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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与抗战爆发初期的《教务杂志》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初期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7

抗战爆发初期的《教务杂志》,本文是初期方面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和《教务杂志》和抗战和爆发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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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哲兴

摘 要:《教务杂志》是基督教在华创办的一份重要的英文刊物,以杂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对整个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有重要意义.目前海内外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史的研究很多方面都不充实,通过梳理1937年7-12月杂志发表的数篇文章,可以从中得出抗战爆发初期《教务杂志》在战争时局下的基本面相,进而反映基督教界此一时期的一些概况.这可作为对此前研究的一点补遗.

关键词:《教务杂志》;抗战初期;影响;态度;救济

《教务杂志》是基督教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自1867年因“为在工友间互通声息”创刊,至1941年迫于战火停刊,断续发展74年.74年间总共出版了819期,总页码约5万页左右,是近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连续性最好、篇幅最大的面向传教士自身的英文杂志.其间,1867至1972年在福州运行,这为此后发展奠定了读者群、发行渠道及制式标准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刊物的世俗化倾向也于此间发端.1874年在沪复刊后,利用作为近放中心的上海所具有的有利态势,更使《教务杂志》加速蜕变为外人在华创办的最大规模期刊.“如果单从报刊的出版持续时问来看,十九世纪传教士在华出版的刊物中,无论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1889-1907)、《中西教会报》(1891-1917),抑或英文的《中国丛报》(1832-1851)均不及《教务杂志》.”同时,由于此刊物是面向传教士自身,作者包括了近代来华传教的各个差会,所刊文章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包括了传教士所面对的所有教务工作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多数有深入研究和客观报道.由此可见,对<教务杂志》的研究对于了解整个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有重要意义.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1年停刊,《教务杂志》尽力坚持一贯的特点,继续发表评论、报道时势,仍然是当时基督教界的喉舌.因此对于此一时期杂志的研究,对于揭示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史也有所裨益.

目前海内外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叙述与整体概况、抗战时期的传教士、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徒、教会事业与区域研究等四个方面.概括而言,多是零散的单篇论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多,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战时高等教育、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社会救济、著名中国基督徒等方而.从区域上来说,除了香港和东北目前已有一定研究外,绝大多数的成果集中在大后方,而沦陷区特别是华北近乎空白.从研究对象来说,目前对于日伪的基督教政策已有一定积累,主要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而像沦陷区的英美差会、中国基督徒、中国本土教会等情况,研究还很薄弱[3】.

本文通过梳理1937年7-12月的《教务杂志》,以期从中得出抗战爆发初期其在战争时局下的基本面相,进而反映基督教界此一时期的一些概况.由于涉及战争的文章内容限制,笔者将其主要反映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即战争对于杂志和教会的影响、杂志对于战争的态度、教会的救济工作三个部分,文章也围绕这三个主题展开.当然,对于杂志本身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史,只是对此前研究的一点补遗.

一、战争对于杂志和教会的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凭借其武力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战火迅速蔓延,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身处期间的基督教会也不可能置身其外.1937年10月,《教务杂志》的“社论”版块就刊文论述了战争给杂志自身带来的困难.由于人员短缺、资金匮乏,同时战争造成的信息传递不便使杂志难以收到足够的高质量投稿,同时杂志流通困难,都使编辑工作举步维艰.例如该版块最后就刊登广告征求读者战时地址,并明言如果收不到准确地址将无法派送杂志.此时,“社论”版块的主编抱怨说…社评’版块想要继续在杂志中存在并报道整个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有巨大的困难需要面对和克服”.

为了克服战争带来的困难,教会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清查物资、确立明确目标,等等.有人指出,“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应早作打算,清点在华事业,以免资金和物资丢失.”当然,除了现实的困难之外,战争造成的似乎对教会冲击更大.当时的教会界宣扬爱与和平,这与基督教的教义和一贯做法是相符的,但是面对日本的侵略加深,信教没有给个人带来幸福的生活,也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免遭欺侮,很多中国信徒的信仰必然发生动摇、教外人士的反弹也更加强烈.

首先是中国基督徒对于战争的态度和教会宣扬的包容与爱的方针发生了分歧,整体而言教会不希望教徒参加战争,但是中国“基督徒将支持他们的国家”,多数中国基督徒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同时他们在道德上也占据优势,可以解释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捍卫领土和主权,不管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会在这场第一次使用现代武器的对外战争中支持自己的国家,并且不会受到帝国主义等名词的攻击因而不必为当前的情况负责.但是这种战争的态度确实与基督教神学教义不同,但似乎教会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战争对教会而言也是一个精神挑战.当时战火遍地的情况下,有人甚至说教会面对的最大任务就是将世界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整个东方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战火摧毁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没有哪一个公正的力量能够阻止战争持续下去.同时,战争双方都要加大投入,将其规模继续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教会的策略仍然是基于教义的爱和包容,同样也不能成为阻止战争的力量,这就导致了信徒和教外人士对于基督教义的怀疑.

二、杂志对于战争的态度

面对逐步扩大的战争,杂志刊载的许多文章都对此发表了意见.其中多数都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谴责战争.对于战争行为的谴责不可谓不严厉,有文章甚至称战争意愿以及对殖民地的掠夺是一种心理疾病.同时战争的原因是掩藏矛盾、维持表面和平.战争是憎恨的爆发,是对于人性的否定,是对真理的亵渎.它增加对世界造成创伤的邪恶力量、蔑视上帝的公正.对战争而言,不论什么样的辩白都抹杀不了它丑恶的本质[71733.

那么要怎样消除战争呢?有的作者认为“战争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还是在精神层面.同时必须精神手段与经济和社会调整手段相结合.”“对和平的热爱、对战争的疯狂深刻了解、回归于爱,三者之中最后一条尤为重要.”[71736如果我们想要消除战争,不管教会和世俗都要有一个新观念,即爱和善必须取代自私、自大和仇恨……爱——唯一结束战争的方法,爱必须战胜我们的愤怒和自以为是.”[71732“爱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相信可爱的日本的基督徒朋友除了博爱不会做其他事情,看到上帝也会使全部日本人这样做”,我们更容易相信上帝既爱我们也爱敌人.“罪恶的救赎……日本的行为或许会使它的好邻居变成它的甚至全世界的孤独而又目中无人的敌人.所以我们应积极加入中国的救赎活动,不只因是国家贫弱的官员的腐败和背叛忏悔,同时应该记得是自大和自私才使我们陷入今天的境地”;“善将战胜恶……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才会从根本上战胜恶,这将赋予我们希望和信心——即使中国不抵抗日本她也不会失去什么”;“这些天我们也确实可以见到一个超越国家的团体——杭州会议如期举行,并没有被放弃,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也更加坚定地认识到我们是世界众多团体中的一员……我们相信可以依靠兄弟姐妹们同情、去祈祷、为在中国设立的救济机构做贡献的援手.”但是纯粹的鼓吹上帝之爱对于现实的战争状态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当然,也有文章并不是一味喊出“爱”的口号,提出了一些对策,但是归根结底,虽然连会议内容的提出的对策都想好了,但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具备可行性,也是流于空疏.既然做出牺牲,到底是该谁做出牺牲呢,是被侵略方让出更多民族利益和主权还是侵略者做些收敛呢,若要真的开这么一个会议,估计达成的共识也会是前者.

另外有些文章对于中日战争的起因明言是日本的侵略所致,例如有作者逐条批驳了日本的战争政策,立场很坚定,认为日本的行为是侵略,而且认为日本不可能最终胜利,即使暂时赢得战争也没有能力统治中国.“你正在一个大国的心脏地带行动……他们不会对此保持沉默,这关乎存亡,因而他们会奋起反抗将你赶走,即使这需要举全国之力”.“侵略中国、违反国际法……是犯罪行为.回头做一个友善的日本还为时不晚,这样我们也将追随并授意于你,而当前你对待中国的错误行为对我们不管是文化、道德、精神以及经济方面都毫无益处.”同时,有文章在报道中日战事时简要介绍了日本在中国北方的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的进程、国共联合的新政策、中日战争的国际反映、日本的战争政策,明言日本的行为是侵略、违反国际公约并遭到国联和其他国家的反对、特别提到罗斯福总统反对战争呼吁遵循国际法的言论,但没有其他过多的阐述.“很多宗教和社会团体也进行了对侵略的,包括Women Clubs、工人组织、传教士和教会团体,等等.同时国际上也有善意的回应,特别是英格兰,呼吁对中国的战争难民和其他受苦者进行救助.”在提到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的士兵时,作者用“英勇”一词形容,也可见其倾向.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文章表现出明显的绥靖倾向.认为“一些人(中国人)说必须战斗以捍卫自身的灵魂和自尊,或许如此,但我希望他们能具备现代骑士精神而不是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11】.虽然表面是反对生命的牺牲,但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军民如何保持所谓的“骑士精神”呢,多少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有文章说,对于中国的抵抗只说不能算错但也不能算对,态度含糊.虽然明言战争的起因是因为日本的行动,但还是站在教义的立场上说战争是整个人类的罪恶,甚至希望中国奉行所谓的和平、爱和包容的想法,并且也并没有说明如何具体实施这些“爱”的目标,只是强调一些不具有操作性的口号.

三、教会的救济工作

面对残酷战争造成的大量难民,教会很早就开始了救济工作.杂志对此也是有报道的.例如9、10两月,杂志刊载了“MOORE MEMORIAL CHURCH,SHANGHAI"‘WARREFUGEES IN SHANGHAI”两张图片,内容分别为向战争难民发放大米和难民排队在教堂前领取食物.

有文章介绍了全国的难民及救济情况,包括天津、太原、西安、成都、南京等地.就上海而言,“事态严重且确实需要大量关注.据估计已有25万难民退出这里,但是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可能还有75万需要救济.当地团体已经捐献300万美元,但协调此地救济工作的国际称还有一千万美元的缺口,这包括医院、受伤士兵以及难民的救济.财政部长已经通过孔祥熙博士向基金会拨款一百万美元.上海基督教联合会自行开展救济工作,9到11月三个月间已经在12个救济中心花费4万美元.联合会也得到了N.C.C救济基金的帮助,这意味着只要你曾向基金捐款就为帮助这座城市做了贡献.”[1”

有教会主导的地方救济活动也随即展开,以安庆为例,“罗马天主教会和圣公会在做一些救济工作,但是联合委员会的形式还不可能实现……八月成立的‘特殊时期紧急委员会’……两个部门中的一个主要关注救济工作”“罗马天主教会正在自己的牧区内为超过100个受伤士兵做治疗和宗教工作.圣公会主要是在圣詹姆斯医院救治来自各个难民点的重症患者.门诊楼的床位已增至68个,这已经超过了日常的工作能力范围”[M】.但是,由于基金的短缺、人员匮乏和医疗设施的不完善给救济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天主教和新教各自为政,不能统合救济工作,也给救济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也反映了抗战初期教会救济工作的困难和局限.

对于救济工作有的传教士态度也十分复杂,教会对战争的态度及在战争中应该做什么很难有确定的答案,后又引用他人的观点,总的来说战争是罪恶的、教徒不应该参与战争,同时又说在战争中的积极救助行为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过分陷入战争救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忽视能从苦难中解救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生命的建设和救赎进程.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任何对我们身边的文明有益之事.同时我们更有义务和唯一的机会推动更重要的任务即上帝之国的建设”[1 5】.

四、结语

抗战爆发初期,战火的蔓延给《教务杂志》从编辑到发行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此杂志的撰稿人有清晰深刻的认识.但是碍于宗教教义和现实考虑,很多传教士都不愿在中日之间做道德评价,而是从基本的宗教理念出发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这与基督教界的一贯态度是相符的.但是其中也难免有一些较为激进的表态,要么站在中国立场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要么认为中国对战争的爆发也负有一定责任.而教会的救济活动随着战争的爆发就展开了,但是由于自身力量的限制和现实的残酷,教会的救济活动也显得十分困难且杯水车薪.总体而言,抗战爆发初期,教会围绕战争的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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