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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高材生
1850年,美国耶鲁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在马萨诸塞州孟松中学就读的广东香山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容闳“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了耶鲁,不过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作为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成绩优秀,尤其是英文论说,在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1854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首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人.
与今天一样,耶鲁的文凭是一块在美国获得高薪工作的“敲门砖”.但容闳早就立下誓言“他日学成,不论就何业,当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1854年11月,容闳放弃了在美国可以找到理想职业的诱惑,登上了回国的帆船.经过海上154天的旅程才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
“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回国后的容闳急切地想要找到一条报国之路.可是,积弊已深的晚清官僚体系根本没有“体制外”人才施展的舞台.对于容闳这样一个出身贫苦的“假洋鬼子”而言,当然更是如此,“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实际上,容闳之所以会在少年时进入“西塾”和马礼逊学校接受西学教育,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学校不仅不收中国学生的学费,而且还免费供应食宿.
结果,容闳不得不开始了多年“打工”式的“流浪”生活.在广州、香港学中文、考察民情、找工作；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当翻译、当文书、做助理……按照容闳自己的说法,“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自己能干什么和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中国的人”.
1860年,容闳甚至冒险前往太平天国控制下的南京（天京）.他在这里见到了在香港结识的老朋友,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通过后者的关系,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在内的资本主义改革意见.但他很快发现,尽管见过世面的洪仁玕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但太平天国之内“没有人支持他,以拥护这些建议的实施”.在南京停留一个多月后,容闳大失所望地回到了上海.尽管距离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还有数年时间,容闳却已断定,“太平军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的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复兴”.
直到1863年,命运之神才眷顾了容闳.湘军统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一方面领教了洋洋炮的“神奇”,另一方面也觉察到“胜则后患”的潜在危机,遂着手创办近代军工企业.当曾国藩听说容闳曾在美国生活了8年,“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且一直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后,便“三顾茅庐”式地邀请容闳,最终将其纳入幕府.
这位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从此投身晚清的洋务运动.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奉曾国藩之命赴美采购机器.尽管不巧碰上了美国南北战争,使购买机器不得不受到拖延,到1865年春,容闳还是不辱使命,从美国成功购买了“一百数十种”机器回国,实现了建设“好望角以东的最大兵工厂之一”江南制造总局的设想.到了19世纪末,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此是后话不提.
容闳主张,中国的工厂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管.1867 年,他又借曾国藩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之机,“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曾国藩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就开设了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为洋务运动培养了第一批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一切使容闳倍感欣慰,他自认为得遇曾国藩为“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将曾视作自己的“伯乐”,毫不吝惜对其的溢美之词：“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思想开明,又稳健节制,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人物.”
“幼童留学”的推手
在容闳看来,江南制造总局及其兵工学校的创立,不过是“小试其锋”而已,真正令他魂牵梦绕的,是心中酝酿已久的“教育计划”,“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用容闳学生后来的话评价说,“他一生的宏愿就是促成出洋局成立,派遣一些学生出洋留学,学成后为祖国服务,以迎接千变万化的世界形势”.
1867年,容氏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军机大臣文祥提出了《条陈四则》.尽管此《条陈》共为四项,但实际上,“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等三条,只是“假以为陪衬”.《条陈》真正“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也就是“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从具体的官派学额、批次,到择选学生的各项标准,乃至赴美留学后,学生们的膳宿、入学、监管、开销等情节,容闳都做了充分的设想与具体论述.只可惜,当《条陈四则》敬呈文祥之后,文祥先是因“丁忧”“不得与闻政事”,随后,服丧不过3个月的文祥不久逝世,留学之议暂时只能束之高阁了.
直到1870年,容闳才利用赴天津处理教案之机（担任翻译）重提旧事,并最终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字里行间满是喜悦之情.1871 年,曾国藩领衔上奏《挑选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并附《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拟“选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容闳得知奏请获准实施后,更是欣喜若狂,认为他的计划可望“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经过多方努力,1872年夏首批幼童30名得以赴美.此后连续3年,清政府每年都选派30名幼童,准备在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毕竟这是“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清廷又任命容闳以副监督的身份“帮办一切事宜”.他视*官费留美一事为人生“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因而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与留学生们朝夕相处,关怀备至,“感情之亲不舍家人父子”.
可惜好景不长.赴美幼童耳濡目染,“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他们说英语、吃西餐、穿西服、与女生谈恋爱、去教堂甚至剪辫入（基督）教.对此,娶了一位美国太太的容闳倒是颇有些乐见其成.毕竟,按他的说法“中国惟一希望在放弃古老哲学文化,而尽速吸收西方科技文化”.但此举在清廷的保守派乃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诩的洋务运动的主事者们看来,就颇有些离经叛道了.所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
结果,清廷不顾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美国前总统格兰德、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社会名流的出面劝阻,自1881年8月始,竟将原拟以15年为期的留美幼童分三批一律撤回.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打破陈规,派遣学生负笈求学的尝试就这样中途夭折了.郑观应对此评价：“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功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
倾注多年心血的留学事业横被摧残,令容闳心灰意冷,自认为这是其“余生最不幸”之事.令他聊以的是,即使像囚犯一样被中途遣送回来,这些留美幼童后来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他们之中,出现了国务总理1人、外交部长2人、驻外公使2人、外交官员12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军医4人、海关官员2人、教师2人、铁路局长3人、铁路官员5人、铁路工程师6人、冶矿技师9人、电报局民员16人、医生3人、律师1人,报界2人.
更令幼童留学反对者始料未及的是,封建统治者断送了创业者的业绩,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振兴中国成了后代学子们奋斗的目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留学风潮在晚清中国掀起,仅赴美留学生就达几百人,这与容闳为“留学救国”目标的实现所做出的努力不无关系.后来的研究者也认同容闳在推动留学一事中的作用,所谓“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边缘人”的无奈
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容闳提出的《条陈四则》.其核心内容（幼童留美）固然半途而废,但原本只是“假以为陪衬”的“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倒是最终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就.在此基础上,容闳进一步提出筹组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并草拟了《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日后,朱其昂大量借鉴《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的内容,拟定成《招商局条规》,李鸿章据此创办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分运漕米,兼揽客货”.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堪称当之无愧的“轮船招商局的首倡者”.
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位耶鲁大学高材生在晚清洋务运动中的失意——1883年重回美国后,他甚至一度表示“此身与中国政府,已永远脱离关系”（直到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后的1896年才再次回国）.或许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获得了二品顶戴花翎,但在大清朝廷看来,自己仍旧是一个不能完全信任的“洋学士”.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容闳是独一无二的.他在那时比其他任何中国人都更能深入西学的堂奥.但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说,他又是一个“边缘人”.早在回国之初,他对中国第一个强烈感受就是：中国反倒像异乡,他突然感到自己“……为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问题在于,要教这位长期在英语环境中成长的“香蕉仔”学习汉语,就要找一个懂英文的人教他,当时只有传教士具备这样的能力.但19世纪的传教士对于汉语书面语的掌握远不如口语那样精通（这与当时以口语传教的策略有关）,结果,虽然容闳经过学习能用汉语讲话,但似乎从来没有同样的自信用文言文写作.以至于在后来写官场公文,只能请人捉刀.甚至作为推动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都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识大体,亦是一病”.
即使是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对于在他们看来根本已经就是个洋人的容闳其实也并不信任,故而只能“乃用其所长”而已.李鸿章就曾露骨地表示,安排容闳担任留学的副监督就是因为他“熟悉洋情,宜得志正体直者赞助,则流弊较少”.这就等于在说容闳不是“志正体直者”,自然无法进入清政府的权力核心.
容闳从思想到技术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也不为洋务派所喜.在后者看来,幼童出洋“仅筹办洋务之一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即可.就像《纽约时报》讽刺的那样,“（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更荒唐的是,“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这当然是留美幼童的悲剧,可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引路人容闳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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