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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美关系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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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强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直接接触的大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广东农民赴美淘金,开采矿山、开发农业、修筑太平洋铁路,早期赴美华工与美国人民共同开发美国西部,但这段共有的历史经历却不能被当时的美国社会认可,华工不能获得尊敬,反而遭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斥和歧视.二战是中、美两国又一段共有的历史,两国人民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为战胜法西斯并肩战斗,在美华人也投身到这段历史中.进入新世纪,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面临着许多共同议题,恐怖主义威胁、全球气候变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延续与变革成为两国对话的核心议题,这些与两国人民生存和福祉密切相关的议题,将会架起两国新的共有历史,也为在美华人参与到这段共有历史中提供了契机.

一、共有历史中的华工与中美关系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加州淘金热的消息传入广东,粤籍乡民迫于生计,远涉重洋去加州淘金,渴望实山梦.他们漂洋过海,踏上美国西海岸的土地,中国华工居美的经历铸就了一段中美民间交往史.对华工而言,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境遇尤为悲凉,备受歧视、侮辱.华工的金山梦与美国人实现自我价值披荆斩棘、拓荒的美国梦相互交织.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到1882年排华法通过前夕,十多万华工入美,是中国人在西方社会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亮相,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是东西方两种文明、观念、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最初交织和碰撞.

1、共有历史中美国人对华工的印象

中国华工赴美主要是为改善生活状况,实山梦.他们多来源于广东一带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把中国农民淳朴的气息、坚韧的性格、刻苦耐劳的品质、不惧艰险的精神带入了美国.美国民众对华工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不甚了解,这成为他们以后排斥华工的一个借口.

美国民众对居美中国人的印象经历了一个由好奇到带有偏见、歧视的转变历程.在中国人踏上美国国土的最初几年间,中国人还能受到较好的对待.加州人以带有尊敬和自豪的眼光,看着这批形形色色远道而来的移民.但这种尊敬骨子里是美国民众抱持着一种好奇的心理来审视新来者,他们只是对中国人的服饰、文娱生活、语言、宗教信仰感到新奇有趣.渴望去了解这一新的群体.在这短暂的新奇感过后,特别是加州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陷入经济危机后,他们便对中国人大加贬斥,美国西部排斥中国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由于美国民众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正是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便把对中国的想象完全寄托在对华工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中.中、美《蒲安臣条约》的签署使中国人可以自由进入美国,此后入美中国人大幅增长,在加州大有超过白人人口的势头,这引起了白人的担忧.他们借口华工在饮食习惯、文娱消遣和宗教信仰上与故乡并无二致,因而不能被同化.他们把中国人的到来视为对白人在加州占主导地位的挑战,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冲击,并深信如果任由他们的到来,终会让这群东方来的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污浊这块上帝选民的净土.这种刻板印象集中体现在排华论者的言辞腔调上,他们认为华人是异教徒,不适合美国社会,他们唯利是图,毫无廉耻;他们尽管生活在美国,却对美国政府毫无感情,骨子里信奉的是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效忠的是清王朝.更为可耻的是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是娼妓、、、械斗,完全有损于白人的道德风尚.

此时美国公众对华工和唐人街的刻板印象多是由美国政界人士和报刊舆论过分渲染造成的,主流社会舆论对华工和唐人街的叙事多集中于唐人街存在的烟、赌、娼妓和堂会火并现象.在美国政界人士鼓噪、社会大众参与和报刊舆论渲染的排华情绪不断高涨的情势下,美国国会于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给这段华工与美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画上了粗鄙的一笔.

2、华工与美国人民共同开发西部——一段共有历史的亲历者

中国人大规模赴美时期,也是美国人披荆斩棘、拓荒开发西部的历史时期.华工把中国的农业生产经验、耕作方法带去了美国.他们辛勤耕作,把千里沼泽开垦为良田.华工为美国西部早期开发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1870年,十分之一的农业劳力来自华人;1880年,增至三分之一;到1884年,加利福尼亚州半数农业工人是华人.华工也参加了贯穿美国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中国人主要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西段,这段铁路要翻越崇山峻岭,要顶着严寒的气候跋山涉水,许多白种工人因不堪忍受这种工作环境而纷纷离开,中国人逐渐成为修建西段铁路的主力大军.这条太平洋铁路在建设时,中国劳工占到百分之九十,约九千人.华工为美国西部、特别是加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力.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加州华人人口从未超过加州总人口的一成,但大部分华人都是靠劳力谋生,所以华人却占加州劳工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中国人的身影活跃在开发农业、开采矿山、修筑铁路、栽培园艺等行业上,他们开垦荒地,改善美国西部交通,助推工农业发展.他们在这些行业中的奋斗经历是与美国人开发、拓垦西部领土紧密交织的.这是一部由中国华工和美国民众共同书写的拓荒史、奋斗史.但这段共有的历史经历却不能为华工和早期美国民众共同享有.对华工而言,这是一部血泪史、受排斥史.

在政客的鼓噪下,美国社会掀起了排华浪潮,对华人的迫害屡见不鲜,时常发生烧毁华人房屋、抢劫华人财产、屠杀华人的事件.美国政府还颁布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法,华工被禁止入境美国.

3、共有历史中的华工与中美关系

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人们出国,那些私自出洋者被视为大清弃民,不受政府保护,一经捕获,必受株连.战争使中国被迫开放国门,清朝末期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广东一带的人们开始走出国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步伐加快.第二次战争后,英、法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其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毫无禁阻.”该条约的签订使华工出国合法化扩大到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此时清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保护海外中国人的重要性,在美中国人的境遇和处境并未成为此时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直到中美《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清政府才逐渐意识到保护在美国等海外中国人权益的重要性,清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设驻美公使,并在中国人集中的旧金山等地设立领事馆,保护华工的权益.清政府在美国设立使领馆的年代,也是美国排华浪潮更加凶猛的时期.华工在美国的生存境遇成为清朝驻美使领馆官员与美国政府交涉的重要议题.此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恒等为维护在美华工的权益与美国政府据理力争.

中、美两国之间由于华人问题而交锋的突出事件就是1880年针对华人的丹佛.1880年,科罗拉州丹佛发生了针对华人的,白人在中国人的居住区无故殴打华人,并致死一人,丹佛警方难以制止,他们借口为保护中国人免受暴徒的侵害,竟将大量华人投入监狱中.在这起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中,华人房屋被损毁,财产损失达五万多美元.驻美公使陈兰彬闻讯,即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美国政府赔偿损失、惩办凶手.但美国国务卿易华兹在1880年12月30日答复中国公使却声称:“兹愿明告阁下,即敝国政府对于境内华侨,无论其居于何地,均充分受到与敝国人等同样之保护,不独在丹佛一地为然也.至于此次丹佛事件之捕人、惩凶等事,据美国宪法规定,乃州政府之职权,联邦政府不得干预.联邦政府仅限于州政府力不能执行法律或维持其主权时,始可出尔干预……倘该地方政府已竭其权力而制止,俾使境内本国人及外侨获得安全,则未闻敝国政府尚需负责之说.且中、美间并无条款规定美国政府需负责赔偿丹佛华人之损失.”美国政府置中、美间的条约不顾,不愿保护华人的权利.丹佛事件中中国驻美公使的外交虽毫无结果,但这是一次由华人问题而引发的中国政府的,突出了在美中国人的境遇日益成为引发中、美交锋的触发器.但站在美国排华运动的十字路口,清政府无力或不愿因在美华工的境遇而与美国正面对抗,却一直幻想要求美国“平等对待在美居住的华人”.1882年美国排华法的通过,更使在美中国人的处境恶化.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1882年美国排华法通过,中、美两国因华工问题的外交交锋次数逐渐增多,囿于当时的国力,对华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华工问题成为清政府外交议题中的次要议题,让位于其他议程.如1877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时,李鸿章曾言,如果他和美国政府能够帮助中国迫使日本撤出琉球群岛,中国就会在移民问题上做出让步.

二、二战共有历史中的美国华人与中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由于中国在亚太战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抵抗,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在美华人的处境也逐渐改善.他们开始被美国民众视为一个忠诚可靠的盟友.迫于战时需要,美国各行业也逐渐对他们开放,他们投身到国防等工业中,加入美军,奔赴远东战场作战.二战的经历使美国华人置身于这段中、美两国民间和政府共有的历史之中.

1、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形象宣传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形象逐步改观.主流报刊舆论和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形象趋向正面,赞美之词时常见于报刊中.由于中国的抗战,中、美同盟的形成,华人的形象也高大起来,与日裔形象形成了突出的对比.1941年12月22日的《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教读者如何区分日裔和华裔.文章如此写道:“所有的日本人都是矮个子……中国人的表情多平静、和善和开朗,而日本人则独断、教条和傲慢.日本人在谈话时会迟疑不决、神经质,并在不恰当的场合高声大笑.日本人走路时僵硬的挺着身体,鞋掌的声音刺耳难听,而华人则步履轻盈舒展.”同时期在美国的电影宣传中,华人形象也高大起来,与二三十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备受欢迎的喜剧片《特雷和皮雷特一家》中,华人被描绘成受害者和乐于助人的英雄形象,而日本人则成了十足的恶棍.美国社会开始对华人在二战中的辛勤工作给予积极评价.海舰船厂的老板肯尼思·柏克德在写给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美国华工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对战时生产的重要性.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已经认识到华裔美国人是最棒的工人,他们技术娴熟、忠诚可靠……他们因肩负有中、美两国的双重使命而充满干劲.他们深知自己在造船时的每一下敲击,都是为他们的祖籍国和住在国的自由而敲击的.”华人由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黄祸”入侵者变成了此时美国境内忠诚的少数族裔.随着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形象的改观,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状况也逐步得到改善.但从根本上而言,美国民众在近一个世纪中形成的华人形象在骨子里难以在短期内祛除.

2、中美同盟中的华人抗战

华人在居住国的生活境遇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上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卷入到祖国的政治活动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又一次激发了他们的民族和爱国热忱.华人支援祖国抗战也正处于中、美两国共同面对法西斯侵略,维护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和良知的历史时期.

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华人社区积极加入到支援祖国抗战的大潮中,华人社区掀起了“一碗饭”运动,积极筹款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发起了抵制日货行动,并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华人社区中涌现的抗战日益强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政府向日本宣战.中、美两国结成紧密的同盟,华人公开表示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以实际的行动投身到这段历史之中.

美国参战后,华人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仅以纽约地区为例,百分之四十的华人成年男子都应征入伍,是该市族裔团体中比例最高的,这在美国社会中为华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五十个州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华人青年参军.在欧洲战场上,他们参加了第六、第三十二和第七十七步兵师的作战.另外在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中也有华人服役.据七十年代末的一项调查,百分之十八的华人参战者在战争中伤亡.他们直接上前线或在后方从事相关的军需和民用工业的生产,支援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为了解决战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6月签署了第八八零二号行政命令,规定合众国的一切公民,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防务企业或政府在召雇工人中不得由于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推行有所歧视的政策.华人也是该法令的受益者,华人大批涌入国防工业,在飞机厂、船厂、厂或各种军事基地工作,有的也进入一般民用行业.华人对投身抗战的,从纽约中国城餐馆的招工难可见一斑,纽约中国城的许多餐馆甚至因为招不到服务生而不得不停业.1943年,在旧金山湾区各船厂所雇佣的工人中,华人占到了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可见华人对支援抗战的.他们为中国的抗战提供物力、财力的支持,并成立了相关的抗日救国团体声援中国的抗战.1943年在纽约召开的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机关代表大会,就改善侨汇、统一名称、购买政府公债、华侨权益保护等议题进行了商议,并通过了旅美华侨捐款细则十七项.这促进了华侨捐款事项的改进.在美华侨积极为中国抗战捐款,据估计,在1937—1945年间,美国华侨的抗战捐款可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3、二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华人因素

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携手并进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共有历史,为美国华人处境的改善提供了历史机遇.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借华人在美国的处境,攻击排华法和美国的种族政策,为其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造势,为此不断对中国进行舆论宣传,以此分裂中、美同盟.日本电台不断向中国进行广播,称美国华人在各移民机构备受凌辱,不仅遭受非人待遇,还被扣押,投入天使岛拘禁审查,并称白人可以在中国自由来去,而中国人却迈不进美国的国门.为了巩固中、美两国的同盟,彰显两国同盟的牢固性,反击日本借华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破坏中、美同盟的舆论宣传.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废除排华法,经过国会辩论,罗斯福总统的推动,1943年12月,延续了六十余年的排华法终于寿终正寝,但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中国每年一百零五名的移民配额.可见,美国政府限制中国移民的初衷并未改变,他们骨子里信奉的还是白人至上的理念,二战中的经历只是增添了他们对在美华人及中国的同情而已,此种政策的出台完全是实用主义的结果.

作为美国的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华人既是此时中、美关系主动的参与者,也是被动的承受者.美国政府鼓励华人在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战时的机会使美国华人成为美、中关系中的活跃分子.例如,大批华人出任美国驻华军事和外交使团的联络官或是翻译.华人在美国社会积极宣传中国抗战,为中国的抗战捐款捐物,争取美国社会的支持,此种意义上,华人确是美、中关系的积极参与者.与此同时,对于影响华人处境深远的排华法,华人又是被动的承受者,美国政府迫于巩固中美同盟的需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才废止了排华法.华人对这一影响自身命运深远的法案的废止却参与甚少,只是由美国社会知名人士和政府推动加以废止,相比于十九世纪后期两国政府对华人在中、美关系中影响的漠视,此时华人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已经进入了政府高层的视线,中、美两国政府都予以引导善用.

三、共有历史中美国华人参与中美关系的启示

现今,中、美两国面临的议题不断交织,各种议题更深入的把两国政府和民众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威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延续与变革、两国商务、人文交流等,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生存和福祉,使两国面临着一部新的共有历史,也为在美华人参与中、美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

1、共有历史中华人形象叙事的影响因素

在中、美两国的交往中,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双面情结,即“爱—恨情结”:“聪明才智和迷信无知、强壮有力和软弱无力、不可改动的保守性和不可预测的极端性、达观的冷静和突发的狂热,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我们对中国人品质的看法中.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在同情和厌弃、在父母般的仁慈和恼怒、在喜爱和敌意、在热爱和近乎憎恶的敌视中游离.”美国人对中国存在的这种两极摇摆和矛盾的看法极易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美国政治和社会需要、社会大众心理感知和突发事件的左右.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主要集中于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学者、传记作家和外交人员对中国的叙事中,囿于时代的限制,当时中、美两国人民交流有限,美国社会大众只能通过赴美华工这一群体,通过与华人有限的接触,以文学作品、电影和舞台情景剧中传递的华人形象等途径来达到对华人及中国的想象.

在二十一世纪,对华人的叙事将会更多的由普通民众展开,先前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对华人形象渲染的导向作用将会有所减弱,公众感知层面的华人形象将日益重要,由于公众认知的多元化,对华人形象的认知也日渐多元.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群体,美国社会能否秉持一种客观、公正、理性的态度展开对华人的叙事,不仅能影响华人在美国的生存发展,也会影响他们参与中、美关系的深度.

2、从共有历史看美国华人参与中美关系的前景

在二十一世纪,中、美共有历史的交往主体由最初的华工扩大到中美两国人民所共有,由民间扩展到政府和民间的多层面.

现今美国华人人口中高知阶层人口不断增多,他们多数具有双语言、双文化优势,多是各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和高技术人才,他们以自身的学术或技术专长成立了相关的协会组织,使得他们能够对两国政府建言献策.中、美两国人文交流的深化,两国面临的共有历史议题的增多,为华人参与中、美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无怪乎有学者预言:“在二十一世纪里,包括华人在内的非双边伙伴关系,将能制止美、中两国间的矛盾冲突.”这种论断似有夸大华人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之嫌.在中美共有的历史中,美国华人参与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也不可忽视,每当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人.但无疑的是,两国共有议题的增多,共有历史领域的深化,华人无疑将会在中、美关系中扮演更重要和积极的角色,深化两国在共有议题上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民间交往.回顾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以及在美华人在此中经历的意义,将会深化美国民众和政府对美国华人和中国的认知,也会为在美华人参与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更开阔的前景.用徐国琦教授的话来说,“思考共同的过去和共有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创造更愉快的共同未来提供钥匙”,“通过更好地理解中、美共有的历史,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将愿意进一步创造未来共同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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