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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风云中的顾骧论文参考文献：
文坛风云中的顾骧
刘锡诚
一
我和顾骧先生相识于“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的1978年.当时他就职于文艺研究院（文艺理论政策研究室）任理论组长,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当编辑.“”中被解散了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已经获准即将恢复,停刊十多年的《文艺报》也将于那一年的7月复刊.《人民文学》评论组的阎纲、吴泰昌两位同事,已经先我离开编辑部参加了《文艺报》复刊的筹备工作,评论组只剩下我一人在坚守发最后一期稿子.5月8日早上,主编张光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也一并转到《文艺报》去.当天下午,冯牧就在“”时期的长于会泳的办公室礼士胡同54号主持召开《文艺报》复刊和下半年的选题计划会.到会的有张光年、孔罗荪、胡青坡、谢永旺、阎纲、吴泰昌和我,还有顾骧.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繁缛的日程,上任不久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张光年发表致辞后,《文艺报》两主编冯牧和孔罗荪相继发言,《文艺报》就在平静中宣告复刊了.冯牧是文艺研究院的主任,在于会泳的小公馆礼士胡同54号办公,现在又兼任了《文艺报》的主编,《文艺报》编辑部没有办公的地方,只好沾冯牧的光,暂时借住在于会泳小公馆的北院（礼士胡同129号）,从此,出身于旧时士大夫书香家庭、14岁上参加了新四军的苏北文工团,读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造诣、表面儒雅而喜欢做哲理思考的顾骧,便和我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近邻,常来常往了.
紧接着,他就应邀参加了我们《文艺报》编辑部于1979年3月16日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并就人性论问题发表意见：“理论务虚会在思想战线上有很大的突破,……文艺上亟需澄清因强调阶级斗争而危害文艺的一些理论,如批人性论.‘十七年’也批过,到了‘’时代更发展了,认为人性论是文艺上修正主义的毒根,其他一些黑论点都是从人性论派生出来的.所以始终抓住人性论来批,如批无标题音乐,批《三上桃峰》,都抓住人性论来批,而且作为政治问题来批.批人性论出现的片面性对文艺的危害极大,使文艺作品不敢去描写人的感情.”（《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简报》第2期,文艺报编辑部编,1979年3月17日）
随着中国文联及（第一批）五个协会于1978年5月27日恢复工作,文艺研究院也全建制地改属于中国文联,定名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鉴于顾骧在文艺理论上的造诣和对人性论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与见解,1980年,便被贺敬之看中将其从文联研究室调到,参与起草文艺方面的文件,协助周扬同志起草文稿.作为周扬提出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的信仰者和践行者,顾骧在《晚年周扬》中记述了他协助周扬起草在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全过程,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充分融入了他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兼有工作人员和文艺理论批评家双重身份的顾骧,比起我们这些单纯当编辑的来,在文艺政策和文艺全局上能得风气之先,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刊物的常备作者之一,我们也在交往中逐渐建立起了私人间的信任和友谊.1981年,为了梳理和展示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队伍和成就,冯牧、阎纲、刘锡诚三人决定主编一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评论丛书《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在选定第一辑11位老一辈文学评论家（林默涵、张光年、胡采、萧殷、罗荪、王元化、黄秋耘、荒煤、冯牧、朱寨、洁泯）之后,把顾骧列入了10位中年文学评论家（李希凡、王春元、张炯、陈丹晨、顾骧、缪俊杰、潘旭澜、陈辽、王愚、谢冕）的约稿名单,并由我向他约稿,选录此前他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文章,集为《顾骧文学评论选》一书,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林默涵和张光年两位老评论家和老领导的评论选始终没有动手,出版社副社长袁琦提出加上湖南青年评论作者李元洛,凑成十本,我们同意了.阎纲和我是主编,丛书是我们策划和具体组稿的,我们决定不参加这套书,出版社另外给我们各出了一本：阎纲的《小说论集》、刘锡诚的《小说创作漫评》.80年代青年评论家辈出,原定他们的选集将编为第三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继续编出下去.那个时代,文学界流行着一种“评论家是作家的木耳（寄生物）”的庸俗的论调,文学评论家是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的.至于什么人够得上评论家,各家有各家的标准,顾骧以及进入《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的中老年评论家在文学评论界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是得到了我们“这一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评论丛书三位主编的认定.
1983年的秋天,我也奉周扬之命,从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调到了他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从此离开了我所喜爱的当代文学工作岗位.但我和包括顾骧在内的一些文友依然保持着昔日的友谊和交往.1984年12月,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老领导陈荒煤就邀请王春元、洁泯、丹晨、顾骧、阎纲、刘锡诚、缪俊杰、陈骏涛、王愚、白烨、范咏戈11个中年评论家到他的住处共襄盛举,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欢聚一堂,而且留下了一帧珍贵的照片,这帧照片无意中成了一个以思想解放和文学自由为共识的中年评论家圈子的历史见证.我们成了好友,王春元于1994年秋不幸早逝的噩耗,就是顾骧在夜里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和顾骧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里担任副会长,并参加了学会举办的历次研讨和交流的学术活动.我们也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评论选刊》和《中国热点文学》月刊的常务编委,每期都要聚在一起研究组稿意向和版面构成,讨论文坛创作动向,并就创作全局和优劣作品发表意见,分工撰写言论或评论文稿.（阎纲从《小说选刊》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工作了一段时间,把《评论选刊》带到了石家庄,回京后,经批准挂靠在我所任职的中国民研会,后来改为《中国热点文学》,在阎纲之外,我也忝列主编之位.）1988年8月13日,顾骧应邀去西藏讲学,给我们一信向编辑部会议请假：“锡诚、阎纲、宗蕙诸公：我明日飞拉萨,西藏文学界邀我去讲几天学,时间两周,约29日由藏返京.本月编辑部会不能参加了,向你们请假.推荐篇目附上,请阅.顾骧8月13日”199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处经会长副会长会议同意,策划并编选出版了一套《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河北教育出版社）,顾骧的《煮墨斋文钞》和笔者的《河边文谭》均纳入其中.
顾骧离休、我退休20年来,文学界老朋友们常常聚会,有了新作也互相交换.2011年8月26日为缪俊杰的散文报告集《西游漫记》出版在三里屯玫瑰餐厅举行的文学评论家朋友聚会,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文艺部、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中国作协创研室（工作后期,顾骧是创研室的副主任,直到离休）等的朋友聚在一起助阵欢宴,我曾写过一篇《我们有个玫瑰之约》,记述我们一伙在京的评论家朋友们的中心话题和边缘趣事.我偶然发现责任编辑罗静文这个有心人在这家西餐厅的一角,设立了一个作家出版社的新书陈列橱窗,摆放在这个小小的“陈列角”里的顾骧的几本著作赫然入目,我为这个发现感到高兴,于是和顾骧、罗静文一起留影作为纪念.
2014年3月我的八秩寿辰,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为我举办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庆祝活动之后,包括袁鹰夫妇、邵燕祥夫妇、杜高夫妇、谢永旺、陈丹晨、秦晋、冯立三、郭玲春等文艺评论界的老朋友们为我聚会贺寿,顾骧送来了一幅题写着“赋到沧桑文便工”的条幅,鼓励我珍惜有限的余年多多写东西贡献于社会.
……忆当年,他走得是那样突然,那样猝不及防,几天前,我们还在协和医院卫干门诊候诊室碰过面,像平常一样交谈,并没有发现在他惯有的儒雅气质和谈笑风生的神态中有什么异样,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致命的病症,谁想到2015年元旦后的第二天,他就撒手人寰西去了呢？一个几十年来始终站在文坛风云前沿、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厚实的理论功底,长期与“左倾”思潮及庸俗社会学作斗争的文艺理论家,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辞别了读者和文坛.
二
1981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作者和作品进行公开点名批判,随后十多家报刊转载,文艺界风云突变,惊恐万状,人心惶惶,以为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又要开始了.在这样的一个紧急时刻,提前结束休养,于5月17日紧急召见了、、广播局、全国文联的负责人,谈批判《苦恋》的问题.他说：“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我过去提过,（批评）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的这个谈话迅速平息了一场风波.为了把耀邦谈话的精神传达给全国人民,周扬授意顾骧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并亲笔作了修改,用“顾言”的化名,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对于传播的讲讲话精神、平息风波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发表后,顾骧给我们送来一篇文章.他在8月？（2）日给我的信里写道：
锡诚同志：
我搞的文件,拉了一个初稿.但是目前周扬同志是这样一个处境,这样一个心情,我怀疑是否还搞得下去.
与杨振宁谈话,第二点谈“文艺政策与批评”、《太阳与人》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始终不渝贯彻双百方针,说老人家就没有很好贯彻,批了不少人.粉碎“”后恢复了这个方针.这几年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胡的调子是一贯的,是温和的.
我的文章样子,今天早上贺（敬之）从一堆文件中找出,说是忘了退给你们.样子上一点改动,是我改的.他讲的两点修改意见,我不知闻（前几天我在家）.听说徐非光同志已直接给你们打了电话.请你们斟酌修改.这样,文章出来,如还有不满意见,我就说,这中间改动事我未参与.署名还用“顾言”吧.
祝好！
顾 骧
（1981年8月？日）中午
顾骧在信里对周扬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表示关切和同情,不是没有缘由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在“十七年”文艺和“新时期”文艺问题上,文艺领导核心里出现了分歧,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逐渐导致了两派的分裂.1981年1月26日,周扬在他的家里召集文艺领导核心组会时,林默涵通报了他和刘白羽两人向部长王任重提出的对周扬、陈荒煤、冯牧的批评的内容.核心组会议研究决定春节后召开文艺界骨干学习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思想一致和团结.接着,1月30日,王任重在办公会上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2月30日,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召集《文艺报》的领导干部罗荪、唐因、唐达成、谢永旺到他家里开会,研究王任重批评后《文艺报》面临的形势和编辑部的学习与改进问题.作为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周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就是顾骧信里说的周扬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文艺骨干会以的名义于2月12日召开,正式名称是“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文联及各协会、人民日报、广播局、新华社、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负责人周扬、贺敬之、夏衍、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司徒慧敏、刘白羽、张光年、陆石、吕骥、赵寻、华君武、蔡若虹、袁鹰、陈播、赵起扬、吴晓邦、徐肖冰、李连庆、赵鼎新、李英儒等120多人.由周扬作主题讲话.会议的主题是认真学习工作会议文件,实际上,则是联系文艺界实际,总结经验,以证明文艺界是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与保持了一致的.但会上出现了所谓“三四左右”之争.有的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的强调三中全会精神,应反左.形势是严峻的.这次党员文艺领导骨干会议开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开了三个多月,预定由周扬作总结报告,周扬要顾骧帮他起草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稿,并口授了提纲.（见顾骧《此情可待成追忆》,《南方文坛》1998年第4期）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特别是4月份出现了批判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的事件,不久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好的总结报告稿胎死腹中,会议没有总结,无极而终.
文艺界领导核心里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文艺报》的问题上,有的人指责《文艺报》只热心于对“左的”倾向的批判,而对右的、自由化的倾向批判不力,作协和《文艺报》领导上表现了“软弱涣散”.周扬于5月14日上午召集文艺战线的几个领导人到他家里研究《文艺报》的问题,出席的有贺敬之、张光年、陈荒煤、冯牧和孔罗荪.会后,冯牧把周扬谈话的内容及时向我们作了传达.周扬说：“今天主要研究《文艺报》的事情.这一段《文艺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表现在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上.现在要讨论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文艺报》应看作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主要刊物,所以要在刊物上看到党对文艺的声音.《文艺报》和《人民文学》都是主要刊物,工作都要改进.尽管成绩不少,但也还有缺点.过去、作协党组抓得不够.大家要同心协力办好刊物.目前,文艺界思想相当混乱,思想不一致,有些分歧不要掩盖.军报、黄钢的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矛盾的焦点在领导核心：林（默涵）、刘（白羽）、陈（荒煤）、冯（牧）.问题不在哪一个人身上.我不主张讲路线问题,但至少有两条战线,有和自由化.总而言之,还是有斗争.主要的,是要清理‘左’的倾向.两种对立观点的形成,到第四次文代会起草报告时,明朗化了.那天（指5月7日——引者）在老作家的会上,点了《文艺报》的名,不要有情绪,要能听不同意见.如何加强《文艺报》的工作,使其成为党在文艺上的代表性刊物？要把《文艺报》和党的关系搞密切,特别是和、的关系搞密切,同地方上文艺界的关系搞好,和军队老中青作家的关系搞好.要代表作家的全部,而不是代表一部分人.要消除隔阂.《文艺报》必须是整个文艺界的刊物.过去《文艺报》在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扶植中青年作家、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旗帜是鲜明的,而在对一些错误倾向的批评上,则旗帜不够鲜明.要起来斗争,对‘左’、右两种倾向,都要进行批判.现在还没有写出有分析的批判文章来.只要坐得正,就不怕人家讲.攻击《文艺报》的,不外三种情况：一是有误会；二是有成见；三是观点不同.工作搞不好,对于贯彻正确路线就显不出力量.矛盾很多,不光是默涵和白羽,也形成了三架马车.要把搞好,也要把文联各协会搞好.现在,分歧表面化了.群众已感觉到了双方的对立很厉害.必要时要妥协.要全力维护的领导,要把关系搞密切,有意见就讲出来.有人说,我对人要求不严,我是有这方面的缺点.现在只能进,不能退.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敢于斗争.对领导也应采取这种态度.对下面也不要随便批评.各省的文章和报道要多发表.要斗争,但也要有策略.《文艺报》要写个改进工作的方案,报到书记处去.有人对《文艺报》有些反映,如臧克家说,《文艺报》有个小圈子.我们确也存在着僵化的倾向,脱离群众就是僵化嘛.”
7月6日我们到听《对宣传口几位同志的谈话》的传达,耀邦同志也谈到了周扬的在文艺骨干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事,说：今年后半年做几件事？要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前段学习没有做总结,非做不行.前后两段要衔接起来.周扬的稿子要重新搞,讲大问题、新问题、主要问题.要抓（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学习,要组织宣讲.另据张光年日记载：7月6日在周扬家里开会,他提出,整风学习小结报告,组成周、贺、林、陈、张五人小组,周内谈出提纲.7月7日张光年在日里写道：赵寻传达了王任重在一个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作协评价、周扬文章、《人民日报》、《文艺报》多所指责.7月9日的日记载,张光年给周扬提意见,整风小结报告不作了,集中精力搞“新八条”（《文艺八条》）.周扬接受了脏光年的这个意见.就这样,总结报告不了了之.
顾骧信中所说的“我搞的文件”,就是指的周扬委托他帮助起草的将在“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他信里所说的贺敬之退给他的该总结报告的校样,请我们安排发表,至于作者的署名,亦如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的那篇《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署名“顾言”.他给我的文稿《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作为这期刊物的头条文章,发表在7月22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3期上,给他用了“吴言”的署名.所以用“吴言”而没有用“顾言”,在我的记忆中,是因为他在《文艺报》第5期（3月7日）上为宣传和阐释《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思想新见而写的《时代呼唤新的精神战士》的署名.
为了加强对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对、讲话精神的宣传,改进《文艺报》在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上“旗帜不够鲜明”的面貌,决定每期都要组织或自己动手写一篇个人署名的头条文章.此前,6月7日出版的第11期上,曾以“社论”的规格发表了一篇《文学艺术的新局面》,现在,听了的5月7日讲话后,响应他的号召,开始在头条的位置发表个人署名的专论.“吴言”《继往开来,奋勇前进》便是其一.作者指出：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并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文艺政策上,也作了重大调整.党的战略决策和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摆脱出来,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批判和冲破了林彪、“”制造的种种谬论和禁区,彻底*了他们强加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身上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从而大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文艺战线出现了百花盛开的初步繁荣的新局面,一大批受到读者热烈赞扬的作品,以直面人生,纵观历史的深沉思考和敏锐观察而启人深思；同时,随着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一系列适合我国发展情况的政策、方针对于社会生活的推动,许多作家也日益深入地以自己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感受,反映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各个领域中僵化与变革、前进与倒退、新与旧的尖锐斗争,各条战线通过各种艰难险阻奋发前进的新面貌,一批为现代化贡献一切,具有艰苦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都开始在作家笔下得到不同程度的生动反映.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正是由于摆脱了左倾错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贯彻和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我们才取得了这样令人鼓舞的成就.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珍视、爱护和发展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当然不容讳言,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少数违背了文艺的党性原则,脱离生活、散播虚无主义思想,甚至悲观绝望情绪的作品和言论,对此必须开展健全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和讨论,认真地加以抵制和克服,使文艺工作更健康地发展.
顾骧（吴言）这篇专稿,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了近年来文艺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繁荣局面,同时指出了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出现的一些原本可以克服的偏向和问题,强调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阐述和宣传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意见,弥补了前一段在批评《苦恋》的文章和浪潮中出现的某些批评方法简单化、用词不当等缺憾,全面地体现了5月17日谈话的精神.
在顾骧（吴言）文章发表之后,笔者以“易言”的笔名,在第16期上发表了《向作家进一言》；陈丹晨以“胡余”的笔名,在第22期上发表了《清把目光注视着今天》.这些专论短文,所以在刊物头条的位置发表,都是旨在宣传和阐释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精神.这里不妨把笔者那篇短文的写作背景简述如下：党内有些负责同志对文艺工作现状的意见很尖锐,在6月27—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有人提出了文艺问题.整个文艺形势,真有点儿山雨欲来的味道.六中全会结束后,找宣传口的几位领导同志谈下半年的工作.7月6日,我们（《人民日报》的李希凡和缪俊杰,《文艺报》是我去的）被召到去听传达.在这次谈话中提出要“向作家进一言”.
下半年做几件事？要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艺界前一段的学习还没有做总结,非做不行.前后两段,要衔接起来.周扬同志的总结稿子,要重新搞,要讲大问题、新问题、主要问题.抓《决议》的学习,要组织宣讲.文艺界要组织作家艺术家拥护决议,当然不是空洞表态.另外,还有些问题,如文艺思想怎么理解？老同志要写文章.要根据《决议》的精神,回顾文艺工作的历史.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建国以来重要的历史经验,有摆一摆的必要,“左”的要澄清.有的说法不大妥当,如十七年的文学,是否全部是反现实主义的,假大空的？文艺批评是否应一概否定？评论的问题很敏感.《苦恋》事件已经平息下来了.这件事不能不了了之.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讲,《苦恋》还是应该批评.《文艺报》先发表批《苦恋》的文章,完了再同黄钢争鸣.《人民日报》是既批“左”又批右.怎么批右？有些很不好的作品,是不是也可以在《人民日报》上批评？作家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要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多想到群众,多听群众意见.要就此向作家进一言.不一定是只写一篇文章.真正走群众路线,对作家会有所促进.讲一讲这个意见,有好处.戏剧、电影听群众的意见比较多,文学就少些.可开个座谈会,约一些群众来讲一讲.
传达之后,各与会单位的同志即席发言议论了一番.贺敬之又对耀邦的谈话作了一些解释和引申.他说,所谓“进一言”,实际上是“进两言”：深入生活,倾听意见.《人民日报》与《文艺报》要联合作战.《文艺报》副主编唐因和唐达成被指定写作《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住进了中直招待所,编辑部由我当班,所以回编辑部后,便连忙写了一篇千字短文《向作家进一言》,主要讲作家要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问题,也讲到创作中有生编硬造的倾向,作为对总书记号召的响应,放在第16期的头条位置发表.
三
顾骧（吴言）的《继往开来,奋勇前进》见刊之后,根据同志指示,由唐因和唐达成两位副主编合写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在第19期（10月7日出版）上发表,接着,唐因又以魏易的笔名,在第20期上发表一篇《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头条专论.从全国来说,《苦恋》事件就算结束了,翻篇了.《文艺报》作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主要刊物”,自然要适时地提出新的问题和观点,以起到引导全国文艺界的作用.前文说到,顾骧其人比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处理稿件的编辑更能得风气之先,能及时传达的精神,提出新的问题和观点.于是我又约他给我们再写一篇传达上级新精神和阐述新意图的短论.他也很积极配合,又于11月15日给我寄来一篇题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的稿子.附信说：
锡诚同志：
向你交卷.
这是一个急就章,也是一篇遵命文学.遵你之命,内容上是遵上峰之命.赵最近讲文艺上三个问题：一、思想战线座谈会后形势如何？有了起色.二、文艺进一步发展抓什么？抓质量.抓质量带动整个文艺工作前进.三、抓质量要解决什么问题？深入生活、学习马列,等等.我大体是按这个意思写的.写这样的东西当然无趣,是“逼”、“整”出来的.文章写的实在不像样子,还有些不大通顺的地方,任你“宰割”了.
如用,请你多加修改；如不用,则阿弥陀佛.
请你随便署一个什么名字吧.就是不要用我的賎名则成.
标题,我想了三个,供你选择：
一、努力创作 提高质量
二、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创作
三、鼓起劲来,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
文中引用的材料我都查对了,唯有一条,说乾隆写诗万首,是我印象.我家里没有书,是否请你着人查一下《清史稿》.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指导性的意见.因此,如时间来得及,请打份样子,我送贺敬之审查.
顾 骧
星期天（1981年11月15日）晚
唐因眉批：
顾文我已修改发出.排出后请送贺敬之同志审阅.
唐因 23/11
收到他的这篇稿子后,我就立即进入了编辑发稿程序,我在他提出的三个可选择的题目中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即《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并以“谷言”（与他在人民日报的文章署名“顾言”谐音）的署名,将其发在最近一期即12月7日出版的第23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谈话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为立论角度和话题,作了更细致的论述和强调.他在论述了“左”右两条战线斗争这个以前已经论述过的话题之后,着重强调地提出和论述了提高作品的质量问题：“文艺是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固然要注重质量,而精神产品尤其要讲究质量.文艺作品是人民生活的教科书.优秀的文艺作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可以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有助于树一代新风,育一代新人.……当前,之所以特别要抓一抓文艺创作的质量,还因为,从作品数量上说,以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要求,当前的作品当然并不能算多,但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思想艺术俱佳的、感人肺腑和催人猛进的优秀之作,毕竟还是占很少数.因此,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须知,衡量一个时代文艺创作水平,绝非是单看作品的数量,而主要是看创造了多少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成功的艺术形象.”“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我们追求的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典型化的生活反映与完美的艺术表现的统一.就思想、生活的内容而言,当前需要着重探讨的,是如何正确地表现我们这个伟大转折的历史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如何使我们的作品给人民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促使人们热爱生活,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发人们建设‘四化’的热情.”
顾骧（谷言）的专论意在把文艺界的注意力,从专注于对“左”和右（主要是自由化）两种倾向的批判,引导到所说的“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创作出高质量的反映大转折时代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来.
为了和顾骧（谷言）的专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两而努力》相配合,我们的副主编唐因再次以魏易的笔名写了一篇急就章《一个严肃的问题——有感于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同期发表,作为顾骧专论的补充.魏易文章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关于爱情婚姻生活的描写,也不乏成功之作,读者对此也有肯定的评价.但是,人们也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从总体上看,关于爱情婚姻的题材,在整个文学创作中似乎占有过多的比重.……这就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仿佛爱情和婚姻,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今天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了.今天,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四化而辛勤劳动、英勇奋斗,我们的生活无限广阔,我们文学的题材也无限丰富.在新与旧、善于恶的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业绩,人民的精神面貌处处闪耀着动人的光彩.对于人民大众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我们的文艺创作反映得还很不够,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声音,还远远不够高昂和强烈.过多地津津乐道于爱情的描写,就使人感到,我们的眼界还相当狭窄,我们和沸腾的现实斗争,和时代的脉搏还有着隔膜,这和我们的时代,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社会职责是很不相称的.”唐因的这篇的短文,指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种倾向,作为《文艺报》编辑部发出的声音,观点鲜明,掷地有声,没有躲躲闪闪的虚词,与顾骧的专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2016年10月10日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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