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他治和自治苏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该文是关于英语世界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苏童和译介和苏童作品有关论文例文.
英语世界论文参考文献：
一、引言
自歌德于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就其概念意义、实践形式等方面展开讨论,这一讨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更加热烈.近年来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较有代表性有：莫莱蒂（FrancoMoretti）认为世界文学有一个核心、一个亚边缘和一个边缘,他忧心于“未被阅读的伟大作品”,并提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方法,意在通过定量分析从宏观上把握世界文学②；达姆罗什（Did Damrosch）将世界文学看作一种从翻译中获益的流通和阅读模式,并受到复杂的文化竞争关系影响③；卡萨诺瓦指出文学的世界存在着自己的权力运作模式④,翻译是作品传播的基本途径⑤.以上学术观点表明世界文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世界文学的实现有赖于以翻译为途径的传播和流通；二、世界文学的流通和阅读具有不平等性,它与外在的权力体系密切相关,却不完全一样.目前已有的研究中,鲜有对世界文学中权力因素和艺术价值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分析.历史地梳理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内的流通与接受,可捕捉到“他治”层面的权力因素和“自治”层面的审美因素,进而分析二者的运行方式和相互关系.
苏童的作品从20世纪90年始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中、长篇小说如《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等受到欢迎,他在西方的身份标识也日渐从“先锋作家”转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目前学界对苏童作品海外传播的研究多集中于译本中的翻译策略、文化传递问题,对其英译与接受情况的梳理有待进一步完善,且该译介进程包含诸多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层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苏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方式多样,可分三个阶段对其译介情况进行客观描述统计和特征分析,同时根据域外评论探究其在英语世界的生存策略,这首先有助于掌握苏童作品英译流通的脉络；其次,苏童作品的译介特征表现出以社会文化、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他治”因素,和审美层面的“自治”因素对其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苏童的英译作品因从边缘走向中心而面对极大的压力,其审美自治能力相对微弱.
满复杂文学（文化）竞争的系统中,文学作品的“他治”和“自治”程度各有不同,此消彼长.中心文学（例如,经典作品）比边缘文学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一方面,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敦促读者更多地关注边缘地区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正如季进教授所指出：世界文学“包含着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文学思考内容”,是“思辨各种复杂的文学关系的起点”⑥.对中国文学作品成为翻译文学,进而在西方流通情况的梳理分析,所明确的不仅是其中的“他治”和“自治”因素及其运作方式,更是从个案角度展现了当代文学外译的历史与现状.
二、苏童作品英译的三个阶段
莫莱蒂认为文本细读不利于人们去关注经典之外的文学作品,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世界文学的方法——“远距离阅读”,即通过数据统计等定量分析方法,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世界文学.全球化模式下各民族文学交流极其频繁,“远读”策略尤其适用于在这一情境下整理分析文学的传播情况及特征.本研究基于该方法对苏童作品的英译情况进行客观描述和统计以突出其译介特征,从而便于下文梳理其中政治、经济方面的“他治”因素,和审美方面的“自治”因素,以该个案展现世界文学内部权力和艺术的运作方式.
据统计,目前至少有四十六篇（重复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不计入总数）苏童的文学作品被译成英文,其中多篇作品由世界知名出版集团出版、再版.以苏童英译作品的第一次出版年代为基准,可分为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年至今三个阶段来描述其英译情况,呈现其译介特征.
1991年至2000年间,共有十一篇苏童的英译作品以一部单行本、一部作品集、五部中国文学文选的形式出版.最早的英译本是1993 年William Marrow出版的作品集《大红灯笼高高挂：三部小说》（Raisethe Red Lantern：Three Novellas）,编选了《妻妾成群》《1934年的逃亡》《之家》,均由杜迈克（Michael S.Duke）翻译.正如苏童在访谈中所言,该作品集的英译名借用张艺谋改编的电影名,是为了借着电影在西方的热度来吸引读者⑦.1995年,William Marrow出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的《米》,这是苏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首个单行本.这一阶段收录在中国文学文选中的作品有：《狂奔》收录于《狂奔：中国新作家》（Running Wild：New Chinese Writers,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4）；《舒家兄弟》最初收录于《看了会生气：今日中国小说》（Chairman Mao Would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Grove Press,1995）,继而同《水神诞生》《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一起被编入《中国的先锋小说》（China’s Avant- GardeFic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樱桃》《小莫》收录于《中国当代小说选》（The Picador Book of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Pan Macmillan,1998）；《一个朋友在路上》被编入《自己的地方》（A Place ofOne’s Own：Stories of Self in China,Tai Wan,Hong Kongand 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综上,这一阶段的苏童英译作品均为西方主动译介.
2001—2010年间,共有二十三篇苏童作品得到英译.同上一阶段相比,本阶段不仅翻译种类增多,出版或发表的方式也更加多样：有三部单行本,两部作品集,两部中国文学文选,另有译作刊载于国外刊物上.具体为：《死无葬身之地》收录于《迷舟》（TheMystified Boat：Postmodern Stories from China,Universityof Hawai’i Press,2003）；2004 年,Hachette Books 出版了葛浩文译《我的帝王生涯》；《城北的桥》收录于《故乡与童年》（Hometowns and Childhood,Long RiverPress & Shanghai Press and Publishing DevelopingCompany,2005）,该文选属于中外合作推出的“文化中国”系列丛书之一；《仪式的完成》最初刊载于日本的英文杂志《京都》（Kyoto Journal 63,2006）中,随后同《桥上的疯妈妈》《垂杨柳》《星期六》《小偷》《私宴》《神女峰》《八月日记》《伤心的舞蹈》《水鬼》《大气压力》《红桃Q》《五月回家》《巨婴》共十四篇作品编成文集《桥上的疯妈妈及其他》（Madwoman On the Bridge,Black Swan,2008）,均由石峻山（Josh Stenberg）翻译；2007年,葛浩文译《碧奴》由Canongate出版；2009年,《河岸》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Prize）,该作品同样由葛浩文翻译,TransworldPublishers出版,为苏童在西方积累了声誉；2010年,Merwin Asia 出版《刺青：三部小说》（Tattoo：ThreeNovellas）,收录《园艺》《离婚指南》《刺青时代》；同年,Cooper Nickel 杂志发表《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这四篇作品的译者均为石峻山.
2011年至今的全球化蓬勃发展的阶段,有12篇苏童作品得到英译.2011年9 月,《亚洲文学评论》（Asia Literary Review）发表了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Abrahamsen）翻译的《西瓜船》；2012年,由中国外文局和作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中国文学》（中英双语版）第一辑编入《茨菰》；北京师范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合办的《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3年第1、2期合刊将苏童作为“精选作家”设专栏介绍,刊载了《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同时刊载的还有两篇苏童的演讲、一篇访谈和一篇学术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的《路灯》（Pathlight）杂志2013年秋季号刊载了石峻山翻译的《香草营》,该作品随后又被编入以其英译名Sweetgrass Barracks 为书名的英译当代文学文选中,外文出版社2015年出版；此后《路灯》又分别在2015年夏季号和2016年第2期刊载石峻山翻译的《一个礼拜天早晨》《万用表》；香港《译丛》（Renditions）分别于2013年第79期、2016年第85期刊载《水缸回忆》《人民的鱼》；2014年,江苏省作协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合作创办的《中华人文》（ChineseArts and Letters）创刊号编选了《拾婴记》《上龙寺》两部作品.2016年,《另一种妇女生活》《三盏灯》由译林出版社和Simon and Schuster合作出版电子书.本阶段苏童的英译作品几乎全部刊载于文学刊物上,而且这些刊物或是由中国创办,或是由中外合办,在2013年又开辟了出版电子书的新模式,说明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期望通过文学传播增强文化竞争力的强烈愿望.
苏童作品在英语世界已有二十多年的传播和积累,根据上文三个阶段所描述的客观情况,可发现苏童作品的英译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他治”因素的调控.实际上,在世界文学系统中,翻译文学作品均有自己独特的“他治”“自治”下的流通模式.
三、苏童作品英译的“他治”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将文学、文化、语言、政治、经济等社会符号看成是相互依赖、交叉影响的多元系统,他们又在整体上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运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⑧因此,文学系统内部以翻译为渠道的文学流通,受到了来自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系统的多重“他治”因素的干扰.苏童作品三个阶段的英译、出版的“他治”,主要表现为来自目的语国家和源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国家战略因素的调控；同时也因为从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而受到强大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压制.
在苏童作品英译的第一个阶段,译作绝大部分被收录在中国文学文选中.这一阶段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少有的西方主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时期.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文学创作方面也获得新生.西方社会在这一时期迫切地希望多了解中国,认为20世纪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往往反映了“文艺思潮和政治斗争”⑨,他们基于此编选中国文学文选,更多的是满足了西方读者从文学中了解中国社会的,审美交流变得微弱.例如,《中国的先锋小说》的导言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等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作为作家创作的核心背景,并对比先锋作家与前期“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作家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态度⑩.《看了会生气：今日中国小说》的导言写道：80年代后期的作家“更偏爱嘲弄整个社会,而不是想要改革”,苏童等人的历史小说“否定了历史的一贯真实性,对当下的生活、政治和价值观提出质疑”.由此可见,本阶段苏童译作在文学系统内的流通受到中国社会变化、西方了解中国的需求的“他治”因素的合力作用.
2001年至2010年间,苏童作品在西方的译介特征多样,对其中“他治”因素的分析,亦表现出90年代以来中外文学关系的一些变化.其一,20世纪以后出版的中国文学文选数量减少,单行本却增多.正如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分析：一方面,80年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因表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而受到西方关注,9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震惊了世界,但是却没有出现“反映其社会经济变革的宏大文学”,因此,以表现中国社会情况为隐含目的的中国文学文选早从90年始便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基于新时期以来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长篇小说,因符合美国和欧美读者的口味,日益时髦起来”.由此,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米》契合英语读者阅读趣味后,《我的帝王生涯》《碧奴》等长篇作品和文集得到商业出版社的相继出版,并在2010年迎来《河岸》的获奖.其二,全球化模式下,中国加快文学外译的步伐,例如上文所提的《故乡与童年》等“文化中国”系列的编选.不仅中国,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建设其文化力量,刊载《仪式的完成》的日本杂志《京都》同样意在推广日本、东亚文化.因此,这一时期英语世界对苏童作品的译介虽然在审美趣味层面的考量增多,但是多是从西方审美视角出发.由此带动的对长篇小说的商业出版、再版也以盈利为目的.
全球化确实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21世纪以来,苏童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的译介得到国家的大力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已经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部分,翻译、出版的模式较之以往都有很大创新.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苏童作品被收录在各类中外合作创办的期刊上；其译者也几乎都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海外汉学家,继葛浩文后,石峻山几乎成了近年来苏童的专门译者,而上一阶段的《故乡与童年》还仍由国内出版社找中国译者分工翻译；在出版方式上也紧随大数据时代电子出版趋势,中外合作出版电子书.
此外,文学多元系统内部的文学流通不仅受到上述政治经济因素的调控,苏童作品作为边缘文学,它在中心区域的流通面临着强大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埃文-佐哈尔曾指出,翻译文学作品走向中心一般需要借助中心的叙事模式和行为规范.莫莱蒂称之为边缘文学对西方中心的折中与妥协,以此强调世界文学的不平等性.
苏童英译作品对中心的妥协,首先表现在面向普通读者的主流报纸的书评重点迎合西方审美趣味.例如1995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的《米》的书评不仅指出苏童延续甚至超越了20世纪早期鲁迅等人通过文学讽刺社会的传统,还特别强调他的性描写：“小说中有放荡女人、流氓、*狂魔……米还象征着生命力和性欲崇拜.苏童笔下的性场景离不开米.”外,苏童作品还通过借用西方文化单位辅助叙事的方式融入其中,如厄普代克（JohnUpdike）将《我的帝王生涯》与伏尔泰（Voltaire）的《老实人》（Candide）类比；葛浩文将《河岸》译为TheBoat to Redemption,借用Redemption这一神学术语的“通过耶稣的牺牲使人从罪恶中得到拯救”的意思使其“放逐”“救赎”主题明朗,等等.
由此,苏童在西方有了“擅长描写女性”“写人性阴暗”的固化形象.虽然文学作品的流传并不全然受到外部权力因素的操纵,有其“自治”空间,但苏童英译作品从边缘到中心,审美自治能力虽在传播积累中有所提高,却始终囿于西方中心的强权下.
四、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审美自治”
卡萨诺瓦认为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世界,在此,各种政治、经济、民族的斗争“都根据文学逻辑、以文学形式折射、稀释、变形”.这一观点提醒人们在关注文学外部权力关系的同时,认识文学内部审美价值的重要性.实际上,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外部“他治”因素调控与内部“审美自治”因素影响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二者此消彼长：处在中心的经典作品享有更多的“审美自治”权,甚至可以实现卡萨诺瓦的假设：经过漫长的历程,审美因素跟政治、经济因素断裂,文学作品实现全面自治.而边缘文学作品的流通则受到更为复杂的“他治”力量的调控,在中心强权的压力下,其“审美自治”权较微弱.
上文已指出,苏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受到社会文化、西方中心主义等“他治”因素的不同程度的调控.在复杂的文学竞争场域中,能够走入中心的作品一定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并期望通过资本积累日益获得更多的“审美自治”权,苏童作品也是如此：第一,苏童作品本身具有的“超验价值”是其“审美自治”的重要一面,它因其普适性而符合西方审美趣味,在中心流通；第二,西方学界90年代便有提及苏童作品语言和叙事方法的实验性,部分起初因契合西方审美趣味而得到译介的作品,其艺术层面在后续传播中得到更多挖掘.但边缘文学在中心流传始终面对强大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苏童作品的“审美自治”的获得变得困难且缓慢.
就第一点来看,达姆罗什曾指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一种超验品质,使其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直接和今天的我们对话.”边缘文学走向中心只能通过满足中心文化的叙事需求才能够生存.因此,苏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除了迎合对方的阅读需求、借用西方文化单位来融入其中外,还主要依靠“超验品质”获取生存.苏童作品的“超验品质”主要表现为文学内部的人性层面的刻画.例如,上文提到的《纽约时报》上《米》的书评除了介绍其性描写和政治性来吸引读者外,同时重点介绍：“苏童创造了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救赎的残酷丑陋的世界,这里充满对弱者的掠夺与堕落……《米》直指人性深层的憎恨和残忍.”11月的第二篇书评又写道：主人公五龙进城后仅有的善良日渐磨灭,他的十恶不赦展现了人性恶毒的一面,苏童在讽刺人性本身.1996 年《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 Times）的一篇书评给出读《米》的理由：“当看到恶人遭到恶报,我们同样有糟糕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人性’所在.”但这篇书评最后稍显刻意地将《米》中的“厌女症”同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这一社会政治层面的事件相关联.其实,从西方视角看,作品中的人性刻画同“妇女大会”一样是其兴趣所在,但它同时是苏童作品的艺术价值之一,其普适性消解了中心霸权,帮助该作品实现“审美自治”.
就第二点来看,金介甫曾辩解：90年代西方的文学译介行为并不是只注重“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优点而不是艺术的优点”,但他也承认西方对该时期文学艺术层面的认识一般局限于西方审美趣味.90年代出版和再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米》,或因电影走红,或因“写法是悲观的、虚无的,乃至变态的,但与西方读者正相呼应”,在西方有了知名度.这些作品以及后来出版、再版的《河岸》《我的帝王生涯》《碧奴》中的历史书写、城乡矛盾、意象设置、性别身份、南方的堕落和想象等审美层面逐渐被西方学界展开分析,但部分学术评论仍然不忘论及中国的社会政治.
就《1934年的逃亡》这部作品,海外既有关注其中的历史书写和怀乡之情的研究；亦有研究对比《1934年的逃亡》和《米》中城乡对立的表现方式的不同,将《米》中的城乡矛盾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相关联；对于《大红灯笼高高挂》,海外学界认为其“是对的一次有益探索,尤其是对于男性”,“因为苏童作品里的女性全部作为男性的对象生存,使‘男性’的定义问题凸显出来”；此外,苏童的《妻妾成群》和张艺谋电影中的象征意象所表达的不同内在含义也得到关注；白睿文（Michael Berry）将《我的帝王生涯》的虚构历史比喻成后现代作品书写历史的一个典范；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和王德威则从苏童笔下的“堕落/颓废”主题切入,前者的观点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认为苏童的颓废书写表达出虚无主义,这其实是一种“抵抗”；王德威综合海内外关于苏童的讨论,将苏童的创作特征归结为基于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的南方想象,他指出苏童的死亡叙事表现出他的颓废美学,死亡“是南方最后的堕落,也是最后的诱惑”；2011年以来,随着苏童的新作《碧奴》在西方的译介,该作品的神话结构和隐喻被揭开；金介甫则延续其一贯的从文学中国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从“新历史小说”视角讨论苏童书写表达的“反乌托邦”色彩.
以上说明,英语世界对苏童单篇作品的审美层面研究并不够深入,并且时常以西方审美趣味为出发点.相对国家文学外译战略、西方中心主义的“他治”力量,苏童英译作品总体“审美自治”能力仅仅在缓慢增长,仍旧微弱.
总体而言,苏童英译作品中,除了《米》《我的帝王生涯》等几部中长篇单行本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一作品集在英语世界依靠其“超验品质”和迎合西方审美趣味而存活,进而缓慢地积累“审美自治”权力外,其他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不尽如人意.20世纪以来中国基于文化外译战略刊载于刊物上的短篇作品并未活跃起来.因此,在世界文学系统里,边缘文学能否流通并获得更多“自治”权力,受到中心强权的层层阻碍.
五、结语
世界文学系统中,文学作品的翻译流通受到来自其他系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他治”因素,和文学作品本身艺术层面的“自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二者此消彼长.边缘文学的流通还面临来自中心文化强权这一额外“他治”因素的调控,审美“自治”能力的获得更加困难.正如莫莱蒂强调的：“世界文学系统内的流通没有平等可言：处在中心的强势文学总是会干扰边缘文学,但相反的情况却不曾发生,由此加剧文学系统的不平等.”
基于对苏童作品英译和接受的分析,可发现其中“他治”层面的权力因素和“自治”层面的审美因素,以及二者的作用模式.苏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的三个阶段,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经济、国家战略、西方中心主义的“他治”因素的强力影响,其“审美自治”层面仅体现在其“超验品质”、西方评论界对少数单行本的有限的审美层面的研究.即便21世纪以来国家主体推动更多的苏童作品外译以对抗中心霸权,但收效缓慢,其“审美自治”能力总体仍然比较微弱.
在以翻译为途径的世界文学流通系统中,不同的作家作品都拥有其相对独特的“他治”和“自治”模式.但苏童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作为个案,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中流通的普遍处境：作为边缘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中的流通,需要契合中心审美趣味、叙事需求,才有机会获得更多自治权力、流通的活力.目前,部分在系统中较为活跃的作品,像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米》,很大程度是“偏见、误解和相遇的缘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仍然需要针对边缘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内的流通境况作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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