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的体育转型综述,该文是体育方面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武术和综述和转型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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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有关传统武术,以及武术的体育转型的原因、方式和结果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结果发现：研究多将武术置于“体育”的体系中去探讨,未能充分阐释传统武术的内涵；对于武术的体育转型的原因、方式的研究,多以当代的价值与观念去评判昔日之转型,或者采用结论先行的方法凭空搭建理论,这对于历史本身有重造或者扭曲的倾向,导致对转型结果的探讨,时至今日仍存在分歧.
关键词：传统武术 体育转型 竞技武术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7）7—0051—04
在历史的长河里,转型期是个瓶颈.史家唐德刚曾描绘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大转型,其中,第二次是始于清朝末叶战争时期,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的转型.[1] 重大的社会变迁意味着附着其身的一切文化现象将随之变革,才能与时俱进求得生存与发展,武术亦不例外.那么,传统武术是如何从“当年”到“当代”的发展更新的,就显得尤为关键.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将有关武术的体育转型的文献梳理如下.
1 有关传统武术的研究
对于武术的体育转型问题的探讨,传统武术是绕不开的话题.所谓传统武术,周伟良指出,是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至今的,以套路、散手( 散打) 包括功法练习为有机活动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方式,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方式.[2] 李龙提出了传统武术的宗法制特点,具体表现在,传统武术以门派、流派为其组织形式,在竞赛方式上,传统武术通常是私下比武和打擂台两种形式”.[3] 然而,传统武术不是体育,金光辉指出,“虽然它们都有身体操练的外形,但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武术和体育的旨趣是根本相反的.”[4]
有关传承方式,邱丕相在《中国武术导论》中将师徒传承定义为“师徒传承是由师与徒双方聚合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要求和权利义务,以传习某种技艺为纽带而组成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从传承的角度,武术师徒传承一是要通过‘口传、身传、心授’来进行”.[5]旧时传授和习武的主要场所称为“拳房”或“把式房”,申国卿在《太极拳勃兴折射的武术生存状态变迁》中诠释了“把式房”,“作为武术教习的基本场所,把式房的实际运作通常由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组成：师傅、徒弟、拳术、器械、场地等.”[6] 旧时习武人可通过看家、护院、走镖、入伍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镖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传统武术通过镖行与社会接轨,实现了双赢.朱志斌在《清末民初武术发展研究》中提出,“镖局对传统武术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镖局为武师提供了物质保障.第二,镖局是武术各流派、技术交流融合的场所.第三,镖局为武术的传播提供了媒介.”[7] 武举制度是旧时期选拔武官的重要手段,武举制始于公元702 年唐王朝时的武则天,废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武举制的废除是武术近代转型的一个起点,标志着武术军事功能的淡化,健身与娱乐功能逐渐彰显,武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正如李君华所言,清代武举的最终废除,使清代军旅武术彻底让位于热兵器,军旅武术的内容被许多解甲归田的武师带到民间传播,促使很多新的拳法诞生.[8] 清时期,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盛行,在他们开展的活动中,武术是最主要的形式,申国卿认为,“在此起彼伏的反清运动浪潮中,中国武术同样也义不容辞地成为了这些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人士抗暴自卫的主要手段.”[9]
更多文献显示,传统武术是作为民间的自卫手段而存在的,正如李印东在《武术释义——武术本质及功能价值体系阐释》中所言,“在民间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战争中,手持大刀、长矛的传统武艺的起义军仍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10] 周伟良在《义和团武术活动简论——义和团活动研究的一个新视域》中指出义和团运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蒙昧色彩,这种封建蒙昧色彩在义和团的武术活动中也必然暴露出来,出现了诸如金钟罩、铁布衫的“刀不入”及“隔山打牛”之类的迷信,周伟良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所致.鲁迅在《随感录第三十七》中批判了义和团运动中的武术活动,“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11]鲁迅暗讽义和拳的愚昧与封建,批判传统武术的不科学,外界的质疑促使武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武术理论的落后、传承方式的闭塞、教学的无程序、组织形式单一等问题凸显,改良迫在眉睫.
2 有关武术的体育转型原因的研究
武术向体育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已有文献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近代社会转型的原因.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社会,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使得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也被迫向近代转型.正如谭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武术的进步》中所言,“随着农村经济和村社组织的破坏,城市生活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主导；植根于传统农耕生活的传统武术,也逐渐转化为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新的体育方式.”[12] 李印东分析了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传统武术传习失去了稳定的传承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传统*的转变使传统武术逐步失去了牢固的师徒关系；法治社会的逐步形成和社会安全保障能力的逐步增强使以‘格杀’‘搏杀’为其特征的武术社会需求逐步削弱.”[13]
其次,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入促使武术向体育转型.雷雨田在《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中指出,随着西方殖义的扩张,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主要以文化传教和慈善事业的方式,广泛深入到中国的都市乡村,激发和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14]“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教育机构和慈善机构,带来了西方的新式体育,为体育置于中国起到了桥梁作用.”[15] 另外,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促进了武术组织的多样化,“19 世纪中期,与经济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教案越来越多,带有秘密宗教色彩的练武组织成为许多地方民间从组织和精神两方面自卫的有力武器”.[16]
最后,思想的转变促进了武术的体育转型.近代,武术的生存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精英的介入,使武术呈现出斑斓的色彩.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体强国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强烈期望,田标的《体育强国的历史寻脉——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强国”梦的体育路径选择》中分析了体育强国的路径.尚武精神也是诱发武术转型的重要思潮,易剑东在《民国时期的尚武思潮与武术》中指出“庚子之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空前危机,尚武逐渐由少数思想家的鼓吹、提倡,演变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且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17] 西学东渐促使知识分子开始崇尚和科学,涌现了国术科学化的思潮.吴志青在《科学化的国术》一文中认为,“故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从而改进,势难邀社会之信用,必致完全失传,而国运亦将受其影响.”[18]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还涌起了国术平民化、统一化的思潮.
3 有关武术的体育转型方式的研究
武术的体育转型历经了漫长的过程,张胜利认为它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武术自身的体育化,二是与西方体育结合、改造的体育化过程.[19] 杨旭峰提出“武术的现代化转型,经历了初期的武术被排拒在体育殿堂之外,到武术在调适中渐入体育范畴,最终与西方体育文化融合.”[20] 陈晴在博士论文《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中表示,“学习西方体育循着一条由被动到主动、由被迫到自觉的路径探索.”[21]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武术主动或被迫地做出了一些尝试.李文鸿在《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中分析了武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西方体育的模仿,“一方面,附和西方学科理论,另一方面,除旧布新的改革实践,即：( 一) 国术的教育化推行；( 二) 国术派系的厘清；( 三) 对日本尚武精神、学校武术课程的取法；( 四) 创编教材、刊物,公开、普及国术.”[22] 洪浩认为武术“历经以‘中华新武术’、武术运动会和‘土洋体育之争’为代表的三个文化层面上的剧变”.[23] 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上对西方体育的效仿.武术教育的近代转型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杜舒书认为,武术教育转型的路径是“从清末军旅武术教育没落与体操的独尚,到民初由体操的衰落到武术进入正课,以及国民党政府时期由国术向体育的靠拢三个阶段转型.”[24] 民国时期,不同类型的武术组织逐渐增多,匡淑平认为,“近代上海创建了近 100 家武术社会团体,从而全面推动了武术从传统的武举制度向竞赛式体育法系的转变.”[25] 易剑东将精武体育会和国术馆进行对比,认为精武体育会是一个民间学术社团,国术馆是政府教育机构.[26] 武术竞赛的开展是武术向体育转型的重要标志,“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武术比赛主要有三个类别：全国运动会中的武术比赛、国术馆国考和国术擂台赛.”[27]
4 有关武术的体育转型结果的研究
竞技武术作为传统武术转型之结果,却和传统武术有着根本的不同,洪浩认为两者泾渭分明,“第一,传统武术是农耕文明背景的产物,而竞技武术是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受西方竞技运动的影响而形成的传统武术现代化之果；第二,竞技武术的目标是争分夺牌,而习练传统武术的目的是为了防身自卫或修身养性；第三,竞技武术体现的是‘高、难、美、新’或激烈的对抗,与传统武术内敛、和谐的运动样式截然不同；第四,传统武术的参与群体是普通大众,而竞技武术则是少数的运动精英.”[28] 李龙提出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一体两面”.“一体”指的是中国武术,“两面”指的是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29]
对于武术的体育转型之结果,学界探讨热烈.李印东认为武术向体育转型,“改变了传统武术教学方法,对传统武术动作进行了整理和规范,由单人教练变为团体教练,并编写教材”,[30] 有积极的意义.李龙认为,“武术进入学校,以及精武体育会和国术馆的武术教育活动,改变了武术过去那种以家族、师徒或秘密结社为主要传承方式,转而以班级授课制的教育形式进行武术教育”.[31] 但是,武术的体育转型也带来一些代价,呈现出传统武术日渐式微,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如马廉祯所言,“以体操为设计蓝本,融合武术套路、技巧、舞蹈、戏曲等众多形体类运动形式,以所谓‘长拳’的名义创编出的‘竞技武术’,成为武术的核心,在中国武坛独领达 60 年之久.”[32] 而传统武术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张长念在《中国武术发展文化转型的时代动因》中提出,“首先,早已开始的热兵器时代占据了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搏杀术的实践舞台；其次,传统武术赖以生存的农业社会基础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面目全非；再次,人们的生活内容的多元化和生活节奏的快捷化使得传统武术的传承途径狭而又窄”.[33] 竞技武术失去了文化个性,湮没在西方体育之中,也并没能完成入奥计划,引起了武术界的深思.毋庸置疑,武术跨越历史长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历史的推进,其概念和内涵在不断扩大,[34] 竞技武术是时展的产物,它可以将入奥列为发展目标,但绝不是唯一目标,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竞技武术的市场化发展应成为主要战略.正如邱丕相所言,“武术发展到今天,不再是一个板块的多元价值功能,至少应分为健身的、艺术的、格斗的三个武术板块,充分发挥各自的价值功能,才会适应当今的社会和市场需求”.[35]
5 已有研究的不足
武术的体育转型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与相关文献,不止以上所述,本文仅对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阐述.从已分析的文献来看,有关武术的体育转型的研究范围涉及传统武术的生存状态、武术的体育转型的原因、方式、结果等方面,有关转型结果的文献较多.然而,学者们或是多从西方现代化理论出发研究武术转型,以今意推测古意,以当代的价值与观念去评判昔日之转型,这往往导致超越时代的判断；或是把史料变成了叙述的脚注,往往先预设一个结论,然后再寻找史料,这种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也是不恰当的.因此,对武术的体育转型结果的探讨,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传统武术的考察,多数研究是将武术置于体育的体系中去探讨,却忽略了“体育”一词是舶来品,和传统武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这就导致了传统武术是什么的问题至今仍是说不清道不明.以这种思路研究武术的体育转型,即以后来的学科概念去探究历史规律,或者结论先行去凭空搭建理论,这对于历史本身有重造或者扭曲的倾向.笔者认为,对于武术的体育转型问题的探讨,要从一手文献入手,以史为论,恢复当时的时代氛围,将文献中的有价值的、碎片化的内容联结成网,展示一个近代武术的宏伟图景,以期探究武术在近代进行体育转型的历史动因,分析转型的过程与结果,从中寻找转型的规律.因此,以史为基础,做出合理的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解释,对于认清武术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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