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社交媒体和公私边界,本文是社交媒体类有关论文如何写和Facebook和公私边界和社交相关本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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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事件不期而至.
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发布报道,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使用从Facebook获得的超过5000万用户的数据.而这家政治咨询公司,据说曾受雇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推动英国离开欧盟的“脱欧派”政治性组织乃至印度、尼日利亚等其他国家的政党竞选团队,而且据信还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与俄罗斯方面有频繁接触.
新闻一出,舆论哗然.西方国家更是迅速做出了反应,美国议会和英国议会等机构纷纷表态、听证、调查,渐次展开中正在将更多事实真相呈现给全世界.沉默四天之后,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平台页面上发布声明,并在CNN电视节目上出面接受访问,承认了平台所犯的错误,并提出弥补举措.
以非常规手段获得用户数据,或者非法以用户数据获取经济利益,在当下的互联网商业世界中,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是,以从社交媒体获得的大数据,给用户进行政治画像,然后精准定向投放政治广告,俘获心灵,影响选举,这是从未出现过的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事件.
此前,在2008年美国“社交媒体总统”奥巴马时期和2009年伊朗“Twitter革命”时期,社交媒体的功能主要体现出的是提供政治动员平台,给合适政治人物提供机遇.不过,历经近年来大数据挖掘技术的疾速进步,社交媒体的平台价值正退位给数据价值,通过平台收集到的用户数据,已经成为社交媒体最为重要的高价值资产,可以被应用于很多场景,既包括商业场景,也包括政治场景.
过往,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商业场景,红红红火的各类电商,通过用户购买行为积累的大数据,勾画个体用户以及群体用户的消费画像,以便实施精准投放相关商品或者定向广告.在某种意义上讲,此类行为几乎已经是常规商业行为,除了在某些时候让用户惊讶于电商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其他已经泯然于日常经济与生活,很难引起社会关注.
但是,这次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不一样,因为,这些数据被用在了政治场景,而且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景——总统选举.更为敏感的是,“剑桥分析”这家公司与俄罗斯方面关系暧昧,此点最能戳中美国政治生活的神经.到现在为止,关于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大选,仍然是新闻媒体孜孜以求的话题.并且,“剑桥分析” 的幕后老板据说是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和共和党富有捐助者罗伯特·默瑟.在新闻报道中,目前尚未给出在超过5000万用户中,到底有多少是美国用户,但可以想见的是,即便不是相对于美国选民,而是相对于美国3亿总人口,这也是个巨大的数字.
此外,“剑桥分析”的内部人克里斯托弗·怀利（Christopher Wylie）当地时间3月27日,在英国下议院参加由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组织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透露,在英国脱欧公投辩论期间,脱欧派的大型游说组织“Vote Lee”曾向另一个脱欧派的团体“BeLee”捐赠了62.5万英镑,后者则将这笔钱汇给了位于加拿大的“聚合智商”（Aggregate IQ）竞选顾问公司.据怀利和其他相关人指控,这家公司是“剑桥分析”的分支机构.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被称之为2016年等量齐观的“政治黑天鹅事件”,原因是两者都让人大跌眼镜,跟主流政党的意见、主流媒体的倾向、主流民意的调查,差别很大.很多人很多机构对此至今耿耿于怀,产生各种猜测,认为有某种力量强烈干预了两者的,正因为如此,“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一出,完全击中西方政治世界的痛点,舆论反响极大.怀利在作证时,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没有这样的‘骗局’发生,我笃定英国脱欧公投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或许他说得很夸张,但是他的陈述中提到的却是很不夸张的问题,即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上交了包括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好友关系、个人偏好等所有数据之后,对于这些数据的拥有、挖掘、分析、使用等一切行为,其边界在什么哪里？如果大数据仅仅是熟知用户的消费习惯以影响其经济行为,那么,其“负外部性”并不强,貌似不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甚至会给某些用户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消费福利,在有些用户看来属于“正外部性”.
但是,这些数据通过挖掘分析技术,去影响选民倾向,干预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举活动,则可能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因为这是一种隐蔽行为,有悖于现代政治活动的公开性准则,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个体层面来讲,用户既不知道自己的政治偏好已经被人收集分析,也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有目的地精准投放有关加强或改变自身偏好的信息；另一方面,在公共层面来讲,其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广告的公开法则,通过大数据定向游说的隐匿性,通过连续过桥式链接,雪藏了最初的政治促动者,给政治活动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甚至具有被操纵的危险性.英国第四频道新闻台（Channel 4 News）播出卧底调查,暗访视频中剑桥分析公司行政总裁尼克斯（AlexanderNix）自曝在全球各地秘密投入选战,用各种手段左右政治选举结果.
有人认为,“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的提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讲,是共享数据出了问题.从事件的源头来讲,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Kogan）的剑桥大学学者,将其制作的“测试你的个性”应用程序,安装在亚马逊的Mechanical Turk众包网站上,通过向使用人支付小额费用加以推广,但它可以通过获得的授权来收采集数据.当用户通过Facebook账户参加测试时,将会允许科根访问自己的数据,包括姓名、地点、年龄和性别等人口统计学信息,还包括“点赞”历史以及好友数据.这跟国内用户使用微信账户或微博账户登录第三方应用程序是一个道理,第三方可以获得用户的微信或微博信息.
科根将收集到的超过5000万用户的数据转交给了政治咨询机构“剑桥分析”.Facebook在2015年首次发现科根向“剑桥分析”出售数据时,要求后者删除数据,后者出具了删除数据的书面确认,此事就算了结.问题的麻烦在于,目前看来“剑桥分析”并没有按照约定及时删除数据,而是可能将其用在了影响美国大选这个重要政治公共生活中,并在调查记者的持续追踪下,暴露了该公司对其他国家政治活动或政党活动的干预行动.更为关键而敏感的是,背后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人物、政治团体甚至外国力量.
其间,不管是科根收集数据的转售行为,还是“剑桥分析”的干预行为,以及Facebook漫不经心的管理方式,数据提供者——用户,完全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这里面的问题是,用户数据的自身权利边界在什么地方？用户数据的商业使用边界在什么地方？用户数据的公共使用边界在什么地方？用户反悔了,原来的数据不想在网上呈现了,可以吗？如果可以,该有什么样的规则？这些都需要有公司规范、行业规范、行政规章和国家法律来明确界定,来指导或迫使数据收集者与使用者清晰告知用户其数据的流向与用途.
数据泄露事件发生之后,之前被Facebook收购的WhatsApp公司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BrianActon）在推特上发起了#dele t e f a c e b o o k （ 删除Facebook）运动；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不仅在3月23日将个人Facebook账户页面撤下,还将旗下公司的主页一并删除,高调加入“反Facebook大军”.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此类行动只能是用户表达极其无奈的与抗争态度,从当下的实际观之,用户处于逃无可逃的尴尬境地,删除了Facebook几乎无济于事,收集、出售和使用用户数据的,不只是社交平台,更不只是Facebook一个社交平台.
发起删除Facebook运动的所在平台——Twitter,一样是收集、出售和使用用户数据的社交媒体平台.正因如此,作为行业老大的Fac e b o ok出事之后股价暴跌,身居次席的Twitter并未因此得利,同样被资本市场打压,著名做空机构香椽（CitronResearch）表示正在持续做空Twitter,理由是：“推特今年将通过销售用户数据创造4亿美元的收入,而不是广告……它们最容易受到隐私监管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Twitter和Facebook具有相似性质,不是删掉一个换用一个就能解决的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有明确的规范,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法律层级的规范.
3 月2 6日,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想中国人更加开放,或者说对于这个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如果说他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或效率的话,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这番话受到了广泛批评.不是中国人更开放,也不是中国人不敏感,而是没得选.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有相应的规范来保证超级公司不作恶.
1993年7月5日,漫画家彼得·施泰纳（PeterSteiner）在《纽约客》发表了一幅漫画及流传至今的名言：“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On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这句后来被广泛用来调侃的话语,在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发展至今,已经完全失效.只要能够拿到足够的个人数据,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谁,都很清楚.但是,这不意味着知道我们是谁的数据将被漫无边际地收集、转移和使用,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恰恰反映出应该有清晰的规范来勘定边界,否则,不管是个体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都有可能被无边界地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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