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三题,该文是关于日本类论文怎么撰写和日本作家和作家有关论文范文集.
日本论文参考文献：
山崎丰子其人
一
2013年9月29日上午,日本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8岁.日本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对其生命不息笔耕不辍,献身于文学的精神,表示尊敬.
山崎丰子在中国也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她的《浮华世家》《白色巨塔》《女人勋章》《命运之人》《不毛地带》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她就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女作家之一.
她本名叫杉本丰子,1924年生于大阪世代经营海带的商人家庭,1 944年从京都女子专科学校国文科毕业,到每日新闻社学艺部当记者,在作家井上靖手下工作.她说：“我对采写新闻消息,发头条不感兴趣,而愿意研究挖掘隐藏在新闻背后的内幕,捋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出报道.我原来不写小说,也没想当作家,但我的顶头上司井上靖鼓励我写作,于是我就一边跑新闻,一边写起小说来.”1 957年,她的处女作《暖帘》问世,写在船场开海带屋商人的一生,有强烈的家史色彩,但如石落大海,杳无踪迹.1958年发表《花暖帘》,写关西娱乐界巨头吉本兴业的女创始人吉本势的个人奋斗,获第39届直木奖,一举成名,步入文坛.她以非凡的勇气和自信,毅然辞去记者工作,决意埋头创作,卖文为生.她才华横溢,目光如炬,一部部针砭时弊的长篇巨著接连而出,风靡日本,被誉为当代日本文学三大才女之首（另两位为有吉佐和子、曾野绫子）.
山崎是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性格刚烈的小说家.她直面日本社会的敏感领域的矛盾冲突,以锐利的目光*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勇敢揭露日本政界、财界、医务界、企业界中既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又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恶黑幕,入木三分地描绘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贪婪、腐朽、堕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经济从高速腾飞转入稳定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的畸形和黑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人、家庭、社会的腐化堕落.评论家说,她的创作实践,积极严肃地回答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了日本神话般变为经济大国,成为亚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瞩目的暴发户的历史进程,为日本战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标志性的作品.
她的小说,冲突激烈,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人物个性鲜明,本本好看,部部畅销,动辄发行几百万部.每年年初,不少就业的大学生,把她的作品当成社会教科书,念医科的读《白色巨塔》,念金融的读《浮华世家》,念商科的读《不毛地带》……她的书年年重印,既是畅销书,也是常销书.她的名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更令人惊诧的是,她的小说,几乎全部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而且是多次改编拍摄,反复播映.如《女系家族》,改编拍摄八次,《白色巨塔》六次,《暖帘》《花暖帘》各四次,《浮华世家》《不毛地带》《少爷》《吝啬鬼》《女人勋章》各三次.《两个祖国》《大地之子》《不沉的太阳》《命运之人》《花纹》各一次.节目播放时,人人争相先睹为快,街谈巷议,风生水起,舆论沸腾,因此也成就了许多编剧、导演和演员,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明星大腕,大放光彩,所以她病故后,演艺界的回忆、怀念、谈话、吊唁,较之文学界不疼不痒、不成不淡的官样文章,更为真切感人.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闪烁着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家,在日本文坛却声名狼藉.在我接触的日本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她好.有的说她出尔反尔,言不守信；有的说她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有的说她品行不端,抄袭成性；有的说她性格古怪,喜怒无常；有的说她唇舌剑,恶语伤人；有的说她狂傲狷介,我行我素.总之,她是日本文坛的一个怪物,一个异类,一个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丧门星,一匹独来独往的狼.
日本文坛,群雄割据,山头林立,门庭森严,各有霸主,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体劳动,如果洁身自好,不愿搭帮结伙,投靠依附,躲进小楼,自立门户,遭来蜚短流长,倒也无可厚非,但一场场由她引起的纠缠不休的风波,也着实令人生疑.
1968年,她的小说《春宴》被指控剽窃,说其中部分情节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著《凯旋门》和芹泽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于是舆论大哗,闹腾了好一阵子,她因此沉默了好久.五年后,即1973年,她的《不毛地带》又被指控为抄袭,刹那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她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听说最后诉诸法律,不了了之.十年之后,即1983年9月,她的新作《两个祖国》刚刚出版,《舆论评论》就带头发难,说她盗用了别人的资料,《产经周刊》《朝日周刊》《图书新闻》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一时间风起云涌.
根据日本报刊报道,《两个祖国》在《新潮周刊》连载之前,山崎曾找《双重国籍的人》的作者岛村乔说,她想利用该书的资料,岛村同意,但《两个祖国》连载后,岛村发现情节与《双重国籍的人》极其相似,而且山崎在书后使用资料的栏曰中根本没有列入岛村的名字.岛村一怒之下,根据自己《双重国籍的人》和《秘录裁判》两书,写成《裁判秘史——一个日本翻译官凄惨之死》,与山崎对着干.该书由人道出版社出版,并在书封上写着“本书是山崎丰子《两个祖国》的原版”,向山崎公开挑战.日本广播协会根据《两个祖同》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山河在燃烧》原定1 984年1月在日本放映,连播一年,但因这场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难以平息,播放日期,也一延再延.
凡此种种,使山崎丰子在我的心目成了一团令人眼花缭乱的迷雾,一首晦涩艰僻的朦胧诗,一个毁誉参半、莫名其妙的女强人……
二
1983年10月19日,山崎丰子与秘书野上孝予,应中国作协邀请来华访问.
她说她已写过美国（《两个祖同》）,写过苏联（《不毛地带》）,这次来访的主要日的是感受中同,寻找创作题材,与中同作家同行见面交流.我是全程陪同兼翻译,带她们去拜会周扬、巴金；与邓友梅、谌容、陈丹晨等座谈；访问北京、西安、杭州、上海.她中等身材,有点发胖,短发,戴耳环、项链、戒指,爱穿紫红色连衣裙,从外表看,是个典型的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但只要一开口,一股咄咄逼人的巾帼丈夫的刚毅之气,就溢于言表.
一路走来,她对我提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敞开胸怀,毫无保留,甚至对于一般日本作家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敏感问题,比如某作家属于某个山头,成就如何,人品怎样,她都直言不讳.她对我说：“小说家是观察人、写人的.小说是写入的艺术.我阅人无数,说几句话,看看他的面相和神情,对他就能摸个大概.你这个人,真诚厚道,值得信赖,所以不管你问我什么问题,只要我知道,就直言相告.”
看样子,她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听说她性情刁钻古怪,特立独行,所以事先做了不少功课,几乎每项重要日程,都有预案,但她对我言听计从,从未提出不同意见.至于她知人论世的自信和能力,却大可怀疑,否则无法解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件以及形影相吊的尴尬处境.
旅行中,她送我许多书,开口闭口称我为中国弟弟,还叫我教她唱中国同歌《义勇军进行曲》,说词曲雄健,有气势,有血性.我说,这是抗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歌曲,你唱不合适.她说：“不对,我唱正合适.我就是要学会这首歌,到日本去唱.我弟弟两年前死了,但他不让为他办葬礼,而是希望我把他的骨灰撤到长城下.他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热爱中国,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心里充满了负疚之情.我没有带他的骨灰,而是把他在卜海学习期问的校徽带来了,希望有机会埋在长城脚下,满足他的遗愿.本来我已经去过一次长城了,但弟弟在呼唤我,我还要去一次.”
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夏天,日本文学界为欢迎中同作家代表团,在新大谷饭店举行酒会.我搞不清楚她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名字,过来和我搭话.日本语本来比较暖昧,常以委婉、隐喻、会意等方式曲折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山崎却截然相反,她口无遮拦,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直抒胸意.初次邂逅,她的坦率就使我瞠目结舌.
她说：“我是日本文艺家协会会员,但他们的集会,我从来不去.只有井上靖先生举行欢迎中国作家的酒会,我才来参加.我很早就想去中国,可他们从来不叫我.我不会走后门,也没有钱,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陪他们喝酒,打高尔夫,讨好他们.他们不喜欢我,不推荐我.”她的直率,使我大吃一惊,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一个民间组织的是非曲直,显然不合时宜,而我一时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只得敷衍道：我回去转达你的意见.她的大阪口音很重,由于激动,声音大而尖.我不知道她还会冒出什么惊人之语来,于是马上转移话题,谈她的作品.
有一次,中同作协在北京大三元宴请.最后一道点心,大家都吃完了,她一商在讲话,没有吃几口,服务员就把盘子撤了.她急了,“我还没吃完呢,怎么就拿走了？把我的盘子还给我.”服务员大吃一惊,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心直口快肆无忌惮的外宾,马上讪讪地把盘子给她端了回来.
她自己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结果得罪了不少人.但我改不了,也不想改,别人愿说什么说什么好了,我不理睬,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写小说上.我没有孩子,但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要竭尽全力,精心养育它们.在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日本文艺家协会几千人,就我一个人反对.我说,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那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作家,川端有过什么贡献呢？他的《雪国》文字很美,但对日本民族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我主张给石川达三,他足一个勇敢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在战争中写反战作品,被判过刑.他的《风中芦苇》《人墙》《金环蚀》《破碎的山河》,针砭时弊,忠实于生活,写出了日本山河的累累伤痕和人心的堕落.但他很孤独、寂寞,没有人为他捧场,也和我一样,是一只孤独的‘狼’.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私小说’一直是文坛的宠儿,写个人的身边琐事,咀嚼心灵中的秘密、忧愁和烦恼,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民,游离于时代,究竟有多大社会意义？日本文坛把川端康成当作文学之神来顶礼膜拜,我看大可不必.作家应该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冷暖,我的作品,就是对‘私文学’的反叛.”
她的《不毛地带》1973年6月至1978年8月在每曰新闻社周刊杂志上连载了五年,后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几年后义出了文库本.小说连载期间,发生了洛克希德事件,田中角荣因此而.山崎丰子似乎早已经预见到这一丑闻迟早会暴露,并且震撼日本.田中角荣被判四年徒刑后,记者去采访山崎.一般人都缄口不言,但山崎说：“他应该判十年,因为他的政绩就是造成了我写《浮华世家》的生活卜壤.日本电视台重播电影《不毛地带》时,人们守在电视旁看了三个小时,反响非常强烈.人们之所以看这个电影,是因为山本萨夫导演的这部片子有大臣受贿的场面.为了买美国洛克希德战斗机,充实日本的防卫计划,大臣把五亿日元贿赂塞进自己的腰包.其实,受贿事件早就有人知道,但政界、新闻界都讳莫如深,佯装不知.因为背后有黑社会组织,谁要声张,恐有杀身之祸.听说一些当事人相继死去,不明不白,很显然是为了灭口.我在《不毛地带》中写*污吏时,常常接到恐吓电话,‘赶快放下你的笔,不然要你的命！’税务局也来我家查账,说我偷税漏税,其实,目的都是干扰我.《不毛地带》意味着日本处于精神饥饿状态.1965年之后,经济以异常的速度发展,物质确实丰富了,但由于认为人的所有都能靠金钱来解决,精神上彻底崩溃颓废,所以即便说整个日本就是‘不毛地带’,也不为过.”
《白色巨塔》讲述了一个正直的医生向关系到重大民生问题的医疗腐败作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抗争,深刻地揭露了医务界如封建行帮一样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医生精神家园的坍塌与金钱对学术的污染.原名叫《白色的塔》,但山崎觉得不够味,又加上了个“巨”字.小说发表后,反应强烈,被媒体誉为是解剖日本医学界和高校腐败堕落的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有个医生打电话给山崎说：“你得病就等着死吧,不会有人给你治！你早就该死了！”还有人说：“你不写日本的光明美好,专门揭露日本的阴暗、丑恶,给日本抹黑,是何居心？你还是日本人吗？”
她说：“我积怨甚多,难防不测,每年都写一份遗嘱,交给我的律师,万一我突然死了,也有个交代.”
在她来访之前,我在日本杂志上看到她的一篇随笔,题目是《出狱》,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坐牢了.读下去才知道,原来她把文学比为“终生的徒刑”,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牢笼”.每写一部长篇,就像坐几年牢一样.一旦写完,她觉得如刑满释放,值得庆贺,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她都要跑到院子里大声喊叫：“我终于写完了！我出狱了！”
她工作起来不要命.以《两个祖国》为例,她采访调查两年,写了三年,中间不曾休息一天,眼睛都累坏了.有一次到海外去收集素材,新潮社的一个记者随行当她的助手.回国时,因为过度疲劳,那个记者像得了黄疸病一样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疲惫不堪.但山崎依然精神抖擞,中途对记者说“祝你一路顺风”,转身下了飞机,继续采访.
她每天早晨九点起床,十点到十二点写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从三点写到七点半,晚上从九点一直写到深夜两点.这次到中国来,本来没有什么具体的硬性任务,主要是参观游览,拜会访问,目的是感受中国.在西安时遇到连日阴雨,气温骤降,她感冒发烧,咳嗽不止,我怕引发肺炎,劝她休息,但她坚持要把日程中所列的名胜古迹全部看完.
她的主要休息方式是种花、养狗、养金鱼.她说：“我站在鱼缸前一拍手,金鱼就会抬头看我.我浇花,花也向我点头,好像知道我要对它们说什么.我家里养了一条狗,是千叶县驹市的名犬,名字与《浮华世家》中主人公阪神银行总经理同名,叫万俵大介.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到我家里来,看到了这条狗说,它可比我们银行的总经理品行端正多了！”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把揭露有钱有势者的丑陋为己任,她说：“我家很有钱,在关西地区很有名,但还算不上财阀.你看,我这个戒指很值钱,卖了可以用很久.我自幼熟悉资本家那种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生活.我家里过去佣人很多,我怜悯、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拼命干活,小心服侍,还是很穷,而什么也不干的人,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憎恨金钱社会,所以才写了《浮华世家》.我要把这些写下来,留在世界上.”
她还说：“《浮华世家》中铁平之死,有很多读者感到惋惜,给我写信说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好青年自杀.我在写铁平时心里也很矛盾,不愿叫他死,但思忖再三,还是让他死了.这是为了塑造万傣大介这个人.为了钱,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逼上死路,从而表现他被铜臭熏黑的灵魂.铁平之死,对于读者也是个冲击,会促使人们去深思：是谁把他逼上了绝路？是父亲,金钱,还是这个社会？这样,艺术效果比他活下来还好.”她在谈《浮华世家》创作体会时说：“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斗争的战场上,才能浮雕般地显现出的人物形象,才能捕捉到人的和丑恶,才能发现人的聪颖智慧和纯洁心灵,这就是小说的妙味所在.”
她对日本文坛的门户之见、山头之争忧心忡忡,认为这样束缚了文学的发展.她说：
“日本文坛分成若干集团,自成独立王国,各有评论家当啦啦队,自吹自擂,标新立异.凡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写的东西,不管怎么样,都大肆吹捧.文学奖也是这样,几个评委一,名单就出来了.甚至很有影响的芥川奖、直木奖,也成了各团伙招兵买马的工具,结果评选质量下降.本来过去得了芥川奖或直木奖就奠定了作家的地位,可以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但现在不行.有的人得了奖,但随即在文坛上消失,再也不见踪影.要在文坛上立足,必须投靠一方霸主.我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山头,所以他们讨厌我,排挤我,揶揄我为‘国际社会派’,在日本,这绝不是个好名字,是讥讽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人.但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只是个人道主义者……”
即将结束在中国的旅行时,她说：“我真想留在中国,不回去了.这里有那么多真诚的朋友,热情的读者,志同道合的同行.在日本,我感到孤独、寂寞.我唯一的支持者,是我的秘书.幸好我有很多读者,他们给我信心和力量,否则,我真不知道怎样活下去.日本是金钱社会,金钱是社会的中心,是政治的润滑剂.很多有才能的作家为了钱去写暴力、、凶杀,迎合读者和出版商的趣味.这是文学的堕落,作家的堕落.我不是为了金钱写作的,我是出于社会的责任感、历史的使命感才拿起笔.当然,小说是写入的艺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写入的,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观察人,写入,写入的命运和感情.但写入,要把人放在社会中去写.”
三
山崎丰子年轻时读过巴老的书,敬重巴老,在来访之前,就多次写信请求拜会巴老,当面表达她的敬意.山崎到达上海后,由我与黄宗英陪同,于1983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巴老.
巴老的病房很简单,也很安静.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小桌,桌上放一把香蕉.巴老穿着白色蓝条的病号服,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巴老面色灰暗,两眼红红的,好像有些充血,但精神很好.巴老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就是这双手,写了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不同的国度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曾握着巴老的手说,这是一只写出了《家》《春》《秋》的伟大的手.但巴老说：“这是一只普通的手,用来吃饭穿衣的.”
巴老说：“欢迎你来中同访问.”
山崎丰子说：“见到您,我非常激动.感谢您在病中接见我.”（话语哽咽,落泪）
巴老：“很遗憾,我不能在家里招待你.你以后再来,我请你到我家里去.”
山崎：“听说先生病了,住院治疗,我心里很难过.”
巴老：“1980年访曰时,我身体很好.这两三年,身体不太好.去年跌伤了腿.这次来,是治疗一下神经系统的毛病.医生说,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好些.”
山崎：“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为您的广大日本读者和朋友,拿起笔来.您的小说激动人心,给人力量和希望.”
巴老：“感谢日本朋友的鼓励和祝愿.我还要写很多,计划很大,但精力不济.”
山崎：“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日本书店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将于今年11月再版先生的《家》,不知先生知不知道.”
巴老：“我还不知道.”
山崎：“听说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出版后,我马上给您寄来.”
巴老：“谢谢.这是我年轻时写的,以后又改了八次.其中有一小部分是我的生活.”
山崎：“我读的时候感觉到了.我觉得,应该让日本青年读这本书,知道那个时代的生活,所以期望出版社再版.”
巴老：“是岩波书店吗？”
山崎：“是岩波.请您对日本读者讲几句话吧,我来转达.”
巴老：“我上次与井上靖先生通信时已经讲过,我说中日友好是伟大事业,为了中日两围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愿献上我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朋友经常打听我的消息,想起这些,我心里就感到温暖,充满力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友好下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山崎：“先生,对中国作家来说,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巴老：“中国作家,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写作,就是为人民做事.我拿起笔,不是为了当作家,是为了寻找道路,拯救祖国,拯救民族,同时也拯救自己,所以我在法国写了第一篇小说.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山崎：“是《灭亡》吧.”
巴老：“是的,有日译本,也是由译《家》的那位译者译的.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写得不好,但感情是真实的.”
山崎：“我在书中,听到了您的呐喊,您的心跳.”
巴老：“1980年访问日本时,我与木下顺二先生畅谈过一次.我谈了对文学的看法,我说我不是文学家.”
山崎：“为什么？”
巴老：“我写文章,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小说家或者文学家.”
山崎：“日本作家写作,可不是为社会作贡献.”
巴老：“我过去也受过一些日本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一些日本作家,也是为了探索人生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些作家成就很大,但后来自杀了,如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他们找不到道路,绝望了,就自尽了.”
山崎：“也可以说,日本作家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写作,而中国作家是为了寻找祖围、民族和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写作,他们的苦恼是不同的.”
巴老：“各国有各国的问题,各国有各国的道路,但自己寻找的道路,印象深刻,永远不会忘记.我小时候,日本小说读了不少,30年代去日本,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信佛,每天早晨起来念经.我后来到了,但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访时,被弄到神田署关了一夜.根据这段生活,我写了小说《神》《鬼》《人》.这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去日本时找过那位朋友,但没找到.”
山崎：“我拿来了您的《随想录》,里面有您回忆夫人、中岛健藏的文章,请先生为我签个名吧.”
巴老：“我的手抖,笔拿不稳,字也写不好.你的《浮华世家》电影和剧本我都看了,写得很好.”
山崎：“电影拍得不好,请您看我的原作.这是我的小说《两个祖国》,如果能放到您的书架的后面,将是我的莫大光荣.我在扉页上写了一句：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为日本的广大读者拿起笔.”
巴老说谢谢,之后拿起准备好的《家》《春》《秋》精装本和一件包装好的礼品,回赠山崎丰子.山崎回同后,写了《巴金先生》,记述这次见面,但这是后话.
送走山崎后,我准备回北京,临行前,去华东医院向巴老辞行.
闲聊时,李小林拿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佐藤纯子的来信,说井上靖、白土吾夫等人12月20日到上海,希望拜访巴老,请巴老出席明年在举行的同际笔会大会.
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去了给人家添麻烦,还是不去为好.”我说：“看您现在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去.井上靖先生多次亲自来请,倘若不去,日本朋友们会失望的.”巴老说：“谁知道明年我身体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到时候再说吧.”
巴老不慎跌伤腿,在病床上躺了许久,当时虽然能下地活动,但得拄拐杖,行动极为不便.巴老在犹豫,他不愿使日本朋友失望,又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怕到时候给朋友们添麻烦……
上海作协的徐钤说：“你送给巴老的柿子,巴老的外孙女端端吃了,涩得不行.”巴老说：“不是端端,是小棠.他到病房来,看见柿子很漂亮,拿起来就大咬一口,结果涩得哇哇乱叫,马上又吃了一根香蕉才算好些.”巴老说完,嘿嘿地笑起来,露出了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像孩子一样天真开心.
我陪山崎丰子去西安时,在始皇陵那里看到农民卖柿子,黄黄的,亮晶晶的,又大又好看,就买了一篮送给巴老,没想到还不能吃.巴老说：“是不是要放到米缸里？”我说：“农民讲不用漤,马上就可以吃,也许放一放能好一些.”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听说巴老住院了.特意发来了一封电报,说巴金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作家,也是世界人民的作家,期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巴老对我说：“请你代我起草一份电报,谢谢人家.晚几天不要紧,回北京再发也行,但不能失礼.”我说：“我回去马上办.”
上次野间宏到上海来．巴老叫徐钤打电话叫我到上海来当翻译,不巧那几天我腰扭了,躺在床上,没来成.这几年,有关日本方面的事情,不管是信件、电报、传真,巴老都委托我代他处理.我努力模仿巴老的口气,写完草稿后,都要在电话里给巴老或小林念一遍,怕有不恰当、不得体的字句,有损巴老的形象,辜负巴老的信任.
巴老把厚厚的《巴金论创作》送给我,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巴金一九八三年十月卅一日”,说：“这里面收了你译的那篇我与木下顺二的谈话.”
已经是深秋,巴老还穿着一双凉鞋.徐钤说：“天凉了,得做双新鞋了.”巴老说：“好,好.”巴老摔伤后,*一长一短,鞋子必须才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对巴老说：“前天您送给山崎丰子一件礼物,她回去打开一看,是漆器蚌.她不知道有什么含意,就问黄宗英.黄宗英说,这也许象征作家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提炼加工成为艺术品,就好像一粒沙子落入蚌壳中,经过若干岁月,变成一粒珍珠.没等我译完,山崎就激动得哇哇大哭.”
巴老嘿嘿地笑起来.他说：“黄宗英真聪明,会讲话.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想.礼品是小林买的,已经包装好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什么深意.”
四
1984年我随巴老到参加国际笔会大会.
开幕式那天,巴老作为特邀嘉宾坐在主席台,我坐在巴老身后当翻译.大会即将开始,各国代表团都已就坐,一群记者拿着“长短炮”对着主席台,这时,山崎丰子来了.她戴一顶红帽子,拎着手包,看见我坐在台上,向我招手,高呼我的名字.我下来吧,太引入注目,不下来吧,她叫个不停.没有办法,我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低着头,弯着腰,快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明天去中国,今天来告别.我的天啊,就这么件事,弄得我如坐针毡,狼狈不堪,大汗淋漓……
山崎为写以日本遗留孤儿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自费到中国采访.她第一次专程来访是1984年,由社科院有关方面接待,时间为六个月.我听到不少传闻：她的采访内容包罗万象,例如她要写建设宝钢的决策过程,计划采访很多要人,仅部级以上高官的名单就有两三页之多；她对翻译要求很高,换了三四个,她都不满意；她脾气火爆,固执急躁,口无遮拦,根本不考虑接待方的实际困难,所以接待方不仅头疼,甚至恼火,后悔莫及……
她第二次来访,是1985年,时间为八个月.但这次来访前,社科院某负责人给领导写了封信,说她来是收集创作素材,与社科院学术交流的目的不符,囿于人力物力,无法继续接待云云.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实际上是甩包袱,他们不想干了.据说刚开始时,有人听说是自费,时间又那么长,以为能赚一笔,但实际上不仅赚不到钱,还要搭许多钱.那时王蒙到当部长不久,领导找到王蒙,希望作协接待.当时作协日文译员只有我一个,而且来访的日本作家团较多,不能因为接待她,把别的事都撂了.再说接待山崎至少需要两三个人,翻译、后勤联络、司机必不可少,得组成个班子才行.领导很为难,考虑再三,最后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与社科院联合组成一个接待办公室,由我代表作协参加接待,同时包一辆车,由作协付费,负责联系安排她的采访.我出差时,由作协再派一名干部顶上.两个单位,大概有四五个人在为她奔忙.为了工作方便,还特意在社科院设了一间办公室,大家戏称为“丰（疯）子办公室”.
接下来是1986年,从5月到7月,从9月到1 1月,先后两次.前后多次采访,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东北三省、内蒙、新疆、延安、广州、上海等地,走访的人上至总书记,下至普通干部、职员、市民、工人、农民.有的地方已经去过四五次,有些对象也都谈过多次,按理说应该差不多了,但她仍不满足,在接见她时说,我就像登珠穆朗玛峰,现在只登了70%,还有30%,是最艰险困难的时候.耀邦说,你的标准太高了,放低一点,就98%了.她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收集素材要达到120%,这样才能保证出90%的成绩.
说句老实活,即便是中国作家写这个题材,也不可能受到这样从上到下的重视,得至0最高领导人的关照与协助.记得当时提出要培养几个斯诺式的外国友人,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对她格外重视,不惜人力物力,全力以赴.百忙中曾三次接见她,了解她采访的情况,帮助她解疑释难.她也不客气,当面诉苦告状发牢骚,说地方有人糊弄她.
在她小说的设计中,有主人公坐牢的情节,所以她要求参观监狱.在改革开放初期,分开放地区和不开放地区,不开放地区,根本不许外国人进去.监狱是犯人的地方,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也不许参观.但她是特殊客人,我们打了报告,由领导批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批准她到北部某地参观一座监狱.她去那天,监狱粉刷一新,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还挂着一头刚宰的肥猪,说是给犯人改善伙食.她心生狐疑,监狱的日子能这样好吗？她在会客室偷偷摸了一把身后的暖器,结果沾了一手油漆.她很气愤,对说,这不是弄虚作假,骗我吗？耀邦哈哈大笑说,我也上过当……
1984年,我写了一篇《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谈创作》,发表在内部刊物《外国文艺动态》上,主要是写她的性格、成就,也提到了她几次被控告“抄袭”而引发的官司.材料全部来自日本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没有任何主观臆断或添油加醋,只是想客观公正地介绍其人其作.但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某人对山崎说,陈氏在“红头文件”上说她的坏话,她很生气,从此关系就疏远了.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万万没想到,学风污浊,挑拨是非,已经跨越国境,闹到日本人那里去了.但我不想,也不愿解释,一直沉默,只是希望有机会,当面给她翻译我那篇文章,告诉她我写了什么.
1996年10月,我到日本进行“日本纯文学与中国纯文学之比较研究”时,赶上《大地之子》的诉讼案正闹得沸沸扬扬.《大地之子》1987年5月在《文艺春秋》连载,1991年出单行本,1994年出文库本,发行四百余万部,是日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根据该书改编、由日中合拍的同名电视剧也极为成功,在蒙特卡罗电影节上获优秀奖.书和录像均畅销不衰,风行一时,但平地一声雷,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控告山崎擅自利用自己的体验和著作,要求她公开道歉并付律师费150万日元.日本各大报文化版均以较大版面报道此事,有好事者将两人文章中相似之处列表刊登,让读音自己去比较判断.
远藤在诉讼状中说,《大地之子》原封不动或变换语言,多次使用远藤誉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的《荒谬的彼岸》(1983)、《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1984)、《续卡子：追寻逝去的时光》(1985)的内容,违反了著作权法.“卡子”是指日本投降后,长春被国民党占领,之后又被军队包围,两军对垒时的真空地带.远藤认为,《大地之子》在这部分描写中,使用了她七岁时进出卡子时的个人体验、心情、情节,表现上也多有相似之处.远藤说：“我的作品,被别人使用,是对我人格的侵害和侮辱.《大地之子》卷末,虽把我的一本书列为参考文献,但这是为了使她的做法合法化,而且没有与我联系,也没采访过我.我的著作,是我战后的痛苦体验、我父亲的痛苦体验的结晶,我写的是安魂曲.我与山崎无个人恩怨,但我希望用良心处理此事.”
山崎丰子辩称：“《大地之子》不是侵犯他人著作权、引用他人作品就能写出来的.否认《大地之子》就是否认我的人格,绝对不能允许.从1984年开始,历时七年,我到中国先后访问多次,并得到的协助才得以完成,远藤的控告,完全是主观臆断,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有关卡子的采访是1985年5日18日开始的.从卡子出来了十几万日本人和中国人.我采访了许多人,他们愿意为我作证.根据日本著作权法,我已经在书末列出使用的参考资料,并表示了感谢.”
在法庭辩论中,山崎承认从《文艺春秋》社要来了远藤《没有出口的大地》,其他作品没有读过.同时出示了她去长春采访的记录.
有一天,一个朋友来电话说,原告远藤誉教授不知从何处知道我曾接待过山崎,希望能与我见面谈一谈.很显然,她想了解情况,寻找对她有利的证言.我当即婉拒,理由是：一、山崎当年到长春采访时,我因接待别的代表团,分不开身,由别人代为陪同,详情我不清楚；二、我接待过许多日本作家,山崎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过去了十几年,记忆混杂模糊,谈不出什么；三、我正在写论文,很忙,抽不出时间,实在抱歉.当时我想,山崎已经焦头烂额,我不能再添乱.虽然她毛病不少,但我真诚地希望她能早点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安心写作.我回国后不久,听说远藤誉败诉.
山崎是个讲义气的人.逝世时,她克服重重困难,特意从日本赶来,闯入胡家吊唁.《大地之子》出版后,她带着书到江西,献到墓前,感谢耀邦的知遇之恩.
五
2009年10月,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日研究野间宏,住在热海.到日本后不久,就收到每日新闻社第63届出版文化奖评选委员长过井乔先生的信,邀我去参加11月25日晚在王子大饭店举行的颁奖典礼.
每日出版文化奖,创立于1947年,每年评选一次,目的是表彰优秀出版物的作者、译者和出版社,促进文化发展.该奖设四项大奖：1．文学、艺术；2.人文、社会（包括报告文学、历史、民俗、思想、哲学、宗教、政治、经济）；3．自然科学；4．全集、辞典、事典等.几乎囊括了所有领域.另设特别奖一名,授予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为提高出版文化作出贡献者.大奖发奖状、奖金100万日元和纪念品.
自创立以来,该奖已经连续评选63年,在日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有广泛影响.仅以文学为例,就有一串我们熟悉的闪光的名字和作品：如宫本百合子的《风知草》《播州平野》,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井上靖的《日本女性史》,野间宏的《真空地带》,住井未的《拂晓》,中野重治的《云朵》,霜多正次的《冲绳岛》,远藤周作的《海与》,木下顺二的《戏剧世界》,大冈升平的《花影》,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青野季吉的《青野季吉日记》,梅崎春生的《幻化》,开高健的《光辉的黑夜》,陈舜臣的《实录战争》,梅原猛的《隐藏的十字架》,庄野润三的《明天与良二》,城IjJ三郎的《燃烧的落日》,秋山骏的《信长》,立松和平的《毒——风闻·田中正造》……历史证明,选家慧眼识珠,许多获奖作品,已经成为日本当代文学史中的杰作、名作、代表作,广泛流传.看来,办好一个大奖,不仅需要公正公平,眼光胸怀,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倘若把大奖授予二三流或根本不入流的作品,这个奖就砸了,臭了,毁了.
这次获大奖的作品有四部：《1Q84 BOOKl-2》,村上春树著,新潮社；《政治的美学——权力与表象》,田中纯著,大学出版会；《相连的脑》,藤井直敬著,NTT出版；《江户时代语言辞典》,颖原退藏著,尾形仂编角川学艺出版.
对于村上的长篇小说,著名作家、评委林真理子说：“该作是今年的热门话题.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对其内容,也热烈争论.在评选会上,有人说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有人说寓言性过强,尽管有这些缺点,但却充满魅力.村上的文体独特,简洁,节奏优美,可谓完美无瑕.小说开始时有惊险感,但又有恋爱小说的韵味,之后像交响乐一样,向雄壮的主题迈进.在虚幻的一切很可能是一种欺骗的疑惑中,小说本身也摇摆起来.主人公将真实与虚幻联系起来的努力,最终落空.这个结果是作者设计好的.至此,也可以说是村上文学的一种完成.”
村上春树历来很少参加国内的文学活动,与媒体保持距离,这次虽得大奖,依然不出面,而由新潮社编辑代读发言稿《我相信物语的光辉》：
“这次荣获每日出版文化奖深感荣幸,在此,对选择我的诸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在工作时常常想,小说家是与时间战斗的人.年轻时,我有一个单纯的想法：接受时间的洗礼,努力写出不会被风化的作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一种进入倒计时的紧迫感,自问余生还能写出多少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还能写出来吗？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几年的准备,几年写作,耗费大量的精力,而这样完成的长篇小说,有很多人看,且得到一定的评价,对我来说的,是最大的鼓励,是激起我创作热情的原动力.
“人们常说,现在是小说的困难时期.人们不再读书,特别是不读小说——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看法.但我不这样认为.回顾历史,两千多年来,世界各地,物语的火焰连绵不断,一直持续到今天.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存在只有物语的光芒才能照射到的固有的地方.我们小说家要做的,就是从各自的视点,尽可能多地发现那些固有的场所.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我们能做的,周围还有许多.我相信这一点.
“现在,我正在写《1Q84BOOK3》,大约明年可以完成.假如明年书出来了,有人说：‘哎呀,再等一年发表就好了！这样烂,还得什么奖呢！’为避免这样的抱怨,我正竭诚努力.”
村上在日本家喻户晓,在中国粉丝如云,在欧美也如日中天,是日本文学的代表人物,风靡世界.我读过他几本书,如《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奇鸟行状录》等,感觉平平,也就懒得再读下去.我以为书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不同,如此而已,说不出多少道理的.他在讲稿中说,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期待,正在专心致志写作,言下之意是说抽不出时间来领奖,请大家谅解.但谁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托辞.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古怪,有人说他孤僻,但我却不以为然.他远离勾心斗角的文坛,远离是是非非的媒体,保持内心的平静,殚精竭虑地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何罪之有？说到底,作家要靠作品安身立命.
山崎丰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命运之人》,获每日出版文化奖特别奖.
评选委员长迁井乔说：“山崎是描写人间戏剧的社会派作家.《命运之人》,揭露了上个世纪70年代,日美间关于归还冲绳秘密条约的内幕.山崎用八年时间采访调查,对现实社会的矛盾积极挑战,引起广泛反响.它使人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1894年军事法庭判犹太军官德雷福斯(1859-1935)为德国间谍,终生.作家左拉等人权派、共和派与军方、右翼势力发生激烈对立,左拉流亡英国,第三共和陷入危机.直到1906年,法国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
85岁的山崎丰子,与村上春树截然相反,断然拒绝医生苦口婆心的劝阻,坐着轮椅,由保姆推着,进入会场.她戴着紫红色帽子,粉红色大眼镜,身穿红花衣裙,怕着凉,腿上盖着一条白色毯子.颁奖后致答辞时,秘书野上孝子把她推到会场,为她拿着话筒.她很激动,嘴唇嚅动了半天,才哽咽着说：“今天,我总算挣扎着从医院来到了会场.我只想向大家,说声谢谢.我想说的话,村上春树先生（在书面发言中）都讲了,我作为小说家,深有同感.”
她说：“我上学时,正好是日中战争期间,每天去工厂造壳,当我想到这些将去屠杀亚洲人的时候,心里很难过,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为了磨洋工,看监督巡视的军官不在时,我就看巴尔扎克的小说《山谷中的百合》,看得入迷,军官走到我身边也不知道,结果被发现,挨了一顿耳光.当时吓坏了,以为会杀掉我.可以说,写战争中的切身体验,是我文学的出发点……”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秘书以为她讲完了,把她推回原位.但她示意,话没说完.秘书又把她推到讲台,为她举起了话筒.她声音急促、颤抖、含混不清,大意是：被战争毁灭的青春,刻骨铭心.我恳求神灵,给我时间,让我把想写的东西写完.我要加倍努力工作……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向这位身残志坚的老作家致敬.
我看她面色苍白,坐着轮椅,讲话困难,嘴也有点歪,心里酸酸的,当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咄咄逼入的女汉子,如今病魔缠身,弱不胜衣,垂垂老矣.我向她的秘书野上孝子问了问她的身体情况,之后走到她身边,蹲在她轮椅旁说：”还记得我吗？我现在在日本,研究战后文学,听说您得奖,特意从热海赶来祝贺.”看她的表情,好像认出了我,嘴角嚅动了几下,但发不出声音,她很激动,脸涨得通红,要哭的样子.我拍了拍她的手,安慰并示意,不必着急,不用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断断续续地说：“谢……谢……你……来……祝……贺.”
记得有人对我说,她一桩桩官司,一个个事件,是不是事前策划好的商业圈套,营销手段？不然怎么会那样巧,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不断？她为什么不长记性,绕开那些容易引发纠纷的情节？难道真是巧合吗？如果是阴谋诡计,愚弄读者,愚弄法律,愚弄舆论,那可是缺了大德了！我不以为然,说她的书,情节饱满,人物鲜活,揭露深刻,没有必要使用这种的促销手段,而且我看她也不像那种心怀叵测、沽名钓誉、寡廉鲜耻的下三烂.
最近十年,山崎患肌肉僵直症,连面部肌肉也开始扭曲变形,痛苦不堪,生活无法自理,由两名护工日夜看护,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她虽然手指僵硬,握笔困难,但在病榻上仍然坚持写长篇小说《海的承诺》.故事以1989年美苏冷战进入尾声为背景,描写日本潜艇上的年轻的中尉军官花卷朔太郎与他的父亲,当年偷袭珍珠港而幸存的海军少尉,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军官的故事.她从父子关系入手,描写日本海军在时代的浪涛中兴衰枯荣的历史.据说,她原计划写二十回,但在她临终前,《新潮周刊》仅连载了六回,余下的十四回,不知是否有遗稿,是否写完.
山崎丰子走了.她的是非成败、毁誉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但我始终认为,她是日本战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功不可没.
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
入江曜子的历史担当
1989年春天,我与蒋子龙、管桦、林希等到日本访问.这是我第1 1次踏上东邻的土地,虽然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但每天参观访问,拜会座谈,还是忙得不亦乐乎.在我们即将离开到外地访问时,收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白士吾夫先生的一封信,他说作家春名彻夫妇想到中国采访,希望与我见面谈一谈.因为在已经没有时间,只能约定从北海道回来之后,于是在我的日程上多了一项内容,5月14日晚8时,春名彻夫妇来访.
我们从北海道回到后住在新大谷饭店,14日晚8时,一分钟不差,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不由得愣了,原来春名彻先生我早就认识.五年前,即1984年5月,我随巴金先生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大会时,日方负责接待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人员中就有春名彻先生,但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总是默默地帮助我们,很少讲话,以后再没见过面,因而在记忆中淡漠了.这次意外重逢,大家都很高兴.
春名先生文质彬彬,不苟言笑,就像一个听话而腼腆的大孩子.但他的夫人、作家入江曜子女士却与他相反,开朗而健谈.她告诉我,去年发表了一部以（伪）满洲国皇后婉容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伪）满洲国皇帝之妻的生涯》,不到两年,再版十次,并获得了第八届新田次郎文学奖.现在正着手准备写一部关于溥仪的第四个妻子李玉琴的长篇,计划到长春实地采访,希望能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协助.
我问她为什么写婉容,她说：“我读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觉得其中有些内容含糊不清,甚至与事实不符,而一些日本人写的回忆录,语焉不详,且多有美化、保护自己的倾向.在有关清官的传记与回忆录中,婉容的资料很少.我用了十年时间,查阅了上百种书刊,发现婉容是个难得的历史人物.她从小在法租界长大,学英语,弹钢琴,打网球,热爱自由,追求幸福,一心想到英国留学.她美丽聪慧,举止端庄,谈吐高雅,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女性.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使这个高贵的新女性成为至尊至贵的皇后,在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痛苦.她不妥协,不投降,自尊,倔强而任性.对溥仪,她怀着憧憬、希望、迷惑、等待、忍耐,但最后是失望、绝望.她就像落在蜘蛛网上的小青虫,在重重叠叠的罗网包围中,一切抵抗挣扎都无济于事,最后只能在的麻醉中,寻找刺激和安慰.就这样,她在天堂般的地狱中,由杏眼玉肌、黑发如云、仪表非凡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暴躁乖戾、枯瘦如柴、挥金如土、臭气熏天的行尸走肉.挖掘婉容这个人物,对于避免日中间的悲剧重演,有重要意义.她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诡计、狼子野心,也可以批判为虎作伥的封建余孽,或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日本读者的心.”
她把签好名的书送给我,并风趣地说：“这本书得到了日本读者的热爱,但不知道能否得到中国作家的承认,所以我把它送给你时,心里很紧张,两手在发抖.”
我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没有国界的,日本读者喜欢,想必也会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我说的是实话,但也是客套话.一是因为当时在中国的书刊屏幕中,充满了满清的遗老遗少、顶戴花翎,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婉容,但多为揭露宫中后妃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风邀宠、奢侈堕落、苦闷压抑、腐败,格调低俗,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二是我看过一些外国作家写的中国人,觉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别扭生硬、味道怪异.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人情世故深不可测,不要说外国人,就是身在其中的中国人,也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惶惑.他们想写好中国人中国事,真是难于上青天.
但入江成功了,她独辟蹊径,以清丽凄婉的笔致,描绘出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矛盾、性格复杂、命运凄惨、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同情怜悯的婉容.她用婉容自白的方式,娓娓道来,尽情倾诉内心的矛盾、斗争、痛苦,发表对于周围的人物、政治事件、生活琐事的看法以及对溥仪的感情变化,亲切而自然.另外,强烈的女性色彩,也是亮点之一.作者是女性,主人公是女性,在情节发展、感情纠葛中,不仅处处浸透着女性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式,对于女性自主意识的思考,而且强烈地批判了女人只能为家庭、为丈夫、为儿子而生存,自身价值只能通过别人来实现的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
当然,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一、作家对婉容过于偏爱,使婉容的形象太纯净完美,对其性格弱点、阶级属性、时代局限性缺乏描写；二、受第一人称写法的限制,只能写她知道的、感受到的和认识到的东西,而不能超越第一人称写其他人的感受,写时代的风云变幻；三、日本纯文学作品的固疾——描写心理变化、身边琐事、内心情感,对周围人物、事件、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交代较少.
1989年初冬,春名彻夫妇来中国访问.在欢迎宴会上,我介绍了这部作品的情节与特点,在座的邓友梅、李国文、雷达、霍达等都认为有新意,建议翻译出来.入江曜子女士也喜出望外,没料到中国作家会有如此评价,自然也希望这本书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开始翻译,在吉林人民出版社责编崔卓力的热情帮助下,于1991年出版.
《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中文译本改为《皇后泪——婉容自白》,以免读者误解为有关英国皇室的读物,出版后,入江专程自费来中国,请邓友梅、李国文、李玲修以及评论家李炳银、清史专家李文达等给小说提意见.中国作家不仅认可她的作品,而且评价很高,说她从精神层面描绘刻画婉容,风韵高雅,与众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认为她是位有良知有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型作家.她记下了大家的发言,以便再版时修改.她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受到中同同行的称赞.
1996年秋,我应邀赴日进行中日纯文学之比较研究,原想躲起来潜心读书写作,到后没与任何日本朋友联系.但在电车上,邂逅时任日本笔会会长的尾崎秀树先生,他邀我参加日本笔会举办的亚洲、太平洋作家大会.在大会开幕那天,遇见了黑井千次、高井有一、秋山骏、高田宏、立松和平、入江曜子等日本作家.
日本笔会是民间组织,经费靠会费、募捐筹集,大凡举办酒会、讲演会、研讨会、展览会、年会、组团到国外访问等活动,参加者都要自掏腰包.日本的民间团体,家家如此,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这次大会,每人要交三万曰元会费,两万日元赞助费,1.3万日元宴会费,总计6.3万日元,会议三天,平均每天两万多.因我是中国作家,且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不用交费.但日本有名的文化团体举办活动,参加者都很踊跃,主要是会员、文化艺术界名人及有关团体组织机构的代表,因为这是交际场合,可以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商量事情,也能见到许多平时不易见到的大家、名家,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的象征,比如参加了什么大会,见到了何方神圣,与谁照了相,请谁签了名,都是值得在亲友中显摆的荣耀.
在走廊里,遇见了匆匆而来的日本笔会理事立松和平.他告诉我,大会安排他作有关公害问题的专题讲演,今天来参加开幕式,顺便敲定一下讲演时间.我说：“这个题目好,有普世意义,我去听.有人抱怨这次会费太贵啦,你知道吗？”他说：“听说了.因为请了一些外国笔会的作家,所以花销可能大些.”我说：“他们叫你讲演,会费是不是就可以免了？”据我所知,日本著名作家讲演费很高,动辙十几万、几十万,但他说：“照收不误.”我说：“有讲演费吗？”他说：“没有.尽义务.”我开玩笑说：“讲演还得花钱,这叫什么事儿？这不是花钱赚吆喝吗？”立松不懂,我解释了半天,他才苦笑道：“正是,正是.”
入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超越被害、加害的视点》的发言.首先,她向在场的各国作家,介绍我是《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一书的中文译者,并感谢我向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她说,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不断风化.但我认为不是风化,而是在发生奇妙的变化.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者,将其责任,用一亿人总忏悔的暖昧形式,开脱罪责,其结果是：一、一些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常常以受害者的姿态,控诉苏军的暴行；二、一些人文过饰非,重弹“圣战论”的老调,说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东南亚各围从欧美殖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如果长此以往,就有产生军罔主义的危险.因此,我呼吁,要超越民族国家,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战争,万不可掉以轻心.她说：“我之所以研究（伪）满洲国的历史,挖掘包括（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内的历史人物,描写他们的起伏跌宕的人生,刻画塑造他们的形象,就是以文学为武器,揭露在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伪）满洲国、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到底是什么货色.”
在讨论大会声明时,她对其中“不使不幸的战争重演”一句中的“不幸”二字表示反对,说分量太轻,我们是作家,不是外交官,外交官可以玩弄外交辞令,但作家用词要准确,建议将不幸修改为悲惨.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她的勇气令人钦佩.
过了几天,她来了一封信,邀我们夫妇去她家做客,还幽默地说：“我很会做菜.如若不信,请你们来亲自品尝,鉴定.”她怕我们找不到她家,特意手绘两张十分精确的地图,上面标明上下车站站名、乘车方向、换乘地点,等等,极为详尽,一目了然.
我和妻子乘车到宫前平,刚出站口,春名先生就迎上来,用中国话说,你们好,欢迎你们.又用日语说,入江怕你们找不着,叫我来接.春名先生毕业于大学,在大学当教授,讲文化学.我问这里为什么叫宫前平,有皇宫吗？春名先生说,以前这里有个神社,所以有这么个名字.路过一座市立图书馆时,春名先生笑着说,这是我的图书馆,离我家很近,我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看书.春名先生带我们进去看了看,正好是星期天,借书读书的人很多.
他们夫妇住在图书馆旁边的一座公寓里,大概有五六个房间,每人各有书房、电话.西式客厅里,摆着一组皮沙发,一张长方餐桌,四把沙发椅,墙上挂着徐悲鸿的油画,茶几上,放着两支玻璃兰花.他们家宽敞明亮,整洁和谐,温馨舒适,有一股浓郁的书香.
平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写作.只有吃饭、喝茶、听音乐、聊天或招待客人时,才到客厅.入江女士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现在从事专业创作.她的作品有《贵妃是被毒死的吗——皇帝溥仪与关东军参谋吉冈之谜》《少女的领域》《溥仪》,与春名彻合译的《紫禁城的黄昏》《为中国献出青春——与埃德嘉·斯诺一起》等.他们说,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憧憬中同,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如《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还能背诵许多语录.我说,你们是在学生运动中恋爱的吧？春名先生笑着说,没有那么浪漫,是在出版社认识的.他们结婚已近40年,相亲相爱,相依为命,但在讨论问题时,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完全平等,相互尊重,更像兄妹或同学.
中午,入江下厨做中国菜,香菇丸子、清炒油菜、红烧豆腐、鸡蛋黄瓜汤等,色香味俱佳.春名先生说,你们来日本好几个月了,肯定想吃中国菜,入江为招待你们,特意学的.我听后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兄弟姐妹般的温馨情谊.我问他会做饭吗？他说会,可她不愿叫我进厨房,说我一进去,全都乱了套,她什么也找不着了.
席间,我们又谈起了入江在笔会上的发言.我说有些日本人,闭着眼睛说瞎话,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自以为爱国,实际上是误国.一个没有勇气以史为鉴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朋友,私下谈及战争责任,态度明确,黑白分明,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却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入江女士面对各国作家,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令人钦佩.但您这样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不怕惹麻烦吗？入江说,日本人谈二战,必须从加害者和被害者两方面来考虑,缺一不可.面对历史,要讲真话讲实话,不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贻害青年.战时,我是小学生,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我相信战争是对的.战败后,我没有死,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还活着？怎么没有人杀我？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最后总是说当时心里有疑惑.我不太相信,小孩子怎么会那么复杂？我对当时的教育是百分之百接受的.虽然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不怕,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能因为没有孩子,无后顾之忧吧.
晚饭也是入江亲自料理,法式奶油蘑菇汤、烧牛排、意大利炒面,配法国葡萄酒.难怪入江说会做饭,果然出手不凡.天色已晚,我们告辞.春名先生说等一会儿,我去图书馆,把大百科事典中有关纯文学的资料复印下来,对你的研究也许有用.春名先生回来后,我们一起出门.
夜很静,路上无人,月光如水.我们边走边聊,直到车站.妻去买票,春名先生说,票早买好了,还有两瓶饮料,带着路上喝.告别时,他们邀请我们夏天到他们在金泽的别墅小住,说那里凉快清静,适于读书写作,作家朋友也多.
我们走进站台,夜风很凉.虽是冬天,但我却感到几分暖意……
三
2004年12月,入江曜子来信说,她的《李玉琴传奇——（伪）满洲国最后的“皇妃”》终于完成,即将付梓,约我写篇文章,在日本《筑摩》杂志上发表.我写了短文《香自苦寒来》,表示祝贺,同时也回忆了当年同去长春采访时的情景.
屈指算来,从她专程自费来中国采访到成书,已经是第15个年头.如果再加上此前她查阅资料、寻访调查等所做的案头准备,前后大概用了将近20年,真可谓呕心沥血,不惜工本,精益求精.
记得第一次在见面时,她说在查阅有关婉容的资料时,发现有个叫李玉琴的小姑娘,15岁在优级国民学校（相当于小学五六年级）读书时,这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选入宫,册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个妻子.她享受了荣华富贵,也经历了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她与溥仪离婚,再婚生子,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成为长春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她认为,李玉琴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理想追求、人生道路、脾气秉性与婉容截然不同,溥仪之所以喜欢她,一是因为她天真幼稚纯洁无瑕,二是为了摆脱关东军的监控束缚.她对李玉琴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这个昨日的“福贵人”,今天的政协委员,是伪满洲国这场闹剧中不可或缺的配角,值得挖掘.
我觉得她的选题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应该支持,报请领导批准后,多次与吉林省作协的王玉臻大姐联系,请她以作协的名义,与有关方面协商,尽力促成此事.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展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一波三折.先是李玉琴说她不见日本人,一口回绝,几无商量余地.我不死心,反复强调入江是有正义感有历史担当的友好人士,她写婉容,写溥仪,写（伪）满洲国,不是出于猎奇,而是为了揭露关东军的殖民统治.再说,我们堂堂中国作协,绝不会介绍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与她见面,这一点,我以人格担保.好说歹说,她总算同意了,但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一、要求付采访费,理由是作家采访后写书,写文章,可以赚取高额稿费或版税,所以她不能无偿提供材料；二、不要人民币,不要外汇券（当时用外汇兑换的人民币,可到专供外国人的商店购物）,也不要日元,只要美元；三、单独采访,中国人不要在场；四、采访在宾馆进行,不要到她家里去,每天车接车送……
那时,中国还没有采访费一说,该不该收,收多少,都是未知数.再者,据我所知,当时有关李玉琴的书就有《末代皇后与皇妃》（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末代皇帝皇妃秘闻》（潘际垌著,1986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李玉琴回忆录节选》（1987年,吉林省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以及李玉琴记述,由王庆祥整理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妃”》（1989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等多种,如果她讲的都是书中公开发表的内容,也要收费,是否有“重复”收费之嫌？不要人民币、外汇券、日元,只要美金,也说不过去.你是中国人,天天使用人民币,为什么不可以用人民币支付呢？日本人用本国货币付费,也应该是合理的,为什么非用美金不可呢？更不可思议的是,究竟有什么秘密,只能告诉日本人,不能告诉中国人？她这些苛刻的、莫名其妙的、近乎无理取闹的要求,让我很恼火,对这个只认美金的“贵人”是否值得采访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后悔多管“闲事”.但入江认为她是现今中国唯一的经历过“宫妃”生活的女性,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十分珍稀难得,所以愿意接受她的全部条件,但希望她能忠实于真相,实事求是,讲真话,再现当年的历史.
1989年冬天,雪很大,天气格外冷.我与曰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横川健先生陪入江乘火车去长春采访,虽然坐的是软卧包厢,但进入夜间行车,还是很冷,说话时,那白色的哈气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身体瘦弱,把从日本带来的寒衣全穿在身上,还瑟瑟发抖.我说：“你不该冬天去东北,更不该坐火车,太冷了.如果乘飞机,情况会好些.”她说：“倒不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在我未来的作品里,可能要写从北京到长春的沿途冬景,亲眼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有切身的感受,写起来心里才有底.”
入江是自费采访,她及随行翻译的国际旅费,在中国的食宿交通费,再加上高额采访费,是笔不小的开支.我说：“你这本书,成本太高,恐怕入不敷出.”她笑笑说：“写婉容的那本书,得了新田次郎文学奖,有笔奖金,正好可以应付这笔开销.”
到了长春,她感冒咳嗽发烧,但一刻不停,连续四天,在南湖宾馆,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采访李玉琴,晚上则埋头整理笔记.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由横川健先生担任翻译.我问入江谈得怎么样,她说：“还可以.我在采访之前,几乎读过有关李玉琴的一切资料.她手里有个小本子,可能是以前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提纲.我提问题,她就照本宣科.她所说的,与最近出版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妃”》完全一样.但能与她见面,听听她的声音,看看她的言谈举止,就是莫大的收获.另外,我提了个额外要求,到她家去看一看,她踌躇了一番,最后还是同意了.看看她的家庭,了解一下她的生活情况,对观察理解这个人很有意义.”
我与李玉琴见过几面,但没有交谈.本来,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被选入宫闱,成为溥仪的玩偶,也成为她终生无法摆脱的阴影和噩梦,为了追求幸福、爱情、人伦之乐,她不顾世俗的偏见和冷眼,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尊敬的.然而,她提出的采访条件,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甚至产生了疑惑：宫闱生活,到底是她的不幸,还是她的大幸？她是留恋,婉惜,还是厌恶,憎恨？贵人的称谓,是她的耻辱、悲哀,还是她的荣耀、资本、摇钱树？做“黄金鸟笼”里高贵寂寞的小鸟,与做人母,享受天伦之乐,哪个是她的理想、追求？说句老实话,在她的长吁短叹中,我没有能力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觉得她很复杂,很矛盾,很别扭,很表演,很世故,所以敬而远之.
离开长春时,入江面色憔悴,疲惫不堪,但看到漫天飞扬的鹅毛大雪,她高兴得像个孩子,跑到宾馆的院子里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看到了长春的大雪！”
为了全面了解李玉琴,她东奔西走,呕心沥血,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资料收集一直持续到1998年.她说：“我多次去北京采访与傅仪、李玉琴有关的人士,但常有人对我说,你来之前,李玉琴特意叮嘱说,有一个日本女作家去找你们,这件事你们要保密,千万不能跟她说.然而适得其反,李让保密的事,人家反而主动告诉我.我在拜访《我的前半生》的者李文达先生时,李先生说,最初见李玉琴时,她才30岁,年轻漂亮,但文化水平很低,政治意识幼稚.现在,她已成为老练的干部啦,很能讲.反正傅仪在世的妻子李玉琴、李淑贤都不是简单人物.”
《李玉琴传奇——（伪）满洲国最后的“皇妃”》,由筑摩书房2005年2月出版,虽然书封上标为纪实小说,但我认为虚构的成分很少,或许称之为报告文学更合适些.
看见入江特意在“皇妃”两个字上打上了引号,不由得会心一笑.因为清代后宫,女人分皇后、皇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级,根本没有皇妃的称号.但在民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把皇帝的嫔妃,统称为皇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是宣统帝溥仪,而“满洲国康德帝溥仪”,是日本人制造的傀儡,不被承认,因此中国最后的皇妃,应该是光绪帝的皇后与嫔妃,而与被废黜的皇帝结婚的婉容、文绣、李玉琴等,严格地说,都不能算真正的皇妃.入江对此心知肚明,只是借用民间的说法,姑妄言之而已,所以打上了引号.
入江在后记中说,原计划写最后一章时,再去一次长春,采访李玉琴.她觉得李玉琴年纪不大,来日方长,身体也好,但在2004年6月,她准备动身去长春时,得知李已于2001年4月逝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她说：“最后一章虽然也可以用手边的资料补写,但我爱惜通过我这个过滤器滤掉一切杂质而结晶析出的中国女性形象,所以这个物语到1989年12月62岁的李玉琴戛然而止.李玉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她命运的变幻,人生道路的坎坷,充满戏剧性,但她又是现代中国女性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四
记得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说过：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但是,近年来,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右翼分子,打着政治家、学者、教授、社会名流的旗号,著书立说,煽风点火,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煽动修改宪法,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扬幡招魂,说承认日本侵略史实是“自虐行为”,声言要通过历史教育“培养日本民族的自豪感”.2001年,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通过文部科学省审定,公开发行.2002年,文部科学省又发行辅助教材《心灵笔记》.这些教科书,对日本国民,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青少年,如同雾霾,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毒害性.
看到这些文过饰非、颠倒黑白、欺世惑众的倒行逆施,我就想,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入江女士大概不会沉默.果然不出所料,2005年冬天,春名彻先生为写《北京——都市的记忆》来北京搜集素材时,给我带来两本入江曜子的书.一本是岩波书店2001年出版的《神之国时代的日本——读国民学校的教科书》,已印第四版,书封上写着：彻底分析驱赶国民上战场的教科书.另一本是岩波书店2004年4月出版的《危险的教科书——评心灵笔记、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书封上写着：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已成为政治问题,这些教科书究竟要把日本人的心灵引向何处？
她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以史为鉴,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在《神之国时代的日本——读国民学校的教科书》的序言中,她说,1999年,国会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对于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来说,国歌中的“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2000年,首相森喜朗说“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中学校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科学省审查.这一连串的国粹主义、时代错误,对于日本,尤其是对亚洲各国产生了很大冲击.
她把1941年4月至1946年3月日本国民学校的教科书与此前小学使用的教科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以前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心自立的人”,而国民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世界战争的国民”.
她说,日本战争时期国民学校的教科书,是宣扬神国皇道,把国民驱赶到战场当炮灰的工具,如今在鼓吹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强制唱国歌的潮流中,“新教科书”的出现,是危险可怕的,善良的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心怀叵测的人把日本推进深渊.
她在《危险的教科书——评心灵笔记、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中说：“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经过百余处修改通过审查后,执笔者代表说,‘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编纂会的目的不是编写科学的教科书,而是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利用编纂教科书这一形式.这说明,他们编写教科书的动机,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因战败而失去的自豪,或许也可以说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目前,国家在国际协调的名义下,正在加强自卫、国防的武装力量,培养爱国心.那么,这些从战败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教科书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通过对比分析,她认为《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心灵笔记》歪曲了历史,践踏了儿童心灵,使教育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她说书中的所谓“不管哪个国家,都有独自的主义,而这个主义,是在该国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这是对日本战后的主义的批判,是对主义带来的现代社会的批判,甚至可以说是对战后的主义和社会的嘲讽和亵渎.他们所谓的历史与传统,就是恢复军国主义教育.
她说,宪法与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战后主义的两大支柱,但现在却有人企图用近似战前的国粹主义取而代之,这是可怕而可悲的.
她本来是写小说的,历史和教育,非其所长,但出于义愤和良知,出于对故国家园真正的深切的爱,她勇敢地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呐喊.
鲁迅先生说过：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相信,她的心血不会白流.
2004年12月19日初稿
2015年10月14日修改
为立松和平送行
一
2009年10月,我到日本热海不久,就收到了立松和平特快专递的最新小说《在人生最美好的地方》.
那时,我已经开始野间宏研究,埋头读野间宏的书,心无旁骛,满脑子都是野间宏,很少读与研究无关的闲杂书刊.本来只想在入睡前随便翻翻,但没想到,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直到一口气读完.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主人公奥井是某公司中层干部,在他精心策划的商务计划顺利施行胜利在望时,他妻子突然患阿尔茨海默症,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专人照顾.这时,他才意识到,结婚几十年,自己为工作早出晚归,废寝忘食,把家庭当成丁旅馆,与妻子说话的时间都很少,更不要说关心妻子的喜怒哀乐、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了.他良心发现,幡然改悔,毅然决定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提前退休,照料妻子的饮食起居,与她相依为命,开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中,男人们为了理想、事业、家庭,整天忙忙碌碌,当他们陶醉在野心勃勃的梦想中,或沉浸在成功的喜悦时,可曾想过,相濡以沫的妻子,每天是怎么过的,有什么愿望或遗憾？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拼搏,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读这本书时,就深深自责.几十年来,为了工作,国内国外,四处奔波,妻子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如果没有岳父母帮忙,真不知日子怎么过.她累吗？她寂寞吗？她后悔吗？我从来没想过,也没问过.反正大家都这么过,也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个节假日,又忙着写东西,很少带孩子去公园,陪妻子逛商店,或帮她买菜做饭洗衣服.幸亏孩子聪明,朴实,忠厚,身体健康,成绩优良,考入清华.而身为父亲,尽了多少力呢？记得儿子上高三时,正赶上我有空儿,去参加了一次家长会.中小学12年,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家长会,但却没搞清儿子的班级,进错了教室,什么也没听到,成为笑柄.细想起来,我的所谓事业果真那么重要吗？与儿子的成长、妻子的健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记得二姐在世时,曾苦口婆心地对我说,你要了解女人的心,有空儿多带孩子老婆出去玩玩,别光顾你自己那点事儿.我不以为然,认为努力做出成绩,才是一个男人对家庭妻子儿女的最大负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很片面.
立松写这本书,可能有他的自省和自责.他是个事业型的汉子,而且是拼命三郎,家中的一切,从不过问,满世界跑,不断地写.如今他也年过花甲,在反思人生时,可能有所觉悟,所以才写了这本书.我觉得,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一个事业型男人,应该如何对待家庭、妻子、儿女？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不足,即书中前半部出现的一对夫妇——高山与绿子,他们盖了新房,买了旅行车,准备安度晚年,但绿子在海外旅行中不幸身亡,美丽的计划化为泡影,从此这条线就断了,再无下文.如果复线发展,写写高山的孤独、无奈、悲痛、悔恨,是否会更好？
立松在书中夹一封短信：“喜儒先生,寄来的《中国作家》收到,祝贺你的研究取得成果.我的小说全集即将发行,现在正忙这件事.”
2007年秋天,立松由日本文化厅派遣,以文化特使身份到中国访问,我陪他一个月.回国前,他问我是否有什么选题需要到日本去作,我说很久以前就想写一篇1934至1935年巴金到日本留学的文章,但需到日本实地考察、采访、查找资料,一直没写.他说文化厅有个交流计划,由文化特使推荐一名中国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到日本访问一周,费用由日方负担.我说一周太短,刚安顿下来就得往回走,干不了什么,没有多大意思.这事说说也就过去了,我没放在心上.但他很认真,回国后不久就打电话说：“文化厅已经决定邀请你,但根据规定,只能请一周.我怕你时间不够,又与迁井先生商量,由季节财团再请一周,这样有半个月的时间,估计你的计划能完成.”
2008年10月,应日本文化厅邀请,我赴日访问.当我和妻子到达成田机场时,立松包了一辆车来接我.到了租借的公寓,他的夫人美干绘等在那里,交给我们房门钥匙,告诉我们信箱,连乘车的IC卡都为我们买好了.他是大忙人,写作、采访、讲演、旅行、出镜、入山修行,每天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让他花费大半天时间来接,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后悔告诉他我到达的航班.
那天晚上,老友池田夫妇来看我.他们是立松的读者,热情邀请立松夫妇一起为我接风,吃寿司,喝清酒,相谈甚欢.他对池田夫妇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了,请多关照.
过了许久,我才知道,立松去机场接我时,还遇到了点麻烦.成田机场在千叶县,当地人反对建机场,冲突一直没有平息,所以机场戒备森严,入口处有手提警棍盾牌把守,外国人查护照,本国人查.立松接我那天,什么都没带.他是名人,旅行都有人安排接送,大概好多年没有亲自去机场接人了,忘了规矩.机场警官不让他进,他说我来接朋友,飞机快要到了,回去取已经来不及.但那个警官铁面无私,死活不同意.这时,一个高职衔的警官认出了立松,立马放行.因为他经常在电视中露面,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很多人认识他.这件不愉快的事,他一直没跟我说,我是在他的文章中偶然发现的,急忙打电话道歉,他用那独特的枥木县口音说：“我们是朋友,应该的……”
我回国后写了《巴金日本留学记》,发表在2009年第10期《中国作家》上,还得了郭沫若诗歌散文优秀奖.我给他寄去一份刊物,请他转寄文化厅,有个交代.
他给我回信寄书时,附寄了一份《立松和平小说全集》广告.他创作四十余年,写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共225篇,出单行本73册,勉诚社决定出版立松小说全集30卷,每卷500页.小说在立松的作品中,大概不到三分之一,如果出全集,编入散文、游记、评论、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可能有近百卷.他是如何玩命的,由此可见一斑.
立松文学的最大特点是与时代同步,与现实零距离.他用真挚的目光注视着生活,捕捉细微的变化,不断地追问,现代是什么,人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日本作家五木宽之说：“他在大学时代就老成持重,现在依然如此.他是个腼腆的人,但却有惊人的胆量和吃苦耐劳的毅力.他是个困惑苦恼的青年,但也是个行动的、放浪的冒险家.这种个性,鲜明地投射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说,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有他的影子.他为少年写故事,探索道元的宗教世界,揭露时代的阴暗,小说题材广泛得令人震惊.他既有果戈里的幽默,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两者最终形成了立松和平的独特风格.”
作家北方谦三说：“最早,我是从新闻广告中知道了立松小说将要出版的消息,上面登着他的照片.他留着胡子,穿着和式棉袍,怀里抱着孩子,的确是‘走投无路’（小说名）的样子.他忘记了自己还没有成名,笑着.从那以后,他不知走过多么漫长的路,才有了今天.他在‘走投无路’时,依然坚持着向前走,开始一本又一本地出书,留下了一串令人钦佩的坚定的脚印.他执著地,专心致志地向着地平线前进.可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地平线,永无止境.但他毫不犹豫,勇往直前,无怨无悔.如果说没有尽头的旅行是文学的本质,那么足迹本身就是文学.难得的例证就是立松.他坚韧不拔地向前走着,他的所有足迹都是一致的——向前,而这些足迹正是优秀文学的不断尝试,不断进取,不断对现代的拷问.”
作家高井有一说：“第一次见到立松和平,是在早稻口的一个小剧场看戏.那是1970年,小剧场最兴盛的时期.在年轻人聚集的黑暗的剧场里,我听他低声说,我是立松.从那以后,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他虽然比我小15岁,但他用他的行动和作品不断使我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尤其是他描写战后不久的民众精神、、幻想的长篇小说《欢喜之市》,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从他近年来的大作《道元禅师》,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兴趣愈发浓厚.十几年前,我曾与他一起去中国访问,在高大的佛像面前,他说,佛教是伟大的.当我拿起他的书时,不由得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法隆寺管长大野玄妙法师说：“立松在早稻田上学时,就写了《自行车》,获得新人奖,显露出文学才华.他生于1947年,属于所谓的“团块世代”,在战后度过儿童青年时代,在急剧变化的潮流中,他感到苦闷烦恼焦躁不安,但他直面人生,勇敢前进.他率直的性格有时会被误解,甚至使自己陷入困境,但他自强不息,写下了大量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真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独特而敏锐的宗教感觉.在他博大的世界中,跳动着宗教心,且打动了很多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文艺评论家、立松小说全集主编黑古一夫说：“从早稻田大学时代的习作《唉声叹气的死者》（1968年2月）至成名作《走投无路》（1970年）,到最新长篇小说《人生最美好的地方》（2009年）,全部编入全集,计划出30卷,每卷附评论和创作手记.这些作品,反映了立松小说的全貌,同时也是日本现代文学以及日本高速成长到泡沫经济破碎的现代日本社会的真实生动的写照.”
我看完新书广告后给立松打电话说：“我觉得《在人生最美好的地方》有警世意义.在现代社会中,男人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家庭和儿女、妻子的身心健康.这一点,全世界的事业型男人,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反省.”他说：“我更应该反省！”我说：“在日本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勉诚社推出30卷小说全集,真不容易,我表示祝贺.但这是个大工程,你每卷都要看,还要写创作回忆录,麴累的,要悠着点.”当时他正在和朋友们喝酒,听声音很高兴,但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冒出一句：“这个全集,也许是我生命的结束.”我说：“你别乱讲.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我还等着看你写你父亲的小说呢.”
上次他到中国采访,主要就是为写这部小说做准备.他说：“我已经构思好了,明年先在杂志上连载,之后再出书.”
我万万没想到,一语成谶,我永远也看不到他已经酝酿十年的这部小说了.
三
2010年春节,儿子儿媳从北京来探亲,老友池田先生计划在2月7日晚在荻洼“大鱼苑”为他们接风,并邀请立松夫妇参加.
我知道他是大忙人,社会活动多,所以提前一个月给他打电话,他很高兴,但说那一带他不熟,最好给他发一个地图.按理说,日本人守信,同意的事,一般不会爽约,但不知为什么,2月2日那天,我突然冒出个念头：立松能不能来？打他的手机,没人接,给他的事务所打电话,秘书说,他已经住院,是重感冒,不知届时能否前往.5号那天,他的秘书来电话说,病情较重,不能来了.2月8号傍晚,我心情烦躁,坐立不安,六神无主,仔细想一想,又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真是奇怪！（现在想起来,莫非是心理感应？）
2月9日晚,同学谭作成君请我们在新桥“地鱼屋”吃饭时,我连续接到四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立松于8日下午5点37分因多脏器衰竭而逝世.我再无心吃饭,心想他才62岁,身体那么好,满世界跑,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回热海时,在买了晚报《富士》,上面有关于立松逝世的报道,当晚NHK电视新闻也播了消息,之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新闻》《每日新闻》《北海道新闻》等各大报刊,都陆续报道
那几天,我心情沮丧,茶饭无心,情绪低落,他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
立松啊,我的好兄弟,你是活活累死的啊！
你就像个手不时闲的农民,倒在金色的田野上.这片地太大了,一望无际.这是你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一镐一镐地开垦出来的,并种上了瓜果梨桃、五谷杂粮.如今是收获的季节,稻浪滚滚,硕果累累,一派五彩缤纷、流光溢彩的丰收景象,但你却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攥着金黄的稻谷,倒在你热爱的土地上.我知道,你心里还有许多美丽的计划,还有很多要开恳的土地,但你太累了,睡着了,永远睡着了.
四
3月27日,立松和平追悼会在青山灵园举行.我从热海到,与横川健先生会合,一起去为立松送行.
青山灵园院子里站满了人,但听不到说话声,一片肃穆安静.追悼大厅入口处,摆着一溜长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与前来吊唁的男女,一律黑衣黑裙.追悼厅很宽敞,摆着黑色椅子,大概可坐千余人.我们进去时,大厅已经坐满.幸亏横川先生事前电话报过名单,所以日本笔会事务局的宫本庆子把我们领到预定的座位.吊唁者多为文学、出版、新闻、电视、电影、佛教、演艺等各界人士.在人群中,见到了黑井千次、迁井乔、高井有一、浅川次郎、吉冈忍等著名作家.
灵堂正中挂着黑框的巨幅立松照片.他身着深色条绒西服,粉色衬衫,灰色领带,面带微笑.我知道他平时衣着随便,特别不喜欢西服,看样子,这张照片可能是在讲演或接受采访时拍的,微笑中,还有几分腼腆.照片下面是骨灰盒,再下面是碑状木牌,上书法号：遥云院和平日心居士.四周是白玫瑰、白色香水百合、白色绣球花,香气袭人.花丛后面有几株长满嫩叶的小树.
追悼会开始时,十几位大和尚身穿华丽的法衣,戴着高高的帽子,从场内穿过,到祭坛就坐,焚香,击磬,诵经.作家北方谦三主祭,作家黑井干次、迁井乔、三田诚广,评论家黑古一夫,电影导演高桥伴明致悼词.
主持人宣读来自世界各国、日本各地,包括日本总理大臣鸠山由纪夫、文化厅长官等政要的唁电后,由著名陶笛演奏家宗次郎献奏镇魂曲.清越哀婉的笛声在大厅回荡.立松的儿子林心平代表丧主致谢之后,开始焚香祭奠.我与横川先生走到祭坛前,抓一点檀香末,放入香炉中,双手合十,心中默念：立松,我的好兄弟,安息.
立松的夫人美千绘和儿子林心平、女儿女婿站在祭坛右面.我与横川过去表示慰问并告别时,美干绘说：“谢谢您特意赶来为他送行,请向您的夫人问好.”他们的儿子我是第一次见面,看样子也是个厚道人.他的笔名叫林心平,我猜测是由本姓横松各取一个“木”字,组成“林”字,所以称林心平吧.女儿桃子是画家,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桃子的丈夫是个演员,高高的,仪表堂堂.这个外孙,刚出生没几天,没见过立松.我对桃子说：“我是你爸爸的中国朋友,我很想念他,他会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桃子用力点了点头,眼里含着泪.
出口的走廊上,摆着几百本立松的著作,记者们忙着拍照采访.
灵园的院子里,大约还有几百人,排着长队,在寒风中等待进入追悼大厅,与立松告别.
在灵园东侧,有一排木架,上面按日语五十音序,整齐地排列着吊唁者木制名牌.几个木架,几乎挂满了,少说也有上千人.
立松随和,热心,朴实,真诚,人缘好,几千人来为送他行.
立松,我的好兄弟,你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责任编校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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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一年以来,全球抵抗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并未在冲击之下支离破碎,反而在区域融合与整合方面有加速之势 在华盛顿的贸易大棒之下,日本也不再甘心受辱 当.
春节风俗日本如何对待外来人口
中野是都23 个区中的一个区,位于都西部,是都市区与郊外的八王子市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 上世纪60年代,按照中国人的概念,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有农民有稻田,也有杂居的市民住宅 日本的60 年代是啥概念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