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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论文参考文献：
文/ 朱寿庆 王烨
一、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
(一)绿色金融的概念和内涵
绿色金融是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投融资活动,以及为保障投融资活动顺利进行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是伴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破坏而出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概念,往往与可持续金融和气候金融等概念混同使用,长期以来并没有可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绿色金融的第一个权威定义是由G20 绿色金融工作组做出的.2016 年中国担任G20 主席国并倡导开展绿色金融研究,成立了G20 绿色金融工作组.
同年发表的《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提出了对绿色金融的定义：“ 绿色金融指能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这些环境效益包括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体现其协同效应等.发展绿色金融要求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并强化金融机构对环境风险的认知,以提升环境友好型的投资和抑制污染型的投资”.2016 年8 月31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根据中国国情做出了中国对绿色金融的定义：“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绿色金融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围绕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而进行的融资和投资活动,而且包含为实现此目的而设计的一系列法律规章、财政税收制度、机构工具、公司治理、保障措施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促进绿色投融资而制定的法律规章,这包括银行体系的环境连带责任和绿色信贷制度、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高风险行业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企业的碳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第二,为鼓励绿色发展而设计的财政税收制度,这包括财政对绿色信贷的贴息机制、对绿色投资项目的财政补贴、对绿色投资收益的税收优惠等.
第三,为扩大绿色投融资规模而设立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和开发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包括绿色银行、绿色基金、银行内部的绿色金融事业部、碳交易市场、公共环境数据平台等.
金融工具方面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保险产品、绿色项目担保、碳金融工具、绿色评级和绿色指数等.
第四,为推进企业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而设计的风险控制和社会保障措施,如国际银行业普遍使用的项目环境社会风险控制标准“ 赤道原则”、多边金融机构使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联合国推行的全球契约和负责任投资原则和环境社会治理（ESG）汇报工具等.
(二)发展绿色金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发展绿色金融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绿色金融旨在通过对金融体系重新进行设计,改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资金从污染行业转向清洁行业.绿色金融体系设计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核心问题有两个,即解决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和*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任何经济活动都会给周围世界带来一定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些外部影响被称为外部性.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财务核算时并没有考虑这些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部性没有被内化,因为国家法规和会计准则并没有要求企业做此类考量.例如,煤电厂污染了空气,危害公众健康.但是煤电厂并没有为污染付费,公众也没有得到健康损失补偿,煤电厂发电这种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也就没有反映到煤电的体系里面.反过来说,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对空气和环境造成污染,对公众健康是有益的.
但是如果不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开发商进行财政或税收补贴的话,这种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也就不可能反映到再生能源电力的体系中来.当煤电的市场低于再生能源电力的时,两种电力的外部性就会导致煤电的过分供应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供应不足.发展绿色金融的任务就是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造,激励环境正外部性高的经济活动,抑制环境负外部性高的经济活动.前文提及的财政税收措施、绿色信贷制度、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资金流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血液,资金的供应方和资金使用方是资金循环中的委托人和*人,构成委托- *关系.资金供应方关心的当然是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和最大限度地增加收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掌握信息,包括投资的去向、预期回报、项目面临的风险、经营机构的资质和治理等.作为*关系的另一方,资金使用者并不总是愿意向资金供应方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全部信息.因此,绿色金融体系设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企业对公众充分披露信息,以便于投资者选择风险较低的项目,规避环境和社会风险较高的项目.前文所说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联合国全球契约和负责任投资原则、环境社会治理（ESG）汇报工具、公共环境数据平台、绿色评级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二、绿色金融的发展进程
(一)中国的绿色金融行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14 年发起了一个名为“ 可持续金融系统设计”的调研项目,该项目从可采取的绿色金融措施、实施这些措施的前提条件、如何逐步实施这些措施三个方面对20 多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做了系统研究,并于2015 年发布了题为《我们需要的金融系统》的调研报告.该报告从加强政策引导、利用公共财政、强化市场机制、提升治理水平、促进文化转型5 个方面总结了参与调研的国家所采取的绿化金融措施,指出绿化金融“ 无声的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是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领导的,目标是将可持续发展融入金融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代表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 可持续金融系统设计”项目,并为此成立了政商学各界专家组成的绿色金融工作组.经过半年多的调研,工作组提出了绿化中国金融体系的14 条建议.这些建议涵盖机构建设、政策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和法律基础设施4 类,在工作组报告《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中得到了系统阐述.
2015 年,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 国合会”）设立了一个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绿色金融工作组,对绿化中国金融体系的措施和步骤进行系统研究.经过近一年的研讨,工作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涵盖银行、证券、保险、排放交易、财政税收、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这些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并被纳入2015 年8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成为指导中国政府各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基本原则.
2016 年被称为中国的绿色金融元年,因为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绿色金融在中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2016 年底,中国21 家银行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达7.51 万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83%.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内外发行的绿色债券从无到有,迅速上升到2300 亿元人民币,约占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40%,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和绿色资产担保债券,有10 多个省份设立了地方性的绿色产业基金,支持绿色股权融资.中国的4 家评级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绿色债券评级方法,也出现了多家提供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的机构.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的金融机构着手开发环境压力测试方法和环境效益评估工具,尝试将环境风险引入计价机制.
2017 年6 月14 日,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这5 个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省（区）进行绿色金融试点,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至此,中国的绿色金融改革完成了“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开启了地方自主创新以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二)绿色金融的国际发展
国际上,绿色金融改革是通过倡议平台和国别行动而展开的.多边的倡议平台致力于建立通行的准则,帮助成员发展绿色金融,并促进市场间的协调合作.
为推动银行业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指导私营部门应对气候和环境风险,国际金融公司（IFC）在2012 年建立了可持续银行网络（SBN）,成员包括31 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业协会.网络以分享知识和技术资源的形式,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制定绿色信贷政策和激励措施,开发行业指南,提高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执行水平.
证券交易所作为企业与资本的对接平台,是上市公司披露环境、社会治理信息的推动者和监管者.
2009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全球契约（UNG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和负责任投资（PRI）4 家组织共同发起了“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行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伦敦交易所等在内的全球65家交易所承诺在市场交易中推行可持续原则,提升上市公司的ESG 披露水平,发挥资本
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独特作用.
可持续保险论坛（SIF）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结合“ 可持续金融系统设计”和“ 可持续保险原则（PSI）”两项倡议所设立的.论坛成员包括来自近10 个国家的保险业监管机构,在探索环境风险成本内部化、推动信息披露、制定可持续保险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监管能力等领域开展合作.
2016 年,G20 将绿色金融纳入其杭州峰会的议题,《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提出发展绿色金融的7 项可选措施,包括提供支持绿色投资的政策信号、推广绿色金融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网络、支持本币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推动环境风险问题的研讨和完善绿色金融指标体系.这些措施成为G20 成员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参照体系和评估框架,成员国可以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选择.
G20 成员中,发达国家较早地推行了绿色金融,通过金融创新满足绿色项目多样性的融资要求,并以立法的形式统一授信标准和信息披露.新兴市场国家的绿色金融虽然起步较晚,但通过借鉴国际经验,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
英国早在2012 年就成立了国际上第一家专门致力于绿色投资的银行.绿色投资银行（GIB）支持了近百个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撬动了3 倍的私人投资进入绿色领域,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今年4 月,绿色投资银行完成了私有化,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良性发展.此外,2016 年初,伦敦金融城启动绿色金融项目,与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去年底,中国银行在伦敦证交所发行了首只中国绿色资产担保债券,以绿色债券资产池作为担保,募集资金５亿美元.
法国是首先为绿色金融和环境信息披露提供立法保障的国家之一.2016 年1 月法国开始执行的《能源转型法》,明确规定了绿色增长目标和执行时间表,要求机构投资者披露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等信息.在《能源转型法》下,法国于去年底建立了“ 能源与生态气候转型”公众标签,帮助投资者识别符合绿色债券原则和气候债券分类的产品.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丰富绿色投资种类是绿色金融在法国的又一发展.今年初,在巴黎泛欧交易所发行上市了世界首个绿色指数关联交易基金（ETF）,指数选定追踪110 余只投资级绿色债券.此只绿色ETF 在欧洲10 多个国家获得流通交易许可,使绿色债券更具流动性和市场影响力.
印度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几年中发展迅速.至2017 年4 月,印度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32 亿美元,排全球第8 位,在新兴国家中仅次于中国,且发行的大部分绿债都获得第三方认证.今年5 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发布《绿色债券发行及上市的披露要求》,对绿色项目和债券做了定义,参考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等国际标准对资金使用管理、披露、第二方意见和第三方认证等做了规定.这些规定大大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至今年上半年,印度发行的贴标绿债中,68% 投入可再生能源领域.
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巴西是较早探索使用环境连带责任促进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规定金融机构对客户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有无限连带责任.巴西央行继2014 年公布金融机构社会环境责任政策指南后,在2017 年初再次要求将社会环境风险纳入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框架.印度尼西亚金融监管局（OJK）宣布将于2017 年内制定本国绿色债券发行框架和管理办法,并在7 月向司法和人权部提交了《可持续金融条例》,对包括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履行可持续原则做了法律规范.阿根廷在今年2 月发行了首只绿债,开启了金融体系的绿色化.墨西哥在2016 年底启动了碳市场试点,计划于2018 年建立全国碳市场.南非专门成立国家级指导委员会,计划在2017年内就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向公众征询意见.
2017 年7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可持续金融系统设计”项目工作组对杭州峰会上提出的绿色金融发展自愿措施做了追踪调查,发现G20 成员国过去一年内都从国家战略层面释放了明显的政策信号,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绿色金融,并普遍选择发行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项目的融资手段.
德国作为2017 年G20 主席国继续推进绿色金融,在G20 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 绿色投资对话平台（GreenInvest）”, 致力于绿色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的主流化,推动金融技术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和海外投资的绿色化.G20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将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推动公共环境数据库的建设和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
三、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和研究课题
绿色金融体系设计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资源,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从中国乃至全球的范围来看,这项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依然面临几个重大课题需要研究并付诸实践.
(一)绿色定义不统一的问题
绿色定义的统一对于跨境绿色投资来说是个重要的考量,尤其是当机构投资者跨境购买绿色债券时.国际上对绿色债券的权威定义是由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联合130 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做出的,但中国的绿色债券标准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 绿色证券原则”有明显差异,中国的某些绿色项目不符合国际的绿色定义,譬如化石燃料发电站的改造、煤炭的清洁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共享电网的建设等.中国在2016 年发行的绿色债券中有831亿元（约126 亿美元）不符合国际定义,约占中国总发行量的34%.中国金融机构和公司要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购买自己发行的绿色债券,需要解决让绿色投资者担心的“ 洗绿”问题.目前,中国有关机构正在研究绿色债券标准的国际接轨.2017 年3月20 日,中国推出首只在中国和欧洲两地同步发布行情的中国绿色债券指数——“ 中财- 国证绿色债券指数”.该指数的发布,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绿色债券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杆和渠道.
（二） 资金的供应和需求间的不匹配( 期限错配）由于绿色项目的前期投资一般较大而投资回收期较长,期限较短的银行信贷往往不能满足项目的融资需求,要应对这一挑战就必须开发创新性的金融工具,近年来大量发行的绿色债券可以弥补短期银行贷款的不足.绿色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基金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这类基金以能产生较为稳定流的绿色资产为依托,通常以股息形式提供常规收益,且有较好的流动性.YieldCo 是类似的收益型融资工具,通常用于为能够产生稳定收益的可再生能源资产募集低成本资金.此外,以未来项目收益为抵（质）押获得较长期限的融资也是应该探索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肩负着探索以特许经营权、项目收益权和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为融资手段的任务.
(三)投资活动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牵涉很多部门的工程,包括财政、税收部门、央行、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等.对绿色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污染项目征收环境税和排污费、建立大面积覆盖污染企业的排放交易市场、对绿色项目进行增信和担保、强制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要求资金提供方对环境污染事件负责、运用创新性的公私合营模式等,这些都是可以探索的解决外部性的手段.尤其重要的是,各级行政部门要从根本上认识到空气、水和土壤这些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深刻理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自然资本核算应成为政府部门努力的方向.2016 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及其成员单位发布了《中国金融和投资机构自然资本成本分析》,并上线了一款自然资本估值模型和工具,在引导金融机构考量投资活动中的自然资源成本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四)资金供需方的信息不对称
有质量的信息披露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手段,而可靠的信息是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基础.2017年6 月,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设立的“ 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发布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提出在财务报表中自愿披露气候相关信息的框架,涵盖战略、治理、风险管理和绩效指标等核心领域.G20 绿色金融工作组于2017 年7 月发布的《2017 年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也号召各国建立公共环境数据库,以便于金融机构进行环境风险分析.为推动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中国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目前组织了有关研究机构,对国际上通用的信息披露方法和具体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分析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具体要求.
(五)分析工具和应用能力的缺乏
环境风险分析管理工具和应用能力短缺是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能力面临的挑战.近年来,国际智库和学术团体联合多边金融机构开发了一些环境风险管理工具,譬如WRI“ 水道”全球水风险地图、WWF-DEG 水风险过滤器、Trucost-Ecolab 水风险成本计算器（WRM）、GIZ 企业债券水资源信用风险分析工具（CBWCRT）、彭博水风险评价工具（WRVT）、自然资本宣言(NCD) 软商品森林风险评估工具（SCFA）、彭博“ 碳风险评估工具”等,但这些工具之间缺乏统一性和综合性,也没得到很好的使用.金融机构对环境风险的认识虽有所提高,但识别、量化和管理环境风险的能力有待加强.为应对这一挑战,《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提出了4 项措施：推动环境风险分析和环境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共享、改善公共环境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支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经合组织开发公共环境数据指南、各国在国内推动支持金融分析的公共环境数据共享.中国工商银行在绿金委的支持下开展了环境压力测试,开发出“ 环境- 企业- 银行”压力传导与风险测试模型,并在火电、水泥、钢铁、铝等环境高风险行业进行了测试,得出环境压力情景下企业信用等级和违约概率的变动情况,这是中国金融机构在环境风险管理的探索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作者单位：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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