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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至1935年期间,在领导层,曾经有过四次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三人团”.大家对博古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致使红军和苏区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博古所把持的“三人团”的情况比较了解,而对另外三次“三人团”的情况知之不多.现将历史上四次“三人团”的情况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王明派出的“三人团”
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窃取了*总书记的职务,抛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打着“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幌子,一味强调“进攻路线”,把反对冒险主义一概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突击提拔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接二连三地派出“代表”“代表团”到各根据地去,并利用组织手段全面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1年4月初,派出了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苏区,人称“三人团”,成为王明路线进到苏区的先遣队.他们以四中全会代表团的资格,在4月17日召开的苏区局扩大会议（史称“赣南会议”）上,全盘否定抵制和战胜“立三路线”全部斗争过程的历史事实,把苏区说得一无是处；坚持退出苏区到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荒谬主张.
项英是为贯彻六届三中全会到苏区的,后在1931年1月成立的苏区局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前由其*.项英开始受到“三人团”的排斥,但很快站到了“三人团”一边.他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搬出斯大林说过的“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声称王明的“三月来信”指示“遇到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等等.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把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实践经验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农村工作犯了“富农路线”错误,根据地建设“右倾保守”.军事问题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要取消红军内部党的各级组织.后在第四次反“围剿”当中,形成了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任苏区局书记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和在苏区后方*局书记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四人的苏区局这样两种领导状况.
当是否攻打敌军设防坚固的赣南地区的南城时,认为南城城高坚固,很难攻克,主张去闽赣边界地区开辟新区.周恩来从当前敌情和红军的前途出发,致电苏区局,称从当前敌情看,攻城无把握会造成不利局面.苏区局大为恼火,蛮横断言：“这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端危险的布置.局决定暂缓行动,立即召开局会议.”这样,1932年10月3日,在赣南的宁都县小源村召开了苏区局扩大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开展了“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要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最残酷的斗争”,指责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提出的“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的“右”倾主要危险.不同意临时推行的“进攻路线”,坚持积极的防御路线,几乎遭到所有与会者的指责.特别是任弼时和项英的批评指责最为尖刻,并坚持撤掉担任还不到两个月的红一方面政委的职务,还批评周恩来贯彻进攻路线不力.“三人团”给苏区反“围剿”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和困难.
博古把持的“三人团”
因在上海的处境日益恶化,临时于1933年1月17日迁往苏区.临时负责人博古一到苏区,立即把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抓到手里.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无情打击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矛头直接指向.
1933年9月集中百万重兵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博古撤离上海前,认识了在苏参谋部工作临时派到中国给为共产国际服务而被捕的牛兰夫妇送活动经费的李德.为此,博古向共产国际申请把李德留下,到苏区工作.此后,共产国际以李德“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身份同意了博古的要求.然而在苏区的欢迎会上,博古把李德吹捧成“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共产国际派驻我党的军事顾问”,指望李德帮助他打赢这场战争.
由于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腹地.在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并向共产国际请示后同意撤离.为了准备红军的战略转移,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博古政治上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工作的实行.
10月10日红军战略转移开始后,接连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在调动之际,组织力量,寻歼国民党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但博古、李德等人拒绝的建议,消极避战.11月7日中革军委获悉敌人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博古仍迟迟不下迅速渡江的决心,直到25日才下令渡江.但是,敌军从容布设了第四道封锁线.担任掩护全军渡江任务的红一、三、五军团,不得不与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经过5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红军已损失过半,连同沿途的减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特别是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的第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
三人形成的队“三人团”
红军长征初期,耐心地做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成员的思想说服工作,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重大损失的原因,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逐渐接受了的正确主张.
此后在关系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通道、黎平和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上,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张闻天、王稼祥都积极支持的建议,逐渐在事实上形成了、王稼祥、张闻天队“三人团”.
1934年12月初,红军占领湘南通道县城,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问题.湘江之战的失败,使博古、李德垂头丧气,指挥红军的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的肩上.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下,被剥夺了党政军的一切领导职务.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推动下,破例参加了这次会议.指出红军已失去前往湘西的先机,力主红军放弃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史称“通道转兵”.王稼祥和张闻天支持的主张,周恩来和朱德也都同意的意见.
通道转兵成为红军战略转变的起点.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8日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对红军的行动路线展开讨论.通道会议后,有了军事话语权,重新参加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同意的主张,确立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成为红军战略转变的关键.黎平会议后,红军挥戈西进,连战连捷,赢得主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部署,击溃了黔军的围攻.
1935年1月1日红军攻占了贵州乌江南岸县的猴场镇,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界地区以遵义为中心建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和大多数与会者同意赞成,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的《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从组织上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1月2日起,在、周恩来的率领下,红军经过5天的浴血奋战,全线突破国民党军队200余里的乌江防线,1月7日占领遵义城.此时,王稼祥向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增选为常委,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并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协助者,取消博古把持的“三人团”,肯定了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的战争规律和战术原则.
周恩来组建新的“三人团”
遵义战役结束后,红军指挥员们积极寻找战机,想再打几个胜仗,彻底改变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3月10日张闻天在遵义西南约几十里的鸭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战役的建议,绝大多数同志主张打,只有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能上要川、滇、黔军与红军决战的当,不主张硬啃,损失了部队不值得.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3月4日刚刚担任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打,并免去了这一新任的职务.当晚,仍然对此战后果担忧,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经过细致的分析,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召集政治局的同志开会讨论,和周恩来说服了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后得知,黔军一个旅、滇军三个旅,另外川军和国民党的部队正在往打鼓新场集结,从而避免了一场拼消耗的硬仗,也赢得机动作战的主动权.
通过这件事得出一条教训,对周恩来说：“指挥战争之事,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通过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作战方针,不能适应战场瞬息变化的情况,建议成立精干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说：“好啊,我向张闻天建议,你看人选？”说：“你、我,加一个王稼祥.你当团长比我合适.同时,定一条原则,非战略性大事,一律由我们三人决断.”3月12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根据的建议,讨论组建新的“三人团”问题.讨论中,周恩来提出新的三人团是否请同志负责,说：“遵义会议上,不是明确军事问题最后由你拍板,当仁不让嘛,这一角色还是由你扮演恰当.”张闻天也附和着说：“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就由恩来负责吧.”周恩来说：“既然大家信赖我负这个责,今后多找和稼祥商量,尽量避免出差错.”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稼祥和组成新的“三人团”,临机决断,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任团长,在红军的主导地位从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巩固.
5月15日政治局在川南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施机动作战战略的经验,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要求撤换、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战略的错误,从而统一了领导层和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思想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会理会议应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巩固了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此后,率领红军于6月18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且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最大困难,继续北上.9月12日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并成立了、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负责支队的军事行动.、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
（摘自《钟山风雨》王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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