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到《论语》的明德慎罚观念,该文是论语相关论文如何写与明德慎罚和明德慎罚观念和《尚书》相关论文如何写.
论语论文参考文献：
“明德慎罚”是《尚书》中主要的治国理念之一,它直接被提出是在《尚书·康诰》中：“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在《尚书》中,不难发现,“明德慎罚”的观念在上古及三代的政治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明德慎罚”的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从《论语》中不难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深受“明德慎罚”观念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论语》中的相关言论,论述从《尚书》到《论语》对“明德慎罚”这一观念的变化和发展.
一、《尚书》中“明德慎罚”观念的表现
在《尚书》中,“明德慎罚”的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它随着上古及三代的历史而不断变化.直到周公“在探讨如何治国的问题时,便天才地提出了影响了我国数千年的两个根本大法——德治和法治”(钱宗武、杜纯梓：《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最终,在《尚书·康诰》中明确提出“明德慎罚”.
(一)上古及三代明德观念的发展
上古时期的统治者,如帝尧,能够做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到了舜时,也知道“惇德允元”(《尚书·尧典》)的重要性.意思是说尧舜都能明白“明德”的重要性.然而此时人们的认识有限,宗教观念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如禹的征伐都需要借助神意才能进行.此时的统治者是天在人间的代言人,也只有选拔出有德的人,才有资格向天帝报告.如尧选拔禅让对象时,就特别看重候选人的德.因此,舜才有资格“受终于文祖”“肆类于上帝”(《尚书·舜典》),成为天在人间的新一任代言人.
到了商朝统治者,他们能够认识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尚书·盘庚》).即广布德教,用德来维系民心,获得支持.此时“德不仅作为思想出现,更作为了一种范畴而出现”(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这个时候的德,与民联系在一起,不再是尧舜时单纯的对统治者的要求了.此时的德增添了与夏桀之德相对应的善德.即满足人民利益,收获民心.此外,商朝统治者祭奉的上帝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玄鸟的传说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商朝统治者认为,他们的德是天德直接赋予的,是继承了上帝即祖先的意志从而直接管理人间.因此,敬天德即敬君德,从而承认殷商统治者的合法性.
周朝的建立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夏商的历史经验.如《酒诰》中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另外《召诰》中也明确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些便是周初统治者认识到夏朝和殷商灭亡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天命会随着统治者的“德”而转移,夏桀、商纣的败德导致天命的转移.此时,德也不再是天生赋予统治者的,而是君王修德,从而去配天命.只有“敬德”才能够“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如周文王,能够“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尚书·康诰》).尤其是孔子推崇备至的周公,“开始把明德、敬德作为政治口号提了出来”(何发甦：《孔子与〈尚书〉》,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周公还告诫成王“王其疾敬德”(《尚书·召诰》).除此之外,这种德不仅仅针对天子,对于处在统治阶层的大臣来说,也强调德的重要性,如周公告诫康叔“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康诰》).这种君德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德,范围扩大到整个统治阶层.
(二)上古及三代由刑到罚的转变
在舜时,刑的种类繁多：“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唯刑之恤哉”(《尚书·舜典》).可见当时对刑的重视.除此之外,还能看出那时虽然重视刑,但是并不严酷,即使这样,在使用起来,也要小心翼翼.这说明尧舜时期,不仅看重刑,而且也注重慎刑.可以说,从治国层面看,此时刑和统治者的德是并重的.用刑来约束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
《商书》中虽不多见刑罚,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此时不注重刑罚的作用.相反,“商朝具有成套的暴力机器和精神统治的武器”(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到了商纣时,愈加严重和残酷,“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尚书·泰誓》),简直是残忍至极,以致“皇天震怒”(《尚书·泰誓》).商纣不仅不“慎刑”,反而滥刑,出现了“用乂雠敛,召敌雠不怠”(《尚书·微子》)的情况,即国君用杀戮和重刑横征暴敛,招致民怨.而“凡有罪辜,乃罔恒获”(《尚书·微子》),一些真正有罪的人,却不能受到惩罚,这样的结果最终使天命转移.
如果说夏商治国的手段主要是刑,那么周朝统治者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罚.刑是用刀割颈,一旦犯法,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而罚是指轻微的犯罪行为.在还未触及到重大的法律时,就以罚的形式,对其警醒和惩罚,从而避免了刑的使用.因此,周朝统治者重视罚的作用.即使罚,也不能乱罚滥罚,而应该慎罚.如：“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尚书·康诰》).即对于犯人的证词也要慎重审查.并且“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尚书·立政》),要十分谨慎地依法行事.此外,虽然周做“吕刑”,但是其目的仍旧“非讫于威,惟讫于富”(《尚书·吕刑》).从而为民谋利,“以成三德”(《尚书·吕刑》).用这些方法引导人民向善,从而维系国家稳定.最终才能够“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
(三)“明德慎罚”观念的提出
明德与慎罚的结合,在周公时才明确提出,在《周书》中,有大量的诰文阐发“明德慎罚”的思想.如他告诫康叔姬封要“敬明乃罚”(《尚书·康诰》),如此才能够“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尚书·康诰》).才能够使人民不犯上作乱,危害统治.从而形成了西周“明德慎罚”的统治观念,其根本在于保德保民,从而延续王命.
而在《康诰》中,周公更是道出了“明德慎罚”的具体方式,即“庸庸,祗祗,威威”,任用应该任用的人,尊敬应该尊敬的人即是“明德”,而“慎罚”则去镇压应该镇压的人,惩罚应该惩罚的人.那么哪些人才是应该去镇压和严惩的人呢？
从《尚书》中,大概可以总结出四种人是应该重罚的.首先,“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之人,对于这类不孝不恭不慈不友之人,就应该“刑兹无赦”,严惩不贷.其次,就是对于“不率大戛”,不遵循国家大法的官员,也应该按照国家法律杀掉.而在前一个朝代——商,对于这类官员,“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尚书·盘庚》).甚至连后代都会殃及,这也是《尚书》中出现的最严酷的惩罚了.再次,就是针对殷商遗民,如果“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尚书·多士》).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民众不能够敬事周国,服从命令,那么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从《尚书》中几篇誓文可以看出,在战场上的惩罚是特例,无论哪个朝代,战场上都不会“慎罚”,如果在战场上不听从命令,不完成使命,不奋力杀敌,则会“孥戮汝”,或者遭到大刑.
德,构成了施政的核心理念；而罚,则成为维系政权的必要手段.“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尚书·盘庚》).实际上,上古及三代时期既是“明德”又是“明罚”的.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控制人民.而所谓的“慎罚”、保民,“充其量不过是使百姓能够活下去,而不会超过这个限度”(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216页).孔子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继承“明德慎罚”的观念的同时,不仅要慎罚,甚至认为应该不存在罚.
二、《论语》对“明德慎罚”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生在动荡的春秋社会,西周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与思想遗产,对孔子的影响非常大.《尚书》作为已有的思想材料,孔子不仅从中了解到上古及三代时的政治观念,更通过“诠释尚书,形成了儒家所信奉的理想典范”(严正：《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一)《论语》对《尚书》中德的继承
孔子在阅读《尚书》中记录的历史故事和讲话时,无不对先代圣贤们流露出崇敬之情.有关孔子对尧、舜、禹、周公等先代圣贤的溢美之词,在《论语》中频繁出现.孔子从《尚书》中吸取到许多经验,这些都对他及其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谈到周朝的德时,孔子说：“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周朝之德是“至德”.他又说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又继承着周朝的礼乐遗产和思想观念,并且始终践行着周朝的政治理念.他渴望通过《尚书》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从而实现他心中文、武、周公时的政治环境,恢复礼乐制度.将“德治”推行于天下,从而改变春秋时期的纷争局面.
孔子不仅继承了“明德”的观念,并且发展了“明德”的思想.
(二)《论语》对《尚书》中德的发展
首先是根据《尚书》的德,将德具体化,具体到仁的核心观念上.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和礼,表现于内的则主要是仁的思想,礼也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特别突出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将仁具体地解释为五种德,以仁概括恭、宽、信、敏、惠等具体的德行,视仁作为德政的基础,并且对统治者做出要求,只要统治者掌握了这种仁,行为符合仁,德政便能实现.
其次,将《尚书》中的“明德”范围下移,使人人有德,从而形成了早期儒家的修养论思想.在《尚书》中,德主要是统治者或者统治阶层应该去“明”的,去拥有的.也只有这样才可以“配天命”.而在孔子这里,德不仅仅是统治者应该拥有的,作为普通大众也应该拥有这种德.他“扩大了德的使用范围,把统治者之德发展为人人之德”(邢广伟：《试论〈论语〉中“德”的思想》,华北电力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3月,第21页).孔子认为“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有道德的人是不会感到孤单的,必定有和他相同道德的人.而仁这种德也是很容易就能够得到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此外,《论语》还有大量关于君子以及修养方式的言论,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尚书》中德的观念下移到普通人民之中,下移到社会大众之中,从而使社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德治社会”,实现孔子心中的政治理想.
(三)《论语》对《尚书》中罚的继承和发展
在孔子那里,“明德”成了最主要的部分,而“慎罚”则相对来说变得不被重视了.在《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到“慎罚”,纵观整部《论语》,可以发现,只有两个例子孔子谈到了刑罚.一是“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二是孔子认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一则材料提到了要赦免小的过错,这继承了《尚书》中“慎罚”的观念.第二则材料谈到了刑罚的“中”,即刑罚要合适,也体现了“慎罚”.虽然孔子很少谈刑罚,但是孔子并非不重视刑罚,只不过在他看来,刑罚应该是从属于礼乐之后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礼乐才是刑罚的前提.孔子提倡的礼乐制度,特别是礼,就已经包含着刑罚的作用了.
在谈到治国的理念时,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应该主要用道德和礼来使人心归服,而不是使用刑罚.从这一点来说,孔子将《尚书》中的“慎罚”观念进一步淡化,突出礼的作用.礼是道德活动规律,是人应该为的,而刑罚则是一种管束,是强制性的礼.相比较而言,礼更具有生命力,这是因为礼更有人性,更有道德修养的导向作用.除非到万不得已时,才会用到罚,用到刑.然而,在孔子构想的人人有德的环境中,只需要人人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监督从而成贤至圣.只要人人都有德,那么“罚”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因此在《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刑罚.而更多地谈仁谈礼谈君子之道.在孔子那里,以仁这种德为核心,使人人修养自身的德,以礼作为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别说“慎罚”了,甚至连罚都不再成为社会的需要.毕竟在人人都是君子的社会,是不需要刑罚来加以惩治的.这样才能够达到孔子的“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
三、结论
从《尚书》到《论语》,对“明德慎罚”观念变化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孔子.孔子从《尚书》中吸取了众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对自己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启示.孔子在继承“明德慎罚”观念的同时,进一步将“明德”与“慎罚”分开而论,在两者关系中,孔子更注重德的一方面,将德进一步发展为“仁”的核心思想,并且将德的范围扩大,下移到普通人民群众之中,使人人都有德.而对于罚,孔子不仅淡化罚的作用,而且突出“礼”的约束作用.从而形成了孔子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孔子对“明德慎罚”的发展,构成了孔子政治论的核心部分,在其政治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孔子进一步突出仁、礼的观念和作用,也对其修养论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丰富了其人学思想.他对“明德慎罚”的继承与发展,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打破了德在春秋之前统治阶层的专属.在春秋时代,满足国民阶级的需要.此外,也正因为春秋时代的动乱,孔子才渴望用“仁”和“礼”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恢复先代的稳定繁荣,从而结束混乱的局面.此外,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这种思想对后代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上熠熠生辉.孟子继承了孔子“以德治国”的观念和仁、礼的核心思想,进而提出“仁政”.将孔子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的便是宋明理学家们.不仅如此,随着儒家思想的独尊,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德的修养,重视民众之德,除此之外,更加注重礼对民众的约束.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刑罚也是历代帝王所看重的治国手段之一,然而由于孔子对刑罚的淡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模式下,外儒内法的独特形式.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
该文总结，此文是适合明德慎罚和明德慎罚观念和《尚书》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论语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论语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论语》中的和谐思想与对产品设计
摘要论语为儒家思想的扛鼎之作,通过对论语中和谐思想进行分析归纳,可得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方面的的和谐 论语中体现出的和谐与当代产品设计中人—产品—环境系统各因素之间协.
爱在风中快乐多读《风语拾零》有感
当一本厚厚的散文集风语拾零打印清样放上我的案头,我无法相信这会是殷铁山的作品集 细数方知,这本集子收录了90篇文章,足有近20万字,这对于一个加入嘉鱼县作家协会仅三年多的基层业余作家而言,着实不易 殷.
基于MOOC下《意大利语语音》课程的混合式教学
一、我国高校音乐专业意大利语语音课堂教学背景与现状音乐艺术中的美声演唱（BelCanto）诞生于意大利,其语音的特点为清晰流畅、音序均匀且有节奏、圆润而浑厚 意大利语由拉丁语演变而来,属于拼读文字,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