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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这两个字,其实也说过,宋希濂（国民党名将,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被赦,后担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本刊注）亲耳听到的.宋希濂在潜心研究理论时,突然想起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时间是1948年7月下旬,地点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与会者有、顾祝同、白崇禧、汤恩伯、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黄维等共计120人.
主持会议的,用黯淡的神色和沮丧的语调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军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也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比过去在江西围剿还要有利.但是抗战胜利后,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恐怕都成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军事上的失败,似乎找到了依据,但是作为政治家,他还发现了别的东西.而的发现,构成了宋希濂对的发现,所以宋希濂在《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上发表的《回忆南京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继续说,对除了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我听了他这段话,好像进入了阵似的,脑子里总在想,是怎样的哲学问题呢？以我这个仅有初中文化的人,向来把哲学当作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面去呢？讲话中他没有讲清楚自己的哲学是什么,人的哲学又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在哲学领域内,如何才能应对的方法,这使我更加感到莫名其妙.”
1964年,宋希濂带着困惑,登上南下的列车,随全国政协组织的文史专员参观团,到江南一带访问.随行记者把这个团戏称为“帝王将相参观团”,因为团里有当过皇帝的溥仪,当过亲王的溥杰,还有当过国民党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王耀武,当过国民党军长的郑庭笈、杨伯涛、罗历戎,以及当过国民党天津直辖市长的杜建时和军统系统的沈醉、康泽、董益三.
抵达南京的当日,在邱行湘家里共进午餐之后,参观团直奔位于市郊的中山陵.这天正好是孙中山逝世39周年纪念日,江苏省政协安排他们去谒陵.
宋希濂尾随在队伍后面,在孙中山坐像前面行过礼后,便绕灵一周.他走得很慢,不知怎的,有一个声音老是在他耳边缭绕,他知道,那是他曾主持杀的瞿秋白与他在对话.这位人英勇就义已近30年了,可是对话仍在继续,继续到此时此刻宋希濂恍然大悟.
宋希濂对杜聿明说：“我们过去都称是‘三义’的信徒,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晓得国父为什么要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杜聿明不解其意：“那,你说究竟为什么呢？”
宋希濂提高嗓门道：“是因为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与并不矛盾,从而把他的三大政策作为实现、民生、民权的前提,你说是不是呀？”
杜聿明点头称是：“有道理,有道理！”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公园,点头称是的却是宋希濂.那是参观完毕,人们在公园长廊休息的时候,沈醉讲了一位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被囚禁在重庆歌乐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
“抗战胜利不久,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向提出释放叶挺.”沈醉说,“释放之前,我又特地去白公馆与他见面.当时,我有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的高级将领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囚禁过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军统要员,他们被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要么是尽快与家人见面,要么是设宴大会宾客.而叶挺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是一个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员,所以,我出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把叶将军的回答报告给了戴笠,戴笠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才咬牙切齿地说：‘的可怕,就在这里！’现在看来,我应该把戴笠的话改一个字：‘的可敬,就在这里！’你们说是不是呀？”
宋希濂啧啧连声：“有道理,有道理！”
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宋希濂当时没有说.参观团返回北京不久,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邀请宋希濂去给尚未获赦的战犯们做报告,介绍参观团江南之行的所见所闻.在讲到上海时,宋希濂说：“我们现在去上海,多么轻松,从南京出发,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30年前,同样是这个距离,我们去得非常艰难,足足花了几天时间.”
宋希濂告诉大家,那时他担任国民党87师261旅旅长,驻防在南京马标.驻防在上海闸北的19路军受到日军突然袭击后,奋起反抗,英勇杀敌,徐徐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宋希濂于抗战爆发的翌日,便代表全旅官兵去三牌楼军政部见部长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遭到拒绝以后,宋希濂于当晚率营长以上干部30人,长跪在鼓楼附近何应钦住宅大门,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见大门紧闭,宋希濂哽咽着说：“国家养兵千日,自当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家门,友军浴血抵抗,我们却袖手旁观,难道要中国人当亡国奴吗？”
何应钦迟迟打开宅门,答应从速商议.这样,几天以后,终于授意何应钦,将散驻在京沪、沪杭线上的87、88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即赴上海参战,而首先出发的部队,便是宋希濂的261旅.
“今天在座各位,有不少率部参加过淞沪抗战,比如说黄维,还有方靖,我这里回顾自己经历过的往事,只是想阐明一个道理——”宋希濂停顿了一下,他要把心里酝酿已久的结论告诉人们：“不能说国民党军队不能打仗,只能说军队更能打仗,因为他们除了,还有我们无法拥有的思想武器,这就是武装在大脑里的斗争哲学……”
（摘自《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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