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三峡以《20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为中心,本文是西方类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与《20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和西方人和中心类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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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争之后,大量西方人来到三峡宜昌地区,他们撰写的游记和考察报告,为我们还原19、20世纪之交三峡地区的自然风景、经济状况、人文景观提供了珍贵史料.西方人眼中的三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都是负面的、否定的,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投射.从西方人的三峡亲历记,可以窥见晚清时期中国形象的“另一面”.
关键词：三峡宜昌；晚清时期；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6-0001-05
众所周知,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三峡、宜昌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其中究竟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却知之甚少.李亚隆先生主编的《20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2017）一书.所节选了欧美人士对百年前三峡宜昌地区方方面面的记录,为我们研究晚清时期三峡地区的自然风景、经济状况、人文景观提供了珍贵史料.细读这本拓荒之作,我们发现,这本书呈现的晚清时期的中国形象,与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的同类著作（例如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有很大差异.西方人眼中的三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都是负面的、否定的.从西方人的三峡亲历记,可以窥见晚清时期中国形象的“另一面”.
一、“世界上最壮美的江河景色”
在西方人眼中,三峡的风景是扬子江上最漂亮的.险峻的峡谷,无尽的山峦,远处的山峰,美丽的树林,咆哮的河水,航行中的帆船,美妙地融合在一起.英国军官布莱克斯顿就将其赞誉为“世界上最壮美的江河景色”[1]23,在那里能看到最美的激流和壮美的峡谷,“这个景象是我记忆中永远不会随时光流逝而淡化的.我会永远记得她,也会勾起我对许多美好事物的思念”[1]21.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如此描绘巫峡的风景：“河水在这里是非常平静的,我们在峡口看到的景色是我们看到的最美丽的.高耸的山脉直插云霄,远处的山峰在河道的尽头,像蓝宝石一样,山顶的白雪在阳光下像闪烁的宝石”[1]79.就连峡谷旁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也受到了西方人的青睐,立德夫人将其称为“徒步旅行者的天堂”[2]62.面对如此吸引人的美景,“走马观花”的旅行者自然产生遗憾：“只是坐在轮船上匆匆而过,没有时间慢慢欣赏细节,或者在没有把一幅美景深深地刻入脑海里之前就被下一幅景色抹擦掉”[1]129.阿奇博尔德感叹,不能够完全欣赏体会三峡的美丽,即使想把它记录下来也是徒劳,“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宜昌峡的照片和图画都没有能够成功地表现出它的宏伟.”[1]129西方人认为,三峡的壮阔给他们留下的崇高感将会是一生的美好记忆.
对于西方人来说,三峡纤夫是最美的风景.美国传教士维吉尔·哈特甚至认为他们已经成为了“自然景观的一部分”[1]177.在哈特看来,纤夫身上散发着原始的强力,他们可以尽情地挥洒生命,没有现代文明的压制与束缚,与其说是野蛮的,不如说是真实的自然.西方人在游记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纤夫劳作的画面,再现了纤夫同险滩、激流搏斗的壮观场景.拉纤的艰辛无处不在,纤夫们要在险峻的岸边艰难地攀爬,他们有时候用手和膝盖在地上爬行,有时候靠脚趾抠着地面.在光滑的岩石斜坡上,他们穿的草鞋帮助他们不掉入身边的激流里去.他们一会儿在岸边绝壁上行走,像一群疯狂的人一样大声喊着号子,一会儿又跑到低处,爬过河里的尖石.为了让纤夫在陡峭险峻的河岸上拉纤,工匠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狭窄的台阶和小道.在完全无法行走的地方,纤夫要冒着生命危险,沿着悬崖上安置的铁链攀援而上.即使碰到恶劣的天气,纤夫们也要一如既往地去拼搏.
在中国作家笔下,很少见到对三峡纤夫的劳作过程和生存状态,有如此细致的描写和记录,可能是因为中国文人对此“见惯不惊,疏于记载”[3]序12.从西方人对三峡纤夫生活状态的生动描绘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三峡纤夫的赞赏与敬意.他们为三峡纤夫坚强不屈的毅力、直面困难的勇气所感动.在西方人眼中,三峡纤夫最具吸引力的是自然流露的炽热的生命力.“这几千名苦力者一直以这样简单又古老的方式生活着,这种无所畏惧,惊险刺激的生活方式确有其魅力.”[1]178苏格兰汉学家雷金纳德·弗莱明还将纤夫与欧洲的工人进行了对比,“同纤夫们相比,当代欧洲的工人们更为可怜,他们虽身处工业中心,但那里却充满着罪恶.如果我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一个是在壮丽的扬子江峡谷中过激流险滩,一个是在兰开夏郡死气沉沉的工厂里操作轴承与杠杆,我一定会选择前者,而非操作机械”[4]203.这使我们想到庄子的名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机械的使用看似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实际上,机械是资本家满足贪欲的工具.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来压榨工人,为自己创造最大的利润,导致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工人们像冷冰冰的机器机械地运转,每天重复着枯燥乏味的劳动.工人“被视为单纯的生产手段.以食物给与他们,也就像以煤炭添入汽炉,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5]177.相比流水线上的欧洲工人沉闷、压抑、无趣的劳动,三峡纤夫健康、原始、自然的生存状态更受西方人的青睐.
二、“宜昌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
每一个来到三峡、宜昌的西方人,对于宜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三峡航道的重要性,都有更加深切的理解.1861年,英国军官布莱克斯顿来到中国,进行扬子江上游探险活动.他乘船从上海出发,经过汉口、宜昌和三峡,最终到达四川宜宾.布莱克斯顿在航行记录《在扬子江上度过的五个月》中,对宜昌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潜力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宜昌是进入富饶的四川的必经之地,是重要的人员、货物中转站.大型轮船可以很顺利地从上海沿长江航行到宜昌.此外,宜昌城的河对岸很适宜居住,风景如画,空气清新,可以作为来往的国内外商人的定居之所.这些因素都能够刺激宜昌的经济,使宜昌成为庞大的商业市场.经过实地考察,布莱克斯顿预言,“宜昌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1]18,“一个重要的港口”[1]32.
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也对宜昌的商业潜力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随着1874和1895年宜昌和重庆相继开通为通商口岸,蒸汽轮船航线开通.虽然这会导致主航道上的木船逐渐减少,帆船主、纤夫会失去工作,但是由于轮船较高的运载力,会增加无数支流上的运输量,反而有利于木船航运.轮船能到达的码头是有限的,木船却可以通过支流将轮船上的货物运往更多的地区.另一方面,轮船上货卸货,需要大量搬运工,这也能为很大一部分人提供生计.
西方人认识到,宜昌能否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取决于三峡航道的贯通.当时三峡航道通航的可能性如何？布莱克斯顿用现代科学仪器,对长江各段航道的流速、水深、水量、宽度等进行了勘测,如“测量了夔州到宜昌的平均水速是每小时6英里,宜昌以下的30英里内水速不到每小时4英里,再往下就更小.有的急流处水速达到每小时最少10英里”[1]24.布莱克斯顿测量了峡谷的宽度,如“风箱峡最窄的地方不到450英尺”[1]31,这对通航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还考察了各个季节的水位,以及险滩和激流的变化.他的结论是,“从宜昌到夔州这一段102英里的河道情况就不同了,那里主要是大峡谷,有许多急流险滩,有的无论是高水位季节还是低水位季节都很险恶”[1]25.对此,C.约翰逊在《扬子江三峡：一本纪念图册中》做了更详细和全面的描述.他说,“急流险滩是易变的.也就是说,在冬季低水位时期的强劲急流,到春季涨水时就完全消失了,而险滩,即使在夏季水位很高的时候依然存在”[1]54.他考察了很多有名的险滩,例如新滩、兴隆滩、洩滩、狐滩、观音滩.今天来看,虽然西方人考察长江是出于经济目的,但这些测量结果具有的科学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工业革命之后,蒸汽轮船在西方粉墨登场,中国的江面上行驶的依然是看起来不堪一击的木船.而在西方人眼中,这种木船很实用,有它的巧妙之处.这种巧妙体现在它对长江的适应性.正如阿奇博尔德的描述,“我对中国人制造看似脆弱的帆船的实用方法印象颇深,建造船体时分成若干隔水舱,其效果是,尽管河面上经常发生事故,但全部损毁的情况却很少见”[6]12.虽然中国木船外观设计粗糙,平的船底,方的船头,向上翘起的船尾,长相如同粗俗的怪胎,但在穿越峡谷时,只有这种船才能与咆哮翻滚的险恶湍流相对抗.只看表面可能会让你望而却步,但登船后,会对这种船的印象大为改观,因为它的内部配置全面而舒适,甚至可以与豪华游艇相较.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木船虽然是落后的象征,但不可否认它的价值和实用性.
除了中国木船设计的巧妙,西方人对中国船员也给与了高度认可.“尽管船体巨大,难以操控,英勇的船长却驾驭自如”[4]75.船员们各司其职,沉着应对一切突发事件.美国记者柯特兰在游记中描述,“当在江中不幸碰到漩涡时,一时间船长化身为魔界首领,全身能量聚集,声声怒喝似要盖过河水的轰隆声”[4]360.因为木船船长身上担负着重任,必须当机立断,时刻对船员施以鞭策,如果任由船员马虎行事,自行懈怠,江中的漩涡便会轻而易举地吞没船只,造成船只失事.西方人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木船上的领航员,认为其很有教养,穿着淡灰色的外衣,用一种很平静但坚定的口吻发出号令.领航员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带领帆船顺利穿过每一个危险的急流,他们熟悉每一个危险礁石处水深的标志.虽然水位每天都不同,他们仍然能安全地引导笨重的帆船顺利航行.对于船工、舵手,西方人也给了极高的赞誉,认为他们胆大心细,没有一个人畏惧不前,全都展现出了勇猛果敢、冷静自若的精神.英国植物学家厄内斯特表达了对中国人船技的无比信任,“这些中国船工非常小心谨慎,完全称职,是驾船的行家里手.你越多看他们工作,你就会越钦佩他们.东方人的方式和西方人不同,但一样能成功,当西方人坐在这木船上后,如果能让自己接受东方人的方式,一切都没有问题,如果强行按西方的方式来,最终会以灾难收场”[4]280.王闿运曾说西方的轮船是“至拙之船”,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如果这句话说的是遍布激流险滩的三峡航道,倒也十分恰切.正如中国问题专家M.G.马森所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明,就是用欧洲人的优秀标准来衡量,也有最值得称道的部分”[7]309.在西方人眼中,就像轻盈、灵巧的中国木船一样,旧的东西不一定差劲,关键看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
三、“中国人是伟大的人民”
在游记中,西方人列举了中国人的很多优秀品质,表达了对中国人的高度认可和尊敬.厄内斯特深情而充满诗意地说,“中国人是伟大的人民,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从衰落王朝的废墟里站起来.”[4]301出于对中国人的热爱,厄内斯特热切期望并相信中国会再一次重生.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在游记《扁舟过三峡》中写道：“如果分析一下中国的全面情况,庞大人口——现在估计超过4亿,肥沃的土地,温和的气候,取之不尽的矿产资源,不知疲倦的勤劳人民（这是最重要的）.”[6]2很多来到三峡的西方人都说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善良、亲切、热情.立德夫人评价：“他们非常友好,把椅子和长凳搬出来放在他们的村舍门口,邀请我们坐下,给我们奉茶,如果茶没有准备好,会送上热水.”[1]360再如费特金对中国人的感激和崇敬：“经过重庆的往返旅程之后,我是带着最为谦卑的态度,冒昧地向大众介绍中国最长的江河的伟大和传奇之处,以及扬子江河岸的特性.我胆敢这样做的唯一原因便是那些依江而居的善良的居民,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世上最热情最有雅量、最乐于助人的人们”[4]337.一位西方人在游记中说到,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粗鲁的行为；相反,到处都能遇到智慧的赞美与探询.西方人特别欣赏中国人在艰苦环境中所体现出的生存能力,他们认为中国人愈是在三峡这样荒凉的地方,其勤劳俭朴就会得到最大化的展现.例如强壮的男人依靠捕鱼为生,其他的在附近的采石场谋生.中国人不会浪费任何资源,岩石上薄薄的泥土都被收集起来种蔬菜,“几乎每一块可以用来耕作的土地都被有毅力有创造力的中国人耕作了.”[4]278最有意思的是,有的西方人对当时的中国官员也是认可的.如埃德加·盖洛说,“向那些为了我的舒适而安排一切的中国官员致敬！至此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快捷、客气和耐心.”[8]72
除了正面的描述,西方人也写了中国人的缺点.如英国记者丁格尔在《步行过中国》中如此描述：“我发现中国人对恶劣的生活现状麻木不仁,这样的国民性格,已经升华为从上流社会到社会底层共同遵循的普世哲学”[4]245.中国男人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吸食,麻痹自己.中国人也相当守旧,总是紧紧抓住以往的生活方式,不肯变通.中国人普遍迷信,山上掉下一块巨石就说是得罪了山神,纷纷下跪,求山神恕罪.宜昌城中心有一座像金字塔的山峰,当地人认为这座山形状怪异,破坏了风水,于是在对面建了一座寺院,来与之抗衡.日本人山川早水接触一所宜昌城的公立学校和校长,发现中国人很注意形式,虽然校长每天都“率领学生跪拜在孔子排位前……但是并不能以此说明中国教育就是真正的遵从孔子之道,其实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礼节”[3]12.
上述两种描述和评价似乎都有道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方人眼中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对此,一种简单的理解是,西方人的不同描述体现了中国人的复杂性.“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浅显的和流于表面的,而是复杂的”[9]293.因此,不能简单地对中国人的特性做一个整体的概括,或者说下一个类似“统计结果”一样的定义,因为没有人能够把中国人观察个遍,然后做出一个准确的科学归纳.一些外国人明明只见过一个或几个人有某种特点,最后却得出“中国人是这样”的大而无当的结论.从样本的意义上说,西方人的记录只能代表“某个人经历的结果,某个人感知的真相”[10]257,记录的只是“一个旁观者留下的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气质’的印象”[11]前言4.正如威尔逊在《一个植物学家在中国西部》中所说：“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不下几百本,但都仅仅触及到一些皮毛.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一本书完整地讲述中国,最多只能讲述一两个例子罢了”[4]301.
显然,这种静态的“皮毛论”只说出了“部分的真理”,因为它缺乏“长时段”的历史观,忽视了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从13世纪到启蒙运动,西方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又神奇的国度.中国有丰富的物产,有完备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具备理性与开明的文化精神.这是和中国的历史不相符的,只是当时贫穷落后且动荡的西方为超越和改造自身建构出来的一个完美世界.十八世纪末,西方的产业革命逐渐完成,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与贸易实力十分强大,“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也随之明确”[12]3.相比之下,中国还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自古以来将科学发明视为奇技淫巧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闭关锁国的政策已将中国远远地隔离在“世界历史的局外”[14]110.自此之后,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从美到丑.西方人渴求、进步、自由,封建保守的中国再也不能够给他们提供营养价值.“崇敬时期结束了,继之而来的是蔑视时期.”[10]80战争之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还没有脱离十八世纪时出现的那些否定形式,人们继续把中国看成静止的、停滞的和日益腐朽的国家.”[13]76长期以来,这种负面的中国形象不仅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刻板印象,而且成为中国人的“自我镜像”.事实上,歪曲的否定和盲目的赞美一样,都不符合历史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说,李亚隆主编的《20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晚清时期中国形象的镜子.总体上看,在《20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中,西方人描述的中国形象是正面的、美好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不符合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我们只能回答说：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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