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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与寻回现代文学版图中释的失落评谭桂林《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中国佛教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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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百年的中国宗教文学研究中,从东汉,经六朝隋唐,到两宋元明,自汉至清的中国佛教文学得到系统梳理和重新叙述,各种研究著述较为全面地勾勒了佛教文学的面貌,并建立起大体框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38年高观如在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作为佛学讲义,高观如以朝代为经以文体为纬展开论述,影响了后来的佛教文学研究模式,包括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胡遂《中国佛学与文学》,龙晦《灵尘化境——佛教文学》等人的研究,也都沿袭了高观如的学术理路.整体上看,研究者关注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中所产生的文学,可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基本止于清代结束,而佛教文学的进程并未停滞,照此来看,未尝不是一种学术视野的缺失.同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以1923年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为起点的诸多史学专著,无论是章节设置还是具体论述,强调的都是“新文学”之正宗,主要从思想建设意识形态入手,佛教文学几乎难以纳入文学史范畴.即便如《白话文学史》这类以进化文学史观为立场的写作,其间引证佛典翻译文学、寒山拾得等人的通俗诗和禅宗语录也不过是为了推行白话文,仅仅将其视为工具性存在,根本上还是忽略了佛教文学的本体性价值.鉴于佛教文学跨佛教、文学两个领域,尤其近世以来的佛教文学充满变革与激荡,对这一阶段的研究理当重视,然而我们在上述相关研究历程的回顾中却鲜有发见.谭桂林先生《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的问世,①标志着这段尘封文学的解冻,这部新著的价值首要在于对中国佛教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两个学科的视域开拓.

尽管牵涉佛教性和艺术性两种文化内涵,但《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并没有将其处理为一分为二的叙述类型,而是把现代佛教文学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体系中进行探索和阐析.既往也有少数研究触及了中国佛教文学的现展问题,例如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比较典型的还有美国学者霍姆斯·维慈所著《中国佛教的复兴》停留在社会思潮演进层面,相比这一系列的研究,《史稿》在没有回避宗教意识的核心作用前提下,突破了思想性高于一切的原则,一方面呈现出现代佛教文学与现代文学交织的形态,并发掘出相互参照的种种途径和效应;另一方面也还原了现代佛教文学独立的演变轨迹,更揭示出转型中的主导力量和辅助因素.这种做法使得现代佛教文学的研究不再囿于现代佛教思潮的改革实践.

《史稿》找到了现代中国佛教文学自新的原点,即启蒙精神的输入和本土化.在把握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和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共契时,著者将那种榫合与互动的一体化又分解为“佛学与科学”“佛法与心法”“救教与救国”三个维度.首先,从启蒙的直接动因来看,“在佛学的启人智慧和科学的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这一相似点上,那些具有深厚的佛学修养的启蒙者们为佛教的复兴找到了它的现代思想依据”;其次,从启蒙的哲学本质来看,佛学和启蒙主义都是从使众生摆脱心识的无明状态出发;最后,从启蒙的社会事功来看,佛教文学家注重在佛学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方法和策略.值得一提的是,在习佛和推进启蒙精神这两者之间,著者并不是单向度地证实其相近或相似,而是找出共识,同时又保持其原有属性,对相异之处的澄明,一则维持了佛教文学的宗教本性,二来也透彻了佛教文学与世俗文学的联系和归属.

为佛教文学写史,传统的做法是以佛教为本位,研究集中在佛典文学的发生、发展、类别、内容等方面,保证宗教观纯粹性的同时也有封闭保守的嫌疑,对于古典的原生态的文学场域来说,这种潜在的问题并不突出.但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此弊日显,《史稿》对此洞悉深透,才有了以启蒙思潮解析佛教文学的切入点选择,既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也体现文学内在规律的支配原则,立足于佛教文学内外世界的结合点,立体地凸显佛教文学审美机制的生成和变异,深入分析文学样态和社会革新之间的不平衡关联以及纠偏和补正,贴近文学自身来展示佛教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和转折,最终跳出思想史的拘囿,但又巧妙回到思想更迭的佛教文化历史变革中.当然,这种以文学为主线的动态描述,所反映的思想维新不是线性进化的,而是更多元的散点*,某种程度而言,更接近于思想谱系的圆满.

文学史著作的主流体例大致有两类:纪传体和编年体.纪传体的突出特点是以默认等级为作家排序,重要作家专章论述,次要作家专节概述,这样的详略区分便于一目了然显示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也便于读者把握文学史的趋势与走向.编年体的主要特征是历时地展现每一时间点上的文学事件和人物,致力于现场感的建立,淡化所谓“大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划,用标志性的时间点构成叙述的基本单位和基本支点.两种体例各有欠缺,前者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对整体性的文学世界把握不足;后者拘泥于具体时间点的史实,也难以从宏观上取得高屋建瓴的观照效果.任选一类,事实上都有本末难辨的疏漏.而且清末民初肇始的现代佛教文学,经历整个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远非单一体例足以驾驭.有鉴于此,《史稿》的体例安排在两种方法之上,还有意识地强化了文体、刊物以及理论的史学意义,这三者都是在近四十年的佛教文学成长中出现的新质,值得专题性的思索和探究.

中国佛教文学的发展是动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因为佛教的主导思想不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有异,诸如两晋侧重般若学,南朝偏好涅槃学,陈隋至唐宗派竞出,而赵宋以来又出现三教合流,由明入清民俗佛教逐渐兴盛,那么,现代佛教以启蒙为己任,且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其文学面临的选材、立意、物象、化境等等问题,悉数会出现在创作之中.《史稿》在反映这一系列问题时,采用了名家述评的方式,八位代表作家不仅仅是声望显赫,而是他们分别作为特定问题的指代,进入到文学史的编撰体系,以“问题”取代“排序”,八位名家无论是诗僧还是僧俗两重身份,著者都一视同仁,于是才有了太虚位于桂伯华之后的排列,这也显示出《史稿》以文学为本体的撰写思路.尤其特别的是,著者把部分新文学家的佛教文学创作也纳入到现代佛教文学史的考查范围,完全取消了作家身份上的僧俗界别.丰子恺、许地山、夏丏尊和施蛰存等人虽非佛教徒,但著作中分别选取作家们对佛法辨识和佛理阐释的不同面向,做出了有见地的判断.

如果按照“体用原则”,进入佛教文学史的理当是宗教徒作品,但若是从“用”的角度来看,非信众的知识结构往往赋予他们对佛教文化的别样解读,也加入到弘法的语境中.《史稿》对其正视,探索这类创作本身传达的义理和传达的模式,以及这类作品在丛林中的传播影响状况.在“用”的层面,《史稿》的分析也做到了因材制宜,对新文学家的作品强调其主旨对佛家意识的创新,而对佛教界居士诗则侧重于论述佛教菩萨观念与现代社会革命思潮的结合,对佛教叙事文学不仅区分其与世俗文体及其他宗教文体的异同,还深究其独特的言说体系.就佛教戏剧创作而言,戏剧原本就是佛教与世俗共有的文体,梵剧就对中国戏剧中的非写实和大团圆影响格外深重,当西洋话剧兴起,佛教题材的佛化剧随着传统戏剧一起没落,仍旧有少数的几位作者尝试佛教新剧的创作,试图挽救戏剧文学.即便对于这种小众的体裁,《史稿》也并无忽略,而是从佛教传统和现代意识两条原则对其进行梳辨,而得出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

迄今为止,现代中国佛教文学还没有一部史的叙述和总结,尽管《史稿》并没有在学术视点上标新立异,但在宗教实践与美学构成互参的视野下观照现代中国佛教文学的生成语境与内在风貌,重建了清末民初佛教改革蜕旧变新的认知路径.民国期间,伴随着“人间佛教”运动的开展,带来佛教文学的变革,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也推动着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方内方外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却同时触及到心灵空间和社会空间,《史稿》带着温度的生命体验将这两种世界连接起来,并对其衍生出来的诸多题材、体式、意识给予关注,实现了佛性和诗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文本研究方法并不特殊,但是佛家作品的解读,和世俗文学的本有区别,著者在兼顾宗教性和文学性的研读方面显示出独有心得.在对诗家的总体把握方面,文本互见贯穿始终.对新文学家的创作叙述,以佛家主题为线索切入,返回文本所提供的具体信息之中.对一些较为浓厚的佛化题材评析,也有效地超越了对佛家概念化和符号化的抽象依附,更呈现出作品的鲜活气息与生命力.

其次,文学史有两个最为基本的任务,收集、筛选资料,以及组织、安排一手资料,这两个步骤并不是罗列与排序的问题,它需要编撰者高度的辨识力,来判断材料的取舍定位,而且需要保持思辨与史料的密切结合.尤其是佛教文学本身涉及到神迹与现实之间的问题,包括修习佛学与写诗填词这对佛门中由来已久的矛盾,其辨识也需要同时符合文学的自身逻辑与佛学的本质规律.

再次,《史稿》有意识地进行了理论的阐释和建设,并以此观照现代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态势.著者以“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作为统摄佛教界推动僧徒启蒙的思想文化运动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佛化新青年”对佛教文学的观察由“工具论的方法”到“本体论的思维”的全面转向.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尝试,是佛教思维投射到文学制造再返回佛化社会的历史再现,是著者以新文学反观佛教文学的结果.

现代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要真正接近古代佛教文学史那样的圆融和恢弘,远非一人一本之力,还有赖于恒河沙数般的累积.第一,任何文学史的书写,某种程度而言就是作者阅读史的相应反映,史学评价的公允来自于阅读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对既有史料的文意、体性以及内容所居范畴呈现的精神向度的阐释和归类之外,对新见的若干材料更需从作品发生的多重时空来判断其具有的承续性或独异性.当下的史料学已经进入一个较为繁荣的时代,然而数量的递增和意义的重复却是潜在的隐患,现代佛教文学的材料空间还很阔大,因而对此问题应当注意规避.第二,中国的佛教文学是一个外来文明逐渐本土化的实践结果,现代文学又是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集大成者,无论是从历时或共时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佛教文学都不可能是封闭研习的形态,因此,要尽力拓展外部研究,邻邦日本、印度,或者泛亚洲地域在当时都形成了资源共享的策源地,对这一系列同质或异质元素的钩沉较梳,将能够更充分地展现现代中国佛教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第三,治史的功能在于为当世或后世提供历史认知和思想话题,而佛教文学又因其特有的宗教性,关系着文学进程中有关人类信仰建构、哲理沉思、文化承担等宏大命题,所以,在文学作品的艺术感召力或叙事的独特性等审美研究之上,还应当有更深厚、更具复杂性的意义多元思索,特别是异端式的存在,尤其应给予全面的阐析,甚至是由这种个例而提取和延伸出新的经验,构成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史和佛教史格局重建中极为重要一维.这些目标的完成,还需要经过研究者们的漫长跋涉,《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所做的大量开拓性基础工作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注 释:

①谭桂林:《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

(责任编辑:周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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