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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论文参考文献：
铅釉的概念
釉是指一种经过高温烧制,均匀地熔融在粘土制品表面的一层很薄的玻璃体物质.它具有玻璃所固有的一切物理化学性质：光滑平整,硬度大,能够抵抗酸和碱的腐蚀（氢氟酸和强碱除外）；对液体和气体均呈不渗透性.铅釉是指在釉的成分中加入铅的氧化物,利用铅的氧化物作为助熔剂,与二氧化硅作用形成硅酸铅玻璃体.由于铅成分的引入,从而降低釉的熔融温度,使得釉色晶莹明亮、呈色鲜艳,成为低温釉.
我国铅釉的起源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铅釉是受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埃及绿釉、褐釉陶器的影响.据说铅釉的发祥地是埃及与小亚细亚,在罗马帝国時代随着貿易风潮传人中国.然而据考古资料和化学分析证明,中国铅釉和地中海地区的铅釉陶器没有任何联系.铅釉陶器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中国所使用以铅为助熔剂的铅釉,和埃及以碳酸盐为助熔剂的做法不同.北非和地中海铅釉属于Pb0-BaO-Si02系统,而我国是属于PbO-A1203-Si02系统.
铅釉陶器的发现
2006年7月,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办安乐店村在旧村改造工程中发现一座古墓葬,经临淄区文物局抢救性发掘,证明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战国墓.该墓在墓室北壁中部挖有两个东西并列的壁龛,龛内各放置1件青釉壘,从而把中国铅釉的源头推向了战国.
这2件青釉晷的大小、形制相同,上有弧形盖,疊身为直口、平沿、鼓腹、圈足.弧形盖顶部列四个对称的矩尺形纽,饰三组六周凹弦纹和一周凸起的宽弦纹,宽带纹上饰浮雕的变形蟠螭纹.肩部有四个对称的虎头环耳,肩、腹部有三周凸起的宽弦纹带,其上均饰浮雕图案,肩部和下腹部宽纹带上饰浮雕的变形蟠螭纹,上腹部宽纹带上饰几何菱形卷云纹和勾连谷纹.该嚣通体施酱青釉,釉层清澈,光泽明亮,仅局部釉面零星脱落.
临淄战国墓出土的这两件铅釉陶疊,器形端庄、制作精良、釉层清澈、光泽明亮,是古代铅釉陶器中的精品,为我国铅釉陶器出现于战国时期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临淄出土的战国铅釉陶晷还具有我国古代礼器典型特征.这类具有我国古代典型礼器特征的器物在临淄战国墓葬中出现,无疑将为铅釉陶“本土起源说”提供重要例证.
铅釉陶出现的初期,品种和数量很少,早期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汉宣帝之后,铅釉的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扩展到了北起黄河,南达江南,东到山东,西至甘肃的广大地域.铅釉与早在殷商时代就出现的,以石灰石、草木灰为助熔剂的高温钙釉不同,不能完全采用地质衍变过程中产生的矿物材料或植物灰烬为原料,而必须依赖冶炼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提纯产品,也就是说,要运用铅的氧化物或它们的盐类,简单地采用天然含铅矿物是行不通的.所以,低温铅釉的出现要晚于高温钙釉.
铅釉的使用
我国古代由铅矿石生产金属铅的历史起源很早,在商周时代,我国古代工艺匠师们就对铅的冶炼及使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战国时期,当时妇女们化妆用的,其主要成分就是碱式碳酸铅.科学家分析,在先秦时期,道家在炼丹过程中,采用包括铅、石英在内的一些物质作为原料进行烧炼.这些东西混合后,在一定温度下便会熔融成玻璃状物质.古代劳动人民在冶炼和使用铅的长期实践中,把铅与砂、粘土、草木灰等含二氧化硅的物质混合,进行高温化学反应,逐渐掌握其生成物,即铅玻璃物质的形成规律及其特性,并且最终把它应用到陶器上,这就导致了铅釉的发明.
盘口、细颈、球形腹,造型饱满厚实,古朴沉稳：釉水绿中微微泛黄,釉面生坑氧化水银包浆自然,颇具沧桑美感；外口沿下、颈肩结合处及腹中上部各两周弦纹,丰富了壶体表面的变化.而对应的兽面衔环铺首配饰更增添了威仪,令人观之肃然起敬.此类器物为汉代典型器,其功能一说为酒器,一说为投壶.该壶造型、釉色、纹饰及工艺堪称汉代绿釉同类器皿中代表之作.
青铜器酒樽是我国古代较为常见和流行的一种器具,最早出现于西周,经历展,其款式变得多种多样.其做工精美,用料考究,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观赏性,盛行于秦汉.不仅可以用来盛放美酒还兼作贮存食物的盛器.这件汉代陶樽采用博山炉形盖,广口,窄方唇,筒式体.以模印花纹为饰,腹体两端凸起弦纹,并饰以虎、熊等动物图案,图案清晰精美,动物形象栩栩如生.腹部贴有对称铺首耳,器盖上部堆塑凸起山峰图案,极具立体美感.底部为三只熊形矮足,憨态可掬.
铅釉陶器的主要用途
汉代的铅釉陶多用于随葬的明器,因为低温烧制的原因,胎质疏松,免不了渗水,供日常生活用的不多.根据考古资料统计,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的武帝至宣帝期间,釉陶产量仍然不多.大约在汉宣帝以后,铅釉技术开始获得比较快的发展.这种铅釉陶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在陕西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河南等墓葬中都有较多的发现.以洛阳为例,西汉中期墓葬中发现有不少铅釉陶,器型比较规整,施釉均匀,烧造技术成熟.到了西汉晚期铅釉的使用普及到了北方黄河流域的各个地区,南方地区则到了东汉时期才开始使用铅釉工艺.
铅釉陶器的发展
汉朝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陶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崭新阶段,汉代的工匠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掌握铅釉的使用方法,并且将它应用到陶器上.汉代之前,陶器的主要审美特征是比较一致的,它多数显示出淳厚古拙、素雅沉静的风格,但是在彩色铅釉发明之后,器物出现了华美、富丽、明快、绚丽的风格特点,在陶器世界里形成了两种艺术风格、艺术情调,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交融,互相影响,构成了多彩的釉陶艺术传统.
东汉时期,铅釉的技术更加发达,铅釉陶工艺制品更加流行.东汉铅釉陶的釉色有黄、绿、褐等,以绿色居多,器型也多种多样.从陕西和河南地区出土的釉陶来看,铅釉陶的烧造工艺日趋成熟,每件器物都采用支钉装烧法,这可以从出土的器物口沿上的支钉痕迹得到证实.各地铅釉陶的大量出土,表明最迟到东汉晚期,铅釉技术已经被熟练地使用,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
汉代铅釉陶施釉的单纯性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一件器物只施一种釉,很少有两种以上釉共施在同一件器物的,其原因一方面是色釉品种有限,还难以激发人们驾驭色釉,探索多彩对比魅力的兴趣；另一方面与当时质朴的民风也有关系.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多色铅釉装饰始自南北朝时期.
铅釉陶器的色系
汉代铅釉陶艺术是中国实现大一统之后第一个文化的产物.汉代铅釉的釉色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绿色和褐色两个色系.从各博物馆的陈列品中,可以看出绿釉陶器数量最多,也最复杂.有浅绿、深绿、翠绿、黄绿、白等色.黄釉陶器也很多,有浅黄褐釉、深黄褐釉、赭褐釉,它们主要由氧化铜和氧化铁着色而成.在各种釉色的陶器中,黄釉、黄褐釉或赭褐釉釉面的光泽度相对较暗,表现为釉层薄,在红陶胎上颜色涩而不亮.绿釉陶比较凝重厚实、润泽明快.
陶灶在汉代墓葬中大量发现,但施釉者为少,而施蓝釉者极为罕见.学界认为蓝釉起始于唐代长沙窑和巩义窑.在此之前极少发现陶瓷器上施蓝色釉彩.特别是在汉代陶灶上施以蓝釉者,此件器物亦属少见.经上海捍真陶瓷科技有限公司对此件器物测定,年代可确定在公元2030年（&plun;200年）,为西汉时期器物.
红色是大自然三原色之一,是一种极难烧制成功的一种釉色.过去一直认为长沙窑是釉下铜红釉彩的发源地,时间是在晚唐至五代其间,大约为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从现在河南地区发现的汉代铜红釉器物来看,可以把铜红釉的烧制提前800年左右.早在汉代,中原一带已经出现了铜红釉的烧制技术.这两件器物经上海捍真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测定,年代距今1765年（&plun;180年）,为东汉时期器物.
铅釉陶器的“泛银”
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有的会出现一层银白色的光亮层,有人误称为“银釉”,其实是绿釉表面的沉积物引起的.绿釉主要呈色剂是铜的氧化物,在还原火焰焙烧下釉色呈绿色,但配釉的原料成分很复杂,除铜以外有铅、硅、铝、镁、钙、铁,以及微量元素银、钛、铍、砷等物质,在地下特殊的环境腐蚀下,这些物质游离出来附着在釉层表面,主要是铅的离子以金属铅的形式析出到了釉的表层,形成了银灰色的薄膜.这些沉积物能发出银色光泽,层次越多银光越强越亮.
两汉时期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各地豪门大族为加强防范,常自行兴建大型塔楼,有的高达九层.高楼的盛行,一是军事守卫的需要,便于观察敌情.同时也与汉代崇尚高台有关,汉代道学家公孙卿说过：”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故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由于东汉时期丧葬制度趋向世俗化,古典礼俗的冥器绝迹,才出现了反映贵族豪强和庄园地主生前享用的物品进行随葬.这种汉代楼阁式建筑明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风俗,再现汉代楼阁式建筑的风格和特点.
坐榻与棋案——六博俑的摆放方法
六博具有悠久的历史,是魏晋以前十分流行的一种局戏,在《论语》、《楚辞》、《战国策》、《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然而六博种类不同,形式多样,且记载模糊,这就导致了博物馆中六博俑摆放方式的不同.
河南省博物院藏的绿釉陶六博俑,红陶胎,底座与俑分模制作.座之两侧跽坐两俑对博,中间置一长方形盘局,其一边置六根长箸,另一边置方形博局,博局两边各有六枚方形棋子,中间有两枚圆“鱼”.博局与俑皆施绿釉.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藏汉绿釉六博俑,与河南省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藏六博俑形制相同.我馆认为底座是“棋案”而非“坐榻”,一是因为将陶俑放在底座上的话就没有任何空间放置棋盘了,显然“坐榻”太小；二是因为底座上有明显刻痕,痕迹大小与棋盘大小相同,很可能就是古人为了安置棋盘而画的.
北朝铅釉陶器
北朝（公元386年一公元581年）是我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
从中国陶瓷史上看,北朝时期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都出过铅釉陶器.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对北朝时期的铅釉陶器做过描述：
“北魏建国以后,北方陶瓷进入复兴时期,这时低温铅釉陶器,在北方又继续盛行,并用于宫殿建筑.这些釉陶在汉代的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在施釉方面,有些黄地上加绿彩；或在白地上加绿彩,有些黄、绿、褐三色同时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绚丽多彩的三彩陶器奠下基础.”
“铅釉陶器在北魏早期已再度流行,如大同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就出土过釉陶器物,皆为深绿色铅釉,并有莲花纹饰.到北齐时期,铅釉产品制作更精.在淄博寨里窑址中发现过不少黄釉陶片,为北朝铅釉陶器的产地,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佐证.”
这些铅黄釉陶器釉面以米为主,闪青闪绿,或闪焦黄,呈色十余种之多,极富变化.北朝铅釉陶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
河南境内出土的北朝铅釉陶器：
“河南的北朝铅釉陶器,最具代表作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几件黄釉扁壶.这些扁壶受外来风格影响,造型别致.胎质细腻,釉色呈深莹润透明.由于它制作精巧,曾经有人误认为瓷器范粹墓出土的还有绿釉、淡黄釉、及酱色釉等釉陶器,有些在淡黄釉上同时再加深黄釉和绿彩的,可以认为是唐三彩陶器的前驱,起着汉唐之间的承前启后作用”.
“在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两件四系莲瓣罐,也是北朝釉陶中的精品.在莹润的淡薄釉上,由口沿至莲瓣尖,分别直垂着六道绿釉,淋漓流动,优美柔和,它与范粹墓出土的三系绿釉莲瓣罐,形制及施釉方法非常相似”.一—见冯先铭先生主编《中国陶瓷史》
山西境内出土的北朝铅釉陶器：
“山西省发现的北朝釉陶,制作水平与河南省发现的釉陶造型、釉色、及品种都很接近.近年来发现的寿阳北齐库狄回洛墓,及祁县韩裔墓出土的铅釉陶器,都很精美,尤以黄釉莲瓣缸最佳.另有黄釉大盘,直径40厘米,连面均满釉,底部用支钉托烧,工艺水平较高.也有黄釉龙柄鸡头壶,器形与南方流进的鸡头壶相似,惟器身比较瘦长,颈部较高至于韩裔墓出土的釉陶大盘及龙柄鸡头壶,形制尺寸完全与库狄回洛墓的相同,又都是深绿色铅釉,可以推知它们是同属于一个窑场的产品”.一一冯先铭《中国陶瓷史》
河北境内出土的铅釉陶器：
“河北出土的北齐时期的铅釉陶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封氏墓群所发现的黄釉高足盘,釉色黄中闪青,晶莹如镜,造型单纯明郎,不加任何纹饰,但极有气魄和特色绿釉品种较多,有碗、杯、瓶、盒和灯等,挂釉不到底,呈深绿色.此外,在磁县也发现过北齐武平七年（576年）高润墓出土的铅釉鸡头壶和莲花罐,釉呈淡绿色,均匀润泽,形制也颇优美.”一一冯先铭《中国陶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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