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山西的文脉》之鄙见,本文是山西类论文怎么撰写和《山西的文脉》和山西的文脉类论文范文集.
山西论文参考文献：
韩石山先生是老曹非常敬重的老作家,老曹很爱看他的文章,粉他有20多年了,比粉阿城和王小波的时间都长.春节期间拜读今年《文学自由谈》第1期刊发的《山西的文脉》,喜欢之余,有几点不同看法或“敢想”,甲乙丙丁如下.
甲
山药蛋派真的是一个鄙称吗？
韩老在《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一节中说：“我曾跟马烽、西戎诸前辈,认真地说过这个话题.我说,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们也说,山药蛋这个说辞,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那些自以为洋派的人,说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说是个鄙称,相当于民间的起外号.”
在数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中,几乎都是这样介绍山药蛋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他们的作品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为山药蛋派（山西的文学刊物叫《火花》,故称之为火花派）.
老曹觉得山药蛋派这个称呼,比什么火花派、山西派,诙谐形象神似,有意思,也好记.并没有奚落的意思,更不能说是鄙称.文学界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这个“封号”,应该没有恶意.
韩老说过,赵树理是周扬树立的一个样板,甚至上升到“赵树理方向”的高度,可见当年赵树理的影响有多大.周扬还称赵树理为“当代民族语言艺术大师”,谁敢讥讽“民族语言艺术大师”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为那讥讽的不是赵树理等几位山西作家,而是挑战周扬在文坛至高无上的权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周扬作为文艺沙皇最得势的时候,文学界哪敢拿周扬树立的样板大张旗鼓地开涮？周扬怎么能容忍他人说三道四？
看看赵树理、马烽等作家,那些乡土气息的小说,说他们是山药蛋派,一点也不冤枉、也不夸张.其实,韩老起步也是写农村题材小说,只是后来韩老经过脱胎换骨地改变,依仗丰厚的学养华丽转身,脱下山药蛋派的“对襟棉袄”,换上“西服革履”.
老曹以为,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其实质一样,只是荷花淀派的称呼好听点而已,都是指不同风格的乡土文学,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是鄙称,都是鄙称.白洋淀多的是芦苇,而芦苇是用来编草席的,荷花淀派也可以叫“编草席派”.
韩老在《周文和〈吕梁英雄传〉》一节最后说：“1987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在北京成立,马烽出任会长,以倡导文学大众化的名义,写了纪念文章,深情怀念周文先生.”马烽能够出任大众文学学会会长,还不是因为他是山药蛋派的二把手,倘若赵树理活着,恐怕轮不上他.马烽也明白为何他能坐上这把交椅.马烽欣然出任会长,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不反感,或者基本认同山药蛋派这种文学流派的划分.
韩老的翻案文章,做的实在没有说服力.韩老的“奚落说”,没有事实根据.否则,山西作家早就不干了,哪会被人家讥讽几十年.“奚落说”大概是韩老一厢情愿的猜想罢了.
乙
韩老在《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老太太》一节说：“关于丁玲‘老左’的话题,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1996年,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粉碎‘’后,各行各业都是受迫害最深的人出来掌权,按文艺界的情况,理当是丁玲出来,倡导思想解放才是.事有不尽然者,一来是周扬等人仅是“”中受到迫害,本身又是政界人才,自然辨得风向,知道该何去何从；再则当时的对问题尚未全面平反,丁玲等人‘案情重大’,而平反大权操在周扬手里,实在不行了,也会拖一拖.丁玲所以会‘二次平反’,其源盖出于此.待到丁玲彻底平反出来,世事已大变,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两人既然势不两立,留给丁玲的是什么角色,就不言自明了.”
真不好意思,为分析方便,老曹把韩老的话全引了.
老曹先说丁玲是不是“老左”.看韩老的意思,既然“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那么丁玲只好当“思想僵化的领袖”,因为两人“势不两立”呀.周扬说东,丁玲必然说西.凡是周扬提倡的,丁玲就反对；凡是周扬反对的,丁玲就提倡.两人继续唱对台戏.丁玲只能是“老左”的“角色”.
这样的推论恐怕难以服众,难道丁玲的思想就不能比周扬的思想更解放一些？丁玲受迫害的时间几乎是周扬的两倍长,她比周扬有更多理由和资源解放思想.丁玲到底是不是“老左”,是自身思想认识问题,跟周扬比丁玲先出来占据“优势地位”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2017年1期《东吴学术》陈锦红的文章《丁玲平反的曲折历程》,看看丁玲是如何感恩这个、感恩那个的.一句话,丁玲当时对有些关键问题的认识,跟绝大多数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有差距的,是逆思想解放潮流而动.
其次,韩老认为丁玲平反的大权操在周扬手里,丁玲之所以会有“二次平反”也是周扬作梗.韩老这样说,实在是太高抬周扬,周扬没有那么大本事.像丁玲这样在都挂了号的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又是行政级别七级的老副部级高干,自有其通天渠道,岂是周扬能压得住.周扬确实不愿意给丁玲平反,这不假.但是丁玲彻底平反的最大障碍是那个所谓的“叛徒”或者“变节”问题.
韩老在《马烽和丁玲》一节也提到：“马烽绝不相信丁玲是叛徒.1952年夏天,他曾陪丁玲、陈明夫妇去南京参观访问.有一天,丁玲特意领上陈明和马烽,去南京郊区看了当年软禁她的那个地方.马烽的感觉是,革命队伍里,谁会拿上自己的污点给人夸耀？”马烽的判断有道理,韩老认同马烽的判断,老曹也严重同意.
但是,判断归判断,做历史问题结论需要证据.丁玲当时就处在一个既不能证明“是”,也不能证明“不是”的尴尬地步,只能先放着.这就有点像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风筝》里的郑耀先,你说你是,单线联系的陆汉卿死了,无人证明,你只能一边凉快去.
丁玲比郑耀先幸运,党内高层有识之士为她仗义执言解了围.
最后,丁玲到底是不是“老左”,从丁玲彻底平反后,欺负比她更弱小更边缘的沈从文,也能看出些许端倪.
丙
韩老在《我是怎样掉进“山药蛋”堆子里的》一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丁玲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时,办过个文学讲习所,招收解放区的年轻作家来进修.”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创作培训机构,前面居然挂着“”二字,可见当时来头有多大,上面多么重视.而且请读者注意,“招收解放区的年轻作家来进修”,不知国统区的年轻作家要不要.说到底,丁玲办文学讲习所,也是极“左”文艺路线的产物,培养出来的多数是高玉宝式的作家,老曹生活的城市就有一位,一辈子也没写出一篇像样小说.
韩老在《马烽和丁玲》中说：“周扬对丁玲发起的第一次攻击,是1955年夏天,对《文艺报》办报方针的批判.批判的内容,很快就转到丁玲办文学讲习所,说是意在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王国.”马烽当场为丁玲辩护.
丁玲是不是“培植个人势力”,韩老在《鲁迅——周文——丁玲——马烽》中,自己做了回答：“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延安办过鲁迅文学院,且以此拼凑了自己班底的周扬,胜利后一朝大权在握,忘了办学校的重要性,竟让丁玲棋先一着.未必是有意为之,起初或许仅是一种责任感,50年代初期,丁玲办了个‘文学讲习所’,到五七年反右前,接连四期,培养了一大批解放区出身的作家.这些人,有作家的一面,也有革命干部的一面,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是不易倒台的,后来大都成为各省区文艺界的铁腕人物.这样一来,当上面的丁玲一干人纷纷落马后,全国的文艺界便呈现了一种奇怪的格局,上面是周扬一派掌权,各地又多是丁玲的弟子掌权,如山西的马烽,安徽的陈登科等.”
那么,老曹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周扬通过办鲁迅文学院,拉起了自己的杆子.丁玲通过办文学讲习所,有了自家的子弟兵——丁家军.而且丁玲更加“自觉”,她“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作家,国统区的作家不是我们的人,不能用.
丁玲的“责任感”多么强烈,立场多么坚定,眼光多么远大.比周扬“深刻”得太多……
写到这里,老曹特别想请教韩老：在这个问题上,是丁玲思想有毛病,还是周扬思想有问题,老曹真的糊涂了.
丁玲至死不悟,这是公认的.周扬痛彻反思,这也是公认的.韩老不能因为丁玲对马烽有恩,马烽对韩老有恩,韩老就扬丁抑周,脱离客观立场.
丁
反复学习《山西的文脉》,老曹还有一个感觉,不知当讲不当讲.仔细想想,韩老是个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人,不讲对不起韩老,还是讲了吧.
说一句可能最冒犯韩老的话：韩老文章的题目,远远大于韩老的文章.
韩老在文章开篇就说：“这篇文章,叫《山西的文脉》,不是说古代的,也不是说近代的,是说现当代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的.”
何为“文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文明发展脉络,一种是文学发展脉络.
读完《山西的文脉》,老曹既没有看见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条比较完整清晰的山西文明发展文脉；也没有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条比较完整清晰的山西文学发展文脉.只是看到韩老对山药蛋派这个称呼愤愤不平的说辞,看到韩老自己是怎样“混进”山药蛋派,看到韩老对“丁周之争”的一己之见.只是在《近代以来的山西文脉》一节,韩老把山西文明发展脉络和文学发展脉络煮成一锅,端给读者.
当然,这些东西因为韩老的生花妙笔,读来饶有趣味,但是终究代替不了山西文明发展脉络或山西文学发展脉络.
老曹以舌耕为业,涉猎不广,对文坛纠纷知之甚少,只是依据基本常识,谈点攻读韩老雄文的粗浅体会就教方家.冒犯韩老之处,望韩老别跟老曹一般见识.此致敬礼,不才老曹也.
曹澍,1954年出生,中学高级教师,杂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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