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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谁为印度解渴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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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菁菁

执政三年的印度总理莫迪困于一个难题:如果他无法为干涸的印度注入水源,那么“印度梦”终将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空中楼阁.

班加罗尔的生与死

2017年5月22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出席了一座水利工程的竣工仪式.这项工程是纳尔马达河(Narmada)运河网络工程的一部分.莫迪在仪式上号召印度人“像珍惜血液一样珍惜水”.2001—2014年,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曾花费大量精力完成了一项将纳尔马达河水从古吉拉特南部引向干涸北部的工程.

总理的演讲发生在6—9月的西南季风季即雨季来临之前.这或许是这个国家最难熬的日子.白天的最高气温直击50摄氏度,数以百计的印度人死于热浪,而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农民不得不暂时丢弃极度干旱的土地到城市中去寻找工作.

2014年,莫迪成功当选印度总理时,人们期望他能够在全印度复制他在古吉拉特取得的经济成就.如今,任期过半,总理困于一个难题:如果他无法像在古吉拉特一样,为干涸的印度注入水源,那么“印度梦”终将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空中楼阁.

作为印度现代化火车头的大城市的喉咙被扼住了.总理演讲的一周前,德里副首席部长马尼什·西索迪亚(Manish Sisodia)在推特上公开向哈里亚纳邦政府发炮,指责该邦减少向首都供水8000万加仑,造成了德里用水入不敷出.此前德里市政府已经发出警报,用水紧张很快就会影响到包括总理府在内的首都核心区域.西索迪亚威胁说,他将把哈里亚纳邦政府告上法庭,并向总理办公室寻求帮助.

在印度南部,担负着经济“弯道超车”重任的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情况更加糟糕.和印度其他地区一样,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已经连续四年遭遇干旱,去年的降水量更是降至42年来的最低点.班加罗尔50%的供水来自高韦里河(Cauvery),但该河流域位于卡纳塔克邦内的四个主要水库的储水量在今年3月便只有水库容量的10%.即使在这座软件城的中心区,人们也已经不得不放弃靠不住的水龙头,开始向水罐车买水的生活.去年9月,印度科学研究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班加罗尔已经失去了自己78%的植被和79%的水体.该研究院教授TV.拉玛昌德拉(TV Ramachandra)就曾放言,由于缺水,在2025年,人们就将无法继续在班加罗尔居住.班加罗尔市供水和治污委员会的官员P.N.拉文德拉(P.N.Rindra)对此评价说:“预测也没差多少,我们的地下水基本是耗光了.”

班加罗尔是今天印度城市化困境的缩影,但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班加罗尔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有效避免了干渴:挖掘湖泊,截住那些从山脊奔流向山谷的雨水汇成的溪流.从16世纪的城市缔造者肯普·高达(Kempe Gowda)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班加罗尔不同时代的统治者一共留下了389个湖泊,星罗棋布地分布于城市中.

2004年,《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一次印度之行中震惊于班加罗尔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变成蜚声世界的科技中心的“印度速度”.在红极一时的《世界是平的》一书里,弗里德曼称赞班加罗尔是全球化的典范,但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却被忽略了.2001年,班加罗尔有570万人,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的印度淘金潮仍旧汹涌,这个数字依然在不断攀升.

很显然,为一座小城市设计的389个湖泊并不足以应对一座全球化大都市的水需求,但更悲剧的是,班加罗尔的湖泊数量已经急剧减少至81个.那些消失的湖泊被填湖造路、大兴土木,为激进的城市化让路.现在,班加罗尔现代化的堪迪拉瓦体育场(Kanteera Stadium)和大量住宅区都是在湖泊的尸体上建立的.与此同时,大量生活和工业废水源源不断不加处理地流入幸存的湖泊.

在丧失地表水之后,人们求助于地下.像印度绝大多数缺水的地区一样,伊布勒的日常用水依靠的是运水车.电泵从数百米深的井中抽出水来,输入一个混凝土水池中,再用一根软管将水池中的水导入到油罐卡车中.1000到3000辆大约7立方米容量的油罐卡车跑在班加罗尔的大街小巷,将水送到科技企业园区的水库和居民区.在伊布勒,私人水务公司提供的水价水涨船高,已经达到一车水8.25美元.伊布勒人埋怨私人水务公司机,靠垄断牟取暴利,如果他们的公寓被接入由财政大量补贴的城市供水系统,一水车的用水成本才只有70美分而已.

无论是8.25美元还是70美分,车里的水都是一样的,这些水只会越来越少,也会越来越贵.班加罗尔的城市化忽略了快速发展地区的地下水网建设.在铺满了混凝土和沥青碎石的城市里,降水无法再渗入地面.而所剩无几的污染湖泊也无法对地下水施以援手.数据显示,印度超过60%的灌溉农业和85%的生活用水都依赖于地下水.目前印度每年使用230~250立方千米的地下水,占到全球地下水使用量的四分之一.2030年时,印度近60%的蓄水层将会处于临界状态.

剑拔弩张

要维持班加罗尔的运转,人们只能舍近求远,从城市以南86公里外的高韦里河取水,但这个办法却蕴藏着更大的危机.

高韦里河无法满足流域内的所有需求.这条河发源自喀拉拉邦,往东南经过卡纳达卡邦和泰米尔纳德邦,最终注入孟加拉湾.从历史来看,它一直是南印度悠久文明的母亲河.而围绕着这条生命线,几个邦之间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英印帝国时代,位于该河下游的马德拉斯管区较早开发利用其水资源,上游的迈索尔土邦19世纪末也开始兴建大坝,由此引发马德拉斯的激烈反对.双方几次爆发冲突,为解决分歧,两邦在1968到1990年间举行了26次会晤,但始终未能取得一致.在政局频繁变动的情况下,任何一届当权者都无法在高度政治化的水资源分配问题上做出实质性妥协.

但更本质的问题是,双方的用水量均已剧增,都想争取更有利的新安排.泰米尔纳德是印度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农业用水关系到每家每户的生计和全邦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不到20年里,印度大约有30万农民自杀,他们大多数人的死是因为干旱农田歉收,无力支付沉重的负债.去年,虽然印度高等级棉看涨,但包括泰米尔纳德在内的印度植棉面积却减少了35%,缺水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农民不得不改种其他耗水量小的作物.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为该邦制造业贡献19%产值的纺织业受到冲击.泰米尔纳德邦有近60%的纺纱厂不得不减产.与此同时,泰米尔纳德邦还是印度全国首屈一指的皮革生产基地,其皮革出口额占到了全国出口额的66%.皮革业是众所周知的用水和排污大户.而卡纳塔克邦同样也有发达的农业,其咖啡产量居各邦之首.卡纳塔克邦还有一项优势:如果国家跟不上城市发展对水的需求,那么那些吸引着全球投资的城市将不能维持他们强健的经济增长.如果班加罗尔代表了印度的未来,谁有理由拒绝把更多的高韦里河水用在这里呢?

对高韦里河流域进行整体规划、有序资源调配,也许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任务.印度的联邦体制将水资源管理权划归各邦来行使,宪法明确将水资源管理列为各邦事务,政府的主要职能仅限于水资源的宏观规划、协调解决邦际水争端.因此,政府对邦际水争端的解决也往往是有心无力.尽管印度宪法也规定,一旦涉及公共利益,政府经专门法律授权能够对跨邦河流行使管辖权,但各邦的强烈抵制、政党利益的左右权衡等因素均令政府难以行使这一职权.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在2012年还在重申:“政府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各邦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无意将水资源管理化.”

水资源由各邦管理造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各邦都要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区诉求压倒了国家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集体原则.它们一方面全力开发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水资源,极力争夺更大用水份额,极力反对上游的水利开发特别是筑坝活动,以一切理由缩减分配给下游的水量,另一方面却回避治理污染的责任.同理,莫迪号召人们“像珍惜血液一样珍惜水”的背后是节水增效并未得到真正重视——既然节约下来的水资源将流入下游地区,何必委屈自己呢?一些地方甚至认为,节水工作导致用水量减少,可能会导致下一轮的水资源分配中的份额缩减,故而有意识地维持较大的用水量,作为邦际水争端中的要价筹码.

解药,?

卡纳塔克邦与泰米尔纳德邦的延绵争端只是印度国内水资源争端的冰山一角:在印度,邦与邦之间在争夺水,农村与城市在争夺水,大城市与小城市在争夺水.2006年,印度最大的水电项目恒河上的特赫里(Tehri)大坝完工.特赫里大坝修建的目的是为194公里外的首都提供水源.大坝形成了一个长达75公里的蓄水湖,分散在蓄水湖周边的100多个村庄很快发现,大坝已经破坏了该地区的地下自然泉水,而他们根本无法从蓄水湖中得到水.大坝所在的北阿坎德邦当地政府曾雄心勃勃地想要促进冒险运动、印度阿育草药温泉疗养、有机食品和旅游业的开发,但是他们必须将有限的水源用于填充大坝.而在德里,人们也并不满意.只有在德里最中心的区域,每人每天才可能得到200升水,而其他地区人均只能得到30升而已.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德里穷人只能在市政的运水车和手动泵处排队,这种情况并不是连年旱情以后才出现的新鲜事.

数据显示,印度有1.123万亿立方米的可用水,2020年全国水消耗量就将达到1.093万亿立方米.这样的局面意味着,如果不能对全盘的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对于水的争夺很可能使国家永无宁日.

莫迪政府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是古吉拉特邦“南水北调”工程的增强放大版.这一“内河联网计划”由印度南部的半岛水系开发和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水系开发两大部分组成.半岛水系的特点是季节性河流多,其开发计划是通过河流自流进行跨流域调水;喜马拉雅水系的特点是常年流量多,其开发设想是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共享的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主要支流上修建一系列水库和连通渠系.最终人们通过连接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将两大水系连为一体,最终实现全国水资源的统一调配.该计划预计建造1.5万公里水道、3000处大型水坝、30条水渠.

1972年,印度政府首次提出了“国家水网”的建议,该设想以横跨恒河和考维利河的2640公里长的运河为特色,却因费用过大惨遭搁置.但直到今天,尽管莫迪政府拿出了大干一场的势头,“内河联网计划”依然充满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一工程能够大幅提升印度全国的供水安全,能够防洪减灾,疏导南方在季风期间的过量雨水,构成高效便捷的全国性内河航运网,并且能通过有效开发水能资源,缓解印度的严重用电短缺.但反对者坚持,远程调水既不经济也不可行.该计划的总预算投资高达1680亿美元,而2016到2017财年,印度全国税收收入约合2631亿美元.工程建成后的维护成本也是一笔巨额开销.而当全国同时进入雨季时,将过量河水从一处导往另一处不仅毫无益处,还会引发相关地域的严重争端.一些环境组织则怀疑联网将造成水污染扩散、改变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在大范围内威胁到河流生物圈和周边生态系统的安全.

即使没有这些质疑,“内河联网计划”也充满了障碍和陷阱.由于印度宪法将水务划归各邦管理,地方利益的协调依然是一大难题.很多地区的民族构成与印度本土差异极大,反政府武装极为活跃,这些因素与“调水”问题结合起来,很可能进一步加强当地的离心倾向.

受到威胁的还有孟加拉.孟加拉国水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达91.44%,其生命线就是从印度境内流入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梅克纳河.

1951年,当时的孟加拉还没有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当巴基斯坦得知印度计划在西孟加拉邦的法拉卡(Farakka)修建拦河大坝时,遂向印度提出关于恒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两国恒河水资源纠纷就此开始.法拉卡水坝离下游孟加拉国仅18公里,使得旱季流入孟加拉的水量大幅减少,极端时期减少了四分之三,严重影响孟加拉国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导致生态破坏.2015年6月,莫迪对孟加拉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期望以主动姿态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依旧未能就期盼已久的水资源协议取得进展.

印度对于水的渴望,同样也使得水成为它与上游国家中国、尼泊尔发生龃龉的重要因素.中国规划在青藏高原实施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则被印度指责利用跨界河流上游的优势,将水资源作为对付处于下游印度的武器.“内河联网计划”在没有和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开发布拉马普特拉河,届时中国开发其上游雅鲁藏布江时,也会对印度的水利工程运作带来影响,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隐患.

尼泊尔的三大河流科西河流入印度的比哈尔邦(Bihar)东北部和米提拉(Mithila)东部;格尔纳利河向东南流经印度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汇入恒河;纳拉亚尼河流向东南方向,穿越比哈尔邦的恒河平原.2015年9月20日尼泊尔正式颁布新宪法,印度22日就以南部特莱平原地区马德西人(近代以来移居尼泊尔特莱平原的印度人后裔的统称)不满意新宪法举行影响安全为由,对尼印边界加强检查,阻止油罐车和运输粮油蔬菜的车辆进入尼泊尔.尼泊尔的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对尼进行封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新宪法打破了印度控制尼泊尔河流的企图:印度的理想是希望具有水资源战略意义的整个尼泊尔特莱地区成为一个单独的省,而该地区的马德西人能够发挥亲印的政治影响力.但新宪法的联邦省划界将特莱地区分在了六个省之下,使印度通过特莱地区一两个省控制尼泊尔水资源的梦想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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