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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彝良红色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李发强 彝良县龙海人,教师,云南作协会员.在各级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近百万字,诗歌近两百首.出版有小说集一部,编有诗集《群峰之上是夏天——云南青年诗人五人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年出版）,曾获第六届全煤系统文学乌金奖等多个文学奖.
一
大约十年前,我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川滇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为写好作品,我特意翻阅了我们昭通市多个县的县志,以便从中汲取养料.一次,为了得到某本县志,我曾跑到某县的县志办,掏钱买了一本抱回家.我记得当我向那个工作人员提出要买一本县志的时候,他盯着我,脸上显现出惊讶的表情,像看见了外星人一般.后来我才知道,县志这东西几乎就没人看,虽然每个县都编印有,且装印精美,还标有定价,但基本都是赠送给单位作资料保存,至于个人,恐怕白送也没多少人愿意要,更别说掏钱购买了.
写一个跟地方史有关的长篇,需要巨大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来源,但那时我还在乡下学校教书,学校没有图书室,镇上没有阅览室图书馆,街上没有书店,要查找资料异常困难.后来虽然我调进了我们彝良县城的学校,但人生地不熟,依旧缺少可查阅的有效资料,因此,要找相关的书籍,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在网上淘.我曾在网上买过《袍哥与土匪》《云南地州市概况》《昭通编年史》《昭通解放纪实》《昭通市苗族民间文学选编》《端公戏音乐》《彝良县地名志》《昭通地区剿匪斗争史料》等数十本跟彝良地方史有关的旧书,无疑,流落到网上又被我淘回来的旧书,成了我写作源头的活水.
通常情况下,无论一个写作者有意还是无意,他总会把笔头触向自己生活的土地.我的小说中有两个章节涉及到红军长征的情节,很显然,我设置的背景便是红军长征过彝良县的那段历史.但那时我对那段发生在我家乡的历史知之甚少,仅仅碎片式的了解到,1936 年春天,红二、六军团曾三进三出,在奎香开展过著名的“乌蒙回旋战”,但过程和细节我并不知道.为详细了解情况,我在网上淘了两本对我来说极具价值的旧书,一本是《金沙江的记忆——红军长征过云南纪实》,另一本是《红军长征过昭通》,前一本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本为内部资料,由地方党史办公室编写,1986 年刊印.两本书都提到了红军长征过彝良的具体事件,还有很多亲历者的口述纪实.得到这两本书,我如获至宝,很快把它们读了一遍,后来又翻过多次,以致品相比刚购得时差了不少,如垃圾堆里捡来的一般不忍目睹.在内心里,我既感谢编书的人,是他们让红二、六军团经过彝良那段红色历史再现；我也感谢把这两本书当废纸卖掉的人,要是这两本书永远被人束之高阁,那么,即使它近在咫尺,比如躲在我所居住的县城的一间我不大可能进入的办公室或资料室的文件柜里,那么,我们也将会无缘相见.令我欣慰的是,因为整理书柜或资料的人随手一扔,我便成为了这两本书的主人,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场美丽的缘分.
有时我想,一本书就像一个人,它也是有命运的,只有懂它、想要它并且拥有了它的人,才是它命里的贵人.
二
写小说是天马行空的事,我写红军长征过彝良,虽然极力尊重史实,并试图去还原历史真相,但更多时候,我必须按我的理解去写、去解构,于是,我不得不抛弃了真实的时间、地点与人物,因而,呈现在我笔下的便是另一种被加工过的历史,在我的小说里,我让虚构与历史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后来我竟要用另一种严肃的态度去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了.那是三年前,我有幸被我们县党史研究室点名,参与编纂关于红军二、六军团经过彝良时的一些资料.跟我一起干活的,有著名诗人陈衍强老师、地方史专家杨升华老师和以长篇小说《脸谱》《长》等走红网络的叶听雨先生.按照要求,我们要整理一些红二、六军团经过彝良奎香时发生的小故事.我认为,那段历史我虽然没法去经历,却也不能凭空想象,因此我需要做的,便是把手伸进相关的文献里去触摸那段红色记忆,让自己来一次历史的穿越.于是我再次阅读了《金沙江的记忆——红军长征过云南纪实》和《红军长征过昭通》这两本书,在里面“淘”故事.然后,我又读了昭通党史征研室编的《云南昭通革命老区》和彝良县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彝良县历史》,在里面翻找线索.另外,为开阔视野,搜集素材,我还翻阅了《军事家罗炳辉》《革命先驱刘平楷》两本书,有意思的是,两本书的作者就是跟我们一起干活的杨升华老师,而《中国彝良县历史》这本书,杨老师不仅是特邀副主编,也是主要作者.读了众多历史文献之后,我结合自己之前的地方史知识积淀,整理出了十多则红军长征过彝良的有意义的故事出来,虽然我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但只是在细枝末节上进行修饰,算不得是杜撰.也就是说,那些故事是有根的,所谓的根,便是那些保存在地方史料里的红色记忆.
我很敬重上文提到的杨升华老师.杨老师人虽然老了,但精神矍铄,看上去很有精气神.他不会使用电脑,只能在纸上写,然而他工作一丝不苟,创作出版了很多部有意义的历史著作,是我等小辈学习的楷模.彝良是革命老区,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因为有杨老师这样的人,那些故事得以再现,那些记忆才被再次唤醒.两年前,我所在的县教育系统打算做一本教育文史资料汇编,杨老师听说后,托人把两份比较重要的文稿转交给我,希望能够对编教育文史资料有帮助；但因种种原因,编书的事最终搁浅,杨老师转交给我的两份资料也被我束之高阁.虽然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不愿意的,而且我也不能左右,但一想起这件事,心里难免还是会涌起对杨老师的愧疚感.
三
我曾经在学校教过十七年初中语文课,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经历.
从我自己学习语文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一个人要学好语文,除了要练好阅读、表达等基本功之外,还需要具备另一种品质：情怀.而我常常自以为是的是,我的学生们就算考试分数不够理想,他们却大多是一些具有美好情怀的人,或许,是我赋予了他们这样的品质.
我记得苏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第一个单元的主题是长征,课本选了诗歌《长征》、歌词《长征组歌》、电视剧《长征》剧本节选和两篇跟红军长征有关的小说为课文.红军长征早已成为历史,跟现在的学生的生活已经没有了直接联系.为了上好那个单元,我撇开课本,给学生们讲述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我们彝良的故事和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彝良活动的历史,我给他们讲述乌蒙回旋战,讲述红军经过彝良奎香时的一些逸闻趣事,带他们去想象那段布满尘灰的历史.我力求做一名摄影师,努力用高倍镜头把那些陌生的往事拉近到学生面前,我告诉他们,很多年以前,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一群令人敬畏的人从这里经过,是他们赋予了这片土地的色彩,因为他们,我们脚下的土地才会变得如此厚重.我说,一片土地如果缺乏厚重的历史,它必然是荒凉的,生活在上面的人也常常会流于浅薄；然而,彝良这片土地的与众不同,比如地处东北部的牛街古镇文化积淀深厚,中部的角奎涌现出了刘平楷和罗炳辉等历史名人,而南部的奎香、树林、龙街一带,红二、六军团曾在这里播撒过革命的种子；彝良这片土地是厚重的,如果我们感受不到这种厚重,或许应该多去反省.
在课堂上讲这些的时候,我的心中满是自豪,我希望我能够把这种自豪感传染给学生们.也许那时候那些孩子坐在下面,他们眼神渺茫、似懂非懂,但我相信,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彝良的山川河流、文化历史已经不知不觉根植于他们的血液里了,那么,无论以后他们身在何方,即使望不见彝良的山,看不见彝良的水,他们也会记得住在血液里流淌的乡愁.
四
之前,我只是在文献里与奎香相遇,但我知道,终将有一天,我们会相约见面的.
第一次去奎香比较匆忙,我只是在去镇雄的途中经过那里.地处乌蒙山区的彝良县,不仅十里不同天,而且还不同地,我们从县城出发,沿着洛泽河溯流而上,渐渐摆脱了洛泽河峡谷的逼仄、雄奇和险峻,取而代之的是高原的开阔、粗粝与苍凉.越野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爬升,一步步登临高原的顶端,我的内心满是激昂慷慨.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同行者说：这里叫寸田.陡然间,我的心像一面大鼓,被重棒敲击了一下.那一刻,我脑子里猛地蹦出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历史人物,而一些久远而清晰的历史镜像如同电影般在我眼前播放着,关于打土豪分田地、关于乌蒙回旋战、关于红军与奎香人民的鱼水情……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越野车在高原上奔驰,寸田村很快被我们甩在身后.车窗外不时闪过一抹红色,那是一种名为火棘果的植物,若干年前,它有一个神圣而温暖的名字：救军粮.风在车窗外呼呼地刮着,我的耳朵里仿佛响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天的马蹄声.
再一次去奎香,是三年前的夏天.我和几个同事去奎香做群众工作,由于工作颇不顺利,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夏天的奎香空旷、高远,天空蓝得深邃,云朵白得纯净,呈现出一种奇丽、动人的美.一天傍晚,我独自来到红军长征纪念碑前.广场上很清静,没什么人,纪念碑矗立在那里,如同孤独的英雄一般.碑上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几个大字苍劲、飘逸,为萧克将军所题.我站在碑前,静静地凝视着碑身与碑文,脑中浮现出那些掩藏在历史长河里的人和事,内心对奎香这片红色的土地再添一份深深的敬意.
又一天黄昏,我和同事去群众家.在奎阳村的乡下,我们沿着仄仄的泥巴路,穿过茂密的玉米林,走向一座座泥巴墙结构的农家小院.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视野里,庄稼油绿,曲径幽深,的泥巴墙映着的夕阳,这如同老照片一样的画面,让我突然有了一种历史的穿越感.我想,数十年前,经过这里的红军战士们是否也走过我脚下的路,见过我眼前的景象？文献资料表明,红军到奎香时,由于地方反动势力的反动宣传,导致绝大多数群众弃家而逃,然而短短几天时间里,红军跟群众之间就建立起了浓浓的鱼水情,群众主动把房间让出来给红军住,把猪羊杀了慰问红军,红军离开奎香时,单奎阳就有七八个青年报名参了军.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开展工作,却会遭遇如此大的阻力？与当年的先辈们相比,我们是不是丢失了些什么？我把我的疑惑说了出来,可是同事轻描淡写地说：时代不同了.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心情却有那么一点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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