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迁（1978-2019）以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为基础,本文是日本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跟大众和改革开放以来和变迁研究类论文怎么撰写.
日本论文参考文献：
日本大众对华认识随着中日关系宏观层面的好坏而发生变化,同时这种变迁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大众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对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根据大众对国际环境的认识或者对某个国家的认识,适当地调整对外政策,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1978-2017）,是自1978年以来,日本为了把握基本的大众意识动向而进行的舆论调查,具有连续性、广泛性和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大众意识形态中的对华认识.本文以舆论的表现形式——日本大众对华认识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由主义舆论观、大众传播对舆论的效果论,来分析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复杂变化,寻找这些变化背后涉及到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可能性原因,以期对改善未来的中日关系和增进两国民众的交流提供参考借鉴.
一、研究内容及相关理论
探析日本大众对华认识,首先要明确改革开放之后其对华认识的阶段划分问题.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如何进行阶段划分,中日学界均尚无一致的定论.本文综合研究对象的特征,将1978年至2017年的对华认识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的“蜜月期”、1989年至2003年的“稳定期”、2003年至2009年的“‘U’字型期”、2009年至2017年的“‘W’字型期”.第一阶段的划分是中外学界的共识,第二阶段很多研究者将其划分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或21世纪初期,本文基于中日民间的互相认识及中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认识,划分到2003年.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划分,依据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化特征,2009年至2010年急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因此以2009年为节点划分第三、四阶段.
对于研究对象“对华认识”,北大中文系教授严绍曾指出：日本人的中国观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日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中国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周维宏也曾指出：日本对华认识,需要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意识.由此,文中“对华认识”可以理解为一种大众群体对客体中国的意识形态.作为舆论的重要意识根源,日本大众“对华认识”这一意识形态,通过内阁府的舆论调查表现出来.
本文基于自由主义舆论观及大众传播对舆论的效果论等相关理论展开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舆论观认为,大众可以作为政治进程中的能动者.大众传播对大众舆论的影响是欧美国家舆论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外传播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其效果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经历了强效果论、有限效果论和新强效果论三个阶段.其中新强效果论主要包括框架理论、议程设置和显化效应.本文根据大众传播的新强效果论来论述自1978年以来,日本大众对中国的亲近感认识和对中日关系认识的变化,以及新强效果论如何使日本大众的对华认识出现了曲折的变化.
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迁
下图1中对中国亲近感的数据变迁,以及图2中中日关系是否良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整体呈下降趋势.据图1所示,对中国有亲近感在1980年达到最高点78.6%,2015年达到最低点14.8%.在1978年至1989年阶段,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在整个改革开放之后是最高的,之后逐步下滑.在1978年至2017年间,日本民众对中国亲近感的认识变化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至2015年,2009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是38.5%,而2015年下降至14.8%.其次是1978年至1989年,从62.1%下降至51.6%.而1989年至2003年,整体来看相对比较平稳,从51.6%下降至47.9%.2003年至2009年这一阶段,由47.9%下降至38.5%,并呈“U”字型.2009年至2017年这一阶段,由38.5%降至18.7%,中间呈现出“W”字型.
（一）第一阶段的“蜜月期”(1978年-1989年)
1978年至1989年这一阶段,从图1的变化曲线来看,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日本大众对中国最具亲近感的阶段,其中45.7%的日本民众认为自中日建交以来,中日友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日本大众对中国亲近感的数据显示,在1978年至1989年各年中,对中国有亲近感所占的比重分别是62.1%、70.9%、78.6%、68.3%、72.7%、72.5%、74.4%、75.4%、68.6%、69.3%、68.5%、51.6%.从这些数据来看,1978年至1980年直线上升了16.5%,1980年至1981年突然下降了10.3%,1981年至1988年相对平稳,1988年至1989年又直线下降了16.9%.
除了对中国的亲近感认识和中日关系是否良好两个问题之外,“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还涉及到第三个问题.1978年的问题是“你认为中日间遗留的问题还有哪些？”,答案比重分别是：中日贸易19.4%、中日条约17.8%、台湾问题8.7%、往来不自由8.5%、钓鱼岛8.2%.从数据来看,日本大众认为中日间遗留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1986年至1989年的数据中,涉及到对中日关系的认识问题,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从1986年的76.1%逐步下降到50.1%.数据显示,在此阶段日本大众认为中日关系在逐渐变坏,尤其是1988年至1989年下降了16.2%.
综合上述数据,日本大众对华的亲近感认识、对中日关系的认识等都有明显的起伏变化.其中1978年至1980年之间,所有数据都呈上升趋势；1980年至1981年间,数据略有下降；1981年至1988年间,数据有起伏,但变化幅度不大；1988年至1989年之间,不管是对中国亲近感还是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上,数据下降非常明显.
（二）第二阶段的“稳定期”（1989年-2003年）
1.日本大众对中国是否有亲近感
1989年-2003年这个阶段,对中国有亲近感的认识,内阁府的数据显示是相对平稳,幅度很小,1992年数值最高,1996年最低（见图1）.
这个时间段从整体上来看,1991年至1992年上升之后,1992至1996年持续下降,紧接着1996年至1999年渐增,1999年至2002年又持续下降,2002年到达此阶段的第二个谷底45.6%.
2.日本大众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日本大众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在这个阶段也相对比较稳定,变化幅度不大.此阶段日本大众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如图2所示.
在此时间段,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大部分保持在40%-50%之间,其中1992年的数据最高,1996年最低,并且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良好的比例.
这个阶段,中日政治方面一个突出的特色是中日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中日之间核心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对日本大众的中国观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1992年,时任国家主席访日和日本天皇夫妇访问中国,使得日本大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也到达这个阶段的最高点.
（三）第三阶段的“U”字型期（2003年-2009年）
1.日本大众对华亲近感的变化
2003年至2009年这个阶段,由图1来看,对中国有亲近感的认识呈现“U”字型变化.2003年的47.9%达到最高点,2008年的31.8%达到最低点,降低了16.1%.这个阶段的数据,呈现“U”字型变化,并且底部比较平稳,其中2003年-2005年变化最显著,下降了15.5%.这个阶段的“U”字型变化,或与当时的政治变动、经济及社会背景有关.
2.日本大众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2003年至2009年之间,如图2所示,日本大众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整体上也呈现“U”字型变化,认为与中国有良好关系的,2003年为46.9%达到最高点,2005年的19.7%达到最低点.在认为中日关系良好方面,变化幅度最大的是2003年至2005年,直线下降了28.2%；其次是2008年至2009年,上升了15.8%；其他年份变化幅度相对比较平稳.而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数据呈现“倒U”字型变化,2003年至2005年,直线上升了28.3%；2008年至2009年又直线下降了16.7%.
（四）第四阶段的“W”字型期（2009年-2017年）
1.“‘W’字型期”日本大众对华亲近感的变化
如图1所示,2009年至2017年日本大众对华有亲近感的比例呈现出曲折变化,尤其是2009年至2010年下降了18.5%,下滑幅度最大,在2011年稍微有所恢复,而后继续下降,2015年之后又有所上升.
2.“‘W’字型期”日本大众对中日关系认识的变化
如图2所示,这个阶段日本大众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变化幅度较大,也呈现“W”字型变化.2009年至2010年下降了30.2%,是这个阶段中下降幅度最大的；2010年至2011年又上升了10.5%；之后曲线变化,2015年开始又逐渐上升.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情况正好相反.
三、大众传播的新强效果论及对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影响
舆论学及传播学中,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核心话题.其中效果研究中的三个阶段——强效果论、有限效果论及新强效果论,与中日邦交后的日本大众对华认识变化相对应.对华认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文具体体现在“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对华的亲近感认识等舆论中.因此大众传播的效果论对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影响,即通过对华认识的亲近感变化等舆论的影响来实现.
效果研究中的强效果论认为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强效果论对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日邦交前后阶段.如日本研究者毛里和子曾提到,中日邦交开始时,关于两国关系的行为体,中国只有政府和国营企业,而日本除了政府还有经济界和舆论界.这个阶段中日大众传播是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其强效果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日本大众对华认识有决定性的作用.有限效果论主要是指大众传播没有力量直接改变受众的意见,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体现在中日关系良好的上世纪7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及以后,政府、经济界、舆论和媒体传播都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政府不得不关注舆论的进展.舆论发展更多是在感情的驱动下进行的,很难被控制,而舆论的正确引导,对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大众的对华认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日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新强效果论的影响更为凸显,作为一种宏观的效果理论,具体体现在议程设置、显化效应和框架理论对舆论的影响上.
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在两国政界领导推动及日本媒体的正面报道下,再加上中国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了战争赔款,日本对中国有一种潜意识的好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日本认为结交中国对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有益.具体如：中日建交、两国领导及高层频繁互访、日本对华ODA（开发援助）和大平内阁援华等一系列当时的新闻报道.其中政界领导等的精英舆论以及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显化效应都会对大众舆论起作用,议程设置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去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所以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日本大众印象中中国的形象就会变得好很多.从图1的数据变化中看出,日本大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也直线上升,1980年到达顶峰时期.另外对中日关系友好的认识和中日关系对日本是否重要,积极回答的比例也直线上升.
另外,1989年访中人数剧减,据图1中的数据分析,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和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也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最低点.这个结果显示出了媒体的显化效应,它的作用不在于告诉大家要谈论什么问题,而在于怎么激活在受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概念和意向.当媒体不断报道1989年政治风波这个议题时,会激活大众头脑中的相关内容,使之更加突出,进而影响大众的认知和判断.除此以外还有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从图1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数据中也能看出,1980年至1981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由78.6%下降到了68.3%,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下降.受1986年的教科书事件影响,1987年日本大众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直线下降了5.9%.从图1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1987年的“光华寮”事件等影响下,不管是日本大众对华有亲近感的比例还是日本大众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进入第二个阶段,随着国际环境的变换,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中国国力日渐增强,日本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兴盛,再加上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国内民族主义气焰高涨,而政界内“55年体制”崩溃,一大批战后出生和成长的新生代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年轻的政治家们没有老一辈政治家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和赎罪感.这些经过大众媒体的报道,再加上政府中倡导中日和平相处的精英政治家日益变少,使得日本大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见图1）.据自由主义舆论观的相关理论分析,日本大众的对华认识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日关系的实况,可见中日关系已经走过了黄金时期,虽然整体上不如前一个阶段,但大致比较平稳.
这个阶段也存在一些偶然事件,如1992年的时任国家主席访日和日本天皇夫妇访华,使得日本大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到达这个阶段的最高点55.5%.再如中国核试验问题、台湾问题、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的再度激化,这一系列的摩擦和矛盾使得这个阶段中日关系并不顺畅.不管是对中国是否有亲近感还是认为中日关系是否良好,数据虽然比较平稳,但是远远低于上世纪80年代,呈现曲折变化,起起伏伏.从上述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具体事件来看,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虽然高层领导频繁互往,但矛盾依旧存在,也导致1996年中日关系跌落谷底.此阶段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化趋势,除了新强效果论影响外,也反应出大众传播对公众舆论影响效果中的公众选择信息接触的影响.它指媒体报道对公众舆论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影响,而是同时受到多种调节变量的作用,包括个体心理、知识结构、所在社会政治环境及媒介使用情况等.媒体报道通常只能激活已有的知识结构中的某些位置,但面对不确定的公共议题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媒体报道仍能通过框架建构等方式来吸引和动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由此来看,此阶段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突发性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大众对中国的认识.
新世纪的第三个阶段由于日本前首相不断参拜,导致亚洲等国家对日本反感,日本大众对华有亲近感比例也下降.日本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受本国媒体的舆论诱导,在大众传播的框架理论影响下,日本大众对华认识在变坏之后又呈现出变好的趋势.这个阶段,除了参拜外,日本大众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理由,最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上存在巨大差异、存有领土和主权的争端以及日本国内中国人的犯罪率极高.这些都是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此问题上爆发的某些特定事件,如：中国2005年的反日游行及历史教科书问题、2008年的“日本毒饺子”事件等.此外,日本大众传播及新兴的自媒体等的框架理论构建中有关中国的不正确报道和负面报道较多,甚至肆意抹黑中国形象,使得日本大众对华的亲近感更少.从图1和图2中都能看出,2005年和2006年,对中国有亲近感和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也最低,另一个谷底是2008年.
第四个阶段中日本大众对华认识虽在2009年至2010年间呈直线下降,但2011年稍微有所恢复.这与新上任的党采取亲华政策及中日高层互访有关,2011年也成为这一阶段的第一个回暖期.之后2014年下降至最低潮,2015年至2017年又逐步上升形成第二个回暖期.在第二个回暖期中,尤其是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等相关的纪念活动,日本大众对华认识有逐步“再正常化”的趋势.同时在中国2015年开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影响下,2015年至2017年日本大众对华有亲近感和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也在逐步上升.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日及日本高层的访华,使中日关系走出低潮期进入回暖期.
综合分析,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大众对华认识曲折变迁,受大众传播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政府政策以及精英舆论的影响.大众传播通过议程设置来诱导大众去思考中日之间的敏感话题或者其他影响中日关系的事件.同时关于同一事件在媒体的不断报道下,在一定程度上反复地激活人们头脑中的已知内容,使之越发突出,进而影响公众的认知能力.而大众传播的框架理论通过对公共话题中的某个角度进行积极报道,比如2015年以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日高层互访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日本大众对华的正面认知,致使中日关系进入回暖期.
探讨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迁,能够及时掌握日本对华关系的走向,同时也能为我国的对日策略调整提供有价值的参照.21世纪以来的大众传播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其效果论作用也复杂多样.我国应进一步丰富对日传播的途径,同时注意网络媒体的用语,客观、准确、全面地传播我国的立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日本对华舆论形成的结构和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BXW051）
责编：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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