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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忆国共谈判,自然会谈起西安事变.陈立夫对夏莲荫女士说：
“张学良为自卑情结所苦.虽然蒋先生原谅他丢掉了东北,人们仍然称他为‘不抵抗将军’.他需要显示,他是抗日的,而蒋是不抗日的.他需要换换‘帽子’,将自己头上的‘不抵抗的帽子’戴到蒋先生的头上.他感到在东北丢了面子,要在西北挣回来.”
“当然,也有人的鼓动和张学良渴望回东北的因素在内.有些人利用‘统一战线’的口号鼓动他.其次,杨虎城和他自己的部下在背后推动他.”
“西北的联合很糟糕.邵力子、张学良、杨虎城不是稳定的成分.没有任何力量能代表南京发挥平衡作用.”
“是否有点怀疑邵力子对蒋先生的忠诚？”夏莲荫女士问.
“张学良逮捕了所有中统的*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材料.其中有人报告邵力子,邵力子对此很不高兴.实际上,这些报告从未被送到南京；后来,我对邵力子说,我从未收到过这些报告.”陈立夫的话匣子一经打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我意识到西安的情况不正常.我认为蒋先生太宽大了.蒋先生应该做些什么？怎能没收中统的资料？张学良的行动羞辱了.蒋先生应该下令张学良释放中统被捕人员.当然,领导人不能偏心,他必须研究事实.可能中统人员有错误.这是关键时期,也许蒋先生下令会使事情更麻烦.
“蒋先生通过这样那样的报告,认识到西安的形势是危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西安的原因.不过,他只带了很少一点警卫力量.这是清楚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摇摆不定,和他们已经共谋了很久.
“总之,我们担心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我们坦率地要求周恩来去西安见张学良,以便使他了解我们正在准备抵抗日本.我们的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这一事实说明我们正在准备抵抗.如果我们的谈判已经有了最后结果,张学良会问：为什么还打？那将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我们希望张学良知道,我们的谈判已经接近但还没成功,军事行动不能放松.”
在11月10日的上海沧州饭店会谈中,陈立夫提出,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能保存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量才录用.潘汉年当即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在此后的两次谈判中,陈立夫允许红军保留3万人,但收编的立场没有变.12月8日,指示潘汉年,似尚无抗日救亡的决心,谈判显然没有速成的希望.因此,陈立夫所说,“谈判已经接近但还没有成功”,显系误记.
“为什么不能宣布,和人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夏莲荫女士问.
“一、这将显示,有一个反对外国（侵略）的联合；二、日本方面会想,这个联合背后有苏联,因此,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反对我们,换句话说,日本可能迅速地攻击并消灭我们.这种情况对中国、苏联都不利.”陈立夫回答.
“约在11月底或12月初,周恩来、张冲去西安向蒋先生报告谈判的进展.已经原则上接受了我们的四项条件,潘汉年留在南京制订细节,草拟协议.”陈立夫继续说.
前已指出,周恩来1936年并未到南京等地和国民党谈判,因此,所谓“周恩来、张冲去西安向蒋先生报告谈判的进展”云云,也就不可能了.
“蒋先生要求我去西安报告谈判情况.我计划12月1日起飞,但是,突然发烧了.所以,蒋先生出事儿的时候,我不在西安.”
“12月12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遣部队讨伐西安.关于这次会议,您想起了什么？”夏莲荫女士问.
“这时,事变的报告还不详细.不过,我们都猜到发生了什么.张学良和其他反叛者在通电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联名者包括陈诚这样的南京领导人.但是,我们估计,张学良、杨虎城是重要分子.我们一致决定,坚持原则,派遣部队讨伐西安.”
“决定是一致的意见吗？”
“有过讨论.我不记得有谁发表过反对派遣部队的意见,没有人真正反对.当然,有人劝告要谨慎.但是,在紧急会议上,这种意见并不多.我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是冯玉祥,他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态度不明朗,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先生掌握着全部军权,副主席有名无实,类似于副总统.通常,冯玉祥没有任何权力.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重要的问题是委任少数人负责.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何应钦被委任全权负责,计划军事行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蒋先生还活着,怎能将全部权力移交给副主席！我们希望避免可能出现的情况,久拖不决.”
“谁是派遣讨伐部队的主要倡议者？”
“几位元老.戴季陶特别坚决,他引证历史——就像贵国人谈历史一样,说明为了拯救领导人,政府措施必须坚决.他说,历史事实是,当领导人被绑架时,政府软弱,领导人肯定被害；政府强硬,领导人将安全无恙.”
“何应钦态度如何？”
“在几位元老发表意见后,何应钦拥护这一决定.我自己是百分之百地拥护派遣讨伐部队,我相信这是必须的,只谈判不够.”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于12月12日夜召开国民党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居正、张继、戴季陶、冯玉祥、陈果夫、陈立夫、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21人出席,张群、曾养甫等列席.会议指责张学良“背党叛国”,决定褫夺其本兼各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但是,会议并没有立即决定派遣“讨伐”部队.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的决定是16日上午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的决定.这里,陈立夫和夏莲荫女士都记得不准确.
在各次会议上,确如陈立夫所说,戴季陶“特别坚决”.事后,戴曾将自己的发言要点告诉康泽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先生生命才能保全.现蒋先生为张、杨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静,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孔祥熙也记述说,戴季陶等人的意见是：“（张、杨）劫持统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父竟死.此中关键,固须审察；然千秋万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服.故政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二人所述,和陈立夫所述,基本一致.
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说：“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因此,夏莲荫女士问：
“蒋夫人宣称,她反对派遣讨伐部队,您如何评论？”
“我知道蒋夫人反对,她应该谨慎行事.公平地讲,她毕竟是个女人.她是好人,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她关心许多事情.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
“如果我是蒋夫人,我将从自己的书中删除这一部分.不能忽视军事行动,我仍然怀疑,单凭蒋夫人去西安能拯救蒋先生.蒋夫人做了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一个妇女不怕危险去救丈夫,这是值得赞美的事.但是,她不能取得全部荣誉,并怀疑别人.这就好像某个人在战后靠自称代表千万在战争中被害的人得了奖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是很大的遗憾.如果蒋夫人问我,我将坦率地告诉她,她错了,不应该以此伤害许多人.”
“有些人认为,某些南京领导人主张派遣讨伐部队是为了伤害蒋先生,您对此有何看法？”
“人们后来想,有人为了个人目的企图伤害蒋先生,但是,紧急会议上没有人有坏念头.这种意见是错误的.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人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就应该让蒋先生出事,也没有人想牺牲蒋先生以赢得一个位置.”
“值得讨论的是冯玉祥.蒋先生出事,冯玉祥继承他的军事员会主席的位置.他也许不会利用这一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我相信个人目的指引着他.这种自私的家伙肯定隐藏在冯玉祥一类人里面,但是,在这个时刻,他们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表现.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将处于攻击之下.”
冯玉祥1927年支持反共,1929年、1933年期间反蒋,1935年1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是,国民党对他仍怀着很深的猜忌.紧急会议上,之所以任命何应钦负责指挥军队,而不是他,其原因就在这里.陈立夫的话坦率地道出了对冯的这种猜忌.
“冯玉祥之外,是否有人怀着自私的目的？”
“龙云、刘湘一类人,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电报来来往往.他们后来致电南京,是得知了南京的决定,可能受了南京意见一致的影响.关于龙云,我必须多说几句.在关键时刻,他常常不和站在一起.”
“当然,孔祥熙没有问题.宋子文刚刚从南方回来,他没有参加紧急会议.会上,没有人属于桂系,桂系中没有人利用这一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位置.黄绍竑去看阎锡山,并举行讨论.没有人认为这种讨论是不必要的.由于形势严重,他们一起讨论是自然的.那些有武装的力量,阎锡山、黄绍竑、桂系,必须研究,如果蒋先生在西安丢了性命该怎么办.他们必须决定,妥协还是战斗.因此,他们之间的讨论可以看作好事.”
“黄绍竑是这个时候离开广西的吗？”
“是的.不过他、李宗仁、白崇禧经常站在一起.黄到蒋先生这里来,另两个人留在广西.他们希望给人分裂的印象.这样,如果一个人失败了,其他人将仍是安全的.这是很聪明的主意.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很聪明,李宗仁赶不上他们.
“我想,编写西安事变的历史将特别困难.如果何应钦不提出派遣讨伐部队,他可能被指责为和张学良共谋.如果何应钦更聪明,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应该有所保留.他可以说,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他将不负责任.他处在一个特别困难的地位上.我充分同情何.就我所知,他不会利用形势.我为他说了这么多,我不认为他有任何自私的目的.”
西安事变中,方面曾认为何应钦是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甚至说何“实欲置蒋于死地”.陈立夫的这段话,说明国民党内也有类似的看法.
“关于这一切,您对何应钦谈过吗？”
“没有机会.后来,他上前线去了.西安事变以后这些年,我们没有谈过这一切.”
“蒋先生自己完全同意派遣讨伐部队.他的日记说,当他从端纳口中得知南京的计划时,感到宽慰.南京做得对；否则一切都要完蛋.如果他的日记完全真实,他应该感谢南京的正确决定.实际上,何应钦的行动应该受到嘉奖.”
“您是否和戴季陶谈过这一切？”
“是的,很少的几次.我和他谈的就是现在和您谈的.我相信南京决定坚决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拯救蒋先生.我现在可以说,某些事是绝对真实的.自西安事变以后,戴季陶控制自己,不再大胆说话.罗家伦已经提到这一点（罗的纪念戴季陶逝世周年祭的文章,见《日报》,1959,题为《戴季陶、何应钦与西安事变》）.戴先生说,他仅仅是为了拯救蒋先生,但是,某些人不理解他,他很不高兴.他不仅不愿意大胆地讲话,而且,除非蒋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向蒋先生建议任何事情.在各种会上,他很消极.他推动我大胆地提出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降低金价60%的问题.我说：‘您自己为什么不讲？’他说：‘不想讲.我讲得太多了,经常被误解.’他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害了许多人.我告诉您的关于戴先生的事基于事实.当然,他的消极对我们是损失.”
（二）
谈完派遣“讨伐部队”的有关问题后,陈立夫又接着谈起潘汉年和共产国际来：
“正如我所说,如果不发烧,我会去西安.我不在西安,有好处.参加12月12日会议之后,回到家里,当晚无论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断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蒋先生出了什么事,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日本由于企图征服我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其后,目标将转向苏联.其结果不仅关系中国的存亡,也将关系苏联.我还建议他报告,人们一致反对张学良,支持蒋先生.他同意并且起草了电报,我们将它译成发出了.此前,为了和共产国际通信,他将转交给了我们.”
“为了免得周恩来在西安火上加油,次日,我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全国一致反对张学良,同时希望共产国际指令周恩来,设法保证释放蒋先生,至少,指令他不要‘加油’.”
“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称：收到了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我有这三份电报的副本.不幸,1938年和其他重要文件一起丢失了.”陈立夫补充说.
“共产国际给了中国一项指令,大意是：蒋先生的安全意味着苏联的安全.”陈立夫接着说.
在西安事变后,潘汉年确曾和陈立夫有过联系.12月19日,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21日,又指示潘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谌小岑也回忆,曾养甫告诉他,潘汉年已经到了一次南京,他和陈立夫同潘汉年在饭店谈了一次,交换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谌小岑又回忆说,潘是以第三国际和的代表身份来同陈立夫、曾养甫谈话的,谈话内容是双方同意西安事变可以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让回到南京.但是,陈立夫所说,他要潘汉年致电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回电等情节,目前还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明,尚须进一步研究.
“后来,我们发现,在蒋先生被绑架之后,报纸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希望张学良杀死他.以后,政策突然转变.”
“若干年之后,蒋梦麟问我西安事变以及我和谈判的情况,我告诉了潘汉年电报的事情.他告诉我,西安事变之后,他去看一个重要的苏联人,可能是驻北平总领事.这个俄国人告诉他,蒋先生将会被释放.蒋梦麟对我说,他经常奇怪,这个俄国人为什么能说得如此肯定.他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西安事变之初,确曾有过惩罚的打算.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报告.会议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要求罢免,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会后,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上述意见.同日,、周恩来致张学良电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张“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15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名红军将领致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称：“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收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是,17日以后政策就迅速发生变化.17日,周恩来致电及,提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18日,致电国民党,提出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五项要求,电报表示,如能实现,“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抗日,并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将交给人民审判的口号是不妥的.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对西安事变通电》和《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随即指示周恩来和潘汉年,在和南京谈判时声明,在有关条件得到相当保证时,“恢复之自由.”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致电,称：“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电报要求“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但是,由于电码错误,无法译出,不得不去电要求重发.20日,共产国际才发来了正确无误的电报.因此,将对蒋态度的转变说成是共产国际来电的结果是不确切的.
对蒋态度的转变有着多方面因素.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南京政府方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径进行,乃反动派顽强阻遏此种运动,张学良所部叛变之原因,应予此中觅其解释”.社论并说：“张学良固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机会,乃彼抱不抵抗主义,不战而将东北各省让与日人.现又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抬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17日,再次发表国际述评,指责张学良,肯定南京政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都提到这两篇文章.他们虽然不赞成苏联对西安事变背景的分析和对张学良的指责,但在最终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时,显然考虑了苏联的态度.
（选自《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密档》/重庆出版社/杨天石著/201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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