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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与文学期刊和期刊文学观察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主题:文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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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艳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文学期刊至少面临两次大的困境.首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兴起,纯文学式微.文学在经过了新时期初期的“轰动效应”之后,逐渐与时代的政治风向和大众文化潮流相脱离,从而回到自己狭小的天地中.很多作者基于先锋精神而进行的文体实验和现代主义实践,更是将文学从大众视野中屏蔽,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文学期刊也因此举步维艰.

新世纪之后,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期刊再次面临困境.各种新式的阅读工具,如电脑、Pad、手机、电子书阅读器等等广受年轻人欢迎,这对传统的纸质阅读有着摧枯拉朽般的破坏.更有某网站的总编断言:报纸将死,多数媒体人将在2017年至2018年下岗.大概每一个从事纸媒工作的人都曾经或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纸质阅读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吗?我们是否要在毁灭之前赶快开始自救?凡此种种,文学期刊及其从业者也难以幸免.

在关于文学期刊生存还是毁灭的讨论中,人们提供的生存方案大多是从办刊方向的调整以及经营方式的与时俱进切入;本文力图从刊物内容入手,以近几年文学期刊发表的中篇小说作为观察对象,探讨文学期刊发展的现状,包括文学期刊是否刊登了足以代表当下文学成就的优秀作品?是否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审美阅读体验?是否为这个时现和培养了未来的大师?

这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媒介只是载体而已.优胜劣汰的关键是,谁据有这个行业最具有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内容.纸媒与所有新媒介最终极的对决不是谁占有高科技,而是谁拥有好的内容.刊登代表纯文学发展高度的独一无二内容的作品,这是文学期刊存在的根本.因而,来看看近几年文学期刊都发表了哪些作品,有哪些作家带来了惊喜,就并不只是简单的梳理和总结,而且是对文学期刊生存能力的观察.

一、 追求深度叙事

以新视角反思历史尤其是中国的现当代史,对历史进行更具深度和震撼力的重新解读.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那些由权力话语书写成定论的历史,这是每一个作家终将面临的课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苏双雄领导的“冷战”时代结束,此后一些机密甚至是绝密文件进入解密期,人们对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了重新认识的机会,原本我们被告知的“大势所趋”的历史演进多了不确定性的、盲目的因素,原本被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英雄和偶像也沾染了普通人的七情六欲.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坛上应运而生了“反历史”或“新历史”小说,它们一反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以民间视角、边缘人物为切入点,*历史的偶然性,解构宏大历史.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等都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

对于历史的重新解读进入到2015年又有了新的气象.“80后”作家蒋峰的《翻案》是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它接续了“新历史小说”的衣钵,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了充满深度意识和反思精神的叙述.《翻案》几乎是由历史间接资料构成的小说,它通过追踪类似于小报花边新闻的詹周氏杀夫案,而牵扯出民国时期的许多掌故,包括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的三角恋,为詹周氏辩护、奔走救助的知识分子等,还有在此案中先后出场的上海滩的权贵们.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历史上真的有詹周氏杀夫案吗?作者对那些历史人物的描述符合历史真实吗?这些在阅读之初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变得无足轻重,因为一直潜隐在文本深层空间的意义磁场慢慢辐射开来,它强大到足以将你全部的注意力吸附在作者的叙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真实性”.这些半真半假的历史资料,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反讽,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想要追问的历史真实性.《翻案》翻的自然不只是詹周氏的杀夫案,它要推翻的是我们头脑中的习见——我们固执地以为是正确的那些认识常常不堪一击,它要在历史深处翻出以正义或者真实的名义掩饰的罪与恶.詹周氏的案件对大历史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象喻,人们对于真相的认知一直呈现出“在路上”的状态:谁是凶手,谁是受害者,常常悬而未决,有时候甚至还会有惊天大逆转.小说结尾处原副局长的“翻案”更强化了这一点.

如果只停留在“翻案”这一意念的阐释上,那么小说《翻案》只能是内容大于形式的主题先行式的作品.《翻案》的成功之处是写出了生动的人物形象,让真真假假的历史人物变得可触可感,更重要的是小说揭示了人生世事的无常.“无常”或者说飘零的命运感似乎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也很容易被提及和论述,但是真的进入到小说叙述层面,这种命运无常的状态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呈现出来.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上海局副局长,解放后在某镇政府当司机.当年,他曾倨傲地说:“在上海,我说了算”;而现在,他从薛局长变成了薛师傅,但却一直为自己竟然还活着而庆幸;以后,如果不出意外情况,前局长定然逃不脱密集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所以在小说结束的地方,他的不幸的命运才刚刚开始.而当年被判定为杀人凶手的詹周氏,在新社会却生活得很好,最后九十高龄身康体健、儿孙满堂,遥远的杀人案反倒成为她生命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而那些曾经为了她奔走呼吁的救助者们,大多晚景凄凉,甚至于挨不到晚年.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种身份的调转、命运的无常理解为另一个层面上的“翻案”,说到底,无论是构成历史还是人生的那些元素一直都在循环重组,并在不同的权力话语下生成不同的意义.

《翻案》的难度在于用人们熟悉的一些历史掌故结构了一篇具有深度空间的“新历史”小说,它在理性层面支持阅读者对于历史和人生的多重阐释,而在感性层面,它以无常的命运感打动人.它提示我们,成功的创作并不只来自于直接资料,即那些鲜活的现实和创作主体的人生经验,它同样也可以生成于历史的缝隙中——那些道听途说的猎奇新闻或绯闻故事.那些看似现成的间接经验,经过别具匠心的叙述运筹,竟可以释放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篇同样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小说是王璞的《西湾河》.和《翻案》一样,《西湾河》也是以年轻一代的视角看历史.“80后”甚至“90后”的历史观、世界观固然令人感兴趣,但小说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呈现新的历史观念,而是在这种观念下被重新打量的具有陌生化效果的历史.这种“陌生化”提示我们,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原来并非天经地义,它在另一种视角下竟然是如此不可理喻甚至滑稽可笑.小说写一个老间谍接受一位杂志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在1949年之后的各种奇遇,但老人关于历史的追忆却漏洞百出、难以还原,甚至于令人怀疑他撒了谎.小说中另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是由恋人汤马斯口述的:在“”中,出身好的姑父带人冲进农场打死了出身不好的姑姑,而之前他们是那么相爱的一对夫妻,且刚刚生育了一个男孩.女记者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质疑:“问一个问题不行吗?比方说,那些暴民怎可以随随便便冲进一所农场想打死谁就打死谁?而且,只是因为对方出身不够好?打死了那么多的人,就没有人来管管吗?呢?上哪儿去了?还有,姑父那么爱小姑,还帮她逃去自己老家,为什么突然要出卖她呢?他疯啦……”丈夫缘何出卖妻子?他没有必须出卖的理由啊?一个生活在香港的年轻的女记者,不能理解这样的行为,她认为这个故事缺少了真实性.亲历过“”的人或者读过一些新时期文学作品的人,一定不会质疑这个情节的合理性,亲人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告密这样的事情,甚至是不需要来论证心理动机的,因为它完全符合革命至上主义原则.从来没有被洗过脑的女记者是年轻的、幼稚的、缺少历史阅读经验的,但同时在她的视野下,我们再次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人曾经做过多少反人类的事情,残暴到连我们同种同族的同类都觉得是匪夷所思的.《西湾河》是新视角下的历史小说,虽然在叙述方面它可以完善的地方还有不少,但是在精神层面,它是独立且完整的,作者透过一个年轻女孩看到的历史足可以让我们重新反思自己的历史.

另一个人生层面的“翻案”故事是张策的《宣德炉》,小说同样聚焦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期间,前国民党军官以战犯的身份回到家中,遭到一家人的嫌弃.祖传的宣德炉是他对自己父辈的唯一的念想,但此时已经被妻子送给了革委会主任.妻子在建国前的身份只是他的姨太太,现在却给了他唯一可以落脚的家.革委会主任从前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和疯了的父亲而自卑,现在却掌握着很多人的生杀大权,并用工作岗位交换女人的身体.姨太太为了赎身,把宣德炉送给了革委会主任.前国民党军官为了追回宣德炉和主任打起了交道,但是很快就发现他扳不倒这个他从前连正眼都不会瞧的得势者.小说最后,前国民党军官和革委会主任的疯子父亲一起抽烟,地上摆着的烟灰缸,正是军官家的古董宣德炉.作为家族象征的宣德炉曾经被几代人小心*保护,如今只是街边一个疯子的烟灰缸而已,而在仓皇的大时代中,人们和器物一样,朝荣夕辱,命运不测.小说同样写出了因为政治而被改变的人的命运,写出了历史和个人生命中那些翻天覆地且并不由自己掌控的变化.失势的国民党军官和家属们诚惶诚恐小心谨慎地生活在新社会,得势的革委会主任及其疯子父亲在人生突降的中亢奋癫狂,虽然二者看似朝向不同的方向行进,但是或悲戚仇恨或生杀予夺,皆偏离了正常人生应有的幸福状态,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污点”而活得战战兢兢.

文学作品并不负责探究历史真相,但是却不可避免地要呈现出个人面对历史的态度,以上三篇都是态度明确的新历史主义写作,都提供了一个可供深度解读的意义场,都基于政治思潮而最终回到人生世态,回到感性的形象和情感中,呈现出文学应该有的理性和感融的艺术魅力.

二、见证文学奇迹

在文学选刊工作十多年,我亲眼看见一些文学“奇迹”的诞生,比如一个作家老了,理论上他的创作热情和创作能力也开始下滑,但是有的作家恰恰相反,年纪越大,写的作品反而越精到,产量也越大.比如叶广芩,她以京剧曲目命名的一系列小说《豆汁记》、《小放牛》等等,几乎篇篇好看耐看,回味深长.和多数老作家不同的是,她的作品老辣但是没有暮气,且越老越对周边世界保有好奇心.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孩童的视角,即使是老人视角,也是一个有些任性的“老小孩”,这个孩子以纯净好奇的目光打量大人的世界,不经意间就看到了正在沧桑巨变的大历史.当然,也见过一些作家从很高的起点上慢慢滑落下来,虽然产量不减,但是却给人感觉越写越乏、越写越牵强.也有一些作家的出现如惊鸿一瞥,某部作品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讨论,但是很快就几乎销声匿迹,很难再看到他的新作品.我们习惯于将一个写作者的职业身份命名为作家,如果他写过好作品,那么当然他是好作家.“好作家”是有时效性的,因为一个人可能只有某一个阶段是“好作家”,而在其余很长时间的写作生涯里,他其实是在生产残次品.这是一场痛苦的凌迟——每一篇写坏了的作品都在抵消之前他在你心中积累的声誉和好感,“大神”级作家成了路人,偶像以苟延残喘的方式慢慢塌陷,让人不忍观望,这是一个文学编辑看到的最伤心的事情.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最大的惊喜是什么?看到天才横空出世应该算吧,但遗憾的是这十年来我没有看到.我最大的惊喜是,某个作家的新作推翻了之前你对他的所有判断,他完成了一次令人惊讶的自我超越.这种华丽丽的转身是如何实现的?为何一夕之间他的作品有了新的灵魂?这是令人感到神秘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可能没有给天才提供合适的土壤,但是却以足够的耐心等到了耕耘者的收获.

新的惊喜首先来自于天津女作家尹学芸.近一年来,几乎每一期都能读到她的作品,且大多数作品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这种呈爆炸式密集的创作和发表,自然应该有多年的积累.《渡尽劫波》写一对中年网恋男女从迸发到最后偃旗息鼓、大幕落下的过程.小说聚焦在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渴望爱,到克制自己,到欲罢不能彻底沦陷,最后迷失.作者将这种强烈的情感层层推进,笔法细腻老到,令人感同身受.另外《祥瑞图》、《呼啦圈》、《鱼在水中游》也都值得关注.这些作品故事性强,可读性好,与现实生活连接紧密,但尹学芸写得更耐人寻味、更具艺术深度的作品却不是这些故事性强的小说,而恰恰是那些情节不出奇、故事有些零碎的作品.《士别十年》写清水衙门里的小官僚众生相,他们在位低时还有些正义感和知识分子气,位高时几乎不可幸免地变成兼贪腐分子.当然其中也有人想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但要么下场凄惨,要么被边缘化.士别十年,都随波逐流,未曾令人刮目相看.

另一篇在今年年初发表的《李海叔叔》依然保持了作者高水准的创作势头.小说写贫困时期并无血缘关系的两家人,缔结兄弟情谊,互相走动,并将对方视作自己的精神依靠.父亲一家因为李海叔叔而被村人高看一眼,李海叔叔因为父亲一家而改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彼此都是另一种生活状态的象征,代表了更富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贫苦人生的希望.但事实上,此时的两家人都在过着拮据的日子,都在贫乏的精神世界中左突右撞.当生活慢慢好转时,两家人都看清对方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曾经顽强的如血亲般的感情也淡薄了.小说打动人的是在特定时期,人与人之间生成的这种坚固的信任和依靠,是始终不甘于现状、任何逆境也掐断不了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在这个并没有离奇故事的写实性很强的作品中,充满了很多人都有过的大量看似边角料般不值一提的生活经验,这些在我们生命中一闪而过的细微体验被作者放大,那些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的“李海叔叔”有了更加详细的版本,我们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自己.是这些深入生活以及内心幽微处的细节,而不是陡峭的情节,令这部作品有了灵魂.作者的文字读来令人心里熨帖,它隔绝了外部喧嚣的世界,在平静踏实的文本世界里展开一场看似漫长的追忆,却停在了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人忍不住掩卷沉思.好作品总是能写在恰到好处的点儿上,踩到令我们疼痛或者愉悦的神经,让我们脑中原先模糊的感触明晰起来,悲伤被抚慰,欢喜弥漫开,让我们把自己看清楚,而不只是看清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写作主体的姿态.

另一个惊喜来自年轻的作家石一枫.2014年的《世上已无陈金芳》令人刮目相看.生于底层的陈金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神秘的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还换了一个很高级的名字陈予倩.每个大都会中都有陈予倩式的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锦绣浮华堆砌于一身,但她们以前叫陈金芳,挣扎在温饱线上,被歧视和嘲笑.陈金芳利用当年的一点拆迁款进行非法集资,后来被定性为商业诈骗,计划败露后的陈金芳说:“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有力量的话语往往都是简单的,它的能量来自于它在恰当的时间出自某一个恰当的人的口中,只有这个时候这个人说,你才能记住它,才能突然一下子为它唏嘘不已、泪流满面.多少铤而走险不计后果的行为只是源于一个最基本的诉求?有多少曾经被伤害被侮辱的女子为了远离不幸而陷入更大的不幸?多少人从卑微贫苦中起步,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发现起步时便选错了路?小说从一开始就隐约告诉你这是一场被安置在悬崖边的表演,随时将曲终人散、土崩瓦解,你等着看表演者被打回原形,却在尘埃落定的时刻听到陈金芳最后的陈词,它指向我们心底伤痕累累却又蠢蠢欲动的那个角落——每个曾经为了出人头地挣扎过的人都落下了这样的伤疤.

这是一部典型的人物小说,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现代版的女性于连.是的,今天的底层女性陈金芳和当年的外省青年于连一样,不甘于既定的生活轨迹,赤手空拳与原有的命运相抗衡,近身肉搏,几近成功.他们的故事映照出特定时代固若金汤的社会秩序和一个无名小卒渴望进入更高秩序层所付出的代价.小说中依然满是我们习惯的石一枫以往作品中的那种京味调侃,但是在这种调侃之外,多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悲怆感,在所有的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插科打诨、打情骂俏的背后,你总能听见有人在绝望地哭泣,有人在无力地叹息.叙述者也毫不掩饰地在文本中表达自己对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同情和理解,这种感同身受的叙述基调引导我们在静观人物命运时反省自己曾经在这样的故事里担当的角色.

2015年的《地球之眼》讨论现代人的道德感问题.在这个科技发达、诱惑加剧的时代,道德底线是否可以不断放低?人可否用不道德的手段做道德的事情?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成为地球之眼,代表上帝监控人类,这是否也是人类的善行?新的问题、新的道德难题随着时展不断凸显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和妥协,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改变的,比如融合了爱情、友情、亲情的人之常情,融合了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情结的传统美德,无论在多么高科技、多么玄幻、多么利欲熏心的时代依然是人们最基本的选择.相较而言,《地球之眼》在题旨层面更复杂,视野更开阔,更与时代的新科技、新事物相应和.但是打动人的却不是它的复杂和开阔,也不是新鲜的包装,而是那些文学作品中常常见到的母题:人在理想与现实中的胶着状态,以及人对良善的坚持.一个秉持执念的人宁愿被时代抛弃也不愿意同流合污,一个已经与现实妥协的人仍然在最大程度上坚守内心的纯良,他们看起来是不搭界的两个人,但他们在灵魂层面是朋友.小说结尾对表妹的拯救,更是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无论是解构也好,颠覆也好,骨子里人们的精神信仰依然未变,这是这篇小说要捍卫的价值理念.《地球之眼》是一部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是在新材料包裹下的“旧”小说,它的难度不在于渲染高科技或复杂的哲学命题,而在于如何令人信服地张扬传统的价值理念.

2016年年初发表的《特别能战斗》是八万字的小长篇,但是从精神内核看,它还是中篇的容量.主人公苗秀华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妇女,她一生和“”期间整丈夫的人斗,和厂方领导斗,和小区物业斗,斗来斗去,不过是为了一点儿本属于自己的权益.小说部分是苗秀华终于在战斗中获得了权力,当上了小区业委会主任.从来没有当过任何小官的苗秀华,突然变成了权力的掌握者,因为没有经验难以管理好小区事务,却又不想大权旁落,结果只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继续战斗.小说在这一部分写出了具有寓言性的深意,那就是卑微者一直与权力方战斗,但是当他们获得了权力后,期待中的美丽新世界并没有到来,相反,他们立刻成为思想更加保守、手段更加残酷的权力捍卫者.这种不可避免的失控状态,是对人在战斗过程中扯起的正义公平的意识形态大旗的一个嘲讽.

石一枫以上三篇小说都写的是与这个时代紧密相关的人物、事件、故事,难得的是作者能够沉下心来,细心经营小说的各个关节,而不是直奔主题或者情节.在我看来这是纯文学写作至关重要的一点,也是它区别于网络文学,或者新闻报道的重要方面.创作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驾驭文字,能够在多么细小的地方窥见真实,这是验证他想象力的地方,也是文学不能被取代的魅力.

三、传承与探索

除了让人惊喜的“新人新作”,也有一些实力派作家继续保持出色的创作力.阿来的《三只虫草》写一个西藏男孩的故事,小说虽然头绪较多,比如关于官员腐败、男孩聪敏好学、藏民的生活等,但是作者都有很好的驾驭和统摄.有一些小说的“好”是可以分析的,有一些则是难以厘清的,它似乎自带某种神秘而奇妙的点石成金的幻术,让人难以捕捉和猜解.《三只虫草》就是这样的作品.围绕在男孩周围的温暖的氛围,美好得带有童话和魔幻色彩,却不知为何总是能在其中隐约嗅到残酷的气息.小说结尾小男孩带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去念书了,不知所谓的文明世界会怎样改变他.在故事停止的地方,恰恰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时候.王蒙的《奇葩奇葩处处哀》写一个老鳏夫的黄昏恋.虽然遇到的女人都是奇葩,但他对她们却不仅是理解和悲悯,甚至还有赞美.小说对人生晚景甚至生命本身都有哀悼.张欣的《狐步杀》是一个连环套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她之前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在好看的故事中有浓重的人间烟火气,有精巧的架构,有注重修辞的文字,有值得反思的主旨.怎么把故事写得精彩灵动、让人不忍释卷,但同时又不流于通俗?这个度很难把握,而张欣的小说一直能够巧妙地解决这个难题.胡学文在2015年写了一系列充满悬念感的小说,包括《一曲终了》、《*蝴蝶》、《闯入者》等,这类小说都有悖论式的故事、狡黠的智慧、难解的谜团,大多从一个高调的悬念开始,层层逼近极致,但是却难以找到一个有力的结束.小说沉浸在一种真假难辨、胶着迷狂的状态,没有答案,但是这似乎就是人生的某一种常态.另外,叶广芩的《苦雨斋》、《树德桥》,尤凤伟的《中山装》、《金山寺》也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实力派作家的创作风格成熟,自成一派,且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他们是期刊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传承了纯文学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艺术理念和审美内涵.

传承,是一个时代保持自己艺术水准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这个时代,很多艺术形式都濒临失传的境地,纯文学创作能够保持自己的阵地并不断有年轻人加入进来,这足以证明文学自身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当然,只有传承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期刊还需要为中国文学提供方向标和前沿动态,这里便涉及期刊文学的探索和创新的问题.

对于文学期刊来说,真正的创新不是来自杂志外在的形式,而是它发表的作品是否具有先锋意识.在众多文学期刊中,每个杂志的办刊宗旨都有所不同,比如有的杂志强调现实性;有的强调可读性;有的更接近传统的审美趣味;有的则带有实验性质,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创作提供了发表和推广的园地.比如《钟山》、《花城》、《山花》、《大家》、《西湖》、《小说林》等便是这样的杂志,偏向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精神取向,采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叙述方式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被这些杂志青睐,也更容易在这里找到读者.相对而言,具有实验精神的作品在可读性以及受众面上都会更加小众化,也不那么容易被传统的各大排行榜或奖项所认同,但是它们扛起了时代文学的一面旗帜,聚集了我们难以估量、甚至也难以想象的未来文学的诸多可能性,它们是值得尊敬的纯文学的探索者.如果没有这种毫不妥协的对于先锋文学的热情和执着,那么期刊文学必然是单调的,保守的,不思进取的,也将失去它本应该具有的吐故纳新的能力.

如果说大多数的网络文学或者出版的纸质书籍都是奔向大众的审美趣味,那么文学期刊则正好相反.文学期刊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相比较而言,更受市场青睐的是长篇小说;文学期刊虽然也有名家名作,但是更多的版面是给了成长中的作家,甚至专门开辟栏目给新人发表处女作;大部分期刊文学更强调深度意识以及艺术品格,以发表实验性作品为主的杂志则更强调先锋意识,而这些自然不可能是面向大众阅读市场的.以上从文体形式、作家知名度、内容来看,文学期刊的存在价值并不体现在成为畅销杂志上,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感不是靠发行量,而是看它为我们这个时代贡献了多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它是否担负起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成为中国新生文学力量以及文体形式的发现者.

文学期刊和期刊文学在各种质疑中存活了这么久,其生命力反而是不容置疑的,这源于它为自己寻找到了一条生存下去的路径,那就是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传统,这是它区别于网络文学和大众阅读的重要方面,也是它的独特性所在,以及不可被替代的重要原因.有深度,有惊喜,有继承,有创新,文学期刊和期刊文学近几年的表现可圈可点.当然,当下的文学创作离我们想象的文学的收获年代还有差距,但是只要不断有好的作品以及优秀作家出现,只要依然在探索和实验的路上,那么期刊文学以及文学期刊的未来便依然是值得期待的.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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