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之间的东亚对话和对华政策协调,本文是关于美欧之间的东亚对话与对专科开题报告范文跟对华政策协调和美欧和东亚类论文例文.
美欧之间的东亚对话与对论文参考文献：
赵怀普 王振玲
〔提 要〕美欧之间的东亚对话主要针对中国崛起相关话题.21 世纪初该对话的启动标志着以应对中国崛起为核心的美欧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协调被正式纳入跨大西洋议程之中.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东亚对话趋于深化,议题范围扩大且讨论日益深入,就安全、经贸等领域的协调机制和协调内容提出了更具针对性、更富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欧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协调.然而,美欧对话也存在矛盾和分歧,对华战略的差异和在东亚的利益分歧限制了双方互动的深度.
〔关 键 词〕美欧关系、东亚对话、中国崛起、中美欧关系
〔作者简介〕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振玲,外交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6）6 期0058-16
进入21 世纪后,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使东亚成为美欧对外政策及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关键地区.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创造者和“监护人”,美欧的东亚战略目标有相似之处,加之双方的战略联盟关系,彼此协调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应是必然.美欧东亚对话在此背景下发端与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该对话不断深化,战略性影响更加凸显.东亚对话是冷战后美欧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一环,不仅对双边战略关系有直接影响,也将对中美欧关系以及东亚格局和地区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一、美欧东亚对话的发展与议题的扩大
美欧东亚对话在和二轨两个层面进行,虽名义上是亚洲事务对话,实则主要针对中国崛起相关话题.2001 年夏末,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和德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率先开启二轨层面的“跨大西洋对话”.[1] 参与对话的美欧专家和官员认为,就中国崛起开展对话,有助于实现两个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一是可以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实现更有效的共同管理；二是可以帮助美欧双方发现彼此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和政策差异及潜在的矛盾之处,防止出现突然的“相互抵消”式政策.[2] 该对话持续了一年之久,其提出的一个重大建议就是将中国崛起纳入跨大西洋议程之中.2002 年1 月,美国乔治? 华盛顿大学和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组织了跨大西洋亚洲对话,邀请美欧政府的中高层官员参加,但会议具体内容未予公开.[3]
2003 年以后,在中欧尝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欧盟讨论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背景下,美欧二轨对话逐步增加,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阿斯彭研究所、东西方研究中心与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改革中心以及欧盟安全研究所等欧洲智库,合作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崛起的对话活动.这些对话有着鲜明的特征：讨论的主题同欧盟对华武器禁运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往往会涉及中国崛起对周边战略平衡的影响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等问题.
二轨对话的增多推动了互动的发展.[1] 2005 年5 月,受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刺激,美欧启动由高级决策层参与的应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战略对话机制,即美欧亚洲事务协调会议.从史汀生中心的报告提出将中国崛起纳入跨大西洋议程到的亚洲事务协调会议启动,表明美欧在中国和东亚问题上的对话由二轨上升到一轨,且互动逐步走向正式化和常规化.至此,东亚对话成为美欧跨大西洋议程的一部分,为双方就中国崛起和亚洲形势开展对话和协调提供了正式平台.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欧对话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议题非常有限.虽然个别二轨对话探讨了美欧在人权、经贸等领域的政策,但和大多数二轨互动主要聚焦于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和东亚军事安全形势等问题,双方并没有就具体领域的政策协调进行有效沟通.另外,对话还受到其他因素制约.由于中国崛起彼时还不是美欧外交战略的优先重点,加之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不尽相同,这波互动的背后动力是暂时性的.美国的目的是就东亚军事安全形势教育欧盟,促使其继续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在美国实现了这一目的后,互动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2006 年以后,随着解禁风波的消退,美国对开展美欧战略对话的热情减弱,每年两次的对话虽得以维持,但美方参与者逐渐降低至中层级别官员.[2] 总之,这一时期的对话无论在还是二轨层面都不算活跃,更谈不上有跨大西洋对华政策的形成.[3]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变化及各自东亚战略的调整,美欧对话与互动开始大幅增加,且广度和深度较以往显著增强,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势.
首先,二轨对话摆脱了单纯对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相关问题的关注,所覆盖的领域更广,议题也不断扩大.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在2008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分析了美欧在中国政治和人权、法制、环境及公民社会建设等具体领域的政策,以及各自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国内经济问题、与中国相关的安全问题的看法,双方学者还分别评估了中国对国际规范和制度的遵守和接纳情况.[1] 欧盟安全研究所完成的研究报告则比较了美欧在经济战略、亚洲资源需求、亚太安全合作等方面所采取的战略,并就如何在这三个领域加强合作提出针对性建议.另外,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的对话活动及相关研究倡导建立全面、建设性的互动框架,具体建议是：美欧应继续保持常规化、高层次的亚洲事务（中国）对话,使其成为跨大西洋磋商中的常态；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中负责中国和亚洲事务的高官要积极参与此类磋商；双方讨论的内容要全面涵盖美欧同中国关系中的各类问题,包括经贸和金融、军事接触和军事技术转让、国内治理和人权等.同时,美欧在军事安全领域应商建长效机制来取代欧盟对华武器禁运.[2]
其次,由美欧官员和学者共同参与的“1.5 轨”对话显著增多.从内容上看,这类对话对东亚安全合作较为重视,旨在配合并推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欧盟“转身亚洲”战略之间的协调,其中包括欧盟的亚洲事务研究所2012 年主办的“美欧在亚太地区合作”特别吹风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欧盟安全研究所举办的“亚太地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研讨会等.另外,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巴黎办公室专门组建了跨大西洋安全工作小组,并于2013 年4 月发布题名为“美国转身亚洲后跨大西洋亚洲安全合作”的研究报告,评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欧洲和东亚的影响,并用安全追随者和安全促能者（enabler）来描述欧盟在东亚可以发挥的作用.[3] 从参与者和赞助方来看,“1.5 轨”对话较以往也更具色彩.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驻欧盟使团及欧盟驻美国使团、欧盟主要国家外交部均主办或赞助过美欧对话活动,前文提到的“美欧在亚太地区合作”特别吹风会就是由美国驻欧盟使团赞助,会议主持人之一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利伯特（MarkW. Lippert）等高官则参加了“亚太地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研讨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巴黎办公室举办的研讨会也是由法国外交部提供部分资助,欧洲方面的主持人是瑞典外交部长.另外,法国外交部2014 年还部分赞助了乔治? 华盛顿大学主办的第九届美欧对话会议,此次会议专门设置了美欧双方的对华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对话和互动的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1.5 轨”对话开始出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同时出席活动的情况,而欧盟驻美使团赞助的活动也日益增加,这说明美国外交、防务部门和欧盟共同协调的局面开始形成.例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Daniel Russel）和助理国防部长乔列特（Derick Chollet）共同出席了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跨大西洋研究中心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014 年联合举办的“跨大西洋地区重返亚洲”（A TransatlanticPivot to Asia）研讨会,荷兰外长、德国前驻华大使等欧方官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另外,欧盟驻美使团在2015 年资助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有关推动跨大西洋在亚太地区接触与合作的项目,同年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也邀请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副部级高官以及欧盟驻美大使参加.
最后,美欧互动再度勃兴并且提升到峰会层级.2011 年秋季美欧峰会在最后声明中首次提到,加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权问题方面的合作涉及美国和欧盟的战略利益, 美欧计划加强亚太问题的对话并协调行动,以展示双方对于该地区有着持久的高层承诺.[1] 这表明美欧东亚对话已经不仅仅是自下而上的智库推动模式,而是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联动的局面.与此同时,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多边机制成为美欧开展亚洲战略协调的新平台.由于美欧都将东盟作为各自东亚战略的重要支柱,2011 年以后,双方逐步加强了在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等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多边机制中的合作协调.2012 年5 月,美国国务院向欧盟对外行动署发去了题为“加大美欧的亚太事务对话和接触”的外交政策文件,呼吁美欧在亚洲问题上进行合作,并在高层建立一个全面对话框架协调彼此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努力.[1] 该文件是对2011 年美欧峰会声明的回应,说明加强双方亚洲战略协调已经被提上了美欧对外战略的日程.同年7 月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议期间,希拉里和阿什顿启动美欧亚太事务对话并举行首次会议,会后双方发表了“亚太事务联合声明”,除了强调美欧就亚太地区进行“更加紧密的双边磋商”以外,还特别提到了南海问题,对中国周边事务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14 年美欧春季峰会的最后声明又指出,美欧重申保证航行自由及海洋合法用途,并呼吁相关方不要采取单边行动改变现状、增加紧张局势,此外,声明中还有很多内容涉及网络自由与安全、外空国际法制定等.[2] 这些问题均与崛起的中国有关,也恰恰是近年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中的新焦点,显示出美欧有意加强在这些问题上的协调以共同向中国施压.
综上所述,美欧东亚对话经历了一个渐进式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了二轨、1.5 轨对话和互动紧密交织、相辅相成的多层次互动框架；对话议题不断增加且讨论日益深入.“1.5 轨”对话的增多和互动的升级表明,大西洋两岸对于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协调的重视和支持程度明显提升.
二、推动对话演化的因素
美欧东亚对话的演化是两个相联系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美欧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霸权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欧盟经济也遭受严重打击,欧盟委员会时任主席巴罗佐说：“经济和金融危机已将欧洲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进步一扫而空.”[1] 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保持了较快增长.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04 万亿美元,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 年进一步增加到10.42 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7.87 万亿美元）,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财富和权力正在从北方和西方转向东方和南方,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旧秩序正在让位于由新兴非西方国家共享的新秩序.”[2]
中美欧实力的消长导致美欧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加剧.在“中国将要超越美国”的舆论裹挟之下,加上失业率攀升,美国民众开始把自身经济困难归咎于中国,美国相关机构对中国的威胁评估升级也起到推波助澜效应.2009年夏,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克雷皮内维奇声称,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正使“东亚海域慢慢且不可避免地变成另一个潜在的美国军舰禁入区”.[1]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0 年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日益显而易见”,很多东南亚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在本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势姿态（assertiveness),对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美国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2] 同年7 月,希拉里在出席第17 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宣称,航行自由及在南海遵守国际法事关美国国家利益.[3] 据说,会议期间很多东盟国家对南海纠纷加剧所做的声明都是由美国幕后组织和协调的,美国甚至鼓励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等国深化与东南亚各国关系,以进一步对抗“中国的霸权企图”.[4]
中国崛起机遇论在欧洲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很多学者认为20 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 年是中欧关系的蜜月期.[5] 但随着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议题被搁置,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拐点.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欧洲民众和精英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使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逐步加大,加之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对一些欧盟国家制造业造成了冲击,部分欧洲民众开始将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失业问题等归咎于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负面认知.与此同时,中欧发展模式差异也开始引起欧盟方面更多的关注.部分精英认为,中国入世后企业国有化程度重新加强,市场开放程度停滞不前,在联合国系统内也经常反对欧盟所代表的价值观.加上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与欧盟及整个西方的援助模式不同,欧盟因此对中国援助模式有所担忧,认为会对欧盟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产生挑战,使其失去部分光泽和影响力.2009 年4 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对欧盟—中国关系的权力审计”的欧中关系政策报告,宣称欧盟对华“无条件接触”政策已经失效.[1] 2010 年6 月,报告作者之一顾德明（FrancoisGodement）又发表了“一种全球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欧盟需要改变对华“无条件接触”的政策,“需要更有效地在欧盟层面协调自己的政策,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加强对中国的有限影响”,呼吁欧盟加强协调一致对华.[2]
总之,金融危机以来,虽然美欧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差异,但均同步呈现上升趋势.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有关调查数据,2014 年美国和欧洲的受访者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分别是34% 和35%,[3]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整体认知进一步趋向负面.这一认知变化为深化美欧对话提供了动力和契机,成为二者推动东亚对话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推动性因素与金融危机后美欧东亚战略调整有关.在美欧对中国崛起疑虑上升的同时,东海和南海争端升级导致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其东亚战略在策略上进行调整：试图利用钓鱼岛争端和朝核问题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联盟关系,利用南海争端强化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安全联系；将重返东南亚作为重返亚洲的重点,并采取了一系列意在深度介入的措施,以强化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施压,试图构建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的全方位包围圈,冀望通过运用“巧实力”,在与中国进行对亚洲国家影响力之争中保持优势；推动建立并谋求主导亚太地区多边机制.总之,从经济上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安全上加强军事存在和军事联盟,美国的东亚战略更具进攻性,制衡中国的一面更趋明显.
与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相对应,欧盟也在“转身亚洲”.早在21 世纪初,欧盟便开始战略东移,但当时更多是基于经贸利益的推动,是亚洲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在美国推动和刺激下有所扩大.2012 年欧盟发布新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东亚指南”,在继续强调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关系的同时,针对中国进一步崛起、中国周边局势更趋复杂的形势,增加了关于南海等问题的立场声明,称南海问题紧张升级会对很多领域的通航和商务产生影响,并影响到欧盟的贸易和投资利益.文件还提出,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以及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东亚地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强,但地缘政治的上述变化和遗留的历史及领土纠纷可能导致严重的紧张局势.[1] 该文件的内容和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该文件专门指出,欧盟需要就东亚外交与安全问题和美国开展战略对话.[2]
总之,随着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态势更趋明显,美欧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加强,美国担忧中国军力上升会挑战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主导地位,而欧盟则担忧东海或南海问题的加剧影响其经贸利益,也担心崛起的中国挑战国际规范.在新形势下,美欧采取新的举措加大对亚太尤其东亚地区的外交投入,而在这一战略调整过程中,双方的东亚战略互动和政策协调也出现了不断加强的趋势.
三、存在的矛盾与分歧
谋共识、促协调固然是美欧东亚对话的主旨,但并不意味着双方的绝对统一.美欧东亚对话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矛盾与分歧.正如有分析指出,美国一直希望欧盟发挥从属者角色,互动的目的是让欧盟在核心问题上采取和美国类似的视角.[1] 2003 年底,当意识到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可能性后,美国遂对欧展开外交施压,2004 年初派特使访问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表达关切；2005 年2 月布什总统访欧时声称,解除禁运会破坏海峡两岸军事平衡,警告欧洲领导人向中国军队转让高科技的后果.[2] 美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还在布鲁塞尔和布拉格就“与中国经济和安全关系的跨大西洋视角”举办听证会和研讨会,指出“解除禁运将会对美欧关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警告欧盟“不要犯错误”.[3] 欧盟认为,美国反对解禁是出于傲慢,不允许作为盟友的欧盟采取违背美国政策的重大举措.[4] 有专家就此指出,虽然美欧就中国崛起的互动是互利的,但这样的对话常常成了美国单方面的教育广播,而不是真正的交流.[5] 近年来,美国在对话中继续主导议题设置,敦促欧盟采取相应措施以与美国战略形成协同效应.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用“安全追随者”和“安全促能者”来描述欧盟在东亚可以发挥的作用,就明确地反映了美国这一意图.在2015 年7 月的一次智库对话会上,美国高官就南海政策公开要求欧盟方面“紧跟”美方口径,副助理国防部长西赖特（AmySearight）说,华盛顿欢迎欧盟关于“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呼吁,但在涉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时,欧盟“支持得更响亮一点会更有用一些”.她进一步解释说,欧盟应采取“更靠前一些的做法,比如说支持（美方要求中方）停止建岛”等.助理国务卿帮办富克斯（Michael Fuchs）也附和说,美方希望欧盟“在我们看到一些值得忧虑的情况时能站出来说话”.但此次施压并未奏效,欧盟驻美国大使奥沙利文（Did O’Sullivan）回应称,“统一口径在有的时候有用,但在有的时候不具建设性”,“这一地区最需要的不是更多战舰”.[1]
美欧对话尤其是互动中时常出现上述矛盾,一方面因为此前美欧各自的亚洲政策决策互动极少,欧洲官员缺乏对东亚战略形势的深刻了解,美国的很多亚洲专家对欧盟内部制度也了解不多,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双方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更担心中国实力上升危及其在东亚的安全利益,因此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而绝大多数欧盟国家并不认为中国会成为军事威胁,认为中国崛起意味着从一个发展中大国向发达国家的过渡,欧盟需要关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内部的问题.因此,欧盟更倾向于采取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方式,希望通过接触把中国纳入并束缚在国际机制中,以确保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维持现状的大国实现和平崛起.[2] 当然,欧盟的这一政策也与其追求成为一个全球行为体并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诉求有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欧盟日益成熟并成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其对国际问题包括中国崛起问题的意见不可避免地会同美国出现差异.[3]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任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认为,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差异在2008 年以后依然会是双方面临的极大挑战.
另外,美欧在东亚的利益差异也是双方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虽然美欧都希望维持东亚和平、稳定和繁荣,但欧盟对此的关注主要源于其在东亚的经济地位和利益,其对东亚安全的关注也是出于担忧安全问题对经济领域的外溢效应.美国除了经贸利益,还有着战略利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这种利益差异容易引起双方相互指责.有的欧洲学者认为,美国在试图遏制中国,或者过于从“威胁”视角看待中国崛起；而有些美国专家则认为,欧盟对华战略往往会为了商业利益而忽视其他考量.[4]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曾在欧洲内部引发激烈辩论,主张同美国保持一致者认为,欧盟自身无法实施有效的东亚战略,欧洲和亚洲的经济联系从美国在亚洲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中获益.而主张欧盟保持独立性者则认为,欧盟和美国不同,在东亚没有驻军和需要支持的安全联盟,因而独立的东亚战略更有助于欧盟实现经济利益.[1] 欧盟深知,美欧在亚太地区采取完全一致的战略会损坏欧盟在亚太的形象；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欧盟加入美国来“制衡”中国,那将是欧盟对亚洲外交政策的惨败.[2]
四、美欧东亚对话的影响
尽管存在矛盾和分歧,美欧东亚对话产生的重要政策影响仍不容忽视.冀望通过对话形成共识或提出政策建议,以此来影响政策,进而促进美欧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协调,就此而言,美欧东亚对话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美欧对话促使欧盟搁置了对华军售解禁议题,欧盟还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民两用品的出口管制,分别在2008 和2009 年通过了“《关于军事技术和设备出口控制的共同规则》的共同立场”和《欧盟双重用途物品出口管制条例》.[3]
金融危机以来,对话一方面推动美欧对彼此东亚战略的了解进而为双方联手合作造势,同时也为美欧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如何协调合作建言献策.这一时期的对话重点探讨了如何加强美欧在东亚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涉及经贸领域的标准设定、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领域内容.2012 年7 月发表的《亚太事务联合声明》是美欧加强亚太战略沟通与磋商的阶段性成果.虽然欧盟囿于内部成员众多,无法就安全问题很快达成一致,美国却和欧盟的主要成员国逐步形成了定期会晤机制,其中参与人员主要是来自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政府的官员.[1] 经贸领域对话也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影响.2011 年5 月,伦敦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尚未正式推出之前就成立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工作组在2012 年共同发布了“跨大西洋贸易领导力的新时代”报告,重点指出美欧就业与增长高级工作组要确保美欧双边贸易协定和美国、欧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相联系、相融合,[2] 亦即美欧在设定TTIP 主要规则时,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欧盟与其他国家的自贸协定规则尽量保持一致.这些对话推动了经贸战略的协调发展.2012 年4 月,美欧发布“关于国际投资的共有原则”联合声明,主要强调了投资准入的开放和非歧视性投资环境、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公平的竞争、规则透明等原则.[3] 这些内容和双方的自贸区以及TTIP 战略的标准一致,表明美欧在其亚太地区的自贸协定以及TTIP 战略的推动过程中协调互动,试图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经贸和投资标准,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设定规则和规范.总之,经贸和安全战略两方面的协调均旨在维护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框定”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范围.[4]
目前来看,对话互动已经促进了美欧在经贸和东亚安全领域的战略部分趋同,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也在加强,但只要中美之间不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样的互动不可能让美欧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完全形成联手之势.尽管英国和法国在亚太地区有小部分安全存在,但在中欧经贸联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欧盟直接参与美国在东亚军事制衡行为可能性较低,其对华制衡仅表现在出口管制、贸易规范制定等方面的软制衡.一旦美国过于强调对中国的军事制衡,欧盟反倒可能加强和中国的接触,藉此在中美之间发挥斡旋和调停作用,减少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少欧洲人士希望欧盟在东亚扮演中国和美国之外的第三方,在重大安全问题上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为东盟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选择,以便在中美之间发挥协调或者斡旋的作用.[1]
在2015 年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上,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将欧盟定位为一个超越欧洲范围的全球性战略行为体,但她非常小心地设计欧盟在东亚安全中的角色,表示欧盟愿意提供支持,但并不代表欧洲事实上已经卷入.欧洲不需要跟从别人的做法,而应展现出一种不同的操作外交政策和保障安全方式,即通过多边途径和外交、援助和贸易以及防务等一体化的方式实现冲突预防.莫盖里尼指出,不玩传统的权力政治并不等于忽视安全.[2] 与美国就东亚战略进行磋商并不等于认可美国的东亚战略或美国在东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欧盟也希望通过美欧互动来影响美国的战略选择.尽管在和美国互动的过程中,欧盟安全战略的某些内容与美国趋同,但欧盟同时也在加大和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其对华接触的核心战略并没有发生改变.英、法、德、意等国纷纷加入中国创设的亚投行,说明它们仍希望加强和中国的接触与合作,或者说它们在中美之间选择两面,希望进一步从中国经济崛起中获益,而不会盲从美国对欧盟外交政策所提出的要求.在美欧利益重合时,欧盟会加强和美国的合作,但欧盟也会继续其以接触为核心的对华战略,并在东亚整体战略中努力凸显自己和美国的不同：推动多边主义、法治、良治以及地区一体化.[1]
五、结语
面对中国的持续崛起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美欧有着将崛起的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共同利益,这是推动双方在东亚互动的根本动力.东亚对话的建立与深化,标志着冷战后美欧在东亚的关系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对话议题的扩大且讨论的日益深入,为推动美欧合作提供了更具针对性、更富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美欧东亚对话也存在矛盾和分歧,其背后反映了美欧在东亚的战略差异和利益分歧.这种差异和分歧的存在,加上欧盟追求独立行为体身份的战略诉求,以及从中国崛起获取经济利益的驱动,都将不可避免地使美欧对话与互动的深度受到制约.对话虽然可以推动相互理解及战略与政策协调,但战略差异和利益分歧形成的阻碍限制了互动的深度,美欧东亚对话机制的这一基本特征不会轻易改变.
【完稿日期：2016-10-30】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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