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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契丹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学术发展过程,这一形成过程可划分为元代及其以前契丹历史的记述；清代围绕《辽史》的舛误、疏漏展开的全面补正、考校；20世纪前期,除了承续清代乾嘉考据学传统以外,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新理论新方法在契丹辽文化研究领域显露头角,而且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加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10年代,随着契丹考古学的发展和契丹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入,跨学科研究不断发展等四个阶段,最终以历史学为根干的契丹学学科体系逐渐趋于成熟.
关键词：契丹学；形成；发展
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5-0012-04
契丹学学科概念虽然最近才刚刚提出,但是契丹学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漫长的过程可以追溯到10世纪初契丹政权的初建时期.从契丹人对本朝当代历史的撰述,即国朝《实录》的修撰,到金元《辽史》修撰的成功,粗略地完成了契丹历史的记述过程.之后,针对元修《辽史》遗漏、错讹问题,又经历了从清代到20世纪前期长达三百多年的全面增补、考校阶段,使这一学问大大超出史事撰述的范围,在长期的考据学术活动中,古今学者几乎用尽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除了一般史学方法以外,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等知识都运用到《辽史》补正、考校上,并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学术的外考证方法,使契丹学成为中国众多传统学科介入的大学问.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契丹学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近现代治契丹学者不仅继续发扬乾嘉考据的传统,他们更注重运用西方近代学术观点,研究契丹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10年代是契丹学范围极大拓展的一个时代,契丹考古和契丹文字的的不断发现研究,成为与契丹史学、契丹文献学一样既相互交叉,又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契丹学学科结构体系最终形成.
一
契丹学的萌芽源于契丹先祖的神话,里面隐含着最初的历史观念,神话有着历史的基础,而成为后代修史最基本的材料.契丹建国后,遂设立史官,建立修史制度.契丹朝史官的设置,应始自太祖阿保机时代.太宗朝修撰了第一部文字历史,即“《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圣宗在位的统和年间,契丹进入盛期,修史制度进一步完善.室昉等人撰成《实录》共二十卷上报朝廷.《实录》是成熟的史学编纂体例,标志着契丹史学的真正产生.之后,兴宗、道宗、天祚帝修撰本朝国史连续不断,耶律谷欲、耶律庶成、耶律孟简、刘辉、萧韩家奴、耶律俨都是契丹著名的史学家.最终以耶律俨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明代佚）作了终结.这是辽亡前最全的一部契丹史.契丹史学除了历朝《实录》以外,还有当代名人《传记》、《起居注》和《日历》等的修撰.并对中原汉族史学予以密切关注.在契丹《国史》修撰体例和内容上,应当说接受了中原修史的叙事方式,但也有自己的独创,突出反映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特点,如《营卫志》在二十五史中独一无二,应当是元修《辽史》时采自于契丹《实录》,在历史观上,契丹史学家竭力反对中原史学坚持的“正统论”,主张契丹同北宋一样,都是中国的观点.因此,契丹史学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上,有自己独特之处,形成了民族史学体系.这都是契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契丹国以外对契丹史事最关心的就莫过于北宋学者.北宋学者在修撰前朝历史和当朝国史中对契丹的一些史事多所涉及,尤其是在辽宋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另外北宋使辽官员在出使契丹时对契丹的地理风俗等也有记载,宋人的笔记中亦有契丹国其人其事的记载.这些都成为后代契丹学研究的资料来源.
金灭辽后,遵从当朝修撰前朝历史的制度.设馆修撰《辽史》,从耶律固、萧永祺修撰的第一部《辽史》始,之后又有党怀英修撰的《辽史》,直至陈大任继成《辽史》,大致经历了数次修撰《辽史》过程.但是金朝前后修撰的《辽史》均因“正统之争”迁延而没有正式公布和刊行,更谈不上流传,成为金代史学之憾事.虽然金朝修撰《辽史》无果而终,但南宋学者叶隆礼汇集北宋人的记载以及民间传闻等资料编纂成了《契丹国志》.《契丹国志》虽无正史名分,但是基本保留了正史体例形式,而又有新创意.其最大的特点,是附载和保留了《晋帝后降表》、《澶渊誓书》、《关南誓书》、《议割地界书》等重要文件以及部分宋使辽官员行程录,至为珍贵.是后人认识契丹人、研究契丹人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如李锡厚评价的那样“从事辽史研究是不当忽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的.归结起来,至少可以有这样两点：一是可补证《辽史》之缺误,二是可考见《辽史》的资料来源”.虽然金朝没能解决“正统”问题而使《辽史》编纂搁浅,但是经过金朝长期编纂《辽史》的这一事实,也为元朝统治者以及史学家们提供了启示性的探讨.直到元朝末年,《辽史》的编修终于在长期的所谓“正统”争论中告成,116卷《辽史》被纳入二十四史行列.从辽代自修国朝《实录》,经金元修纂《辽史》,虽然经历反复,大体不出记述历史过程,均属于编纂契丹历史的阶段.尽管《辽史》的编纂过程过于短急,《辽史》内容过于疏舛,以至屡遭后人病垢,并不能撼动其在二十四史中的地位.
对于元朝编修《辽史》的草率成书,清代学者在乾嘉考据思潮的学术环境中,围绕着《辽史》的疏漏、错讹,在体例编纂和事实论证等方面予以了全面的整理、辑补、考校、修撰和考论,聚集了一批学者,形成了清代的一大学术研究板块,把契丹学的研究推向了传统学术的高峰.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一是以拾遗补漏为主要内容,代表学者有厉颚、杨复吉等；二是以考证、校理为主要方向,代表学者当属钱大昕、李慎儒等；三是运用本末体对《辽史》予以重新编辑,李有棠为其代表；四是对契丹史事的考论,此方面的学者当推赵翼；五是诗文的辑录,先有周春,后有缪荃孙等.
总之,有清一代学者们无论是补正、考校、考论,还是转换史体,都是围绕着《辽史》展开的,但是已大大超出中国传统史学的撰述范围和方法,它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多学科的运用,除了一般的史学方法外,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等知识都在《辽史》的补正、考校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确立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外考证方法.契丹学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二
20世纪是契丹学学科体系真正确立时期.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又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20世纪前期是契丹学研究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围绕《辽史》进行补正、校勘及辽代诗文的辑录.20世纪前期的契丹资料整理,绝不囿于传统文献和碑石铭刻,在“史学就是史料学”观念的影响下,进入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穷尽史料的时代.无论是在补正范围上,还是在勘误的成就方面,都是清代学者无法企及的；二是开始用运近代治学方法对契丹历史文化现象的多方面展开研究,开始走上科学研究之路,并日益构成契丹学研究的主流学术；三是契丹考古和契丹文字发现与研究的兴起,为传统的契丹学增添了新内容,大大扩展了契丹学的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之路,契丹考古和契丹文字研究在20世纪前期虽然刚刚起步,但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史学,称为20世纪最值得书写的成就.由于契丹学范围的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增加,以史学研究为基础的契丹学学科体系逐渐形成.
20世纪后期,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契丹学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时代.1982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成立,把海内外辽金契丹女真史的学者吸引在这一学术团体之下,学会定期组织和举行年会,为原来互不相识、一盘散沙的学者,提供了面对面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和平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87学会专刊《辽金史论集》创刊出版第一辑,为契丹辽文化研究提供了专门的阵地,有力的推进了契丹学的发展.陈述先生于1992年在“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学会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的主旨报告：“在学会成立的十年中,学会的一切活动始终坚持学会的既定方向、方针和原则,大家互相勉励督促、团结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在沈阳、长春、北京、哈尔滨、赤峰等地开过几次大会.学会联系的同行朋友也越来越多.在各地区还开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座谈会,都取得了相互切磋、促进、沟通情况的良好效果,使我们在研究、教学、考古调查、发掘、文物整理、普及宣传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出版过5本《辽金史论集》,1本《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26期《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除此之外,会员同志还在其它历史的、民族的及考古、文物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著.”在全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的影响下,北方地区不少省市相继成立了不同层次的以研究契丹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学会等民间学术团体,区域特色的契丹辽文化普遍展开.在契丹文化的核心区赤峰市,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原昭乌达蒙族师史系为依托,形成了契丹辽文化研究团队,1993年成立了以契丹辽为核心内容的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后致力于契丹辽文化研究和组织工作.1993年、1998年在研究所的努力下,赤峰市主办了两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进入21世纪10年代,赤峰学院先后成立了内蒙古契丹辽研究学会和契丹辽文化研究院,这是契丹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在辽宁,一些致力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的资深学者倡导成立研究团体,1984年在沈阳成立了“辽宁省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并创办了《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不定期刊物（内部,成为《辽金历史与考古》的前身）,至上个世纪末研究会会员发展到二百余人,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地方学术团体.在辽宁阜新,1987年成立阜新辽金契丹史学会,组织召开了不同层次的“契丹史学术研讨会”多次.其它如北京、河北承德地区、吉林白城地区、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等有关契丹辽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存在.逐渐突出出地方学术研究的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语言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形成两大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中心.三十余年来,契丹学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出现了较大的飞跃.以往的老课题在不断的争鸣中继续深入.一些过去研究薄弱的环节出现了新突破.在以往研究的空白中开辟了新的领域.尤其是近20余年来,不同层次的契丹辽史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不同层次学术研究刊物的创办,不同层次和主题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的大量培养,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使契丹辽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三
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10年代,学者对契丹辽文化内涵也展开了讨论,成为契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先发起契丹辽文化探讨的是美国学者魏特夫和中国学者冯家升先生.魏、冯二氏最早提出契丹文化与汉文化混合而产生的第三文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同一个辽帝国范围内,同时存在着两种文化——契丹文化和汉文化.但是它们的各种成分,却随地区和各种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混合”,“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第三文化最明显的表现或许是契丹文字,它对部落的人们是新鲜的,而对汉族也是陌生的”.陈述提出了“辽代文化是祖国中古文化北方的一支,今天的文化是南北两系融合的结果.当然,两系发展前进中也互相学习,彼此影响渗透,也还受外来影响”.蔡美彪则提出了“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的观点.蔡氏认为“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互相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杨树森在其《辽史简编》中提出与蔡美彪等大体相同但稍有差异的观点,即“契丹族、汉族和其它各族共同创造的以契丹文化为主体的辽文化”.90年代,孙进己针对上述观点,从“辽文化是否是一种单一文化”、“辽代有没有一种‘第三文化’”和“辽文化是以契丹文化为主体还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等三个方面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了“辽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各族文化的总称”,“是一种多民族的复合文化”.
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任爱君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阐述的“契丹辽文化总体整合说”的基础上,撰成《什么是契丹辽文化》一书,在诠释文化的基础上,在剖析了以往关于“契丹文化”、“辽文化”等学术观点的过程中,对其提出的“契丹辽文化”的观点最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契丹辽文化由于特定条件（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等）的影响,自始至终呈现着整合发展的运动状态.辽朝建立以前的契丹文化,成为辽朝文化的基础,辽朝文化更成为辽朝灭亡后契丹人历史面貌的基本象征.因此,契丹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的具体发展形态,契丹文化与辽朝文化不能截然分开,“契丹”与“辽朝”只是这种整体文化的具体发展形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起到标志作用的代名词.文化是一种流体的运动状态,契丹文化无疑是辽朝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辽朝文化更应该是原有的契丹文化发展的延续；两者之间应该属于“源”和“流”的关系.契丹文化与辽朝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们是同一事物在具体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二者之间不能割裂开来,他们是具有密切联系的统一体.如果想要客观公正地把握住契丹文化与辽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整体延续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形态,统一命名为“契丹辽文化”.契丹辽文化文化学中的定位与类型划分,已经不具备完整的成形的民族文化或国别文化的身份与资格,充其量也不过是属于文化学系统中的文化史的内涵.至今能够对契丹辽文化采取分科研究的具体方法,只能延用目前学科分类中形成的“套路”,即日常生产生活文化、语言与制度文化、典籍与思想文化、宗教礼俗文化以及艺术科技文化和具体器物彰显的文化属性等.在这个具体的学科框架内,从容的阐述那些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类型文化的具体内涵、行为与思维模式和主要文化事象所反映出来的的时代特征,并由此归纳与整理契丹以及辽朝社会文化发展的传统与基本特征.契丹辽文化的时限,上溯自4世纪中晚期活动于古松漠地域的契丹、库莫奚部落的聚合与分裂,下延至辽朝灭亡后14世纪时期契丹人的历史活动.这是一个延续了近千年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契丹辽文化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经历了发生与形成、辉煌与衰落的发展历程,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可资借鉴的历史文化遗产.契丹辽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首先要弄清契丹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与探索契丹辽文化与周边地区及更广阔范围内其它诸文化系统的交流与互鉴,把握契丹辽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其次,把握契丹辽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内涵与文化特质,透析契丹文化与辽文化之间存在的血脉根源以及继承与发展关系；其三,是牢固把握和了解契丹辽文化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分析契丹辽文化对中华文化汇蓄发展的历史贡献,了解契丹辽文化对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与阶段性成果,总结契丹辽文化在各个具体的社会层面所做出的历史性创造及其人文成果,讲契丹辽文化蕴含的历史创造力凝炼为直接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的动力.
契丹学界关于契丹辽文化的讨论,大大开拓了契丹学学科的理论研究领域.使契丹学学科的概念、内涵、特质逐渐清晰起来.任氏对契丹辽文化的阐述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契丹学学科的实质.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文化建设事业之举,在契丹文化分布区内兴起了保护、利用、开发契丹文化资源的热潮,学术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融为一体,契丹学学科体系又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契丹学将在新的形势下,学科体系逐渐完善.
总之,以契丹史学为根干的契丹学经过长期的探索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以及独特的理论,完整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契丹学学科体系建设,迄今不仅涉及到契丹史学的方方面,诸如断代史、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和科技史等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地理学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等众多学科领域.契丹学可以说是多学科介入的一个较完整的学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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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辽史·卷4.太宗下.49.
辽史·卷79.室昉传.1272.
金史·卷125.文艺上·党怀英.
李锡厚.叶隆礼和契丹国志[J].史学史研究,1981（3）.
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把资料考证称之为外考证,而把史事考证称之为内考证.
陈述.学会十年的回顾与展望[A].辽金史论文集（第六辑）[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3.
魏特夫,冯家升著,唐通天,等译.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A].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34～35.
陈述.《辽代文化》序[A].辽金史论集（第5辑）[C].文津出版社,1991.326.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杨树森.辽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290.
孙进己.论辽文化[A].辽金史论集（第6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6.
任爱君.契丹辽文化总体整合说[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增刊)(北方民族文化专辑),1991.
任爱君.什么是契丹辽文化·绪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11.
（责任编辑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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