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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十年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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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习惯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南派和北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

五十多岁的陈龙是界的老江湖,1990年代他就混迹于这个圈子,二十多年过去,再回望这个行业时,陈龙说,“中国的江湖,是让摇摆机给摇出来的.”

1980年代末,日本一家卖磁性保健床垫的公司,“偷渡”到中国开展业务,这被公认是在中国的开始.此后,直销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但是真正让这个江湖风生水起的,则是1990年代的“摇摆机”.

爽安康模式

摇摆机是一种足、腿部按摩器材.那个时候,风靡整个江湖的摇摆机品牌是“爽安康”.这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品牌,今天依然可以在淘宝上购买到这款产品,在850元左右.不过当时爽安康的售价高达6980元,走的是直销路线.

在当时,与直销难分彼此,共用同一个英文单词——“Direct Selling”,都号称将产品直接卖给客户,不需要经过分销商和门店.而在陈龙这些老江湖的口中,他们更愿意用“行销”这个词来代替“”或者“直销”,所谓“行销”就是“行走着的营销”,与店面的“坐销”相对应.

“从1980 年代末到1998 年,‘’还是一个中性词,仅仅指代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天问也是传(直)销界的一位风云人物,早在1995 年就参与传(直)销,后来做直销行业的媒体传播,现在在某知名直销公司做高管.2000年初,他写的《中国直销业风雨20年》一书广为流传,直至今日,仍被称为传(直)销行业最具可信度的野史.

据天问介绍,1990年代,分为单层次和多层次.单层次是推销员只能将产品卖给一个客户,不允许客户再继续发展新的客户;而多层次就是今天所指的,在当时也被屡次监管和查处.

天问介绍,在当时,爽安康拿到的是单层次的牌照,但经销商则做起了多层次的事情,并将6980元的降到1980元,市场一度混乱不堪.

“我们这些老江湖坐在一起聊天,不出十分钟,就能知道谁是出自哪个流派.”天问说,进入中国之后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派是较为温和、理性的直销模式;爽安康派则是“潜能开发”,靠打鸡血、喊口号等来激发会员的财富,并且逐渐淡化产品概念.爽安康模式是后来的“老鼠会”的鼻祖.

“长沙事件”

面对这些新的营销形式,国家相关部门曾一度希望将其引导到健康、正常的轨道上去.

1994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制止多层次活动违法行为的通告》,并未禁止单层次行为;两年之后,工商总局发布《进一步加强对多层次经营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将“制止”改为“监管”;到了1997 年,国家工商总局通过《管理办法》,形成一个系统的管理方法,要求企业在规定区域内开展业务.

但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像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不断地挑战监管的底线.尤其是“异地邀约”模式的产生,为的发展埋下了恶之花的种子.所谓“异地邀约”就是以工作、旅游等名义,将亲戚朋友从家乡骗到外地去做.

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是1997年发生在长沙的“万人会议”.包括爽安康在内的多家公司在长沙开会,那是异地邀约模式的一个顶峰,也正是这次会议,让在一年后被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天问在《中国直销业风雨20年》一书中写道:会场拥挤不堪,场外很多人无法挤进,哄闹场面致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场外人质疑场内人切断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阻碍他们发财,场内场外由口水战演变为一场恶劣的拳脚战.

1998年,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禁止经营活动的有关情况》和《全面禁止经营活动的通知》,被迫转入地下.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和直销逐渐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那段草莽时期,还完成了从实物向无物的演变.民间研究者易铁介绍,这一演变始于摇摆机所遇到的一个瓶颈:人员越来越多,摇摆机的生产供应跟不上,而当一群大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会员们并不关注摇摆机的质量和功效,而是自己到底拉了多少人头.

几何倍增学是直销和通用的概念, 即1 变3,3 变9,9 变27,下线无限倍增;制则是界的金字塔形奖金分配制度.最高级别会拿到所有的奖励——一笔百万或千万级的财富.

实际上,一旦误入体系之中,给你洗脑的目的就是让你接受几何倍增学和制的理念,一旦接受了,就会相信拉人头是最快的赚钱方式.

难民

1998年的一纸禁令将赶到了地下,门数十年来也从未停止打击,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从此上演.

行业里首个“教父级”人物,也正是在那时出现.

1997 年4 月, 台湾人郑永森、李佩瑜夫妇以台湾华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湖南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华良(长沙)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海豹油等产品,并进行活动.华良接盘了爽安康,成为当时风头无两的骗局.

门很快出手,根据当时机关的通告,该案的窝点遍及全国25个省份的75个城市,18个月内搜刮资金达到2.9亿元,受骗群众达二十多万人,该案被列入“ 2001 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十大经济犯罪案件”,并由挂牌督办.

遗憾的是,郑永森夫妇未能归案.此后又传出,郑永森利用赃款在太平洋岛国帕劳购置房产,并成为该国政府经济顾问.

郑永森在政策高压之下火中取栗,最后又能全身而退,并且从华良体系里出来的“高管”在此后的江湖里又扮演着重要角色.郑被不少的老江湖视为“教父级”的人物.

被禁止之后,一批涉入尚浅的人开始反思,离开或被家人劝离这个行业.易铁在做研究和反传工作时,发现这些人的思考方式往往比较简单,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弱,他把这群人称作是“难民”.

经常性的,这些难民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只能重新寻找组织做回老本行.那个时候,早期的老窝点被反复打击清理,他们开始流向新的地方.

将这些人称为“难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从事时,往往居住在小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廉价民房里,过着打地铺、吃大锅饭的“苦日子”.这一传统保持至今,界内部美其名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随着相对高收入、高学历、高智商人群的加入,传统的“丐帮式”生活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派别,告别地铺,进入了小区.不过在北方,界依然保留睡地铺的传统.

界习惯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南派和北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但由于南派和北派互相交叉严重,易铁更愿意用“净衣帮”和“污衣帮”来形容这两个派别,净衣帮指住小区、不打人的派别,污衣帮则指睡地铺、有暴力倾向的派别.

净衣帮和污衣帮的分化大概从2007年前后形成.一直到今日,这两派的老江湖们还经常争吵着谁更正宗.不过,在易铁看来,从系统发展来看,大部分的套路、洗脑套路,是从净衣帮里产生.

“负面调控论”

2005 年8 月,国务院发布《禁止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活动在我国的非法性质,并为行为做了定义,明确了查处措施和法律责任.2009年2月,又将“组织、领导活动罪”写入《刑法修正案(七)》.

事实上,自从1998年被禁止之后,行业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理论危机”期.组织者需要苦口婆心地解释和美化这个行业,各种“洗脑”的话术和套路在那时酝酿出来,暴力的形式也开始有了苗头——实在说不通了,就打.

根据易铁的观察,到了2008年,上述危机得到了解决,这与丁耀华、曾培淦这两个人的出现不无关系.与普通的者不同,这两个人理论素养较高,总是能找出说辞来化解质疑.根据公开资料,这两个人也都有着各类研究院院长、协会会长的假头衔.

比如,2008年广西北海的一次会议上,丁耀华提出了“负面调控论”,使得的洗脑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谓“负面调控论”是说国家之所以让媒体、让门打击,实际上是在暗中保护这个行业,担心这个行业发展太快,13亿中国人不够用.

曾培淦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是依然可以从网络上找到他的一些演讲视频.他习惯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穿着白色T恤,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诸如北部湾开发、“ 1040阳光工程”、西部大开发等,来解释他们所编织的迷梦.

“这种营销方式在政府文件里是没有的,如果有,就不会轮到我们来做了.”他曾在广西北海的一次宴会上说,“我们的方式,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有先例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农场主把社会上闲散的资金有序地集合起来,度过了战争创伤;二战后的日本面对巨额战争赔款,民众在政府的号召下,将自己的财产变现支持战后恢复,用这笔钱迎来了今天的腾飞.”

2008年前后,传统的异地体系大多改头换面,他们打着慈善、保健品、资本运作、国家政策、电子商务、互联网科技等各种名义,去拉人头,发展下线.这个时候的,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实物,所传播的就是“财富梦想”.

易铁将人群从上至下分成四层,第一层是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知道整个骗局的一切,是财富的最后收割者;他们把骗局的80%告诉第二层的人——江湖的老手,让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并获得财富,第二层人很有可能在日后重新开盘时,晋升为第一层人;第三层的人知道骗局的一半,他们曾经做过,但被第二层的人洗脑,依然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最底层的则是“傻人圈”,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个伟大而有前途的行业,并且极易被煽动.

网络兴起

最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网络社交平台的发达,新的网络开始崛起,并且与传统的异地两分天下.异地奉为圭臬的制和洗脑手法,在这里都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奖励体制和洗脑话术.

与传统异地不同,近两年爆出的3M、维卡币、中券资本、善心汇、亚欧币等新变种的代表,周期更短,涉及金额更大.

根据门的通报,在中券资本骗局中,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了二十多万会员,吸收资金四十多亿;在亚欧币的骗局里,10个月的时间,就吸收资金40个亿,发展会员5万人.

这个时期的江湖,也有新的教父出现.中券资本的操盘手王思禹曾是界的新星,目前已被警方控制.王思禹背后的教父则是一个叫郭建的人.

根据常德警方的介绍,王思禹从境外组织“新亚洲集团”引进中券资本,新亚洲集团的幕后老板是“大亨”郭建.二十多年前郭建从大陆去泰国开展事业,其人非常狡猾,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近年来,中国大陆很多打着境外公司招牌的项目,背后多是郭建一手策划操作的.

警方通报称,2015年12月以来,“新亚洲集团”先后推出中券资本、国盟资本、DB科融证券、诺亚方舟、精准策略等6个项目,在国内建立了二十多个大的团队,发展会员五十多万人,涉及全国25个省份,收取资金一百多亿元,有六十多亿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的网络在国内也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通过百度搜索“ 3M软件系统”“互助盘直销系统”等关键词,便可见置顶的竞价排名广告,售卖的是一系列专业的系统管理软件——“会员管理平台”“资金分配平台”等,售价在5000元至35000元不等,每年会定期收一千五百多元的系统维护费.团队使用这些软件后,只需造势、拉人头即可从事业务.

2016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新型网络——微在我国的发展、危害及防治研究》,认为这是2013年以后的主要形式.

让该报告作者、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武长海副教授担忧的是,这种新型的变种由于不限制人身自由,多在网络上进行,那些起初的受害者更容易变成组织者.他接触的一些受害者跟他说,以前算交了学费,但“认可这是一种挣钱的方式”.(应受访者要求,陈龙是化名,天问和易铁是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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