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和群体表征建构的诗学论张二棍传统修辞下的新乡土诗歌写作,本文是修辞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与张二和表征和诗学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修辞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诗人张二棍用“再现”式的传统修辞方法进行着对乡土的独特书写,以朴素、鲜活的文本将象征化的、平面化的乡土诗歌经验,转化为切身的、有“实感”的生命感受,革新了风格化的乡土审美趣味.他的诗歌写作注重个人观察和生活片段的巧妙截取,以特殊的感悟与想象为基础,从还乡冲动与异乡漂泊融合的现代生存经验中,生发出新的现代乡土意识.由此,在强化一种自我身份认知的同时,创造出了自我之外的群体表征,赋予乡土诗歌新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乡土诗歌；再现；群体表征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1-0120-05
当代诗歌写作在一种革新意识下不断提出新的写作观念、修辞方式,并且相应地带来了诗歌批评维度的增加、批评尺度的扩大和新批评范式的不断建立.于是,诗歌也不可避免地处在持续为自身的合法化身份辩护,为写作与批评的有效性进行合理化阐释的境况中.在这种语境下,有效的批评框架和叙述结构的建立,为诗歌的整体性分析、诗人及其作品的分类都带来了便利,也使得变化多端、层出新意的诗坛能被更迅捷、更实际的把握,让流动的现象化的写作去粗取精后变为为可被识读的状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新的批评话语和写作类别被不断建构时,文学史和诗歌史中固有的那些批评范畴的有效性依然稳固,如“乡土文学”涵盖之下的“乡土诗歌”,无论是否对其进行概念阐释或者外延限定,它都因人们对其长久以来的运用和达成的创作共识而有相对确定的表述.有关“乡土”的语义积淀和创作实效使得“乡土诗歌”不同于诸如八十年代提出的“口语写作”“文化史诗”,或者九十年代以来提出的“叙事性”“中年写作”“本土性”等概念或写作特征.可以说“乡土”在纷乱的建构和解构语境下,给予“乡土诗歌”一个已经相对达成共识的批评的位置,在这个范畴中被阐释的写作,仿佛可以免除那些批评上不确定的因素为文本分析带来的谬误.但这也可能为具体的诗歌批评和诗人研究造成遮蔽.
乡土诗歌不是边界清晰的诗歌类型,也并非是满足于某些特定时代风尚的类别划分,其理论化探讨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阶段,如此,并不宜对乡土诗歌做出笼统的抽象化概括.但“乡土”化解了现代社会对诗歌甚至诗性文学特质的忽视与敌意,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中坚固的部分,以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给诗歌以可公度性.于是乡土诗歌写作在当下先验地具有的高度类型化的特征,就给被归类其中的写作以合法性特赦,无论写作是延续了古典文学传统式的田园礼赞、农耕叙事,回应了现代性经验冲击下产生的还乡、留恋故土、城乡冲突等主题,都有明朗的阐释空间和天然的社会*职能.在已经建立起的批评框架内,乡土诗歌往往有很高的社会认同度,无论是情感模式还是理论依据都较为完备,甚至对其讨论能一定程度上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互通有无.这样顺利的写作和批评在相互印证的轮回中,似乎不觉中隐藏了乡土诗歌批评更复杂、深刻的内在逻辑.张二棍的乡土诗歌写作,对这种状况形成了一定突破.他的写作不为迎合某种适时的乡土情怀,也不单是要在诗歌中实现对历史语境的批评,而是要发挥乡土诗歌对当下的社会*的批判意味和修复功能.他的诗歌不是只有虚幻的想象和泛滥的情感,不满足于建立一个苦难叙述的乌托邦,而是要让抒情实现社会功能,让再现具体化到身体感受,建立主体的自我关照同时辐射出重塑群体表征的维度.
一
将张二棍的诗歌写作放置在“乡土诗歌”的大装置中进行参照,并不能全然明晰其中最好的部分和缺憾的部分,更缺乏反思之处可能在于,这样便是将其放在了诗歌写作之外建立起的批评框架中来进行描述的.但是考虑诗人自身成长经历、精神气质和他的修辞习惯、意象特征等,都可以说他确实在实践一种诗歌的乡土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乡土写作既满足了“乡土”具有的审美期待,包含了乡土诗历史文化传统里的题中之意,又是对其中固化部分的革新.
一般乡土作家的写作在作品特征、精神气质上都根植于一种风格化的审美趣味中,在“乡土”风貌所能涵盖的文学描述中,即便考虑到广大地理环境、历史变革等种种相关因素对这些描述的扩展或收缩,乡土写作依然可以被概括为对土地情结、乡村景色、传统视野、乡人生存状况等方面的叙述,甚至可以被抽象化为大地、田野、村落、老父老母等意象,贫瘠、困苦、温情、淳朴等气质特征,痛苦、怀念、留恋、安逸等情感关照.这种乡土概念的符号化倾向既建立起相关语义文化内涵的积淀,又给写作带来空洞、抽象的弊端,以及对能指重新编码的困难.最极端的局面则是,乡土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意识形态的强大理性主导,乡土诗歌一度以民歌形式将乡土的原始转化为革命,但实质上是政治意识主宰的写作,想象力被虚幻的歌颂扭曲,乡土的朴素、自然意味被冲淡.经过历史对“真实”的求索,随着政治局面的缓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恢复,乡土诗歌写作中的一部分恢复到现代时期的传统中,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意识合理化进程带来的物质生活转变和城乡结构变化,使得乡土的形态、人们的乡土意识、乡村经验和具体感受都和以往任何时代不同,此时,对僵硬的认知状态和泛化的乡土感悟的转变,是当下乡土写作突破模式化思维的内在动力.张二棍的写作就以个人特殊的感悟与想象为基础,融合了当下新的乡土经验,将知识的、认识论上的乡土,通过个人化的写作自觉建构为一个新的乡土表征系统,从观念层面将象征化的、平面化的乡土诗歌经验,转化为真实的、切身的、感受性经验,并由此赋予乡土诗歌新的时代*价值.
张二棍的乡土诗歌同时关注审美、自我的诗学论证与社会*关系的诗学建立.他的出身,以及常年游走于山野的地质队员的社会身份,见证底层生活百态的经历是他拥有乡土道德力量的支撑.诗歌中作为叙述者或旁观者的主体,既拥有一个超出现代社会分工机械式的诗人位置,又有乡土经验赋予的特殊话语权力,于是先验地具有了相对稳固的言说立场.如果说一位书斋中的诗人对复杂的乡土*、底层生存只能站在暧昧的想象立场上写作,而且语境受到极大限制,那么张二棍的写作则由于有了来源于切身生活经验与感官经验构成的主体意识而更加可靠.张二棍的诗歌写作不是将乡土情怀和漂泊游荡者的生存经验在混杂中实现美学化、诗意化的升华,而是致力于恢复鲜明的、直达式切入生存痛点的方式.诗歌是他再现身体感受、重塑自然象征、传达*关怀的介质,同时他也在其中建立起一个立体的、有新活力的乡土诗人形象.纵观其诗歌文本,平实的陈述语调带着适量的粗野,朴素的语言肌理中又有沉重的声音,这源于他的写作是以中国诗歌语言中的再现传统,对意义感知进行重新启蒙的.
在我的乡下,神仙们坐在穷人的
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饭.有年冬天
他们围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着几瓣烤*
而我小脚的祖母,不管他们是否乐意
就端来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张瓷质的脸
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唇角
——呃,他们像是一群比我更小
更木讷的孩子,不懂得喊甜
也不懂喊冷.在乡下
神,如此朴素
——《在乡下,神是朴素的》
一个乡下农家的日常景象在回忆中呈现,诗人带着回溯的眼光重新扫视了年幼的自己和对家里堂屋景象、祖母的印象.诗人的叙述开始时,陈述了通常认知的一个事实,而接下来则进入到片段式的、具体情境的描写过程中,将之前的话语更直观的展开.跟随这种讲述,诗歌的语句产生了带入般的魔力,使我们进入到孩童的自由意识中,看到一种真正朴素的“神”,即散尽一切知识、信仰对它们施加的文化意义的“神”.这里也许并不存在所谓对知识的祛魅体验,但这也确实加强了朴素乡村经验的感知力.“神”这个中心意象的文化意味不再是重心后,感官体验就被突显了出来.所以让我们有真实的鲜活体验的,并不单是“神”这些“更小更木讷”的瓷质人偶的客观实体以及一系列祖母的动作等,而是借由孩童视角和感觉中对“冷”的印象和对“神”的拟人的基础技巧,穿透时空和语言的限度而获得超越虚构的体验.诗歌在认知下再现了回忆,在回忆中引发了通感,由通感实现对过去情境的细致闪回.
这种以朴素的再现为基础的修辞手段,大量出现在张二棍带有叙述情境的诗歌中,如《穿墙术》描写的被病痛折磨的孩子和希望尽一切办法减轻孩子痛苦的母亲,《独坐书》中独坐山野中生发的一连串想象,《雀》中淌血的麻雀,《醒》中“我”和二舅栖身土炕的一宿,《春天,姐姐失手打碎了心爱的小镜子》中那各怀心事又难熬的一晚……“再现”手段即使是传统而又原始,在张二棍笔下却单纯有效,能激发诗歌中乡土视野的活力.这一方面,由于其诗歌对于事件情景的时空恰到好处的截取而获得了冲击效果.从文本中可以见出,张二棍诗歌给人的视觉感官很强烈,事物具有清晰的轮廓,事件也能得到具象表达,无论是否有其本事的真实发生,诗人又是如何见证的,诗歌也都可以有意味的虚构,甚至可以说它们仿佛合目的性的自觉发生,创造了有关真实的真诚叙述.另一方面,张二棍诗歌极少单层次再现客观景象,在他的诗歌中,如有乡间田野、路上景观甚至想象中场景的出现,都必然伴随“人”的出现,也就是总有主体或戏剧性情境在其中.《大风吹》《五月的河流》《旷野》《退潮的海水》《空山不见人》等以自然景观为背景甚至主题的诗歌,都有人置身其间的在场力量支撑.由此自然才成为可感的自然,可被重新接近,写作才可以在主体的*作用下滑动于乡土景观和世俗生存之间,乡村经验中的感伤、怀旧、苦难和现代焦虑也才可以不再是印象式的浮光掠影或者虚张声势.
二
张二棍以一种“再现”式修辞方式进行着对乡土经验的独特书写,这使得其诗歌文本中涉及的事物、体验、经历都具有了可感的实在性,就像我们甚至可以从张二棍诗歌中体会出劳作时的身体感受.这便是他突破诗歌写作中常规化的乡土表述的基础.而他乡土写作的特质还在于,他生命过程中积累的新的乡土经验,和他乡土诗人身份的复合性质造就了超越个体范围的写作意义,并且实现了某些社会*功能.他不仅有着乡土的出身和生活的经历,带着晋人特有的地缘性影响,并且有常年跟随地质队游走于世间的特殊生存体验,这些都组成了他鲜明侧写.而他一方面在诗歌中不断确立起独立的诗人形象,抒发着个人独特的感受,又因为他这种漂泊的经历,与现代乡土生存经验挥之不去的关系,他诗歌中的人物谱系、景观特点、城市经验、生死主题和意象偏好,也极易形成一个漂泊异乡的乡土人群体的集体表征.换句话说,他的写作在强化一种自我身份认知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间生产出了自我之外的集体表征.而这种集体表征的出现,才激发了新的乡土*关系的公共探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诗歌的外在价值.
诗歌是否需要某些语言本体外的价值来支撑人们对其关注和合理化想象,是一直以来都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在一些“纯诗”式的写作偏好潮流中,诗歌最不需要关注的就是来自自身之外的批评和争论以及研究尺度,诗关注自身和诗意心灵的建构.但“乡土文学”长久以来具有社会批判力量的价值共识,也给乡土诗歌以更为开放的探讨空间.可以说,离开了基础的批判姿态、反思职能甚至礼赞意味,也就失去了“乡土”的历史文化意蕴中有深度的、实在的象征资源,这样的乡土诗也就失去了历史担当,极易坐实“诗歌无用”的论调.这样来看,乡土诗歌确实应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职能,以实现写作之外的有效功用.“而今,人们对诗歌或文学失去社会功用的批评,不应是指它们直接参与社会问题辩论的问题,而在于塑造群体表征上的无力感.”“诗歌修辞学在具体社会事务上所失去的力量,有可能在塑造社会表征（群体幻想或群体幻象）方面取得成效.它塑造群体经验,组织群体精神能量,把人们的日常生活组织进更深刻的象征结构之中……”[1]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即使一个诗人追求纯粹的个人化写作,也并不能剔除公共语境和基本共识的参照,但是却产生面向公共空间的作用力.所以诗歌大约只有在具有某些群体维度时,才能产生诗歌外部的意义,况且在某些语境下,很有必要性.张二棍在一次访谈中称：“我以为,野,应该是一个诗人必须保持的精神状态.这种野性,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豁达,是野田人稀秋草绿的孤旷,也可以是野心勃勃.”在野性的诗意挥洒中,探查深刻的群体*意义,协调个人感性经验和新的乡土*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也许是他“野心勃勃”的方向.
张二棍诗歌写作以个人切身的经验和对事物强烈的感受,突破了乡土诗中平庸化、程式化的感知图式,而他诗歌中具有特殊性的个人写作特征的形成,那些偶发、涌动而节制着冲击感和活力,并不只来源于乡土文学广阔的文化支撑和意义授权,更多则在于新的生存语境激发了写作能量.现代社会下的乡土经验比起传统的乡土经验已有了很大不同,传统生产方式和乡村结构的变迁带来了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经济文化形态的巨大转变.“当资本的流向和工业化的进程阻断并破坏了传统的生存方式与*观念,在致使农民贫困化的同时,从土地上流离出来,这样便导致了乡土文学的诞生.在现今,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大量的农民或是出于对城市的向往,或是由于失去土地,由于贫困所迫,背井离乡涌向城市,这里表面上看是一个个体生活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但实际上却是意味中一种生存、*、价值和文化的巨变,这一切对于个体来说,除了解释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以外,别无任何可能的解释,这正是诗意产生的时刻.”[2]张二棍的现代乡土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游走,甚至说是命运选择下的出走,这样的生存带来了客观上看人生经历了丰富和主体自我空间的位移,形成诗人精神气质里漂泊的姿态,并有了思考新的乡土*关系的契机.
张二棍的工作性质让他常年游走于山野,置身山河旷野,草木深林.如果说他对乡土风貌、人情世故的感知首先是由出身和自我定位意识决定,那么异乡漂泊的“后天”因素则与那些“先天”因素形成了写作上的张力.他在与故土的游离状态中体味着东奔西走的现代栖居方式带来的不安定感,同时,活动空间的位移,也让他产生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与迷乱.众多的人物事件、地方风物的浮光掠影细致展开,给他诗歌经验形成提供了变换的背景环境,乡土诗思于是处在一个现实的动态和意识的静态的头脑秩序里.此时,乡村经验与故土情怀已产生了新的距离,还乡的冲动与继续游走前行的交织出一个新的精神的乡土：
俯下身来,和一支断折的草茎交换名姓
把脚下,方寸皲裂的泥巴,认成泥泞的故乡
俯下身来,就是怂恿一滴清心寡欲的露水
有了蔚蓝,无垠的妄想.让它成为国度,收容
无依无靠的白云,缝补支离的群星
让它经历过这一场浩大,不慌张,不潸然
最好是,沿着命定的轨路,从容滴落
俯下身来,就是眼睁睁看着一只斑斓的瓢虫
背负着朝生暮死的王朝,不知下落
俯下身来吧,在这磅礴暮色里,成全自己的小
与软弱.让一个人忘记自己吧,这一刻
把每个瞬间都当成遗址
像个去国的君王,无端泪涌
——在这身体外的江湖
——在这内心里的庙堂
——《俯身》
何处不是异乡,何处又不能回到原乡,包容一切而自有规律的大地承载着游子的悠悠思绪,俯身面向断草黄土就是对此时此地依附性的确认,也是单子的个体之人朝向更博大事物的切切追寻.白云和缥缈的群星,即使飘忽不定,闪烁阴晴,亦能在凝结的露水对天空的映照中找到瞬间的定格.而一个漂泊诗人就算只有如虫蝼般的渺小生命,也每一刻都身处“江湖”而心怀“庙堂”,他的漂泊与还乡,在对大地的躬身行礼中完成合一.由此来看,诗人本人并不渴望抒发返乡的情绪,而是接受了自我的生存境况.然而,我们即使从更多文本中可以见出张二棍的诗歌中几乎没有离乡的哀怨,他作为一个在浮躁时代为诗和生活鞠躬尽瘁的人,也表达了“挣扎”.“总得有风,有雨,有清明/有哽咽,有背井离乡,有包袱里的家谱/总得有残垣,断壁,荒冢/有乡音未改的人/在秋风里,四顾茫然.于路尽处/跪了下来……”（《总得有什么,让我们跪了下来》）面对人生中漂泊游走的生活常态,诗人即便顺势而为,也无法抹去其中隐隐疼痛的地方,生活中的艰难,人世间的苦难,超出了他以泰然和妥协能够撑起的限度.他在平和陈述：“每一个在异乡行走的人/都挽着细细的肠子.他们在人间凝眉”（《立秋四行》）；他有朴素的领悟：“草啊,那些尚在生长的草/听,你们一寸寸爬高/又一寸寸断裂”（《听,羊群咀嚼的声音》）,这都是挣扎.而诗歌是他“在山野间行走的拐杖和止疼片”,他用诗处理了感性的、混乱的挣扎意绪,在诗歌话语的复杂空间里处理了背井离乡的沉重,也发明出了于乡野自在、人生百态间体味痛楚的方法.他现代乡土意识里包含的几个方面：直接感知事物、乡土风貌再现,乡间生活的感念与想象,以及游离生存的困苦,这些都在清晰、白描的叙述中碰撞和撕扯,张二棍也试图在其中站立起独特的乡土诗人身份.不过更重要的则在于,他使写作有了复杂的*探讨.
三
现如今的诗人往往喜好独立的姿态,既独立于公众间,也独立于诗人群体,除非是为了推动某种写作潮流而集结在一起.这种趋向与九十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提出不无关联,但更多则是一种天生气质使然.而乡土诗人则面临着与先锋诗人不同的情况,乡土诗人由于连带着乡土话语的文化背景,似乎天然有着群体性身份.无论诗人个体建立了怎样的写作立场,只要使用了这些象征资源,就很容易被归进既有批评框架内.张二棍的乡土诗人身份也处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中.一方面,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乡土诗歌写作的一般模式,他有相对特别的经历和独到的观察、捕捉现实的能力,能把日常生活和回忆中不经意的画面提炼出诗意,也能在纷乱的世间杂景里截取出别有意味的片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诗歌文本表层的品质,并不能确立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张二棍,因为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所见证的当下社会境况,以想象力言说出的个人遐思,都有强烈的公共意味.因为乡土*的变迁是整个社会大境况的转变,无数的人可以从当下新乡土诗人的言说中读出共鸣.那么张二棍的诗歌也就不仅是个人思索、理想、信念、痛苦,还包含着群体的叹息之声和殷殷期盼.或者可以称之为激起集体认同的个人化表达.这样,自我的偶然经验就外化成了新的集体表征.
张二棍诗歌中的主体常以“我”代称,“让我长成一颗草吧,随便的/草.南山,北坡都行/哪怕平庸,费再大的力,/都挤不出米粒大的花……”（《让我长成一颗草吧》）,以及《中元四行》《我应该怎样死》《成为一片海》等.经过辨析,能大致区分出各诗“我”的功能的不同,是诗人的自我认知或是诗歌主体的代称.结合更多的“非我”主体的文本,一个弱小、卑微而倔强、顽强的主体形象逐渐生成.“……那些/单薄的草,瘦削的树/它们选择站在一场大风中”（《大风吹》）；“这真正的草民/用一生的时间,顺从着刀子/来不及流血,来不及愈合/就急着生长,用雷同的表情/一茬茬,等待”（《草民》）.“草”“鸟”“虫”这些细微的、不易被轻易感知的事物常承载着诗人们的想象和思绪,而当代乡土视域下,它们象征了经济地位低微,但有着坚韧品性的诗人自我.而这样的自我来自于新社会结构和乡土*的认知,涵盖了处于同一个维度的广大劳动者群体,因而成为了集体象征话语.繁华的现代生活中,漂泊而远离家乡的诗人作为劳动者只是如草一般的存在,而那些同样漂泊、同样痛苦挣扎着的人,他们虽有着一定的自主意识,却没有话语权利也没有言说方式.
在群山之巅
我们都是两手空空的穷人
那些形容词被遗弃在世俗
而滚烫在喉咙里的
是越拉越长的叹息
或者,干脆
在一片苍茫里失语
——《在山巅》
张二棍的写作无疑包含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但他依然为群体建立起了共同经验.他目前的诗歌里,有一个以亲族与乡人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人物谱系,更有《守陵人》《老大娘》《黄石匠》的主题化书写.同时,他对乡土风俗或者城市景观的描绘也在大众经验范围内,像《山岔路》《众生的旅馆》,没有雕琢一些偏狭的趣味.而最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处理了这一群体最为关心的世俗生死问题,其中甚至探讨了将死和病态这些最令人恐惧和忧虑的存在状态.不过,张二棍诗歌并不单以控诉和描述苦难来塑造集体认同,他的诗或隐或现总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在抗衡挣扎：
我只要棱角分明的礁石,一遍遍
抵住浪涛.就像一个倔强的人
抱着命定的苦难,像拳头捶击心脏
——《成为一片海》
可以说一种诗歌话语进行的再现和想象,并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却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深入的思考,以诗歌的方式获得共通体验,疏导人们的心灵问题.因诗歌,苦难得以被看见,被真实感知,群体的精神力量得以被引导,这是张二棍诗歌的文化功能,也是乡土诗歌在当下应实现的社会功能.他说：“诗歌和我见过的一草一木、山神庙、羊圈都是一样的,它们一直就在那里,从创世之初到如今,诗歌也是一种物质,不是我们发现了它才写下它,我们只是为了自然万物以及万物衍生出来的生死悲欢代言.”这给他的再现式修辞手法提供了一些观念基础,并且,循着这种诗观的源头,我们可以说他确实将写诗作为自己的使命.写诗的行为也许是一种神秘的发生,但此时,我们不去考虑诗人为何要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经验,而是去看他的乡土写作,如何实现了乡土诗歌在当下所能发挥的具体价值.最后,现如今自然乡土与文化在事实上呈现出分裂,又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实现联合,张二棍朴实又生动的诗如何承接新的现实冲击,也许能为乡土诗歌写作带来有益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0—32.
〔2〕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J],文艺争鸣,2005(03).
（责任编辑徐阳）
总结，此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张二和表征和诗学方面的修辞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修辞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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