产税征收和管理体系；第四,规范和扩大地方政府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债权；第五,完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阻断地方政府的卖地取财机制.
关键词：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房地产；产业结构；“去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01－0016－０9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市化制度选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编号：13BJY048）、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编号12AZD025）”和全国行政学院系统重大课题“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自1988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确立和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以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税费和土地抵押融资为主要内容的“土地财政”便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土地财政规模迅速扩大,在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快速提高.例如,2010年和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分别为2.7万亿元和3.15万亿元,分别相当于2000年的48倍和56倍,占当年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均为50%左右.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求使得以房地产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① 上升过快,部分抵消了城市集聚经济的好处,从而对用地需求较大的制造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扩大以房地产业为主的营业税税基,地方政府采取多种倾斜措施推动本地区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向房地产业,造成房地产上涨,房地产及相关行业产出在城市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升高,对制造业部门形成了挤出效应.此外,为了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扩大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地方政府有较强激励维持本地区房地产的上升态势,这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和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制造业投资水平下降.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财政分权安排和土地财政规模的持续扩大不利于城市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就过早地引发我国城市的“去工业化”进程②.那么,我们的这一推测能够得到实际数据的验证吗？我国现行分权体制下土地财政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贡献.
本文聚焦土地财政、房地产与产业结构变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对此,现有文献还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首先,虽然近年来研究土地财政的文献较多,但文献主要集中关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形成的体制性因素,如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所造成的财力缺口等被认为是导致土地财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③.二是土地财政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一方面土地财政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如扩大政府财力,推动城市化发展,促进投资和地区经济增长等④；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房价上涨、财政风险积累、居民消费抑制以及城市土地扩张等⑤.其次,近期也有少量文献关注房地产上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黄少安等（2012）在研究土地财政与企业税收之间“租税替代”的过程中,发现房价上升导致我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下降⑥.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基于我国省级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地价上升过快导致各地工业GDP的比重下降,地价上升引发我国省级地区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趋势⑦.可见,现有文献还未能将土地财政、房地产与产业结构变动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本文计划提出一个分析土地财政、房地产与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统一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土地财政影响我国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机制,并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分析框架
本文从外部经济和拥挤成本两个维度来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经济和人口的集中会在城市形成外部经济效应,其来源有三：一是共享.城市集中而有规模的市场有助于供应者利用生产的内部规模经济,允许厂商根据购买者的需求提供高度专业化的商品与服务.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等生产资料的共享,降低了厂商的生产成本.二是匹配.城市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良好的市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要素资源的交易费用,提高市场供需双方的匹配效率.特别是企业更容易招募到所需职工,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价值.三是学习.城市密集环境中所具有的知识转移基础设施和制度、频繁的人际交流,以及知识多样性等特征,提高了知识创造、扩散和使用的效率,有助于厂商进行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其次,经济和人口的集聚也会给城市带来拥挤成本.一方面,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导致对土地、房屋与公共服务等非贸易品的需求急剧上升,从而引发各类非贸易品上涨；另一方面,厂商和人口的集中导致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加剧,并引发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此,本文集中关注城市拥挤成本中的土地和房屋（我们统称为房地产）.房地产上涨既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降低了企业的营利水平,抑制了企业投资,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居住、通勤等生活成本,降低了城市实际工资水平,不利于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外部经济和拥挤成本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二者不同的力量对比对厂商和要素所有者的区位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并影响到城市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
理论上讲,外部经济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是源于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经济（MAR外部性）,这时同行业的企业能从相互接近中获得好处；二是源于不同行业相互溢出的多样化经济（Jacobs外部性）,这时多样化的产业集中会给企业带来益处.外部经济的类型不同,它们对产业的空间布局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最终会影响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的外部经济类型与城市规模紧密相关,小城市有限的市场规模难以支撑多样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小城市将不存在相互溢出效应的多个产业集中在一起只会导致成本上升而不会产生额外的收益.因此,每个城市都要专业化于一个可以产生外部性的部门,这时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实现了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在给定总需求的情况下,专业化于不同产业的城市有着不同的最优规模.相反,大城市较大的市场潜力为多样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需求支撑,因此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就越强,这时多样化经济就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而言市场潜力巨大,特别是多样化的环境对于孵化新产业和新兴企业的成长十分重要,新兴部门通常在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进入市场,在企业孵化成功进入可以进行标准化生产的成熟发展阶段后,生产会出现分散化趋势,企业逐渐向中小城市和地区转移,在那里它们可以更好地利用专业化经济.
因此,我们可以将外部经济类型与拥挤成本结合起来以分析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的逻辑和机制.我们根据外部经济类型和房地产高低的不同组合,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具体如下图1所示.根据图1,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城市产业结构演变存在四种类型和状态,具体如下：（1）在第Ⅰ象限,在城市化的早期,城市规模较小,专业化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房地产也较低.此时,城市主要专业化从事标准化、技术成熟的加工制造业.（2）在Ⅱ象限,城市规模扩大,多样化经济效应作用增强,但房地产上升较慢.这时城市对外部资本和劳动力的吸引力较大,多元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活跃,有助于城市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3）在第Ⅲ象限,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上升也较快,房地产的快速上涨对制造业部门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一是由于土地的垄断供给,城市房地产实际上是一种垄断,只有具有垄断定价能力的厂商才能将上涨的成本进行转移.相对于服务业来说,更多的细分工业行业属于竞争性部门,它们会因为成本上升过快而失去竞争力,只有能够将房地产通过加成定价的方式进行转移的垄断型企业可以规避房地产上升的不利影响.二是与服务业企业相比,工业厂商的用地规模较大,土地投入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高,因此,城市房地产快速上涨对工业厂商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三是房地产上升意味着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如果上升的生活成本不能被城市的外部经济收益所弥补,劳动力就会选择退出.特别是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的中低端劳动力对抗生活成本上升的能力较低,他们更容易因为房地产上升从城市撤出.与服务业部门相比,制造业厂商需要雇佣大量的中低端劳动力,生活成本的上升限制了城市这部分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这进一步加重了制造业厂商的困难.因此,在房地产过快上涨的情况下,城市工业部门产出相对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势必会下降,产业结构会出现“去工业化”现象.（4）在第Ⅳ象限,在城市规模仍然较小、经济集聚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房地产上升过快,导致标准化、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厂商和中低端劳动力均难以在城市生存,城市制造业衰退；而由于小城市的市场潜力有限,服务业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就会引发产业的空心化现象.
以上四种情形,从静态来说可以视为不同城市化制度安排下城市产业结构存在的四种模式：第Ⅰ、Ⅱ象限是标准城市经济理论所揭示的两种模式,其中,第Ⅰ象限代表了小城市专业化生产模式,即小城市专业化于标准化制造业发展；第Ⅱ象限代表了大城市多元化生产模式,即大城市成功实现了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第Ⅲ、Ⅳ象限则反映了城市产业结构演化对标准经济理论的偏离,直观地刻画了两种城市“去工业化”现象.其中,第Ⅲ象限代表大城市过度服务化发展模式,城市制造业衰退,而以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为代表的服务业膨胀；第Ⅳ象限代表小城市产业空心化发展模式,小城市服务业畸形发展,工业化进程受阻.此外,从动态视角来看,图1描绘了不同城市化制度安排下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的不同路径：Ⅰ→Ⅱ的变动是标准经济理论所阐述的城市产业结构演化路径,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产业结构成功实现了优化升级.而Ⅰ→Ⅲ（大城市过度服务化）和Ⅰ→Ⅳ（小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变动是加入了制度变量后城市产业结构的演化路径,这两种路径均具有较强的“去工业化”倾向.
三、土地财政影响城市产业结构的机制分析
在我国,城市房地产会受到市场机制和政府协调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大量集中导致房地产需求膨胀,形成了推动房地产上涨的力量.另一方面,房地产还会受与城市化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影响,特别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城市房地产的影响尤为巨大⑧.“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管理权而进行的相关财政收支和利益分配活动,即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相关行业税费和土地抵押融资三种方式获取财政收益,扩大本级财政支出能力.“土地财政”的形成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影响的结果,它主要通过影响房地产来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造成影响⑨.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和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大,地方政府有极强的动机推动并维持城市房地产的上涨,导致城市产业结构沿着图1中的Ⅰ→Ⅲ（大城市过度服务化）和Ⅰ→Ⅳ（小城市产业空心化）演变,从而可能引发我国城市的“去工业化”现象.
1. 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要分析土地财政、房地产与城市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城市经济系统中存在劳动力、地方政府、制造业和房地产厂商四个行为主体,它们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
（1）劳动力.劳动力是典型的消费者,追求个人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假设其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其消费决策问题为：
根据式（13）的结果可知 Ug/ph>0,即城市房地产越高,地方政府的效用水平也越大,因此,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城市房地产上涨的内在激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具体如下：第一,为了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有极强动力推动房地产上涨.自1994 年以来,我国全面推广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改革,并实行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的实施使得政府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日渐上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在财权上移的同时,地方政府的事权并未相应地减少,反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迅速增大.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财政支出压力,在预算内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地方政府便把扩大预算外收入规模作为缓解财政压力和弥补财政缺口的重要途径.由于分税制改革并未涉及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上级政府一般不对预算外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进行干预,更谈不上对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这就为各地方政府将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作为财政增长重点创设了制度空间.而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以国有土地管理者的身份,将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时向其一次性收取的全部价款,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预算外资金而存在,地方政府对其有足够的自主支配和使用权,因此,地方政府有较强的激励努力扩大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扩大土地出让收入：一是提高土地供应数量；二是推高房地产.但我国一直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且绝大部分土地是农用地,由于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我国建设用地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很难通过提高供地数量来扩大土地出让收入.因此,为了在资源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不得不竭力推动房地产上涨.第二,为了扩大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税费收入,地方政府也有较强动力推动房地产上涨,以扩大税基.分税制的实施使得税收收入分配明显向倾斜,导致房地产相关行业税费成为地方政府继土地出让收入之后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按照我国目前的税制,房地产业链条中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建设施工、房地产转让和保有等环节共涉及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11个税种.而根据分税制制度设计,除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和地方分享外,其余税种收入均归地方政府所有.此外,与房地产相关的行政性收费主要有三类：一是国土管理部门的收费,包括耕地开垦费、管理费、房屋拆迁费、拆抵指标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二是财政部门的收费,包括土地使用费、土地租金.三是其他部门的收费,包括农业、房产、水利、交通、邮电、文物、人防、林业等部门,这些部门也在土地征用、出让和房产交易过程中收取相关费用.这些收费不仅数额较大,而且名目庞杂,收入和支出的透明度较低,是地方政府偏爱的收入来源.第三,地方政府为了利用扩大土地抵押融资规模,也有动力推动房地产的上涨.根据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向银行借贷,为了规避法律规定,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土地储备中心、城投公司,或借助各类产业园区实体平台,以土地为抵押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信贷融资,用以弥补财政支出缺口和扩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随着土地供应招拍挂制度的改革,通过土地储备进行抵押融资已成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而在土地面积既定的前提下,土地融资的规模取决于地价水平的高低,因此,为了扩大土地抵押融资规模,地方政府便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地价上涨,形成土地出让收入和抵押融资相互推高的累积循环效应.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以储备土地作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后,一方面将贷款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将资金投入到土地征收和开发上,用于征地补偿和所谓的“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等活动,而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都会导致地价的上涨,从而有助于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和抵押贷款.
（3）制造业厂商.制造业厂商选择利润最大化目标,即：
四、实证分析
1. 计量模型设置与变量选取
本文要检验的核心命题是,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会引发城市房地产上涨,并进而对城市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不利的影响,导致我国城市的“去工业化”现象.因此,本文首先检验土地财政是否会引发城市房地产上涨,其次检验房地产上涨对城市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为此,我们设置了以下两个方程来实证检验土地财政是否会导致城市的“去工业化”：
其中,变量HP表示城市的平均房价；Y表示城市产业结构,X表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水平,即地方财政对土地相关收入的依赖程度；Z为影响城市房价的其他控制变量；W为影响城市产业结构的其它控制变量；ε和μ表示残差项.下标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k表示控制变量的数量.
在方程（1）中,因变量（HP）为城市商品房平均销售.在土地财政变量（LR）的选取方面,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无法掌握各城市预算内以及预算外财政收入总额及分项目情况,因而无法获得各地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税费收入,以及土地抵押融资的数额.为此,我们将土地财政变量（LR）设定为土地出让金收入与GDP的比值,这一指标越高说明地方政府越依赖于土地财政.根据本文的理论模型,我们预期它与城市的房地产正向关.在控制变量方面,我们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共选择了四个影响房地产的控制变量.衡量需求因素的变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一是城市人口数量（POP）,用城市常住人口指标加以衡量.一般来说,城市人口越多,对房屋的潜在需求就越大,因此,我们预期它与城市房价正相关.二是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DI）,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的实际支付能力越强,因此,变量DI应与HP正相关.三是房地产的滞后项（HP-lag）.房地产不仅仅是一般消费品,它还可以作为投资品,投资需求对房地产也具有重要影响.这种投资需求通常会受到预期的影响,如果房价呈现出上涨趋势,投资需求就会因为涨价预期而增加；反之,如果房价出现下跌态势,房产投资需求就会因为降价预期而减少.为了衡量投资需求对房地产的影响,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引入房价的滞后项,并期望它与当期房价存在正相关关系.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住房供给的数量（CA）是最重要的因素,本文用住房的竣工面积来加以衡量.住房竣工面积越大表示住房的市场供给越多,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房屋将下降,因此,我们期望其与城市房价负相关.各变量的含义如表1所示.
在方程（2）中,我们用城市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来衡量城市产业结构变量IS.本文主要分析城市拥挤成本和集聚经济两种力量对比对城市产业结构所施加的影响.在拥挤成本方面,我们用HP来衡量城市非贸易品成本,根据本文的理论假设,我们期望它与城市产业结构变量IS负相关.在控制变量方面,我们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W）来衡量城市劳动力成本.同时,我们还选取了6个反映城市规模和集聚经济效益的变量,具体包括：城市人口密度（DEN）,用城市常住人口除以建成区面积而得；人均实有道路面积（RD）；公共交通服务水平（BUS）,用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表示；人力资本集中度（HUM）,用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学生数来表示；教育服务水平（EDU）,用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与在校生数之比来表示；医疗卫生服务（MED）,用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的数量来表示.由于上述6个城市集聚经济变量既有助于制造业的发展,也对服务业发展有利,因此它们与城市产业结构变量IS的关系有待检验.
2. 计量分析结果报告
本文选取了35个大中城市样本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到35个大中城市之间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在计量方法上,我们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FE Model）来处理1999—2011年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在下表2中,FE（1）主要观察城市房价是否与土地财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结果证实了这种关系.FE（2）我们将房价的滞后项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放入到回归模型中,除了房价的滞后项以外,
我们将其他几个控制变量均视为外生的.同样,下表3中我们先检验房价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然后逐步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得到FE（3）、FE（4）、FE（5）.通过比较5个方程的结果,我们发现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上稳定,可以作为实证分析的依据.
从表2可以看出,计量回归结果基本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土地财政变量LR的系数为正,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推高城市房价的重要因素.同时,市场需求力量对城市房价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城市人口数量POP和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变量DI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对房价上涨具有较大的正向推动作用.反映市场预期的城市房价滞后项HP-lag的系数也为正,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投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房价上涨.此外,反映住房市场供给规模的房屋竣工面积变量CA的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住房供给水平对城市房价具有明显的负向抑制作用.
从表3可以看出,计量分析的结果也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在3个方程中,我们的关键解释变量城市商品房平均销售HP的系数均为负,而且都在0.0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房价与被解释变量IS之间存在着稳定而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房地产的上涨会导致工业产出的相对比重下降,从而引发城市的“去工业化”现象.将这一回归结果与表1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土地财政推高城市房价,并进而引发城市“去工业化”的作用机制.此外,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城市产业结构的滞后项IS_lag在3个方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上一期产业结构变量对城市当期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变量W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职工平均工资变量与城市产业结构变量IS正相关,这就与一般的理论预期相反.一般来说,工资水平上升降低了工业企业的营利能力,并诱发工业企业从城市撤出,从而降低城市工业的产出比重.反映城市集聚经济的6个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但除了反映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的变量MED以外,其他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们的检验没有证实城市集聚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城市集聚效应无关.因此,从总体上看,基于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基本上可以支持我们的推论,即土地财政通过推高城市房价引发了城市的“去工业化”进程.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有可能导致城市产业结构的演变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期路径,导致大城市过度服务化和小城市产业空心化两种不利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去工业化”现象.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揭示了土地财政、房价上涨和城市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验证了土地财政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所造成的扭曲.事实上,在本文所讨论的作用机制之外,土地财政至少还会通过两个途径对城市产业结构造成扭曲性影响：其一,土地财政的扩大使得地方政府掌握大量预算外资金,这部分资金的实际投向会对地方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将土地财政的大部分收入投向了土地收储、土地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刺激了房地产、建筑业的繁荣,从而带动了建材、塑料、五金、电器等相关低端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了挤出效应.其二,伴随着土地财政的房地产上涨,推高了资本租用和重置成本,导致厂商减少存量资本和流量资本,工业部门的投资减少,产出下降.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了减轻土地财政对城市产业结构的扭曲,缓解城市“去工业化”对产业升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改革：
第一,推进各级地方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随着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我国应建立以提高人民群众真实福利水平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促使各级政府从重视经济的增长转向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实现包容性增长,扭转地方政府基于财政利益和 GDP 目标而形成的“经营城市和经营土地”的冲动.
第二,建立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各级地方政府所要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势必会进一步增加.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省以及省以下多级财政分权体制,省、市、县（区、市）各级政府应分别有税基稳定的税种作为其主要财政来源,并通过转移支付体系,确保地方政府的财力与支出责任处于均衡状态.
第三,建立完善房产税征收和管理体系.房产税具有税源稳定、征收成本低和不易转嫁等特点,在未来可以替代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从而引导各地政府把注意力从经营土地转到优化本地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上来.
第四,规范和扩大地方政府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债权.应允许条件许可的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债发行权,通过合理设置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公债,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收支行为,合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土地融资所引发的地方债务膨胀、债务隐性化等问题.第一,推进各级地方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第五,完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阻断地方政府的卖地取财机制.进一步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保证农村集体土地拥有与国有土地平等的财产权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直接参与一级市场谈判,限制地方政府征地的权力范围,削弱地方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经营者的角色.同时,重新制订征地补偿标准,改变土地出让收入一次性收取的方法,并将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与土地用途转变所产生的级差收益挂钩,降低地方政府征地的收益.
注释：
①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文献,拥挤成本通常包括土地、房屋和水电等非贸易品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企业之间市场竞争强度加大而导致的营利水平下降,本文则主要关注土地、房屋的影响.
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鬼城”频现或许正是这一“去工业化”进程的真实写照.据新浪财经网报道,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或者地区被贴上“鬼城”的标签.据《国际金融报》记者初步统计,目前,被外界称之为“鬼城”的地方已近40处,几乎遍布半个中国.
③ 陶然、袁飞、曹广忠：《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1999—2003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7年第10期.
④ 杜雪君、黄忠华、吴次芳：《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财贸经济》2009年第1期.
⑤ 吕炜、许宏伟：《土地财政的经济影响及其后续风险应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6期.
⑥ 黄少安、陈斌开、刘姿彤：《“租税替代”、财政收入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
⑦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⑧ 在我国,城市化相关制度安排包括与土地城市化相关的土地利用制度,人口城市化相关的户籍、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制度,以及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的财政制度等.本文集中关注的土地财政就是城市公共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⑨ 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财政分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土地储备制度、政府绩效考评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监督机制等,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作者简介：赵祥,男,1971年生,安徽天长人,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部教授,广东广州,510053；谭锐,男,1983年生,广西南宁人,管理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广东广州,510641.
（责任编辑 陈孝兵）
此文点评:上文是一篇关于工业化和土地财政和城市方面的财政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财政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侧的财政困境与
摘要在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与土地资源瓶颈的双重约束之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逐渐减少,出现难以应对新增公共建设支出需要、无法充分以土地财政收益弥补资金缺口……问题 为走出困境并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变迁
摘 要十八大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重点 城市社区最为整个社会的根基,是社会治理不可忽视且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了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变迁,对今后我国.
去工业化的工业建筑设计
王大鹏一、缘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城市带来的舒适与便利,但是也面临着诸如雾霾、内涝、垃圾、拥堵……城市问题 前些年全国针对垃圾要不要焚烧进行了大讨论,正反两方的观点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