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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方面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型和型矛盾的特征与治理之道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小康社会论文写作 时间: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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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小康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建成小康社会论文200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社会心理学论文和谐社会论文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方位变迁,导致社会矛盾存在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需求内涵发生双重维度深刻变化.由此影响社会矛盾客观条件从温饱社会的生存型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型阶段过渡,以及人的主观需求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层次提升双重聚焦,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关键区分维度.以此为分析视角,可以看出在时间维度上形成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中矛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压缩性”风险胶囊;矛盾空间维度上呈现出生存型矛盾的局部短板与发展型矛盾主体地位凸显并存的矛盾格局;矛盾关联性上表现为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共生性”状态.要根据这些阶段性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治理方略.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存型矛盾;发展型矛盾;创新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9-002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矛盾‘微治理’研究”(17BKS075);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河南省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新特征及应对研究”(2016-YYZD-05).

作者简介:谢海军(1968-),男,河南孟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矛盾与冲突治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对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攻坚和收官阶段,从温饱社会阶段经过初步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递进,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方位发生变迁,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从温饱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性特征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存在的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需求内涵双重维度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由此带来中国社会矛盾整体性特征发生较大的变化,科学分析和研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社会矛盾新变化与新特征,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凸显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社会矛盾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内涵变化的双重聚焦点

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同时,又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态发展阶段型特征.“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1]动态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也有多种视角,其中,以“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范畴来观察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变化有三个优点:一是可以从动态而不是静态上观察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阶段性特征.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是一种从衣食住行等物质性矛盾向发展权利为主要内涵的矛盾上升阶段的动态演进;二是从整体上观察社会矛盾新变化.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并非从矛盾主体、客体、手段、后果等单向度观察社会矛盾,而是具有矛盾整体性的论断;三是实现矛盾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有机统一.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既从矛盾存在的客观条件揭示其变化,又从矛盾存在的主观条件上诠释其变化,从而实现矛盾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变化的统一.

(一)矛盾客观条件从温饱社会的生存型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型阶段演进

从矛盾存在客观条件看,“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最顶层设计和最主要的衡量维度.温饱社会、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衡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最客观、最全面的角度.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分析,尽管还存在着少部分贫困人口,但我国总体上于1990年和2000年分别实现温饱社会和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又经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从整体上呈现出与温饱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的新的发展特征.根据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客观条件的主要特征,结合判断指标的代表性、指标的可测性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迟福林等学者把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5个指标作为判断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型的标准.[2]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区分改革开放以来衡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全局性、基础性和关键性的维度是生存型阶段与发展型阶段的维度.从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看,生存型阶段与实现温饱社会阶段相吻合,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整体进入小康社会,这与发展型阶段的特征指标相吻合.因此,从矛盾变化存在的客观条件的最大变量看,我国整体上已经从温饱社会的生存型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型阶段迈进,贫困地区的生存型矛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局部短板,但发展型阶段的特征日渐凸显,发展型矛盾成为矛盾主体.从温饱社会生存型发展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型阶段迈进,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

(二)矛盾主观条件从温饱社会生存型需求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型需求提升

与社会矛盾变化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人的需求内涵的变化.人是社会矛盾变化的承担者与推动者,人的需求变化是导致社会矛盾变化的内在动因.与社会发展阶段客观条件变化相联系的是人们主观需求的变化,人民需求内涵最大的变化是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转变.温饱社会阶段人民最大需求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状态的生存型需求,以生存型需求为内涵的物质利益矛盾是温饱阶段社会矛盾最主要的主观表现形式.人的需求内涵是分层次的,随着基本生存型需求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向更高层次迈进.“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3]恩格斯把人的需求划分三个层次,即生存需求、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三个层面.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感情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尽管他们关于人的需求层次划分有所差异,但都体现了“需求上升规律”.在温饱阶段,人们需求简单化且集中于低层次物质需求的满足,随着发展型阶段的到来,人们需求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在增加.“从原来以满足人自身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4]

现实调查的数据也印证了人们从温饱社会的生存型需求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型需求内涵的转变.通过对2012—2016年民众对热点问题的调查数据梳理分析,民众每年最关心的前五位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食品安全、医疗改革、教育公平、干部作风等方面.这些问题既包括生存型需求,也包含着发展型需求,但更多的是发展型需求,如、食品安全、医疗改革、教育公平、干部作风等,这些发展型矛盾有的属于公平正义需求,如教育公平、医疗改革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有的属于政治参与的需求,如、干部作风,主要是政治参与中民众监督政府的需求.除此之外,调查数据显示有些需求是民众生存型需求与发展型需求的混合体,如社会保障,既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兜底性生存型需求,也有行政事业退休职工与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公平性问题;居民收入问题既有贫困地区的实现温饱问题,也包含着城乡、区域、群体和行业收入不公问题,前者属于生存型需求,后者属于发展型需求.总体来看,从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型阶段迈进后,人们需求的广度和深度在发生变化,需求的广度变化体现在生存型需求的人数在减少,发展型需求的人数在急剧增加;从需求的深度看,人们从过去基本的衣食住行生存型需求,向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生态需求等方面扩展,特别是集中于政治参与需求、文化多样性需求、生态安全需求、社会和谐需求、公平正义需求等发展权利内涵.

依据影响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双向维度的变化可知,一方面,从影响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客观条件看,我国从温饱型社会发展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转变中,整体已经跳出衣食住行基本生存型发展阶段,步入更高层次的“五位一体”布局发展型阶段.另一方面,从影响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人们主观需求内涵看,我国人民已经从总体上满足衣食住行基本生存型需求,向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文化多样性、社会和谐、良好生态环境、公平正义等发展型需求转变.影响社会矛盾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双向维度聚焦于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类型区分.因此,从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矛盾维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矛盾新变化,更贴近中国现代化客观变动的阶段性动态实际,更符合中国人观需求的层次变动,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的统一,为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新变化和新特征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二、社会矛盾呈现出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风险叠加性特征

我国社会矛盾整体呈现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双重叠加性的特征.从矛盾时间维度分析,西方内源性现代化国家数百年的发展道路中次第展开的各种矛盾,在中国被压缩到100年的时空中,形成矛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风险压缩性胶囊.从矛盾存在的空间维度分析,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我国既存在着贫困地区整体攻坚脱贫的生存型矛盾,又存在着其他地区再发展中的发展型矛盾,两种类型社会矛盾共存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进程中.从矛盾的关联度上,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出现矛盾“共生性”状态,即同一种矛盾中混合着生存型与发展型的次生型矛盾.

(一)矛盾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压缩性”风险胶囊

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属于外源后发型、赶超型发展战略.这种赶超型发展战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在数百年的时间维度逐次推进,需要采取赶超型的非常规手段在有限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赶超型发展战略自改革开放后最终确立为“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即在建国100周年时实现现代化.

这种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利用后发优势,在经济高速发展且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同时,带来风险积累和矛盾叠加效应,即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矛盾、工业社会进程化的矛盾以及信息社会矛盾三种类型的矛盾压缩在一起.而西方社会三种类型社会矛盾是在内生性动力推动下逐步展开的,现代化起飞阶段处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生的矛盾,现代化推进阶段处理工业社会发展的矛盾,现代化成熟后,处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矛盾,形成在不同发展阶段处理不同类型矛盾的逐次、有序推进过程.“内源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的过程.经济与政治权势的转移是非常缓慢的,变革引起的社会矛盾与动荡也是逐次展开的.”[5]132特别是“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提出后,生存型阶段,即实现温饱社会阶段被压缩在10年左右的第一步走发展战略中完成.由于我国发展不平衡性及生存型矛盾的“反复”性,一些地区和群体的生存型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长期的解决,整体就进入全面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同时超前性地遇到信息社会网络虚拟矛盾的挑战,三种不同类型矛盾叠加在一起,导致原来次第解决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共存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历史方位中,形成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状态.“历时性”就是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情况(过去—现在—将来);而共时性,就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矛盾历时性与共时性问题,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从矛盾时间维度的纵向时态看,部分贫困型矛盾被延续到小康社会阶段解决,过去时的生存型矛盾与现在时的发展型矛盾交织在一起,同时遭遇后现代化阶段信息社会的虚拟社会矛盾.从矛盾横向关系看,一个具体矛盾中,既存在着生存型社会矛盾又有发展型社会矛盾,还有后现代社会矛盾,三种社会矛盾共存于同一时间段.

首先,“历时性”与“共时性”体现于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错位表现.错位表现本该是在实现温饱阶段解决的生存型矛盾,却迟滞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进行攻坚解决,如此造成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错位共存局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201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年的7017万减少到5575万,减少1442万人(比上年多减2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6]除此之外,由生存型阶段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如社会保障问题中的低保、社会救助等问题,由于现代化发展战略时间的压缩,被错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型阶段,形成生存型矛盾的“历时性”与发展型矛盾的“共时性”并存的状态.

其次,“历时性”与“共时性”体现于虚拟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越位表现.越位表现是指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工业社会矛盾,又超前遇到后现代信息社会中的虚拟社会矛盾,形成虚拟社会矛盾与工业社会矛盾的越位叠加状态.当我国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阶段,并向工业化中后期高收入阶段推进时,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矛盾凸显期”,又遇到后现代化阶段信息社会虚拟矛盾,而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的先例.网络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放大、助推、助燃,使矛盾的扩散、叠加、衍生、变异等风险前所未有.当前,我国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网络件、现实件频发就是工业化矛盾“凸显期”遭遇虚拟矛盾的双重叠加效应.

然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压缩性”风险胶囊表现为,农业社会矛盾、工业社会矛盾与信息社会矛盾,在错位与越位中形成三种类型矛盾风险叠加效应.外源现代化的“外部因素的作用超过内部因素,各种社会矛盾的动荡发生是集中的、急速的、大幅度的”.[5]132农业社会矛盾、工业社会矛盾和信息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不同文明阶段社会矛盾的复合体.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在农村依旧存在,如宅基地纠纷、邻里矛盾、农村土地流转和承包、家族矛盾;工业化社会的矛盾激增,如城镇化的征地拆迁、农民工欠薪、环境污染、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矛盾、公共设施的邻避冲突等;信息社会中新型社会矛盾凸显,如网络虚拟矛盾、价值性冲突、风险社会等.三种矛盾风险叠加效应,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从未遇到的,“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7]

此外,我国现有的许多社会矛盾是过去“历时性”的生存型矛盾拖延不决导致的,如今其发展为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共时性”混合体,使本应该付出较少成本的矛盾解决难度愈来愈大,产生许多信访等矛盾“历史遗留问题”.过去温饱社会阶段出现的大量生存型社会矛盾,由于诉求渠道不畅通及化解矛盾绩效的有限性等原因,导致一些温饱阶段的生存型社会矛盾,推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来解决,原来单纯的生存型矛盾,又夹杂着发展型矛盾,处置矛盾的复杂性和难度加大.目前,我国许多信访问题中的疑难案件就是由此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历史遗留问题.例如,我国20世纪中期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监督机制不完善,一些下岗职工补偿、养老、医疗等保险缴纳不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型经济利益问题,衍生出非经济利益要求,如政府解决就业、提高个人社会保障等不合理要求,导致矛盾解决难度愈来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其它因素的加入,会使得看似简单的矛盾化解和问题处理变得越来越困难.时间变量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党政班子的变动、政策的变化以及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这些都变化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就会越来越高,甚至到了无从化解的地步.”[8]

(二)空间维度上呈现生存型矛盾的局部短板与发展型矛盾主体地位凸显并存的矛盾格局

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大的不平衡性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城乡、区域的不平衡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反映在社会矛盾中表现为贫困地区的生存型矛盾与较为富裕地区的发展型矛盾并存,尽管城市、东部地区也存在着贫困人口,也有生存型社会矛盾,但从贫困人口分布的绝对数量、连片性和贫困程度看,生存型人口及生存型矛盾,在中、西农村地区占绝大多数,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区域差别表现最为突出.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我国社会矛盾,既面临着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生存型矛盾,又有较发达地区解决发展问题的发展型矛盾,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国社会矛盾的复合性特征.

当前我国贫困地区生存型矛盾突出表现为围绕着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不足产生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及家庭收入低下引发的经济贫困问题;二是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及服务不均衡带来的民生问题;三是生存型矛盾衍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如贫困地区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扶贫资金分配不均问题,农村低保、救助确认不合理问题,土地流转经济纠纷、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问题,产业转移中环境污染问题,留守儿童关爱问题,留守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等.

我国发展型矛盾是在生存型矛盾解决以后人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其矛盾的类型和内涵更为广泛和深刻:一是从矛盾的价值取向看,发展型矛盾超越生存型经济矛盾的具体形式,上升为民众对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追求,不公平感等价值型矛盾出现.二是经济利益矛盾仍然居高不下,但经济利益矛盾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利益矛盾更多是围绕追求富裕生活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补偿问题、非法集资、养老金均等化等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公共服务不足引发的民生问题快速上升.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特征之一,就是个人产品短缺被公共服务产品短缺所取代,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是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需求之间矛盾凸显,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多发、频发,具体表现为医闹、业主与开发商纠纷、业主与物业纠纷、企业缴纳“五险一金”问题.2016年人民网“调查”显示:“社会保障居选项热点排行榜首位,居民收入、医疗改革、打虎拍蝇和教育公平分列第二至第五.”[9]四是新型社会矛盾增多.包括涉法涉诉问题、司法不公问题、腐败及政府不作为问题、环境污染及保护问题、网络舆情疏导、社会心态失衡问题.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中心发布的《北京市社会矛盾指数研究情况与社会矛盾发生趋势预测年度报告(2015)》显示,“公共安全、住房和医疗矛盾突出,教育矛盾提升最快,居民对贪腐、物价上涨和官员履职的不满情绪集中.”[10]

这两种社会类型矛盾共存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方位中,从矛盾总体发展态势和格局看,生存型矛盾的范围在减少,发展型矛盾的压力在上升,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但从矛盾解决的时间维度看,生存型矛盾是必须限时解决的矛盾,属于攻坚克难的硬骨头,发展型矛盾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地解决.两种矛盾虽有经济利益矛盾的相同点,但更多是不同类型矛盾的特殊性,还有两种矛盾的连带性和关联性.

(三)矛盾关联性上表现为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共生性”状态

我国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风险叠加性,还表现为同一种矛盾的“共生性”现象.“共生性”原指不同矿物质存在于同一种矿产品中,矛盾“共生性”指不同类型矛盾共存于某一种矛盾之中.这与中国赶超型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压缩性”风险胶囊有直接的关联度.当现代化发展阶段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段内,现代化不同阶段就不能走完相对独立的分阶段,形成一种混合体,例如现代化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发展边界并不清晰,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矛盾还没有处理完,就快速进入向成熟阶段推进阶段,导致不同阶段的矛盾以一种矛盾“共生性”的状态存在.

不同矛盾类型的“共生性”状态,表现为一种矛盾中包含着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要素.社会保障领域的矛盾,既有低保、救助等不到位的生存型社会矛盾,也有企业与事业、机关退休养老金差距过大不公平的发展型矛盾,还有贪污、挪用、侵占低保救助资金的贪污腐败和干部作风问题.在环境污染冲突中,既有农村地区因为企业污染土地、水源等导致的危及生命健康的底线矛盾,又有城市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PX项目等导致环境潜在风险的邻避型冲突.前者水源、土地环境污染直接导致威胁利益受损主体的基本生存状态的矛盾,后者是为改善环境状况导致的发展型社会冲突.在收入分配矛盾中,既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下,不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正常的收入差距,还有权力寻租导致的分配不公,以及公共政策缺陷导致的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不公平问题.在征地拆迁矛盾中,既有补偿不到位导致的拆迁户利益受损的生存型矛盾,也有少数“钉子户”漫天要价寻求超额利益的发展型矛盾.在劳资冲突中,既有农民工欠薪导致的生存型问题,也有企业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等权益而进行的罢工等活动,后者属于发展型社会矛盾.

与矛盾“共生性”的“自在”状态相对应,矛盾主体进行的相应抗争手段也处于“共生性”的“自为”状态.抗争方式的“共生性”表现为抗争主体在同一类型矛盾抗争方式上使用不同的抗争手段.我国抗争手段的“共生性”体现为同一类型矛盾中通常的三种抗争手段,一是游行、,甚至暴力冲突的打、砸、抢、烧等制度外手段;二是踩线而不越线的灰色手段,如各地为抗争PX项目等,采取的集体散步等手段;三是制度内的信访、司法诉讼等手段.目前,同一种类型社会矛盾抗争中,民众也分类运用不同手段,例如,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居高不下的征地拆迁矛盾,既有部分利益受损主体为争取合理补偿的信访、司法诉讼等抗争方式,又有少数人为争取特殊利益的谋利性和要挟性,还有为了寻求利益补偿而采取的游行、围堵政府等非法手段.这导致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

三、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治理路径

(一)整体性治理: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差异性下的趋同性治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矛盾要素的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矛盾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等特点增强,过去的单兵突进和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难以奏效,需要根据矛盾内在关联性变化,增强矛盾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治理统一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中.

首先,从矛盾对立性上分析,趋同性治理的前提是客观承认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差异性.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整体性治理,不是矛盾同步化解和矛盾趋同发展,而是在承认两种不同类型矛盾差异背景下,逐步缩小两个发展阶段中矛盾内涵的差距,实现矛盾趋同性发展.我们要承认历史、地理、资源、体制等原因造成的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差异性,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区域发展历史的、客观的不平衡性造成的,前者处于温饱发展阶段的过去时,后者处于已经实现小康社会的现在时,人为拉平生存型与发展型阶段加以同步运行,实现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同步发展是不现实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差距较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不可能是‘同一水平小康’,各省区市甚至各市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届时都同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也不现实.”[11]

其次,从矛盾统一性上分析,随着我国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迈进,逐步缩小区域、领域、人口之间两种矛盾类型的差别,将更加注重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趋同性治理.随着我国从温饱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迈进,我国发展战略需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差异性发展战略,转向在“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的趋同性发展战略,重拾提出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趋同性治理的关键在“全面”,即覆盖的领域要全面,覆盖的人口要全面,覆盖的区域要全面.到2020年逐步在区域、人口、领域消除贫困地区生存型发展阶段及其矛盾,跨入整体性发展型矛盾发展阶段,此后逐步缩小发展型阶段的水平、内涵差异,到“两个一百年”现代化目标实现时,实现城乡、区域、阶层发展型阶段内涵的趋同性发展.

(二)分类治理: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的精细化治理

当前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和治理需要整体性治理和精细化治理同步进行,从矛盾宏观上,根据矛盾要素关联性需要矛盾治理的整体性;从矛盾微观上,根据矛盾要素的碎片化,需要从过去的粗放化治理走向精细化治理,矛盾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维度就是在认识矛盾同一性时,进一步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对不同矛盾类型进行分类治理.

把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划分为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有助于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客观变化与人民需求的内涵变化,做出符合矛盾客体与主体相统一的划分.生存型矛盾是人的生存状态基本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其可能会对利益主体生存状态产生较为严重的潜在威胁.通过精准识别、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可实现贫困人口的整体脱贫,使其整体实现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型.对残疾、疾病等特殊人群进行“兜底性”社会保障,通过扶贫、救济、困难补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重网络,保障其最基本生存状态,可避免其因个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引起个人戾气而极端报复社会.同时,要治理生存型矛盾化解中产生的衍生性社会矛盾,在扶贫过程中,要重点治理扶贫资金分配不公平、农村贫困户和低保户确认不准确、企业污染、小官巨贪等矛盾.

发展型矛盾是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下产生的人的自身发展更高层次的矛盾,其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非生存型矛盾所能比拟,发展型矛盾治理必须在化解利益矛盾的维度下,更加关注非经济利益矛盾治理,如人的公平正义、政治参与矛盾、文化多样化需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生态环境需求等矛盾.对价值取向的矛盾,需要通过公平正义价值制度安排,化解人们不公平感等社会心理;对追求富裕型经济利益矛盾,需要通过协调、补偿机制来化解征地拆迁矛盾、企业社保类缴纳矛盾、非法集资矛盾等;针对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矛盾,需要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和利益诉求制度的供给,有效纾解参与型社会矛盾;针对医闹事件、企业社保缴纳不足、环境件等,需要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化解民生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针对腐败及政府不作为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加大腐败的标本兼治力度,构建服务型政府等体制改革,化解政府自身改革滞后带来的社会矛盾.

(三)创新性治理: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

中国治国理政新理念中,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中最根本的理念,创新不只是技术的创新,也包括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的创新.创新治理理念和模式是化解矛盾、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

要围绕从生存型阶段到发展型阶段人的主体需求内涵的变化,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客观条件的变化催生人的主体需求内涵的变化,人的主体需求内涵变化是矛盾变化最活跃的因素.围绕着人的主体需求的广度和深度的变化,需要对矛盾治理进行系统性创新,包括矛盾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环节、治理策略、治理绩效评价等.

面对生存型向发展型的阶段转变,治理理念也需从生存型矛盾阶段的管理理念向发展型矛盾阶段的治理理念转变.顺应人的自身发展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矛盾治理主体格局也应从“金字塔”型向“扁平化”格局转变,从而完善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从生存型矛盾到发展型矛盾的转变,要求在矛盾治理方式上,提升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思维和基本方式,改变过去行政、法治、民调等主次不分的局面.在矛盾治理策略上,要进行矛盾治理策略的系统性创新.在矛盾治理环节上,将矛盾治理关口前移,从矛盾源头上完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在基层矛盾发现与化解机制上,注重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在矛盾治理手段上,从矛盾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在矛盾分类处理机制上,注重诉访分离的机制完善.在矛盾治理绩效上,改变压力性维稳评价机制,注重矛盾化解机制评价作用,除注重客观指标体系之外,加大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评价指标.只有顺应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型,在矛盾治理改革方面不单兵突进,而是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集成创新,才能根本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理念和体制机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治理理念和体制机制,实现党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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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6年调查:社会保障成最热选项,五年内四次居首[EB/OL].人民网,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6/0302/02194-28164856html.

[10]北京市信访矛盾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矛盾指数研究情况与社会矛盾发生趋势预测年度报告(2015)[EB/OL].http://wwwbjrcscgovcn/simpleChinese/ndbg/c13-ar2476html.

[11]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G].北京:文献出版社,201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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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上文是关于小康社会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小康社会和发展型矛盾和中生相关小康社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之路论文化的丢失、回归和全面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壮举,其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不仅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很快就向小康社会迈进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蜕变 中国经济.

以五大理念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450046)摘要五大发展理念是以为核心的党深入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经验与教训而提出的,是新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建新功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2017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的这句平实有力地新年贺词通过电波、报纸、网络传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事实上,最近五年,在30.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 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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