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作家的古典文学修养,该文是关于古典文学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跟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学修养和新文学作家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古典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曾祥金
施蛰存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创作出《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作品,成为“新感觉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主持了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月刊《现代》.笔者近来在翻阅民国期刊时无意中发现了关于施蛰存的几则论争材料,论争的起因是一个施蛰存曾经的学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印象记,认为施蛰存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施蛰存看了之后觉得这篇印象记有很多不实之处,于是写了一则声明进行反驳.这位学生随即写了一篇“声明之声明”,为自己辩护.施蛰存的这则声明没有收入2012年出齐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施蛰存全集》中,在研究施蛰存的相关文章中也较少提及.因此,笔者将这几则材料转录在这里并做简要分析,同时对新文学作家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一话题进行论述：
五个文人印象记
李大生
四、施蛰存先生
施蛰存先生不过有三十左右年纪,挂着一付眼镜,颇见清秀的面孔；当上我的第一课国文时,满露惊心和注意的神情,看来早知道是一个不经事故的教授.在校中颁定的国文课本,是开明书店装钉的活叶文选,第一课《是非十二子》,使施先生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我以为施先生就要讲授了！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施先生很难为情地说：“唉！此种的文章,颇为难懂,候我返去预备,下次才开始讲授吧！”他说话完毕,就哄然一阵下了课.过了二天,施先生的辞职布告,已挂在粉墙的镜箱中,听说是施先生请学校另选课本,学校不允,就行辞职而去！以后我并没有机会再见施先生,只是自施先生编的《现代》出版,使我看来,都颇觉得有相当的兴趣,为什么施先生受了一课《非十二子》的迎首击打,就行辞职呢？在施先生未说明原由以前,我至今还是认定施先生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
李大生的这篇《五个文人印象记》发表在1934年第三十五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目中.李大生的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察.《十日谈》是著名出版家邵洵美创办的刊物之一,创刊号发行于1933年8月10日,刊名借用了同名称的外国名著.十日一期,每月逢十出版,与刊名一致.编辑除邵洵美外,还有章克标、杨天南.其中章克标在之前因出版《文坛登龙术》而知名,《文坛登龙术》号称“能抉摘文坛秘事之精英,道出扬名之秘诀,成功之捷径”,“振撼天下,轰动一时,文学界佥认为非常重大之发明,以为有得诺贝尔科学奖金之资格”.因而,《十日谈》中《文坛画虎录》一栏就由章克标编辑,他在《〈文坛画虎录〉小引》里称：“我做完了《文坛登龙术》之后,早就开始搜集材料,编一本《文坛绣虎录》,以记载当代文人的嘉言懿行,垂之千古,资为万世之楷模.可是此种材料倍极珍贵,殊不易得,营营经年,所获无几,很觉失望.”又这样解释把“绣”改为“画”的原因：“自己生为男子汉,虽不堂堂,绣花针却不会拿,拿了也不会绣,工致的绣描,在这高速度回转的现代世间,其实也不时髦.”“用画,虽有画虎不成之成语,大约画得好一点,就不妨事了.”其实,《文坛画虎录》就类似于现在的“娱乐八卦”栏目,只不过它八卦的对象是当时的学者和文人.李大生的这篇《五个印象记》就是“画虎”之作,除了施蛰存,还有对李青崖、张资平、汪馥泉和沈从文的印象.
李大生对施蛰存的这篇“印象记”比较简单,主要意思是施蛰存第一次给他上课,课文是《非十二子》,施蛰存觉得课文“颇为难懂”,说了二十分钟的闲话然后就下课.过了两天,施蛰存因与学校协调另选课本不成,就辞职了.于是,作者“认定施先生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知难而退了.有意思的是,在作者对沈从文的“印象记”中讲到,沈从文在施蛰存辞职后接替了他的位置,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却也说：“此种《非十二子》的文章,我看来不十分懂,决意请学校另选课本,以便讲授呢！”接着,作者又开始“怀疑沈先生只能描写小说,对我国旧文学,只怕是个门外汉哩”.
1934年第三十七期的《十日谈·文坛画虎录》登载了《施蛰存声明》一文,是施蛰存在看到李大生的这篇文章后做出的回应.全文如下：
施蛰存声明
编辑先生大鉴：
今天看见贵刊第三十五期,《文坛画虎录》栏内居然有一位李大生先生记了一则对于我的“印象”,非常荣幸.只是拜读以后,发现这位李先生所记的似乎并不是“印象”,而恐怕是一种“幻像”,故试奉书一言之.
这位李先生是从他的“印象”里“认定”我“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的”,所以他要记录这个“印象”下来作证.其实,这是无须的,我自然从来也没有自己“认定”我对于旧文学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现在我可以自己来替李先生证明,他的“认定”是不错的.
然而关于他所记的“印象”,我却很有理由来证明它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的.第一,所谓“教授”也者,我截至今日为止,只做过一个星期（实际上只有三天）.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曾上过一班国文,这倒是不错的.可是这一堂的国文课,我却记得是因为还没有讲义（也许是那时学校当局尚未决定,还是由各该“教授”自定呢,还是由文科主任决定,所以耽搁了一些日子）,所以说了一些空话就退班的.从李先生所记的故事中,我想你编辑先生（也许你也曾做过“教授”的吧？）一定能够看得出一个破绽而发现了这故事是事实所必无的了.天下那有一个上第一班的国文“教授”,必须要到上了课堂才看见校中颁定的讲义的呢？如果觉得“颇为难懂”,他焉有不在上课前预备一下之理？至于我以后的辞职,我当然另有理由,李先生文中云云,他自己既很谦虚地说明了是“听说……”,那么我也似乎不可不必辩了.
另外有一点,可以作为李先生以“幻像”作“印象”的作证,那是在他的另一段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印象记”中所说的情形.他说自从我辞职后,“接着充当的就是沈从文先生”,这也显然是错误的.我是在沈从文先生离开了那个学校而后去“接着充当”的.以后非但沈从文先生未尝复职,就是那个学校本身,听说也因为闹风潮而随即解体了.从这事实上,我可以同时证明了李先生的《沈从文先生印象记》也只是一个向壁虚构的“幻象”而已.
查贵刊《文坛画虎录》栏投稿章程第二条,因知贵刊之辟此栏,“专记当代文坛遗闻佚事”,而以“事属真实为贵”.今李先生所记的我及沈从文先生之“遗闻佚事”,得以在贵刊发表,想贵编辑必然已经知道是“事属真实”的了.然而我这个当事人却特地来函,证明其不真实,执笔之顷,心殊惴惴,深恐使贵编辑为难了.然而“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我希望先生能将此信在贵刊登出,表示先生以前之以“事属真实”而“贵”之者,今且以事属不真实而“贱”之,何如？
施蛰存敬上
七月二十日
施蛰存的这则声明一开始就指出李大生的“印象”恐怕是“幻像”,这非常厉害,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印象”接近真实,“幻像”近于幻想.接着,施蛰存承认自己对旧文学确实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并在括号内特意加了个附注：关于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有变.这是针对李大生在《五个文人印象记》文末附注（附注内容为：此是几年前的旧印象,究竟他们现在变到怎样地步,我则不得而知）做出的嘲讽.第三段转入正题,解释自己退班的原因是因为上课的时候学校还没有确定讲义,并指出李大生文章中的破绽：“天下那有一个上第一班的国文‘教授’,必须要到上了课堂才看见校中颁定的讲义的呢？如果觉得‘颇为难懂’,他焉有不在上课前预备一下之理？”文章最后指出自己是在沈从文离开后去接任教职的,直接戳破了李大生“接着充当的就是沈从文先生”的谎言,进一步证明其“印象”只能是“幻像”,是“故事”了.应该说,施蛰存给出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在逻辑上也更说得通.
但事件的主人公之一李大生却不这么认为,他在1934年第四十期的《十日谈·文坛画虎录》栏目发表《读了〈施蛰存声明〉之后》,为自己辩解：
读了《施蛰存声明》之后
编辑先生大鉴：
顷者,由邮差递来贵刊第三十七期一册,看见《施蛰存声明》一文,读完之后,颇为难过,因为施蛰存先生,对我虽不是当过实际之教授,也经上过二三十分钟有名无实的课,我既然认定施先生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未免犯些轻视师长的罪过.但是人类所有的印象,多是由过去观察中反映出来,有时因观察的错误而使印象随之错误,此本是常有的现象.我从过去的观察中,认定施先生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如属绝对错误,施先生大可声明据实辩正,又何必说：“现在我可以自己来替李先生证明,他的认定是不错的.”施先生既有自知之明,又何必饶舌费词！
施先生说：“发现这位李先生所记的似乎并不是印象,而恐怕是一种幻像.”究竟什么是印象？什么是幻像？我在XX学校之中,对于施先生的风采,及上过二三十分钟的课,而至于辞职不干,其一切的行动表演,我都是目见亲领的,安能谓为幻象呢？最好施先生再度声明“以前在XX学校上课的施蛰存,乃是神出鬼没,并不是现在的施蛰存”.我既是白日撞鬼,自然绝对地承认以前所说的施蛰存乃是“幻象”.
施先生又说：“所谓教授也者,我截至今日为止,只做过一个星期（实际上只有三天）.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曾上过一班国文,这倒是不错的.”继续地又说：“至于我以后的辞职,我当然另有理由.”由此看来,施先生是承认有过几天教授了,同时也承认辞职不干是另有理由了！照普通的事理来讲：施先生既接受XX学校的聘书,就要到校上课；既是上课,就要讲授；既在讲授时间,就不应当说了一些空话就退班的.自退班之后,忽然又辞职不干,而施先生之来去不明,又未见有他种特别事故发生,安能使我不认定施先生不是“知难而退”呢？尤其是当施先生上课之时,学生都是手把一本开明活叶文选,在文选之中,第一课就是《非十二子》,我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施先生却是记得学校尚未决定讲义呢？说到施先生的辞职问题,在我的原文中是有说：“为什么施先生受了一课《非十二子》的迎首击打,就行辞职呢？在施先生未说明原由以前,我至今还是认定施先生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现在施先生是声明了,但是辞职的理由,总有说不出来的苦衷,使我到底都是不了解,施先生是因为什么辞职,又安能绝对相信,施先生对于旧文学是有深刻的研究呢？
此外关于沈从文先生的事情,试问施先生何故越俎代庖,岂不是欲利用沈先生来虚张声势,而掩自己之丑么？天下之事多得很,请施先生可以不必！
说到XX学校闹风潮是有的,但是施先生的辞职,远在学校发生风潮之前,可以说为马牛风不相及,施先生岂不是要借此机会来做护身符么？尤其是说那个学校本身,因为闹风潮而随即解体,更属无稽；那个学校因闹风潮而变换校长是有的,因沪战发生第二年迁移到法界上课,内部发生分裂是有的,但是至今那个学校的“本体”依然存在；施先生又听何人之言,以为那个学校因为闹风潮而随即“解体”呢？请施先生以后不用轻信谣言.
总而言之：我以前所写的施先生印象记,敢说完全没有攻讦之意见存在：我自来是抱着见到便说为宗旨,因见施先生充当教授而不讲授,在上课之时而又中途退班,到退班之后而竟辞职,我对于施先生所得的印象如此,所以我认定施先生乃是“知难而退”.如我读了施先生主编的《现代》,看来觉得有相当的兴趣,也是直接说出来；可以见到我对于施先生毫没有攻讦之意.又如我在厦门《江声日报》的副刊上（七月廿二到七月卅一日）,写了一篇《略谈我国出版的刊物》一文之中,谈及十九种刊物,对于施先生主编的《现代》,也是甚为推崇而作义务之介绍,更可以证明我对施先生完全没有攻讦之意存在.至于此次我来写作此篇《读了施蛰存声明之后》,本是做“正当防卫”,并不是有意和施先生为难,请施先生不要引起误会.古话说得好：“貌言华也,质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请施先生宜信此言.
查贵刊为最有趣味之刊物,矜有伪君子的矜持,如章克标先生的私人意见信,都做公开的登载,以使社会上一种的黑幕揭破；现在施先生的声明也登出来,以示无偏无私：而我此篇读了施蛰存声明之后的辩正,希望先生能将此稿在贵刊登出,以昭公允,何如？
八月廿八日
李大生谨上
李大生的回应中同样有不少的“微言大义”,诸如“有名无实的课”、“行动表演”、“白日撞鬼”等.李大生在文章中主要针对施蛰存上课的时候是否已经有讲义,以及XX学校闹风潮的事情进行论述；但他对施蛰存提出的沈从文与他在XX学校任课先后顺序的误记则没有做出回应,只是来了一句“试问施先生何故越俎代庖,岂不是欲利用沈先生来虚张声势,而掩自己之丑么”,显得没有说服力.笔者在查阅《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和《沈从文年谱》后,初步推测XX学校为中国公学.胡适自1928年起任中国公学校长,沈从文经胡适推荐从1929年9月起在吴淞中国公学任讲师.1930年8月17日,沈从文给胡适写信说道：“中公的课程我想不担任了,我过青大去.理由是中公方面我觉得没有东西可教,预备也不行,恐怕泼汤,至于青大,则初初开学,我胡涂也容易混得去,所以拿了他们的路费,预备月底动身.”在写信后不久,沈从文就辞去了中国公学的教职,辞职的真正原因却是追求女学生张兆和受挫.施蛰存则于1931年3月1日受中国公学国文系主任李青崖之邀、校长马君武之聘（胡适当时已不再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预科教授,教大学预科一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二年级）.关于这一点,时任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朱经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也有所提及：“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方面新请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过得去.”而说到三十年代初中国公学的数次风潮,其实在施蛰存任教时已经发生：“（我）在每次到校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学校已闹过几次学潮,李青崖进中国公学后,解聘了国文系教授杨鸿烈、马宗霍,他们都是胡适当校长时聘请的,学生也都满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这二位；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学生中颇有波动.我莫名其妙地成为李青崖的私人.”奇怪的是,施蛰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道：“我在中国公学任课,勉强维持到六月,学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于是结束了我的教学任务.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学期学校也不请我了.”这跟他在《声明》中所说的“所谓‘教授’也者,我截至今日为止,只做过一个星期（实际上只有三天）”有较大出入,不知何故.中国公学在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毁于日军炮火而被迫停办.次年在法租界重新开办,由熊克武任校长.
李大生和施蛰存的这几次交锋其实是围绕着“施蛰存对旧文学有无深刻的研究”这一问题进行的,施蛰存在声明中虽然对这一问题一笔带过,且自我“证明”他对于旧文学确实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但说到底,李大生的《印象记》中刺痛施蛰存的还是这句“我至今还是施先生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文坛画虎录》的编辑章克标在李大生的文章后面加了个“编者按”：“学问的阔大深广,有令我们无从捉摸的,所以说不了解中国古文学,也是一极平常之事,谁又能说是了解中国古文学来.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说有研究,那全没有一定的,况且古代学术未专门化,文学所包括至广,要说了解已且不易,那里说得上研究.所以不懂是应该的,我们要能坦然的自居于不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这一定不能是现代的儒者.那么纵使施蛰存先生不懂古文学,也不能妨其仍为一个现代的作家.”这个“编者按”看似在调和双方的矛盾,其实是站在李大生一边的.施蛰存对此没有做出过多正面回应.
然而在笔者看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于文坛的新文学作家多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们中的不少人从小接受的就是传统的儒学教育.鲁迅、周作人等自不必说,闻一多以新诗创作著称于文坛,在大学开的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课,有《唐诗杂论》、《神话与诗》等经典学术著作传世.笔者在1936年二卷一期的《红绿》杂志中找到一篇署名“疏影”的《施蛰存之文言小说》,文章称赞施蛰存的文言小说“简洁可喜”、“游刃有余”,又说“在新文坛享盛名者,大都于旧学享有相当功底,如胡适、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施蛰存皆是也”.另外一个《宇宙》杂志则刊登了《提起施蛰存来》一文,文章开头就说：“不少旧文学家,换身一变,变成新文化人.……又如施蛰存先生,又谁会知道,他即是若干年前的施青萍.”由此可见,当时施蛰存的古典文学修养是不至于差到连一篇《非十二子》都讲不通的地步.再把时间拉长,晚年的施蛰存在接受采访时自称为读书界打开了四扇窗户,这四扇窗户分别是：文学创作、西方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金石碑刻研究.这一自我论断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施蛰存“不仅是一位作家和诗人；更是一位学贯中西、独具创意的著名学者,在中国诗学、词学和金石碑刻文物等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具体说来,施蛰存在古典研究中注重古籍的校点和文献资料的编纂,编有《宋元词话》、《历代词籍序跋粹编》、《新集》、《燕子龛诗集》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则以比较和考证方法为主,又善论断,如他在《唐诗百话》中指出盛唐只是唐代政治和经济的全盛时代,却不是唐诗的全盛时代,进而推断出中唐诗坛优于盛唐诗坛.这样的结论必然会引来争议,但施蛰存却在他的论述中展现出了较为充分的事实根据,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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