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中，就很难理解中国本刊专访台湾著名学者朱高正,该文是著名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跟高正和朱高正和著名学者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著名论文参考文献：
朱高正1954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曾参与创办民进党,一度担任民进党的中常委.民进党成立之初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但后来逐渐走上了之路,主张两岸统一的朱高正便退出了民进党.后来他又组建社会党,参与新党的建立.在台湾政坛,朱高正极为活跃.
在学界,朱高正亦有很深的造诣.他是朱熹的26代嫡孙,197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之后到德国波恩大学深造,学的是康德的法哲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朱高正于1990年出版的德文著作《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民权学说》,被全球哲学权威刊物《康德研究》季刊评为当代研究康德法权哲学之必备著作.
朱高正虽然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但他更加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还给自己的长子起名为“仰丘”,意为仰慕孔丘.朱高正对《周易》、朱子学、阳明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出版了《周易六十四卦通解》、《近思录通解》等著作.朱高正说：“我和我的先祖可以说心有灵犀,他有本著作叫《仪礼经传通解》,而我后来写的几本书都是通解性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评价《近思录通解》时“觉得注释简要,讲读清楚,文语明白,精而不烦,深入浅出”.
在朱高正看来,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坚持“中道”.比如易经64卦,吉卦约占7成,不吉的卦约占3成.到了上爻的时候,不吉的卦占了7成,吉卦只占3成,所以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内外卦的中爻,90%都是好的.由此可知,《易经》崇尚的是“中道”.“《周易》中任何的对立转化,其最终目的都为达成一种永恒的、且随时适变的和谐状态.这种太和、中和的思想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朱高正说.
由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朱高正一直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9月7日,朱高正先生（以下简称“朱”）就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的采访,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的,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就是文化主体意识的凸显.
儒家文化是反对专制的
记：大家之所以对传统文化有所质疑,主要是觉得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如果说传统文化是维护专制,这就是“批林批孔”时留下的余毒.孔子、孟子、朱子的著作中,对专制都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例如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读孟子的书,在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朱元璋就让当时的大学士刘三吾删改《孟子》中批判君王的部分,将其编成《孟子节文》.据我统计,《孟子》当时被删掉了46.69%.换言之,《孟子》一书中,有接近一半都是反对专制的,反对君王的恣意统治的.
因此,对传统文化有很多误解的人,要先谦虚一点,先了解一点,再来评价传统文化,不要停留在人云亦云的水平.
记：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三纲五常”经常被大家提起,也被批判得很厉害,但是大陆也有一位学者认为,“三纲”并不是绝对的服从,而是从大局出发,是“小我”服从“大我”,所以说还是有正面价值的,您怎么认为？
朱：当然是有正面价值的.“三纲五常”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们先讲“五常”,“五常”是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被朱熹放到《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第一条,朱熹说我们学就是要学这五点.“所谓学者,学为人也”.用现代的话来说比较简单,这五种关系就是指每个人生下来,你就是人家的“儿子”嘛；你在社会上一定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你总要传宗接代,于是就有了夫妇关系；生活难以为继,就一定有最亲近的兄弟姐妹的关心；最后就是朋友的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你只要把这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理顺,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好了.
所以“所谓学者,学为人也”就是在说这里.第二个,平等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平等,难道对的与错的也平等吗？优秀的与拙劣的也平等吗？在天地之间肯定有尊卑、上下、优劣之分,我们需要往好的方面来发展,也就是说到最后“义理”最重要.如果连最基本的义理都做不到,那还有什么资格去讲“三纲”？我们当初是因为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在家整天忙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孔子才会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说出来的,康德也同样讲过这种话.这都是因为时代背景与现在不同,所以说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不要断章取义.
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基础
记：您对传统文化是比较推崇的,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陈独秀这些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比较深的,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今天看是否还有价值？
朱：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科学这个方面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批评过深,把我们的文化自信都给“刨根刨光了”.我从小就很强调文化自信,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缺乏自豪感的话,就更不用再说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了,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文化自信呢？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一是我在德国求学时,我的老师和我讲,在德国吃饭,喝汤的时候不要有声音,因为德国的汤都是温的,可以一饮而尽.而我们吃中餐,在喝汤的之前都要先吹一吹,因为中餐的汤都是烫的.所以说,吃西餐要遵循西餐的规矩,吃中餐要遵循中餐的规矩,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自信.
二是我在德国求学时也喜欢听音乐,但是西方的音乐会观众是不能出声的,哪怕睡着了也不能出声,但是中国的京剧则不同,台下的观众可以边喝茶边嗑瓜子边听京剧,台上唱的正好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就会和台上的演员应和起来,观众一应和,演员表演的更起劲,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就是中国京剧的欣赏方式.倘若你将西方音乐会的规矩放置到京剧里来,那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也是文化自信.1984年,我的老师送我们全家去机场回台湾,我的恩师很喜欢我的两个儿子,就和我说,希望20年后让我的儿子也到德国来留学,当时我就“翻脸”了,我说敬爱的老师,连我朱高正的儿子20年后还要到德国来留学,你要我们中国人再到德国来留学几代？我的老师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要求不高,我希望30年后,老师您的孙子跟我到中国来写论文.我的老师听到之后十分高兴说,觉得总算没看错人.
今年7月,我到德国去,碰到了我一个30多年前的好友,我问他,你还记得吗,1985年,我博士毕业回国的时候,我和你说,我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德国,学你们的康德哲学,学你们战后的“波恩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我想学的我都学到了,我现在要回去建设我的祖国了,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在你们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学习你们的长处,我们都要回去建设我们的祖国.但是我在这坦白问你一句话,你们何时曾想要从中国学习？我估计你们想都没想过,可能就是因为你们这种心态,30年后,苦日子在等着你们.我的朋友说他记得,说我讲的很有道理.这就是文化自信.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两位程夫子（程颐、程颢）认为《论语》应该是有子和曾子的弟子所编,而曾子最杰出的弟子就是子思,因为子思作出了《中庸》.所以提到《论语》,子思的发言权最大.而《论语》的最后一篇《论语·尧曰篇》,正是子思为了说明他祖先的思想从何而来.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说的就是,无论做任何事,心要无所偏倚,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到最后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中”和“家”而已.“家”就是“孝悌”.文王、周公父子为《周易》细化“卦”和“爻”词,其中“中”就体现在第六十一卦“中孚卦”,一卦六爻,从下往上第二爻,多能得到美誉；从下往上第五爻,可以建功立业,因为第二爻是下卦的中爻,第五爻是上卦的中爻,只要“中”,就是好.也就是把“中”落实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里头.你如果都不懂“中”,你还当什么“中”国人呢？
王阳明不是一个合格的学问家
记：在台湾,像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儒学前辈,您是怎么评价他们呢？
朱：我认为殷海光和徐复观之间的辩论,最后是徐复观赢了,殷海光被徐复观说服了.因为殷海光代表自由主义,徐复观则是捍卫传统文化.牟宗三和唐君毅相比,我认为唐君毅比较中正平和,牟宗三太狂妄.牟宗三的狂妄几乎可以和王阳明相提并论.牟宗三批评朱子,其实他连朱熹编著的《近思录》都没有好好看过一遍,他根本不了解朱子.而王阳明讲的话,朱子90%以上都讲过了.我认为王阳明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学问家.如果放到今天,王阳明可能连硕士学位都拿不到.
我做了一个统计,就以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为例,他每引用经典三次至少有一次是误引、错引、乱引和漏引.例如“穷理尽性,以至於命”,这是出自《周易·说卦传》,而《传习录》中至少有30次将其说成了《周易·系辞》.王阳明还曾批评朱熹调整《大学》的章序,但我认为王阳明没有资格在这方面批评朱熹.因为朱熹说明了,他是按照两位程夫子的意思来调整的,但是王阳明却一向自称师承程颢,而恰恰程颢是历史上第一个认为《大学》的章节有错漏的人,并且他也是第一个动手去调节《大学》章节的人.其弟程颐则在其基础上做了更为细致的调整,朱熹是按照程颐的版本再做更为细致的调整而已.所以王阳明批评朱熹,完全可以追溯到程颢身上.
另外,《大学》中有一句话“如恶恶臭,如好”,王阳明每次在引用时,就会将其顺序颠倒,改成“如好,如恶恶臭”,诸如此类的现象,至少有500字以上.《二程遗书》是朱熹40岁时候编著的,从卷一到卷十,都写明了二先生语,意思就是,该著作中,有些注明了是程颢先生语,有的则注明了是程颐先生语,但还有一些没有注明是谁说的.
《二程遗书》中,第十一卷到第十四卷是程颢先生语,十五卷到二十五卷是程颐先生语,而《传习录》中至少有10次以上,明明是第十一卷到第十四卷中的内容,但因为王阳明不喜欢,便说成是程颐先生语.前十卷的内容中,王阳明只要是喜欢的,就说成是程颢先生语,不喜欢的就说成是程颐先生语,这是王阳明最不可原谅的地方.而牟宗三则更荒唐,他说《二程遗书》卷一到卷十中,他能够判断出哪些是程颢先生说的,哪些是程颐先生说的,这连朱熹都不敢这样说.
问：清朝时是很重视义理考据的,就没人看出来吗？
朱：那是当时没有人将王阳明当成一位大儒来看.像魏源就批评王阳明很厉害,只是大家都没有在书中写出来.而我就直接将这些错漏捞出来.
问：您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克己复礼”,就类似于康德的自由,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自由主义？
朱：如果自由主义在中国崛起的话,那将会是中国的灾难.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强者的个人就过于张扬,弱者的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在中国是不存在个人主义的,中国人都是讲关系——父子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是不孤单的.
康德号称西方*学的大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否认了灵魂的不朽以及上帝的存在,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让灵魂的不朽以及上帝都“复活”了.这是因为康德要在这里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拥有良好道德的人,必须要得到幸福.但是现实生活中,有时候好人没好报,坏人也没得到坏报.所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人类的道德感情要变成理性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从出生开始,你做过什么事,讲过什么话,动过什么念头,他全部都知道.好的就加分,坏的就减分,加加减减,到你死的时候,是加分的就上天堂,是减分的就下地狱.到最后,还是报到你自己的身上,这是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就不同,我们说在活着的时候要多积阴德,犯了错还可以有自我救赎的机会,这样才能造福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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