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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符号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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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身份是在社会交往情景中由自我与他人的互动共同构建的,符号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个体可以通过控制符号来呈现自我,同时影响他人对自我的认知和态度,从而实现自我期待中的身份建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赋予了每个人使用网络进行符号生产、传播的权力、便利和自由,个体也因此获得了通过网络空间中的符号生产来强化、重塑、创造自我理想身份的可能.

|关键词|网络空间符号生产身份建构自我认知

身份(identity)问题源于人类的自我认知,即对“我是谁”的不断追问与回答.自哥白尼革命开始,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向外”改变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同时也“向内”修正着对自我的认识.身份作为解释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概念,成为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论争的焦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不同理论视角的深入研究,一种处于抽象本体的、固定的自我观念一步步被解构,自我身份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建构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纳.符号是自我认知和自我呈现的工具,也是微观人际互动中自我与他人交往的*,我们可以通过对符号的控制影响他人对自我的认知和态度,从而影响自我身份建构.传播媒介是符号的载体,现代传播媒介技术带来了新的符号生产、传播模式,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也改变着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交往模式,这些都对个体自我身份的建构带来了影响.

符号、媒介与自我身份的呈现与建构

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符号互动论认为,自我观念的形成离不开他者,个体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以及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呈现都需要借助符号(主要是语言)作为*.“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他人的社会承认行为赋予的.[1]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镜中自我”概念认为,“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2]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通过他人这面“镜子”来认识自我.所谓镜子,即是一种符号媒介.符号互动论的重要学者米德发展了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提出自我可以区分为“主我”和“客我”.客我体现着他人的态度,主我是个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两者在个体的社会活动中融合成自我.“它是一个社会的自我,它是在它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自我.它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才具有我们想要归之于它的那些价值”.[3]米德同时认为,主我与客我间的对话、反省与控制主要通过语言符号来完成,正因为有了语言符号作为*,才使自我认知与自我呈现成为可能.

在库利和米德的研究里,自我的呈现是相对客观真实的,而他们的追随者欧文·戈夫曼则提出,自我的呈现具有主观操控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提出了“印象管理”与“拟剧”理论,认为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像戏剧演员一样进行“表演”,从而控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在人际互动中,不管个人在头脑中所具有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也不管他达到这个目标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兴趣始终是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他给人的这种印象将引导他人自愿地根据他的意图而行动”.[4]既然符号是自我认知与呈现的工具,那么人们的“表演”与“印象管理”也必须从操控符号着手,根据社交情景和自我预期,通过“演技”与系统化符号(语言、姿态、表情、服装、道具等)的设计来呈现自我.控制自我呈现的过程,其实也是控制身份建构的过程.在福柯看来,对话语(言语实践)符号的操控并非仅仅用于自我呈现,更是一种权力斗争,“历史也经常教导我们,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话语符号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斗争场域,同时也是“构建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意义体系”的工具.[5]通过对话语的操控,可以建构自我身份,也可以控制他人的身份建构,这便是“话语权力”,也即“符号权力”.

符号本身也是一种媒介,在微观的人际互动层面,语言、表情、动作等符号在小范围的社会交往中发挥着自我身份建构的*作用.但在媒介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成了符号生产、传播、消费的重要工具,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能够打破时空限制,获得了大范围的传播,为身份的强化、重塑与创造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各种符号手段,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生产了大量媒介形象,这些媒介形象(尤其是媒介明星)“有助于塑造某种文化和社会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及其最深刻的价值观: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以及什么是道德的或邪恶的”,个体通过对媒介形象的消费“铸就了自身的认同性、自我感”.[6]而媒介形象中的“超级明星”更是在借助媒介符号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成为普通人身份认同的榜样和理想,对个体自我身份的建构产生了可能的潜在影响.[7]

然而,大众传媒作为高度受控的媒介,更多地被政治权力和资本所控制.除了上述通过生产媒介形象传播主流价值观以影响个体身份认同之外,大众传媒并未深度介入个体身份建构的重要场所——日常社会交往,普通个体也没有获得借助大众传媒强化、重塑、创造自我身份的媒介符号权力.但这种状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及其对日常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而得到了改变.

互联网对自我身份建构的赋权与赋能

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去中心化是互联网技术的原生禀赋.互联网对用户的赋权体现在:通过几乎人人可用的技术和较低的使用成本,将全球无数的个体连接在一起,在技术层面上赋予每一个接入互联网的个体平等的使用权,这些个体彼此之间可以进行超越空间限制的实时互动,也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符号的生产与传播.

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互联网技术解构了媒介的控制权,使媒介的使用主体个人化,个体不仅拥有了媒介消费上的选择权,更拥有了媒介内容生产上的使用权.“(媒介的)使用者和操作者变成同一群人”,媒介符号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实现融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元素”.[8]

对于本文所关注的身份建构问题来说,互联网的赋权还体现在这一媒介技术改变了人类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深度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甚至让“整个世界成了个人日常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个部分”,[9]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际互动模式.因此,无论是赋予个体媒介符号的生产与传播权力,还是变革社会互动交往中“印象管理”的模式,互联网“大大增加了每个网民对自我、对自身归属和对自身身份反省的空间”,[10]使得自我身份的强化、重塑与创造处于一种更加“变动”和“漂移”的后现代状况之中.

互联网所形成的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空间,我们身体无法进入其中,只能借助文字、音频、图像等符号进行交流.在互联网商用的早期阶段,网络传输速率较低,图像的数字化处理技术尚未成熟,网络空间的交流主要以文字和简单的表情符号为主,这使得参与网络空间交流的主体的身份具有很强的隐匿性,因而也出现了较多网民虚构自我身份的情况.“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1993年《纽约客》刊登的著名漫画即是对这一现象的讽刺.然而也人意识到网络虚拟空间“似乎能够把我们从‘肉体的牢狱’中解放出来”,“把人们从由身体所决定的性别和种族身份中解放出来”[11],从而使人们摆脱长久以来围绕身体差异而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然而不管是好是坏,身体在网络空间的缺席只是阶段性的状况,互联网的比特世界的确不能容纳由原子构成的身体,但却可以容纳由比特构成的身体符号.

随着互联网传输速率的不断提升和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普及,能够真实呈现身体的影像符号开始在网络空间大量传播,身体以比特形式进驻网络虚拟世界.一些敢于展示自我的网民通过自拍数码照片在网络上传播,创造了全新的自我身份形象,2004年以“S”造型走红网络空间的芙蓉姐姐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芙蓉姐姐是较早地通过文字话语和身体影像符号生产创造出自我新身份的网络明星(“网红”).她之所以能够成功建构新的自我身份,一是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在媒介使用上的赋权,二是得益于数码影像技术在身体符号生产技术上的赋能.如果说用文字符号来生产话语还有一定的门槛,并非人人可为,那么用数字影像来生产身体符号呈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便是人人都会的基本技能了.芙蓉姐姐之后,数码影像技术在网络符号生产上的赋能愈发凸显.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普及与迭代,各类模版化美颜APP的涌现,以及网络视频传输与直播技术的成熟,数字影像的生产、传播几乎变成了零门槛,很多不擅用文字呈现自我的个体纷纷加入影像符号生产大军,网络空间的符号生产力被大量释放,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借助影像符号的生产呈现自我,建构身份.近两年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勃发及用户主体的平民化,正是得益于数字影像技术和移动互联网高传输速率对每个用户的赋能.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深度融合,借助网络空间的符号生产强化或重塑既有身份、创造新身份的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网络空间建构起来的身份也越来越真实、多元,与现实社会身份的叠加、交织成为常态.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自我身份建构获得了更多变动的条件和可能性,成为了一项从未完成的任务.

网络空间中的符号生产与身份建构

身份建构是在社会交往语境中自我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只有与他人进行互动,才能建构身份.如果一个人在网络空间中从未与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互动,身份建构也无从谈起,但这种情况在网络空间中几乎是不存的.因为网络空间是一个符号化的空间,里面所有的符号资源都是由人创造的,我们通常把上网行为叫做“访问”,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选择了上网,就意味着需要通过点击、浏览等行为访问其他人生产的符号,这种访问就是与他人的一种互动.而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网民的访问互动行为,才能帮助那些在网络空间中生产符号的人建构他的自我身份.宽泛一点来看,一个长期在网络空间“潜水”访问的人也是在进行符号生产,因为他的每一次访问都会留下历史“足迹”.在如今大数据的深度分析下,潜水者也有明确的“行为画像”.例如支付宝、网易云等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为每个用户推出的“年终回顾”,把用户一年来的消费行为、听音乐相关的行为进行分析描绘,用户的潜在自我便“跃然纸上”了.这种无意识状态下的“足迹”符号所呈现的自我似乎更加真实,当大数据分析将一份行为画像摆在我们面前时,无疑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我,在某一个层面上了解“我是谁”.

与潜水这种隐性的符号生产相比,在网络空间中主动进行符号生产的活跃个体更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积极与他人互动,建立个人主页、上传个人头像,利用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符号形式发布个人动态、观点和作品,转发自己所认同或反对的内容,甚至利用网络直播方式构建交流互动现场.网络社会交往中主动进行符号生产的行为同样属于戈夫曼提出的角色表演与“印象管理”,个体希望通过在网络空间中的符号生产从他人处获得所期待的认可,从而实现自我认同,建构自我身份.在现实社会里,我们一出生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有着相对固定的角色身份,自我时常处于一种被建构的状态,要想主动建构一个理想的自我身份,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而要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代价则会更高,可能需要切断原有的社会关系远走他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空间)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建构起新的自我身份.但在互联网时代,“重新做人”则要容易的多.

网络空间是一个全球化的、虚拟的符号空间,没有地域性,只存在不同的平台和社群.当我们进入某个平台或社群时,要么以“游客”(陌生人)的身份进入,要么进行ID(身份)注册.只要我们刻意隐匿自己的真实社会身份,不发布自我的身体符号,在这个平台或社群里,就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身份.有些在现实社会中相互认识的熟人,当以陌生ID同处于一个网络平台或社群时,彼此之间也变成了陌生人.在不暴露身体符号的前提下,当我们对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建构不满时,还可以重新注册一个ID,再次开启建构自我身份的旅程.因此,相较于现实社会空间,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建构拥有较多的选择自由.首先,我们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在网络空间建构自我身份;其次,我们可以选择建构什么样的自我身份,例如,有人在网上只发布工作动态不呈现自己的生活,相反,有人则只发布个人生活动态不呈现工作;再次,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在网上拥有的社会关系,例如选择关注谁、不关注谁,以及被谁关注、不被谁关注.通过这些自由的选择,个体可以借助网络空间强化、重塑现实社会中的既有身份,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自我身份,因而网络空间中的身份建构往往带有自我期待的理想色彩,而正是因为有了理想的驱动,我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符号生产才更有了动力.

我们主动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符号生产,自然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得到他人的喜欢、欣赏甚至推崇.与传统社会交往中的符号互动不同,网络空间可以使个体的自我呈现和他人的态度变得更加直观、可见,“印象管理”效果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例如,用户在微博、空间等社交媒体中发布的动态一般都有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之类的标记,这些都是对他人态度的测量,可以说一目了然.但这种量化的符号生产和“印象管理”可能会迫使或诱导部分用户采取比较功利化的讨好策略,从而偏离理想自我,造成身份建构中的自我迷失,最终影响网络空间的社交生态.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担忧,致力于构建良好社交生态的微信朋友圈并未采取量化策略.

和网络空间的潜水者一样,在网络空间主动进行符号生产的个体持续生产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他所保存积累下来的自我呈现符号就越多、越丰富,他的自我身份也就越明确,也越容易被他人认知和把握.几乎所有的网络社交平台都设有个人主页,将个体所发布的动态以列表的形式予以呈现,其目的也是为了方便社交中向他人呈现自我身份.身份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必需品,明确的身份可以给他人带来信任感,从而建立起稳固的交往关系.在传统社会交往中,初次相识的陌生人想要了解彼此的身份,最便捷的途径便是通过自我或他人的话语呈现,但话语呈现的明确性和真实性都难以保障,因而陌生人之间如果想要建立起互相信任的稳固交往关系需要较长时间的接触了解.而在网络时代的社会交往中,陌生人之间可以通过浏览彼此主页或搜索对方在网络空间的符号生产状况来快速把握对方身份,一旦确认了对方身份,便能够更快速地构建起信任关系.因此,与大数据分析呈现潜水者身份一样,网络空间的符号生产持续时间越长,内容越丰富,自我身份的呈现也就越真实、明确.在网络社交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热衷于以匿名的身份参与网络交往,也经常更换社交媒体*,这些情况到现在已经较为少见了.因为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越来越多人进入网络空间,慢慢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交关系移植到网络平台,同时,个体长时间在网络上积累的符号生产也有助于与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形成影射与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社交信任,为个体带来“社交红利”.

结语

互联网在技术上赋予了每个人使用网络进行符号生产、传播的权力,同时智能手机、数码影像技术和高速网络也赋予了普通人符号生产、传播的便利,我们也拥有了在网络空间建构自我身份的选择自由.但是有了这些权力、便利和自由之后,是否每个人都能借助符号生产建构出理想的自我身份呢?答案是否定的.身份的建构需要自我和他人共同完成,在网络空间中,如果一味进行迎合讨好式的符号生产,则会失去理想自我.相反,如果符号生产的质量较低,不被人喜欢,又很难引发他人的互动.当一个人生产的符号产品没有消费者,就像表演没有观众一样,建立在符号互动基础之上身份建构也无从谈起.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将自我的期待、他人的期待较好地融入到符号生产之中,这既是一个智慧、才能问题,也是一个方法、技巧问题.因此,在网络空间中借助符号生产建构自我身份,门槛虽然很低,空间虽然宽阔,选择虽然自由,但也并非人人都能获得成功.但是相较于现实社会空间而言,网络空间的确给予了很多人强化、重塑、创造自我身份的可能,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也借此获得了成功,这也是互联网革命在自我身份建构层面的充分体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媒体在新疆边境地区跨界民族中的使用现状及影响研究”(13CXW03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涉疆问题在社会化媒体中的舆情现状与应对机制研究”(14BXW02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彼得·伯格著,何道宽译,《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2][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3][美]乔治·H·米德著,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4][美]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5][法]米歇尔·福柯著,《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第421-422页

[7][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第

421-422页

[8][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9][荷]约斯·德·穆尔著,麦永雄译,《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第164页

[10][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王鲲译,《身份认同的困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页

[11][荷]约斯·德·穆尔著,麦永雄译,《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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